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31日八字

停靠在浙江嘉興南湖湖心島的南湖紅船（2020年10月27日攝）。新華社記者徐昱攝

新華社北京7月5日電 當“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位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一現身，滿堂師生立即爆發出了熱烈掌聲。他們登臺演繹還原了當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歷史場景。

2021年春天，一部描繪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波瀾壯闊歷史畫卷的電視劇紅遍了中國。

不久前，《覺醒年代》主創團隊走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地北京大學，與師生們一同發出“我們現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續集”的無限感慨。

像這樣真實還原革命歷史的劇作紛紛在全國爆紅，風靡年輕人的社交平臺，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人民特別是年青一代對中國共產黨擁護和支持的熱烈程度。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阿什民主治理和創新中心2020年發布的《理解中國共產黨韌性：中國民意長期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人民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達93.1%。

百年風云，滄桑巨變。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今天的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今天的中華民族日益接近偉大復興夢想。

這是反映八一南昌起義的油畫。新華社發

（一）

回首百年，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一座二層居民小樓中秘密開幕，之后在浙江嘉興南湖一葉紅船上閉幕。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完全新式的無產階級政黨誕生了。

這被稱為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近代以來飽受戰亂、備受欺凌的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英勇斗爭從此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國共產黨從上海租界開始“創業”、從嘉興南湖開始“啟航”時全國僅50多名黨員。當時與之并存的還有二三百個大大小小的政黨，幾乎每天都在上演著“成立”與“解散”的故事。

國內國際社會沒有料到如此弱小的中國共產黨能夠在28年后取得革命勝利，進而通過幾十年的建設和改革，把積貧積弱的中國建設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具有全球性影響力的國家。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就開始組織領導工人運動，從1922年1月起的13個月內，組織領導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30萬以上。同時，還開展了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和婦女運動。這些運動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影響。

1924年1月，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隨之開創。

隨著1926年7月開始的北伐戰爭勝利推進，工農群眾運動也以空前規模迅速高漲。許多共產黨員投身其中。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同一年，現今江蘇華電戚墅堰發電有限公司的前身——震華電廠在滬寧鐵路中段投資開辦，向工商業相對密集的常州、無錫供電。

北伐戰爭開始后，王壽生經中共江浙區委委派，通過西門子洋行介紹進入震華電廠，以外線工的身份為掩護開展革命工作。

1927年初，王壽生在震華電廠秘密建立黨支部。這是江蘇省電力系統的第一個黨支部。

然而，羽翼漸豐的蔣介石在帝國主義列強的鼓動和支持下，反共活動日益公開化。而當時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錯誤地妥協退讓。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發動反革命政變，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遭到瘋狂逮捕和屠殺。

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第二天，王壽生也不幸被捕，最后被判處無期徒刑，先后押至南京、蘇州等地折磨囚禁。

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這是幼年的中國共產黨由于政治上不成熟和力量上薄弱而遭遇的嚴重挫折。

在嚴酷的斗爭和血的教訓中，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就無法改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南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南昌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開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

六天后，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這次會議是一個轉折點。

此后到1928年初，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其中，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從進攻大城市轉向進軍農村，成為中國人民革命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

期間，毛澤東領導進行的三灣改編，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毛澤東所開辟的并后來與朱德一同領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正確道路。

盡管如此，中國革命形勢總體上依然處于低潮，中共黨內還存在著認識上的嚴重分歧和爭論。因此，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刻不容緩。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舉行，統一了全黨思想。六大以后，中國革命出現了恢復和發展的局面。

對于這段歷史，中國建筑一局（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魏焱印象深刻。2015年9月，中建一局承擔了中共六大會址修復重建任務，并于第二年6月建成交付。這是海外唯一的關于中共黨史的常設展館。

“我們真切領悟到了中國共產黨當年如何在挫折中重新奮起，如何在迷茫中再明確方向。”魏焱說。

在一次嚴重的出擊作戰失敗后，為了解決思想不穩、士氣低迷問題，1929年12月，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召開，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會議決議，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

