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杏林春園什麼意思的簡單介紹

馮玉榮

生活在明代嘉萬年間的新安祁門醫家徐春甫曾在《花藥園記》里寫到，士大夫家植花卉時，雜植藥品，倉卒可以救人，如葵花可以催生止痢，菊花可以明目清心，罌粟可以止瀉寧嗽，芙蓉可以消毒潰堅。所植花藥，既可以清玩，亦可以捐疴，濟人利物，惠而不費。明代江南士紳及富商置設園林，賞花雅集，蔚然成風。所置花木，不惟梅蘭，還常雜植藥品，兼及日常用藥之需。不少醫者亦多有雅致，也栽植花藥，或專營藥園。

徐春甫還專門繪有《花藥園圖》一幅：

徐春甫 《花藥園圖》

圖中有雜樹涼亭，亭外花卉雜陳。與一般園林圖所不同的是，園中的書僮被繪為背藥簍的藥僮形象，醫者則被強調在行醫之外，對于林下之樂也不曾稍忘。臥榻、幾案陳列有筆、墨、紙、硯，兼以茶具、香爐等生活用品點綴其中。與以往跣腳垢面、赴深山采藥的鈴醫形象不同，亭中主人臥游于幾榻，童子采藥歸來，無需遠足，庭中即可。圖中所傳達的是臥榻憑軒，花竹掩映，清雅怡人的幽居意境。

不過翻檢徐春甫著作及相關史料，未見其營建花藥園的具體情形。此園是否真實存在，猶須存疑。但是繪圖為景的方式，與明代文集中的繪圖紀盛的習慣相合。明代中期之后，園林圖繪逐漸盛行，重視文人風雅的江南吳派畫家，流傳了許多值得注意的畫跡。明代文集中，直接題寫或題跋園林圖畫的詩文作品超過百部以上。《花藥園記》圖文并茂，構造出一片理想化的花藥園。無論其所繪真實與否，表達書寫者對花藥園生活空間的欽慕。“藥園”是醫者達到于日常中培養閑情逸致的方式，心境轉化的憑藉。醫者對花藥草本的種植、清賞，將其雅化、美化，正意味著與品茗、靜思等生活情趣一樣，皆在于此中營造出的美感氛圍。花藥園消解了醫者拘泥日常醫療的束縛，使其能在花木中徜徉，因想象之馳騁，舉目所及，皆可陶然自醉，醫者的精神生活自給自足而不假外求，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尋找靜謐清雅之處，悠然自適之情油然而生。雖然醫者未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山水之中，正因舉目皆妙，才能忙里偷閑，“心遠地自偏”。醫者雖被視為方技之列，然而因內心富足，樂園則處處皆是，亦不讓于儒者。

一、花藥園：上符性命之理，下從耳目之玩

草木花藥，本出自然，其外觀藥性，經由歷代的擇選發現，逐步明晰。或載之詩文，或記于醫書。至于花藥成園，早期的文獻并不多見。范曄《樂游應詔詩》中寫道“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樂游苑在建康（今南京）覆舟山南，晉為藥圃，南朝宋時加以整修，改為樂游苑，此詩為范曄游樂苑奉詔命而作。到隋唐后，皇室中設立藥園的記載漸增。隋朝皇室專設藥園，太常寺統太醫署令、丞，專設藥園師一職。唐承隋制，在長安擇良田三頃置藥園，設藥園師以時種蒔、收采諸藥。選取庶人十六以上、二十以下充藥園生，業成后，補藥園師。宋代皇室亦設藥園師，此類藥園不是單純種植花藥，而是實用藥材，主要是滿足皇室之用藥，避免市廛之藥的真偽難辨。

從隋唐詩文中所見，藥園營植不限于皇室，達官顯貴也漸流行植藥為園、賞花賦詩了。“春園芳已遍，綠蔓雜紅英。獨有深山客，時來辨藥名”，所寫正為斯情斯景。花藥混植，有藥有花，與皇室藥園重在實用相比，官宦之家所設似多偏于賞玩。

現存文獻中描述較為詳致的花藥園當為崇文館李校書的花藥園，在寢門之外，環岸種藥。觀其景，“縹眇霞錯，蔥籠煙布；密葉層暎，虛根不搖；珠點夕露，金燃曉光；而后花發五色，色帶深淺，藂生一香，香有近遠，色若錦繡，酷如芝蘭，動皆襲人，靜則奪目”；得其用，“至若上苗可食，下體兼采；子入菰飯，華雜蒲葅。既甘平而性寒，又辛溫而執熱；癖除而不為去傳，風愈而安知”；游其間，“風生白蘋，日映丹浦，披搖靃霏，則花飛鏡中”，“上符性命之理，下從耳目之玩”。既得美景，又可實用，生活其間，修身養性，自得其樂。其敘述中既可見到極豐富的花藥物性知識，也體現出一種陶醉自然、脫離俗世的審美意境。

