中國本土豬品種一共有90種，被列入國家級保護品種的數量則有42種，但卻已有橫涇豬、虹橋豬、潘郎豬、雅陽豬、北港豬、福州黑豬、平潭黑豬、河西豬等八個豬種滅絕，瀕危種數24、瀕臨滅絕種數5，前景十分不樂觀。
中國馴化家豬的歷史非常久遠，新石器時代的先民即開始畜養豬只。目前發現最早的中國家豬遺骨，是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陽縣、距今約九千年前的賈湖遺址，而其他地區也分別獨立馴化各地野豬成家豬，因此中國家豬的出現就宛如中國文明一樣，是滿天星斗式的多元起源。而待古人馴化豬只的技術愈來愈純熟時，養豬業也隨之日愈發達。
例如《詩經‧公劉》提及“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描述的正是周人豢養家豬的情景。還有“豮”這個字，代表的就是閹割過的豬，此字的出現象征古人已能利用閹豬的生長率快、長肉多的特性擴大產能。《易經》中還有卦名曰“豮矢之牙，吉”，正是形容閹豬的性情溫和，不會如正常公豬般撕咬爭斗，因此為吉。這顯示，養豬業的興盛不僅滿足了古人的口腹，也滋養著文學與思想的進展，成為先賢們寓以深意的對象。
到了北魏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就記載更多養豬的竅門。比方不宜將豬母與豬崽圈養在同一處，因為“子母同圈，喜相聚不食，則死傷”；還有豬只飼養環境也得講究：“圈不厭小，圈小則肥疾；處不厭穢，泥污得避暑。亦須小廠，以避雨雪”，這對今日某些想節省成本、拚命讓豬只擠在狹仄字段中的養豬戶來說，仍不失為重要的飼養參考。
中國養豬業在1949年后受益于科技、醫藥的進展與官方鼓勵，有了遠邁于前代的成長，尤其在毛澤東于1959年得知河北王謙寺人民公社（今河北省衡水市景縣王謙寺鎮）通過養豬解決了貧困問題后，便給內部發表了《關于發展養豬業的一封信》，號召“除少數禁豬的少數民族以外，全國都應當仿照河北省吳橋縣王謙寺人民公社的方法辦理……全國都應大辦而特辦。要把此事看得同糧食同等重要”，使得養豬業一時之間達到高峰。
不過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養豬業雖然仍很旺盛，但與具有先進育種和飼育技術的歐美國家相比，劣勢便很明顯。根據統計，1980年代中期時，中國家豬的出欄率僅有77.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每頭存欄豬的產肉量才54公斤，飼料轉化率3.5以上，瘦肉率55％，與先進養豬國家難以競爭，既難滿足日益增長的國內市場需求，亦無出口優勢。
由于外來豬種瘦肉比例高、出欄速度更快，需要耗費更多飼料與時間養成的本土豬種遂逐漸遭市場淘汰，導致許多昔日常見的古老品系竟走向瀕危境地，如在1970年代種豬數量高達七萬多頭的四川雅南豬，如今居然只剩二百余頭，比大熊貓數量更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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