在今天的古田會議會址，穿越“成功隧道”，“成功從古田開始”七個大字在隧道口上方赫然醒目。在距會址60多公里處的中復村，紅軍后代、講解員鐘鳴指著遠處群山，為到訪的游人講述當年的真實故事。

在擔任講解員的6年里，鐘鳴已講述了2000多場。在他的講述中，當地一個叫羅云然的老人主動將六個兒子全部送入紅軍并在戰斗中全部陣亡的故事，讓人群中傳出了哭泣聲。

紅軍和根據地的頑強存在和迅速發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震驚，于是發動了多次大規模“圍剿”。

而中國共產黨將戰略戰術思想建立在人民戰爭基礎之上，解決了以劣勢兵力和簡陋裝備戰勝強敵的重大問題，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學說。

隨著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土地革命也廣泛開展起來，“打土豪、分田地”使貧苦農民翻身解放，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嘗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生機勃勃的景象，同國民黨統治區民不聊生的悲慘景象形成鮮明對照，使長期深陷苦難深淵的中國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然而，由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8.6萬多人踏上戰略轉移的漫漫征程，開始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

在今天的福建長汀中復村，刻有“紅九軍團長征二萬五千里零公里處”的石碑巍然矗立。當年，紅九軍團血戰七天七夜后，奉命從此邁出了中央紅軍長征的第一步。

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走向成熟。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陜北，至此，行程25000里，穿越11個省。長征，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

紅軍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是一次檢驗真理的偉大遠征，是一次喚醒民眾的偉大遠征，是一次開創新局的偉大遠征。

紅軍將士同敵人進行了600余次戰役戰斗，跨越近百條江河，翻越包括大雪山在內的40余座峻嶺險峰，穿過了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在紅一方面軍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紅軍犧牲。

日本侵略者1931年通過九一八事變大舉侵占東北，之后，又加緊圖謀吞并華北，進而獨占中國。于是，中國共產黨擔負起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使命。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華戰爭，救亡圖存的全民族抗戰由此爆發。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開辟了敵后戰場和創建了敵后抗日根據地。

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后，囚禁10年之久的王壽生同其他大批中共黨員一樣被釋放出獄，他潛回日軍占領的震華電廠南部地區組建敵后抗日武裝，并于1938年編入新四軍。

全民族抗戰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吸引了各地無數熱血青年。

詩人何其芳這樣記錄1938年到達延安的見聞：“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

1938年，愛德華率印度援華醫療隊趕赴延安途中，也目睹了崎嶇山路上一隊隊奔向延安的人流，他不禁贊嘆：“這是奇跡！”

今年102歲的新中國第一代女外交官康岱沙就是其中一位。那一年，豪門閨秀康岱沙悄悄離開重慶的父母到達延安。

第二年，在延安城北的一處窯洞里，康岱沙與其他來到延安的青年們一起，在被稱為“延安窯洞大學”的抗日軍政大學接受軍訓。

歲月滌蕩。80多年后，康岱沙雖然對當年的一些細節已經記憶模糊，但她卻清晰地記得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情景：“1938年6月1日，我在鮮紅的旗幟下宣誓入黨。”

1940年初，康岱沙帶著組織交辦的任務返回重慶。一年后，延安開始了持續四年的整風運動。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總結建黨以來，特別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闡述了“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至此，整風運動結束。

通過整風運動，實現了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在全黨整風的基礎上，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此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七大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召開并獨立自主解決所有重大問題的會議。

這次會議承擔總結以往革命經驗、迎接抗日戰爭勝利和引導中國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務。大會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了黨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轉折點。

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戰爭的實踐表明，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堅強核心。

正是像王壽生這樣的許許多多的共產黨員書寫了無盡的悲壯故事。還沒來得及充分享受抗戰勝利的喜悅，王壽生在一次執行任務時英勇犧牲了。由于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和敵后工作，王壽生的戰友們不清楚他是否結過婚，有沒有親屬子女。1984年，當地組織輾轉聯系上了王壽生的妻子，直到此時，王壽生的妻子才知道，她苦苦尋找了近40年的丈夫早已不在人世。