官家藥園多規模宏大，品類繁多，更與宮室之美、園林之勝相應。文人雅士自植藥園，則不求大觀，只求讀書賞花之樂，貴在閑適自得。南宋鐘璇不溺于名利，放浪漁釣間，筑室梅里，所居多蒔香草，自號藥圃，隱居閉戶者二十年。參知政事范成大等嘗薦之于朝，不報，卒年五十二。有藥園藁山中錄，續孔白帖，秦漢以來鐘鼎奇字藏于家。時人讀書修身養性之所，也常常“幾案圖書花藥”相陳列，為“幽人逸士之居者”。迨至元末，藥園仍然是山人雅致之表征，“東膠山人不出村，南州高士之裔孫。十年曾作螻蟻夢，四壁祇有莓苔痕。松分女蘿補茅屋，磵引乳泉澆藥園。別來幾度屋梁月，顏色宛然清且溫”。此外，藥園也為道士修煉，延年益壽之所。泰山藥園在岳東南，世傳有修真之土，種藥于此。藥園品賞與日常生活相聯結，也體現出藥園主人的性格志趣。

文人高士之中，種藥最為知名的，莫過于南宋大儒謝伋。謝伋之父謝克家在紹興年間曾為參知政事。紹興八年（1138），秦檜復相之后，謝伋辭官隱居浙江臺州黃巖。俸入至薄，“居不敢近州縣，食不敢飽梁肉”，于是在窮僻處辟地為園，“以為草木諸菓物皆藥也，總而名之曰藥園”。謝伋顯然精通花品藥理，稱為藥學家亦不為過。其園中植有芝、術、黃精、薏苡等藥材。藥園為其會友唱和提供了一方天地，他仿廬山慧遠等結白蓮社的模式，與曾惇等士人唱和，“紅藥高吟須小謝，白蓮勝社得遺民”。園不在大，鴻儒往來，名動士林。朱熹年青時曾專為謝伋藥園題詩二首，一曰：“謝公種藥地，窈窕青山阿。青山固不群，花藥亦婆娑。一掇召沖氣，三掇散沉疴。先生澹無事，端居味天和。老木百年姿，對立方嵯峨。持此供日夕，不樂復如何？”二曰：“小儒忝師訓，迷謬失其方；一為狂瘖病，望道空茫茫。頗聞東山園，芝朮緣高岡；瘖聾百不治，效在一探囊。再拜藥園翁，何以起膏肓？”謝伋為程門四先生之一，上蔡學派謝良佐的從孫，朱熹之父朱松也曾得到謝伋父親謝克家的薦舉。謝伋種藥自養，澹泊端居，遠離官場，但其品性學問，仍遠播士林。朱熹在拜見謝伋之后，自覺心中迷謬得方，瘖聾得治。在朱熹追求學問的道路上，謝伋的處世之道，顯然對他大有影響。朱熹自稱小儒受訓，對藥園翁的感佩之情，溢于言表。

至明朝，江南經濟繁庶，達官顯貴、富商大賈、文人墨客競相造園，“故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營治一園”。水網密集，物產繁茂，優渥的自然條件適宜植物花卉的生長，可供園林選擇的物種繁多。士大夫“不置田園，置花園”，才有隙地，便種花竹，別營一院，樓臺花木，營植園林，已成為士大夫的一種審美潮流和生活情趣。長洲王穉登（1535-1612）在《寄暢園記》品園林之景，稱園之勝“最在泉，其次石，次竹木花藥果蔬，又次堂榭樓臺池籞”。泉石樓臺勝在空間的營造，而園林的鮮活靈動，則在花木果蔬，花藥也是園林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太倉王世貞（1526-1590）政壇失意后，晚年近二十多年時間在弇山園中度過，弇山園成為其隱居怡情之所。所著《弇山園記》載竹木卉草香藥之類，不可以勾股計，弇山園宜花、宜月、宜雪、宜雨、宜風、宜暑，隱居其中，勿需遠游，可欣賞四季之景。蘇州文震孟（1574-1636）曾得袁氏醉穎堂，特意改名為藥圃，后被姜埰于順治年間購得，并作《頤圃記》，“地僻柴門靜，天寒樹色遲，藥欄添處處，岸柳插枝枝”。此園后更名為藝圃，至今留存。

