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業家八字特點才逢長生

在人的一生中，再沒有什麼能比愛與死更有詩意激情的了。同樣也可以說，在關于人的一切中，再沒有什麼能比愛與死更讓人充滿想象力的了。人們常說，愛情是人類的永恒主題，而在這一主題之中，人們在不同社會、不同時期都在以不同方式描述愛，將愛視為可以超越死亡的生命之物。

《甜蜜蜜》（1996）劇照。

然而，我們今天卻在娛樂新聞（甚至也包括某些社會新聞）報道中對愛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信心，在生活和工作繁瑣的重負下趨于“低欲望”，對愛日漸迷茫，感到惶惑。在這個時候，我們可能會想起老一輩的愛，向往他們長相廝守。他們當然未必都是幸福的。只不過在他們的愛情里，即便彼此有巨大的性格差異，甚至存在無法忽視的性別不平等，大多也都讓步于傳統的婚姻觀念，為后者所遮蓋。但是，當我們去聽以往的愛情故事，不得不承認有的愛情不僅幸福、坦誠，并且富有激情，甚至在另一半去世后對愛和死亡實現超越，而這里的激情是對愛的熱烈投入、表達，還有記錄。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物質財富無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富足。與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除了物質財富，我們在精神世界也比過去更具縱深性和普遍性，以往只是少數知識精英、思想先鋒以及所謂“二代”才有條件經歷的激情，在今天已經為許多人所體察和渴望。可是關于愛的激情未必隨之變得普遍、變得容易。本文作者在過去幾年的閱讀中，先后讀過幾個愛情記錄，讀后感嘆“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會發現優質的愛情總是相似的”。他讀到的愛情當事人分別是萌萌（哲學家，生前執教于海南大學）、陳希米（編輯，史鐵生之妻）、徐曉（編輯、作家）。她們有著相似、相通的激情與德性，都是思想史意義上的“八十年代人”。這當然并不是懷念舊日、厚古薄今，因為恰如作者所說，“重讀這幾段愛情，只是因為他堅信我們需要像她們一樣沉思愛、實踐愛，在向死而生的時間里升華愛”。

撰文 | 張向榮

愛的經驗

萌萌（1949-2006），生前為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所長、教授、研究生導師。著有《升騰與墜落》《臨界的傾聽》《情緒與語式》《萌萌文集》等。

2006年辭世的萌萌，在她最早出版的隨筆集《升騰與墜落》（1989）中寫下一句話：“這是一個咒語般的事實：在死亡中，愛才是真實的。死亡分明是人的生存不能抹去的深闊背景，亦即，愛消失于死亡，也凸現于死亡。”（見《萌萌集》第一卷p16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當時讀到這里，我瞬間記起了兩個難忘的場景。

《半生為人》，徐曉 著， 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

一則，是徐曉在她的散文《愛一個人能有多久》里記錄了丈夫病重期間她所經受的艱辛和痛苦，文筆樸實動人，特別提到了在最煎熬的時刻，她曾經“失蹤”了一個上午，并始終沒有告訴丈夫去了哪兒。直到1994年丈夫去世后，她才將去白云觀乞求手術成功這件事訴諸筆端，并坦承當時還乞求“如果手術不成功，保佑你盡快解脫。”對極具反抗精神的徐曉夫婦來說，這個舉動無疑是脆弱的，正如徐曉所承認這個舉動是一種“自我褻瀆，它將抹殺我所做過的一切”。最打動人的，是緊接著后面一段話：“事實是，你病著，我有無窮無盡的麻煩。時間、金錢、兒子的成長、我自身的向往……那時候，我們并不知道那煎熬會延續三年五年，還是十年八年……”（見《半生為人》p55，中信出版社，2012）。

《讓“死”活下去》，陳希米 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年1月。

另一則，是陳希米在她的回憶錄《讓“死”活下去》的開頭，記錄了2010年最后一天，也是她丈夫生命最后一天的場景：“誰也不知道那一天會是最后一天……在你進了手術室等待做器官移植之后——事實上，已經意味著永遠沒有了你。我居然還可以跟別人大聲說話。你做得滴水不漏，最后一天離開；嘎巴死；順利捐獻器官。……我們說過無數次的死，終于來了？我終于走進了你死了的日子？”（《讓“死”活下去》p2-3，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

愛欲與死亡是思想領域里常談常鮮、魅力無窮的論題。但是，這一純粹的沉思，在這幾則經驗性的引述面前，顯得頗不合時宜。無論她們是誰，她們的丈夫又是誰，都不妨礙上述“愛人之死”的場景撲面而來的沖擊力。愛人之死無疑是一個人所有關于愛的經驗里，最粗暴最復雜的一種經驗，是愛的對象的徹底消失、永無寄托、空留回憶。這種經驗的殘酷，令哲學的沉思必須暫時退下，以避鋒芒，并追問這幾段愛人之死的經驗到底有何特殊性。