滿目瘡痍的中國大地，熱切盼望和平、民主，建設一個新的中國。

日本剛剛宣布投降，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并接受蔣介石邀請，決定派毛澤東等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這展現了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

國共雙方于10月10日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史稱“雙十協定”，國民黨當局口頭表示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

然而，“雙十協定”的墨跡未干，蔣介石就發布了進攻解放區的密令，并于1946年6月26日挑起全面內戰。

8月6日，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作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

從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人民軍隊處于戰略防御階段，戰爭主要在解放區進行。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戰略進攻階段。

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宣言，公開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1948年秋，全國解放戰爭進入決定性階段。從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連續發起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為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在康岱沙現居的北京東交民巷，至今保留著不少舊中國時期列強駐華使館舊址，記錄著中國近代史的屈辱。

1901年，清政府簽訂的《辛丑條約》把這里劃為列強的治外法權之地，行政管理權完全歸屬外國使館，中國政府無權過問，中國軍隊不得進入。

1949年2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開著坦克、炮車隆隆駛過東交民巷，身后是一面面低垂的外國國旗。看此情景，許多夾道歡迎的群眾不禁熱淚盈眶。

當年，立志當新中國外交官的康岱沙如此感嘆：“這是一次命運的變遷。‘弱國無外交’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面對新的革命形勢，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隨后，廣大國土陸續獲得解放，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從大陸逃往臺灣。隨著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國的任務被提上日程。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為新中國繪制藍圖，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

1949年9月30日，歷時10天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完成籌建新中國的各項議程后在北平閉幕。

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那句激蕩世界的宣言：“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1954年9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用無記名方式投票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和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并通過國務院總理人選。圖為代表們在投票。新華社記者鄒健東攝

（二）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8年的浴血斗爭造就了新中國，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后100余年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悲慘命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中國人民從此牢牢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中華民族發展進步從此開啟了新紀元。

新中國繼承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千年史》數據顯示，1950年僅有兩個亞洲國家和八個非洲國家人均GDP低于中國。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召開，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明確了行動綱領。

在這年，重慶鋼鐵公司復產，軋制出新中國的第一根鋼軌。同年開工的新中國所建第一條鐵路——成都至重慶鐵路僅兩年即告竣工，鋼軌全部產自這里。這是舊中國不敢想象的奇跡。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這里一直是地圖上的一條虛線。

在這年，王壽生烈士生前革命活動過的戚墅堰電廠（震華電廠更名而來），開展了改造整頓，職工從被雇傭者變為國家企業主人。

也是從這年開始，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改革運動啟動，在兩年時間里，像安徽省蔡立秀這樣的約3億無地少地農民無償擁有了農田和生產資料，過去每年向地主繳納的約3500萬噸糧食地租也被免除了。

“這是我記憶中的第一次吃飽。”今年83歲的蔡立秀回憶說。那時，他抱著母親哭了。

正是上述這樣的制度變革和顯著成效，積累起短短三年多時間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1952年底中國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逾77%。

正當全國人民集中力量全面恢復國民經濟的時候，新中國又遭受外部侵略威脅。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支撐起這場事關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艱苦抗爭。

在全國支援的洪流中，戚墅堰電廠的中國第一座列車電站開赴前線，在鴨綠江大橋畔為防空作戰提供源源不斷的電力，被前線防空總指揮部授予“炸不垮的列車電站”稱號。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書寫了中國人民站起來后屹立于世界東方的宣言書，樹立了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在這一年，中國開始了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主體是國家工業化，這是中國人民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目標。

到1957年，“一五”計劃的各項指標均大幅超額完成，一大批舊中國沒有的基礎工業部門陸續建立。在這五年里，新中國取得的工業生產成就，遠超舊中國的100年。

“一五”計劃是新中國從幾乎空白的戰爭廢墟上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第一張藍圖，從那時起，五年計劃和規劃構成了世界上獨具特色的經濟社會發展脈絡。