園林品賞成為一種明顯的社會風尚，發展成一種獨具特色的文雅生活形態，演化成為一種特別的社會文化現象。花木果蔬，既是營造園林空間的元素，也是欣賞吟唱的對象。花藥為園，雖不是主流，無論雜植還是專營，都體現出獨特的生活意境。

二、清玩與捐疴

就現存文獻觀察，明代以前，藥園多為皇室、士紳及文士所設，花藥園雖具藥用價值，但猶如花園、園林之別類，工于精巧，講究雅趣。明代江南醫者多向儒，在生活及審美上講究醫道與儒風的融會。醫者種植藥園的記載，漸散見于詩文之中，而營植者之身份，也可窺見解析。

明代太醫院醫官多出江南，尤其是明初朱震亨的弟子金華戴思恭事明太祖接掌太醫院，其再傳弟子吳江盛寅受寵任于太宗、宣宗，江南宮廷醫者盛極一世。顧颙為宣德年間太醫，退仕后，如一般鄉紳無異，在家構園，怡養天年。所構建的南園草堂，在和嘉橋西。園中雜植蔬菜藥品，春花爛熳，秋實離離。如謝靈運之廬園，置身于南園，既與市喧相遠，可療塵俗之病，又可執袵采藥，與賢士笑談其間。所不同的是，顧颙還貯藥草堂，濟貧病，喣饑羸，刻醫方，修醫書，惠濟民眾。明代朝廷對醫學救濟和教育的日益漠視，由民間主持的醫藥救助事業逐漸彌補了這個缺陷，醫藥上的危機，特別是日益頻繁的瘟疫，常由鄉賢作為慈善家，為了家鄉的利益而工作。顧颙作為退仕太醫，應當是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構園，發揮其醫者特長，貯藥草堂，救饑貧寒。時人為其所作園記中特意強調顧颙儒雅的風范，為人颕悟卓越，獵經史，彈琴寫竹，有聲于縉紳間。其志向不只是廬園養痾，更是有范仲淹之志，希望“以身之憂樂推于人”。

相似醫者藥園屢有記載。在黃仲昭（1435-1508）《題馮醫士藥園幽趣卷和陸修撰鼎儀先生韻》中，描述了馮醫士藥園的景致：“數畝幽居深復深，逶迤一徑入云林。開園特傍青山麓，引水遙從碧澗潯。市遠不聞來俗駕，心閑寧復夢朝簪。籬邊帶雨朝移菊，壟上鋤云晚種芩。舊植杏林多結子，新培橘樹漸成陰。清香繞舍微風動，翠影翻階霽月臨。功效似能回造化，刀圭亦足已呻吟。但令枯槁陽春轉，肯受尋常世利侵。醫國不殊秦緩手，濟時還契葛洪心。笑予俗病幾成癖，欲借仙源一洗襟。”藥園不僅有清新自然的景色，還有造化濟時的功效。《嘉善縣志》所載藥圃，在嘉善城南，為明袁仁家居八景之一。袁仁精于醫，園中植藥草三十余種，有“無窮活人意，帶月自耕犁”之句。袁氏藥園風景獨特，亦引高朋滿座。晨夕，則與良朋勝友聚會其中，賦詩唱和，“客至則對酒賦詩，評花詠月，陶然有忘世之趣。”袁氏藥圃既具園林之勝，又有藥香飄逸，文人雅士聚集，唱和其間。若結合袁氏棄儒行醫的家族史，或正是其后輩所求的復興盛況。袁氏元末時尚家資饒富，“靖難之變”時受牽連而被抄家，袁順及之后的幾代人都被禁止參加科舉考試，為了生存，袁家的子孫選擇了行醫，醫雖為“賤業”，但“可以藏身，可以晦名，可以濟人，可以養親”。所謂“擇術于諸藝中，惟醫近仁，習之可以資生而養家，可以施惠而濟眾”。袁氏家族不得已由儒入醫，謀身安命，沿傳四代。至袁黃之時，終于改命成功，重歸仕途。袁黃之后，后人基本上棄醫歸儒，不復有習醫者。袁氏以富厚之家資，建園林，種藥圃，會佳友，生活意態多有超逸于現實之意味。通過這種帶有精英性的賞玩文化，使得袁氏與一般醫者相區隔，維系了其文化家族的身份品位。