簡單來說，特殊性在于，愛對于死表現出了漫長而強大的耐受力，愛承認了死，包容了死，并超越了死。因為，死亡在這幾個文本里并不是一瞬間的事情，而是事先張揚的結局，猶如命運已定的古希臘悲劇：徐曉在婚前就知道丈夫患有疑難病癥，陳希米與輪椅上的丈夫通信十年后結婚，萌萌則幾乎從一開始就沉浸在女性、死亡與愛的思考中，并在生命的最后與病魔搏斗了近一年。

陳希米，1961年出生。1982年西北大學數學系畢業，供職出版社做編輯。圖為她與丈夫史鐵生。

死，并不是瞬間發生的事情，而是經過了無數次反思、無數次對話、無數次預演，生者甚至在愛人死后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解脫感。稍微具有生活經驗的人都能領會，這種解脫感反而是愛情存在并將繼續存在的證明，是最能打動人心的淚點。古人亦早已知道，山盟海誓的愛情固然美好，殉情共死的愛情固然悲壯，但“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能不能經歷苦難才是愛的試金石。愛的激情，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沖動、浪漫和熾熱感，而是承受苦難的不竭力量。

徐曉在丈夫去世后曾寫道：“當死亡的事實離我越來越遙遠，而死者的存在卻離我越來越迫近的時候，我才真正懂得，關于時間，關于生命，關于死亡，關于愛，需要你付出畢生的代價去體驗，有所體驗就夠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們搞懂。”（《永遠的五月》，見《半生為人》p32）

去體驗，是關于愛和死最重要的意見。但即使不指望搞懂，也要進一步追問：萌萌、徐曉、陳希米等人與愛人之間這種愛的力量從何而來？為什麼在這里，愛的激情不是電光石火的轉瞬即逝，而是情感永無停息的脈沖？

愛的沉思

愛的激情僅僅是來自承受苦難嗎？那麼，如何定義苦難？苦難有的選嗎？古往今來，凡間的大多數愛情，從頭至尾都沒有經歷過稱得上苦難的痛苦，難道就不是真實的嗎？

苦難確實不容易定義，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它往往沒得選，被迫接受，而且你有很大的概率挺不過去。王安石寫“愿為五陵輕薄兒，生在貞觀開元時。斗雞走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就可視為對苦難沒得選的感悟。中小資產階級在太平盛世里的經濟壓力、虛無孤獨、“內卷”感之類并非苦難，只是高級一點的現代性焦慮。苦難總是圍繞著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需求打轉轉，有些是物質的，比如能不能吃飽飯，能不能活下去；有些是精神的，比如允不允許寫詩，可不可以公開說話。

在這樣的苦難里，愛情就不可能是風花雪月、錦上添花。首先，它是兩個人的共度艱難，不離不棄，在關鍵時刻愿意為對方犧牲。有人干脆下結論說：“愛在本質上是自我犧牲……愛的行為至少與施愛者的當下利益是沖突的，正因為它是沖突的，人們才認為施愛者做出了犧牲。”（劉再復、林崗《罪與文學》p42，中信出版社，2011）。第二，如果前一個問題解決了，愛情往往會從兩個人的關系升華到普遍的人與人的關系。一個懂得愛的人，在苦難中已經沒有理由陶醉于自己的愛情，他或者她一定會反思，憑什麼我們的愛情要經歷這樣的苦難？遭受這樣的考驗？別人是否也一樣呢？是否有某種價值、理想、真理，能夠避免讓人們遭受這種苦難？

《罪與文學》，劉再復、林崗 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

《罪與文學》里因此說道：“愛就是不說‘不’。不作拒絕，這才是愛的真義。不要拒絕不幸者，不要拒絕貧困者，不要拒絕危難中的人，不要拒絕你不相識的人，不要拒絕卑微的人，也不要拒絕你的仇敵；不要拒絕綠葉，不要拒絕小草，不要拒絕無情的木石，也不要拒絕不屬于人類的其他生靈。總之，敞開你的胸懷，盡你最大的努力，包容他們，援助他們，愛他們。”（p43）

萌萌去世后，她的丈夫追述了他與她的愛情。“1966年，萌萌17歲”，是這篇回憶錄的第一句話。萌萌當時還是武漢一所中學的學生。眾所周知，彼時的武漢情況特別復雜，釀出了許多震驚一時的大事。時代的洪流并不僅僅有意識形態，還有左翼的內部爭論，有權力斗爭，有地域分歧……用今天的眼光看，這對情侶其實都是比較單純且堅定的左翼理想主義者，因為貼了兩張主張工代會監督革委會的大字報，兩人就此被時代挾裹，入獄、被批斗并被“流放”到湖北最艱苦的大山里，同時還“陷我們的父母兄弟于災難；并使我們的知青伙伴和親戚朋友長久地生活在苦難之中”（《萌萌集》第一卷，p51）“哥哥遭迫害致死”（《萌萌集》第一卷，p62）。