“每一秒鐘都為創造社會主義社會而勞動。”85歲的李治明當年也常喊這個流行的口號。1955年，他考入太原的一所化工學校，成為太原氮肥廠建設的儲備人才。那是原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之一。

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加強國家政治、法律等建設，成為中國共產黨重大而迫切的任務。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憲法明確了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體系，它們是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

毛澤東將這個“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稱為“人民的國會”。首屆全國人大代表張元濟非常興奮，他在一封信中說：“當選全國人民代表無上榮幸，必當扶病來京出席，死在北京亦所欣然”。

張元濟當時年近90歲并肢體癱瘓。他是中國近代最具影響力的出版家。

兩年后的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舉行，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它所宣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消滅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剝削壓迫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從這一年開始至1966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和對社會主義道路艱辛探索的十年，雖然期間發生了反右斗爭擴大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曲折，但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諸如工業、農業、科研和國防尖端技術等方面的許多工作，都是在那個時期開始布局的。

1964年，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實現國家的四個現代化，即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就在這一年，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打破了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進一步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1966年，中國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這是中國在探求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程中遭到的嚴重挫折。1976年，中國共產黨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終糾正了這個嚴重錯誤，又一次證明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的27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時期，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仍然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獨立研制出以核彈、導彈、衛星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恢復了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成為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

1979年7月8日，蛇口轟然響起填海建港的開山炮，被稱之為改革開放的“第一炮”。新華社發

（三）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

在“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口，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作出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在全會召開前，安徽省小崗村農民率先分田到戶。“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是農民們給出的通俗解釋。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堪稱中國農民的一項偉大創造，它不僅解決了農村體制的重大問題，使農業生產擺脫長期停滯的困境，更帶動了中國整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全會召開前，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經營管理過于集中、分配平均主義等弊端，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改善緩慢。到1978年時，全國還有2.5億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

在距小崗村100多公里外，40多歲的蔡立秀也時隔30多年重新分得農田。這一次，是孩子們抱著她哭了。“不會再挨餓了。”蔡立秀當時對孩子們承諾。

全會閉幕30多天后的1979年1月，中國的第一個對外開放工業區——蛇口工業區獲批設立。在今天的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一段視頻還原了當年爆破動工的場景，那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炮”。

在那之前，深圳還只是一個小漁村，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00多元人民幣，而一河之隔的香港，農民年收入是這里的100多倍。“十屋九空逃香港”是時任黨支書記張偉基的回憶。“只留下了跑不動的老人和小孩。”他說。

在這一年的7月，深圳、珠海試辦出口特區獲得批準，10個月后正式改稱“經濟特區”。3個月后，擴大至汕頭、廈門。創辦經濟特區是中國共產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偉大創舉。

1979年還啟動了其他一系列重要改革，包括開始推行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內容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改革，商業流通體制的改革，以及允許中外合資經營的改革等。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1980年中國相繼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代表權，這是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又一個標志。

也是在這一年，鄧小平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要求對現行制度存在的各種弊端，必須進行改革。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中共黨史上具有深遠意義和重大影響的重要文件，標志著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

其中，決議肯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正確道路，進一步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前進的方向。

1982年，中共十二大在北京舉行，首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回答了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走什麼樣的道路的重大問題。此后，改革的重點逐步轉向城市并全面鋪開。

在這年，中國通過并施行了全面修改后的憲法。其中規定，改變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制，設立鄉政府作為基層政權，普遍成立村民委員會作為群眾性自治組織。

兩年后，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不復存在，這是中國農村經濟和政治體制的重大改革。

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上取得的新認識。

在這年，中央決定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九個月后，又批準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劃為沿海經濟開放區。由此在沿海地區形成了約1.5億人口的對外開放前沿地帶。

1984年，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公開發行股票，成為改革開放后上海第一家實行股份制經營的公司。日后，鄧小平還把一張面值50元的飛樂股票贈送給了訪華的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

也是到了1984年，隨著全國企事業單位職工代表大會普遍建立、城市居民委員會進一步健全、經世界上最多人數直接選舉產生的村民委員會逐步建立，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逐步形成。