文中開篇提及的徐春甫對于花藥園的設計和臆想，則充分體現了儒醫在營植花藥園上的雅致品味和文化思考。《花藥園記》收于徐春甫編纂的《古今醫統大全》之中，此書受到名公巨卿的推崇，“會百家之異同，接軒岐之正脈，雖謂此書之外無醫可也。昔仲尼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若徐君亦可謂集醫家之大成矣”。徐春甫幼習儒、攻舉子業。二十歲左右，拜邑里名醫汪宦學醫。嘉靖三十七年（1559）入“太醫之官”，始任太醫院吏目。這期間陸續編纂《古今醫統大全》，同時編集《醫學捷徑六書》，又成立“一體堂宅仁醫會”。《古今醫統大全》是一部集醫經、方藥、本草、科普知識于一體的大型綜合性醫學全書。全書100卷，其中《通用諸方》記載了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一些經方、驗方以及生活常識，《花藥園記》則精選介紹了30多種易栽易種的常用家用日常花草植物：紫蘇、萱花、玉簪花、葵花、菊花、芙蓉花、罌粟花、百合花、百部、草決明、小茴香、川芎、蘄艾、澤蘭葉、虎掌草、慎火草、地膚草、蓮花、千瓣石榴花、紫威花、雞冠花、石菖蒲、蕓草、枸杞、白扁豆、黃精、商陸、地黃、生姜、薯蕷、牛膝。這些花類植物既具觀賞價值又有藥用價值，融庭院經濟與養生保健于一體，獨具特色。千瓣石榴花“家庭種植，最宜供玩，有明目之祥，五月五日戴之，一歲無暗目之病”，“其花瓣塞鼻中止衂”；萱花“以其根磨醋服，立止心痛，嫩葉可作菜食，利胸膈，消痞悶”；玉簪花“其根搗汁，吞入喉，治骨哽”；芙蓉花“其葉鮮搗，敷金瘡腫毒，即時消散”；罌粟花“栗子或殼作散，或入湯用，止久瀉久嗽，其效如神”；慎火草“將莖葉爛搗，敷火丹、赤游、火疹極效”；川芎“葉名蘼蕪，清香可愛。”《花藥園記》還列舉了與日用生活密切相關的功用，如：百部“取其汁浣衣，自然潔白，勝用皂角堿水之類，仍不生虱子為佳”；澤蘭葉“頭發熾結，有此草可解”；地膚草“霜后葉調，枝梗可為掃帚”；蕓草“古人用以收書，不生蠹魚”等等。《花藥園記》不僅描述了徐春甫對花藥園的設計，還是簡明得要的花藥種植、制作及使用指南。

一般人家，房前屋后，植藥種花，可為點綴。但如藥園營建，耗費巨大，非一般平常人家可設。如具規模，藥園產出也可入市，才具有較好的經濟價值。《紅樓夢》大觀園里，所植佳木藤蘿、奇花異草，種類繁多。但是所費不貲，“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兩年再一回省親，只怕就精窮了”。而花園雜植藥品，則能稍減輕花園經營之費用。《紅樓夢》第56回，李紈忙笑道：“蘅蕪苑里更利害，如今香料鋪，并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二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寶相、金銀藤：單這沒要緊的草花，干了賣到茶葉鋪、藥鋪去，也值幾個錢。”薛寶釵自幼服用的“冷香丸”由白牡丹、白荷、白芙蓉、白梅等四種名花之蕊合成。不過即使賈府也很難支撐大觀園的經營。余英時曾指出曹雪芹在紅樓夢里創造了兩個鮮明對比的世界，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即大觀園的世界和大觀園以外的世界。柯律格認為園林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它沒有被限定于單一領域，它們不僅是昂貴的不動產，也是具有建筑學和美學意義的人工產品。徐春圃所繪花藥園圖，恰好表達了一位儒醫交融著理想與現實的想像圖景。