改革開放后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就是“六五”計劃在1985年實施完成。從這個五年計劃開始，“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名稱改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體現在經濟發展同時將社會發展擺到突出位置。

在這年，中國基本上改變了實行30多年的統購派購政策，促使傳統農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方向發展。在“六五”時期，除糧、油外，過去許多定量分配和憑票供應的商品基本取消票證，敞開供應。

農村改革還帶來了鄉鎮企業這個中國農民偉大創造的異軍突起。到1987年，鄉鎮企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總產值，這是農村經濟的一個歷史性變化。

另外，到1987年，全國80%的國營企業實行了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

就在這年，具有深遠意義的中共十三大在北京舉行。大會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大會制定了“三步走”現代化發展戰略。第一步，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比1990年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1988年，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得到確認。全國人大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而就在17個月前，中國出臺有關規定鼓勵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

1992年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年份。在這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多地并發表談話，明確回答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其中特別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七個多月后，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開，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這年，實行了40年的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宣告終結，人民生活曾經離不開的糧票、油票等各種票證進入了歷史博物館。

這年，市場經濟大潮迅速掀起。王東升在瀕臨倒閉的北京電子管廠創辦了后來的全球半導體顯示產業巨頭京東方。北京電子管廠是“一五”時期原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之一，擁有奠定新中國電子產業基礎的曾經輝煌。

在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一棟寬敞明亮的辦公大樓里，“中國液晶顯示之父”王東升感慨于當年的創業艱辛。“只有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才能成就百年老店。”他說。

從王東升創辦京東方的第二年年底開始，中國選擇了10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國企改革向縱深發展。

1997年2月19日，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逝世，全世界關注中國共產黨能否沿著鄧小平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行。

同年，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開，大會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個概念，并將其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道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載入黨章。大會就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建黨100年、建國100年三大時間節點提出了新的“三步走”發展戰略。

在這年，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洗刷了中華民族100多年的恥辱，邁出了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重要一步。兩年后，中國政府對澳門也恢復行使主權。

1997年下半年，東南亞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并嚴重波及中國經濟，中國兌現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并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勢，不僅使自己成功擺脫危機，還為地區和全球應對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9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決定。這對于推動東西部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擴展國家發展的戰略回旋空間，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中國改革持續穩步推進。到2000年末，中國基本實現了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和脫困三年目標，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

也就是在這個世紀之交年份，中國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

這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已持續了10多年的“復關”和“入世”談判。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中國進入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新階段。

2002年，中共十六大在北京舉行，明確回答了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共產黨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實現什麼樣的發展目標等重大問題。大會提出，在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大會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載入黨章。

第二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深化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的認識，進一步提高了把握和運用市場經濟規律的能力。

2005年，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首次將延續了50多年的“計劃”改為“規劃”。這一字之差卻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長期規劃的功能定位。

2006年1月1日起，國家農業稅條例正式廢止，2600年歷史的古老稅種在中國宣告終結。

像億萬農民一樣，河北省的王三妮對此也興奮不已，他當年還親手鑄成一尊“告別田賦鼎”，寓意中國農民欣逢盛世。王三妮家7口人、14畝地，免除的農業稅費加上政府發放的補貼，當年直接受益700多元。“要讓子孫后代永遠記住這件大事。”王三妮說。

2007年，中共十七大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的報告，全面闡述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根本要求。大會把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

十七大還把過去常講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表述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雖然只是兩字改動，但內涵卻十分深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除了涵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全部內容外，還對經濟發展的理念、目的、戰略、途徑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

2008年，戚墅堰電廠果斷關停了兩臺燃煤機組，以落實國家節能減排的行動。公司黨委決定由煤機燃機并存向純燃機發電轉變，提出“構筑環保電站典范”的目標。不久，新建設兩臺大型燃氣機組的項目獲得核準，“西氣東輸”和“川氣東送”兩大工程輸氣管道在這里實現了交匯。

在這年的下半年，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演化成近80年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全球性經濟衰退。中國采取一攬子計劃，從2009年第二季度起，經濟在世界上率先止跌回升，當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造成8.7萬人遇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均展現出了高效率，僅用兩年多時間就基本完成了重建任務，創造了災后重建的人間奇跡。

連續成功應對各種困難和風險挑戰，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卓越領導能力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中共十七大后，中國共產黨領導辦成了多個大事喜事，很好地展示了中國巨變。

2008年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會，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期盼。2010年成功舉辦了上海世博會，這是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注冊類世博會，增進了世界對中國的了解。

經過長期努力，到2010年底，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從2011年上半年開始的、修改選舉法后的全國首次縣鄉兩級人大換屆選舉，實現了新中國歷史上城鄉“同票同權”。

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2009年中國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是2008年8月8日拍攝的天安門廣場上空燃放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焰火《歷史足跡》上的“腳印”。新華社記者郝遠征攝

（四）

歷史的時針指向2012年。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在這年的11月，在中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中共十八大在北京召開。大會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十八大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形成“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把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載入黨章。

11月15日，在與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新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莊嚴承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兩周后，習近平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首次提出并闡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中國夢的提出，貫通了中華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傳遞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勇擔民族復興使命的堅定決心和信心。

同年12月4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從作風建設入手，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會議通過《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

三天后，習近平開始了當選總書記后的首次離京赴外地考察，選擇到廣東這個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地方。他指出，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

同年底，他又踏雪前往河北省阜平縣看望慰問困難群眾，考察扶貧開發工作。以此為起點，習近平作出向貧困宣戰的戰略部署，向全黨全國發出脫貧攻堅的動員令。第二年，習近平在湖南考察時首次創造性地提出“精準扶貧”的重要理念，標志著中國扶貧方式發生重大轉變。

中共十八大閉幕后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要求的是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要求的是在不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斷優化經濟結構中實現增長。會議強調，必須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

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從上年的9.3%降至7.7%。這是主動調控的結果，傳統增長方式的確難以為繼。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全面深化改革勢在必行。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戰略規劃和部署，共推出336項重大改革舉措，將總目標確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全會還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而實現了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和實踐上的重大創新。此前，市場的作用一直被視為“基礎性”。

2013年，中國正式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此后，自貿試驗區試點逐步擴大，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政策，拓展了改革開放空間，提高了開放型經濟水平。

也是在這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

這年，中共中央還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次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主要任務，強調走中國特色、科學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

2014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適應新常態”的概念。同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系統闡述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特征和內涵，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在這年，中國GDP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座里程碑。從突破1萬億美元到突破10萬億美元，中國僅用時16年，約為美國用時的一半。

在這年的秋天，新世紀第一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福建上杭古田鎮召開，開啟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新征程，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這年的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中共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作出的兩個決定形成了姊妹篇，使改革和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有力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事業向前發展。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后不久，習近平在江蘇考察工作時首次提出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2015年2月，習近平在一次重要講話中，明確將“四個全面”定位為戰略布局。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把握中國發展新特征確定的治國理政新方略。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形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把握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這年，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這年的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集中體現了“十三五”時期乃至新時代中國的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是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又一次深化。

之后，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又首次提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同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三去一降一補”）。

在這年，戚墅堰電廠投產了兩臺燃氣—蒸汽聯合循環機組，這是當時國內容量最大、效率最高的聯合循環機組，從而進入中國清潔能源基地的陣列。在戚墅堰電廠的大院里，已看不見一絲煙塵。

經過一年的踐行和推進，2016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

在這年，王東升帶領京東方正式升級企業定位，由半導體顯示技術、產品和服務提供商轉向物聯網技術、產品和服務提供商。

這年5月，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一個月后，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堅定“四個自信”。

這年10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召開，全會明確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這順應了全會召開之前黨內外形成的普遍共識和強烈呼聲——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必須明確和維護習近平總書記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把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寫入黨章。確立習近平的核心地位，是實踐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是全黨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大會鄭重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并把這一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一道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載入黨章。

大會用“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全面闡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大會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大會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政治判斷。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大會作出“兩步走”戰略安排。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意味著，上世紀八十年代確定的“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被提前了15年，而本世紀中葉的現代化目標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更高水平。