三、物性與花品

花藥為園，種藥品花，是文人雅趣的擴展，也是醫者自適的園地。但文人品賞與醫者鑒析，既有相關，又有不同。

歷來文人詩文，花開花落，是歷久彌新的主題。明清文士賞花，多重其花開百樣的顏色，錯落有致的景觀，由景入眼入心，入畫入詩。文震亨的《長物志》，分室廬、花木、水石、禽魚、書畫、幾榻、器具、位置、衣飾、舟車、蔬果、香茗十二類。文震亨為文征明（1470-1559）的曾孫，文家世代為造園高手，文征明曾參與設計拙政園、紫芝園。文震亨也曾為自己建造藥圃香草垞，其《花木》篇當是其園居生活體驗與造園實踐的經驗之談。《長物志》所載“于世為閑事，于身為長物”，即生活日用中的非必需品，不是為了滿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而是借此表達別具一格的雅趣。“吳中菊盛時，好事家必取數百本，五色相間，高下次列，以供賞玩，此以夸富貴容則可。若真能賞花者，必覓異種，用古盆盎植一枝兩枝，莖挺而秀，葉密而肥，至花發時，置幾榻間，坐臥把玩，乃為得花之性情。”日常之花木，無不充滿了審美的情趣。花木之賞，與文人的器物閑玩相映成趣。晚明時期，賞玩花木清玩的小品文大量涌現，除《長物志》外，還有高濂《遵生八箋》、屠隆（1543-1605）《考槃余事》、袁宏道（1568-1610）《瓶史》等等。

文征明《槐雨亭》

文人賞花，慣以雅、俗區分。張翊在《花經》中對71種花木加以劃分等級，從“一品九命”至“九品一命”，共九品九命。九品九命之說將花與世俗的功名相比照，花如人，亦分三六九等。明人高濂著《遵生八箋》則將花分為三品，其說與之相似。上乘高品，若幽蘭、建蘭、蕙蘭、朱蘭、白山丹、黃山丹、剪秋羅等三十余種，“色態幽閑，豐標雅淡，可堪盆架高齋，日共琴書清賞者也”。中乘妙品，若百合花、五色戎葵、白雞冠、矮雞冠、灑金鳳仙花、四面蓮、迎春花、金雀、素馨、山礬、紅山丹、白花蓀等近八十種，“香色間繁，豐采各半。要皆欄檻春風，共逞四時妝點者也”。下乘具品，如金絲桃、鼓子花、秋牡丹、纏枝牡丹、四季小白花等三十余種，“鉛華粗具，姿度未閑，置之籬落池頭，可填花林疏缺者也”。花品劃分，主要是根據顏色、物性與喜好，是極為主觀的判斷。即使同一種花，依據其顏色、形狀，不同類型也位列不同品級。各種藥花列入下乘具品，所評不高。

文士賞花，更重觀感，醫者植花藥，更為關注其物性本身。徐春甫《花藥園記》中談及，白扁豆“清明前取水浸豆，將發芽下土種之，白者良。煮食止瀉理胃，花煎湯服，解宿酲”；百合花“春取根，大者擘瓣，五寸地一科種之。先掘深五六寸，著雞糞一層，次加土，然后以瓣安土上，蓋之。二三月鋤之，灌清糞，逾二年如盞大，煮熟食之，補人”。還專門提出了種菊花的六要：一要向陽；二要高其畦，寬其溝；三要治其苗，用小竹扦立其傍，以草寬縛之，其莖不曲；四要培乾土于久雨，防爛其根；五要削傍枝以植正幹；六要朝灌清水以灌其根，而后用糞澆培以厚本。

《花藥園記》所載藥花，也部分收錄于《長物志》及《高子草花三品》，但大多難列于上品，甚至有些藥品的種植在風雅之士視為惡俗。《長物志》論及“豆棚菜圃山家風味，固自不惡，然必辟隙地數頃，別為一區。若扵庭除種植，便非韻事，更有石磉木柱架縛精整者，愈入惡道。”《長物志》對于種菊，也提出六要二防之法：謂胎養、土宜、扶植、雨旸、修葺、灌溉，防蟲、及雀作窠時,必來摘葉。但又稱此等種植之事，“皆園丁所宜知，又非吾輩事也”。花開百色，物各有用，文士與醫者記述各有側重。

正統士人對其他階層的附庸風雅之舉不以為然。松江士人范濂曾抨擊世風：“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裝鋪，庭蓄盆魚雜卉，內列細棹拂塵，號稱書房，竟不知皂快所讀何書也?” 柯律格曾論及：“由物來表達社會區隔，在不同層次的士紳精英中最為嚴重，因為他們強調要與可能最相近的威脅保持距離的需求最為迫切。”巫仁恕指出晚明以來大量出現的園林建筑，其實是一種社會風尚下的產物，為的是夸示身分、炫耀財富與成就。從《園林記》及有關園林文本的書寫可以看到，通過園林所舉行的文藝活動，或者園林裝飾、收藏與展示，企圖構建他們理想的“文人化園林”。然而對于向慕摹仿者而言，實際上寄托著其內心對于文化和社會身份的期待。明中期以來，相隨于科舉上升的困難，社會上多有積滯于基層的士人，他們以儒入醫，但向慕儒者之風雅。在醫者畫像中，“其貌清癯，心存仁術，志好儒書”已成為其時醫者推崇的理想形象。《花藥園記》對于醫者臥游花藥園的想象，實際上傳達了醫者對于精致優雅、藝術化日常生活方式的向往。

不過明代中后期，日用書籍的大量出版，對各類知識的歸類整理，也促進了鑒賞文化與藥用知識的合流，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所載花譜，兼具種植、制用、療冶、典故、麗藻，期“與同志者共焉，相與怡情，相與育物，相與阜財用而厚民生。即不敢謂調二氣，冶萬有，其于天地之大生廣生，未必無小補。”。嘉興王路所撰《花史左編》分列花之品、花之寄、花之名、花之辨、花之候、花之瑞、花之妖、花之宜、花之情、花之味、花之榮、花之辱、花之忌、花之運、花之夢、花之事、花之人、花之證、花之妒、花之兀、花之藥、花之毒、花之似、花之變、花之友、花之塵、花之器。在知識博覽風氣之下，對于花卉的探討，也兼及物性與品性。

醫者積極參與花藥的賞玩，試圖分享文人文化，尤其是以儒入醫者，更藉此以寄托身心。文人以品第以別雅俗，以區隔其他階層，然而花藥園也為士人提供賞玩之場所。花與藥，儒與醫，花藥園的營建與品賞也體現出儒與醫之間微妙的關系。

結語

明代伴隨江南園林之盛與造園學的興起，花卉生產技術、花卉市場得到很大的提升，花卉種植成為重要產業。士大夫及富豪對花卉的品賞與追求興致達于空前，節序賞花、花會雅集，成為江南上層階層的重要休閑活動。此種風氣亦蔓延于醫者群體，有醫者不僅種植花藥，營設藥園，也聚友雅集，繪圖紀盛。

花藥園以藥為花，又以花入藥，其物性與花品，既受儒醫珍視，也為文人吟詠。士大夫園林植花藥，反映藥學知識的普及和花藥應用的日常化。儒醫所設花藥園雖在規模、精巧上難與江南名園相較，但更重物性藥理，講求審美與實用融合，別具一番趣味。徐春圃于醫書之中專論花藥，雖說與其對花藥的欣賞態度有關，但也是合于這一趨勢的。

醫者賞花藥，跡同文人賞花木，是其文化身份與職業身份的外在顯化。同時，與士大夫園林雅集之風呼應，顯示出對于醫道儒風的認同和生活意境的營造。花藥園靜臥，舍去了深山老林、跣足勞碌的粗糲風氣，顯出了醫者儒雅清正、超凡脫俗的獨有風骨。種花植藥，一則清玩，次則捐疴，惠而不費，濟人利物。醫者品玩花藥與儒者焚香煮茗、臨帖作畫、賞鑒摹古等文人閑賞生活項目并列，成為醫者美感生活經營的要項。花藥園的方寸世界里，醫者既有儒者的雅趣，又維持了醫者的身份，不僅帶來了心靈的愉悅，還可以幫助辨別藥理，有助生計。花藥入市，也是一種兼具藥理與審美的日常商品。花之為花難免有別，花之為藥則物盡其用。較之文人的花品雅俗之鑒，又更顯實用與公道。

池上英子在研究德川時代的日本時，指出成熟的市場網絡和蓬勃的出版業的產物，促成了跨階級和跨地域的人際網絡所形成的社會空間，提出了所謂“審美的網絡”(aesthetic networks)的概念，而這種網絡的維系在于能否能遵循既定的、優雅的禮儀，同時能否欣賞優美的詩文與藝術。在16-18世紀，不獨明清中國，在亞洲乃至歐洲，商品交流的極大豐富，社會風雅的審美情趣，也促使了花卉本草藥園的興盛。在花藥知識的構建與傳播中，儒醫發揮著重要作用。儒醫通過花藥的著述及植園繪圖等行為，充實了花藥審美的時尚和藥用價值。儒醫的花藥園，不僅給自己一方別樣天地，還融合了實用藥理、藥香美感和詩文意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醫藥審美的社會化、日常化意義。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明清江南儒醫研究”(16BZS052）階段性成果。論文首發于《史林》2020年第6期，作者對原文做了改寫，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登。]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