大會還作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這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提供了方向指引。大會同時提出，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

同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這次會議總結和闡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

2018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20個“一號文件”，明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以此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

蔡立秀這年80歲了，但她依然閑不住，和兒子經營著1萬多畝規模的耕地，實踐著鄧小平1990年所指出的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第二個飛躍”。

在一眼望不到邊的稻田旁，蔡立秀看著兒子用智能手機實時調度農機作業，像全國的許多農民一樣，刀耕火種已漸成遙遠記憶。“這也是我的新時代。”蔡立秀又笑了。

這年的11月，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上海舉行，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以進口為主題的國家級展會，是中國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支持經濟全球化的實際行動。

為推動高質量發展，2018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即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性意義的重大舉措，有利于深圳這個中國改革開放重要窗口率先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

2019年10月，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交匯點上，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系統總結了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巨大成就和十三個顯著優勢。全會梳理和集成升華了黨和國家各方面的制度，描繪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宏偉藍圖。

全會從“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2035年”和“新中國成立100年時”這三大時間節點，明確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

2020年伊始，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發生。這次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也是百年來全球發生的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

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迅速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

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中國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勢頭，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以內，用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進而又接連打贏了幾場局部地區聚集性疫情殲滅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

針對疫情帶來的沖擊，中共中央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加大宏觀政策應對力度。在一系列政策作用下，中國經濟增速二季度轉負為正，在全球率先復蘇，2020年GDP首超100萬億元，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了正增長，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超過17%。中國共產黨領導創造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沒有被疫情中斷。

2013年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年均近30%，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同時，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為先導，中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

2020年4月，在十九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習近平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中國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和先手棋。

這年10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審議通過關于制定“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這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綱領性文件，是此后五年乃至更長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行動指南。

這份文件以認識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這條鮮明的邏輯線索貫穿始終，并強調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

全會還提出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目標，突出強調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這在中國共產黨的全會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同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化了對在嚴峻挑戰下做好經濟工作的五大認識：“黨中央權威是危難時刻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迎難而上的根本依靠”“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確抉擇的根本前提”“制度優勢是形成共克時艱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科學決策和創造性應對是化危為機的根本方法”“科技自立自強是促進發展大局的根本支撐”。

經過幾年來氣勢如虹、波瀾壯闊的改革進程，到2020年底，中國各領域基礎性制度框架基本確立，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為推動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奠定了堅實基礎。

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莊嚴宣告：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40多年來，相當于歐洲總人口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使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志性成果。

中國打贏脫貧攻堅戰，為人類減貧事業作出歷史性貢獻，為全球減貧治理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

中華民族的千年夢想終于成真。“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在與古希臘文明早期相當的年代，中華文明先民創作詩句表達對理想生活的憧憬。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十八洞村擺起長龍宴歡慶苗年（2019年1月17日攝，無人機照片）。作為精準扶貧“首倡地”，十八洞村不僅成功摘掉了貧困的帽子，還成為小康示范村。新華社記者薛宇舸攝

中共十八大后，中國共產黨實施了一系列重大發展舉措，包括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長江經濟帶建設、“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新型城鎮化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國家糧食安全戰略、能源安全新戰略、制造強國行動綱領、健康中國戰略等等，對中國的發展變革產生了深遠影響。

同時，中國民主政治建設也邁出重大步伐，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以人民當家作主作為根本，選舉民主、協商民主共同體現著在全球獨樹一幟的“全過程民主”。

幾年間，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這個新型政黨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均不斷鞏固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斗向世界莊嚴宣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在與中國共產黨同齡的戚墅堰電廠，家庭第三代員工、25歲的王路祺在核心生產部門入職3年，已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他通讀了《中國共產黨簡史》，期盼能盡早成為中國共產黨光榮的一員。“革命先烈和優秀分子們時刻感召著我。”他說。

歷史長河，百年青春。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現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又踏上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的趕考之路。（記者：王建華、陳思武、孔祥鑫、趙宇飛、呂夢琦、秦華江、蔡馨逸、張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