《萌萌集》，萌萌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6年11月。

苦難頃刻之間襲來，兩人再也無法像從前一樣見面、聊天、戀愛。但在這長達幾年的苦難里，兩人的愛情和理想主義不僅沒有絲毫動搖，反而更加堅定。萌萌在大山里堅持像男人一樣勞作，還教農婦們唱歌跳舞，甚至組織了一個讀書會，教農民們讀馬恩著作，背誦普希金的詩歌。要知道，當時他們都以為會在大山里呆一輩子的。這期間，尤其感人的一幕是，1971年的中秋節，已經一年多沒見的他倆在信箋里策劃了一次見面，遙遠的山路只容許他倆分別凌晨出發，中午在半路上見一面，呆兩三個小時就得掉頭返回（《萌萌集》第一卷，p82）。他倆被晦暗的未來和殘酷的現實所籠罩，卻依然以愛情燭照出一些溫暖，而支撐愛情的無疑是他們篤信的理想。

《價值的理由》，陳嘉映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3月。

直到多年后，洪流席卷而過，1979年萌萌考上研究生。80年代之后，這些當年的理想主義者們，大多數逐漸回歸現實，用陳嘉映的話說就是“畢業后五年十年，成了大企業家、各級領導、名作家名導名教授，留洋科學家，或著名邊緣人”（《我們這一代》，見陳嘉映《價值的理由》p96，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但萌萌依然在理想主義的支持下繼續著她的學術與思考。早在80年代她就依托《哈姆雷特》、易卜生的戲劇等關注女性，但與今天時興的女權主義不同，她更強調與男性各自發揮所長，共同追尋真理；90年代她進入語言哲學，關注漢語學術的表達，在90年代以降學界對西學的反思中，主張從語言表達的角度取得學術主體性和思想主體性，以對抗西學的沖擊；2000年以后，她進一步以“啟示與理性”為路標，展開了一段有別于友人劉小楓“經典與解釋”叢書的旅程……總之，萌萌的革命激情始終沒有停息。

徐曉，出版人、作家。曾任光明日報出版社副總編輯，現任財新傳媒首席文化編輯。圖為徐曉與丈夫1984年攝于天壇公園。

徐曉夫婦也是一種理想主義。《半生為人》是徐曉的一部私人回憶錄，記錄了從她在70年代中期到以后的人與事，比如1974年她認識史鐵生，當時的場景令人印象深刻：

我向他傳播了不少“小道消息”，講了許多在那個年代來說要殺頭、要坐牢的話。他聽，也談，然后嚇唬我說：“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不怕我告發你？”我也嚇唬他：“這里沒證人，如果你告發，我就全推到你頭上。”（《我的朋友史鐵生》，見《半生為人》p169）

這樣的氛圍，就不難理解徐曉的這部回憶散文里，記錄最多的一定是和她同氣相求的一批人。其中，有的屬于“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有的后來成為著名的詩人、作家，比如從《今天》這份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著名雜志中走出來的北島、芒克等；也包括她在北島的家里認識的后來的丈夫。正是在《今天》雜志的經營與維持中，在聚攏當時尚處于邊緣地位的這批詩人作家中，在丈夫從未隱瞞但她從未介意的病痛中，他與她逐漸建立起了堅不可摧的愛情。彼時，他們的居住和收入都很局促，徐曉在書中用一句話形容她的作者們的狀態，其實也隱約概括了他倆愛情的理想主義底色：“我這個循規蹈矩的人從此知道了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種人，可以過這樣一種生活——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沒有固定的住所，在簡陋的房子里，喝最廉價的酒，做自己認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與我》，見《半生為人》p156）

在愛情里，什麼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呢？或者說，如果愛情有“道”，那“愛情之道”能是什麼？他倆1985年結婚，丈夫在1994年去世，是本文所關注的三個愛情文本里謝幕最早的人。此后長達二十多年的歲月，斯人已逝，愛情之道逐漸被抽象出來，猶如水落石出。徐曉說：

“一個女人為愛情而活，很可能是真實的；說一個女人僅僅為某一個男人而活，一定是虛假的。一些人一生可能不止戀愛一次，但是為愛情而活的女人，每次戀愛都是同一種理想和精神的追隨；另一些人一生可能只戀愛一次，但是標榜只為某一個男人而活的女人，很可能已經泯滅了理想放棄了精神。”（《愛一個人能有多久》，見《半生為人》p58）

如此直白、簡單，這里透露的“愛情之道”并不是愛情的本體論或形而上學，僅僅是在愛中追隨理想、涵養精神。

徐曉是“50后”；萌萌略年長，1949年出生；陳希米比她倆都要小，是“60后”，沒有真正經歷過萌萌、徐曉那樣被時代所裹挾的世事。她八十年代上大學，憧憬未來、擁抱世界，熱愛文學與哲學，與同類談理想談人生談真理，屬于典型的八十年代青年大學生。八九十年代，網絡興起之前，人們常常通過手寫信箋尋找同類，在文字中探知對方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廣度，這甚至成為邁入愛情乃至婚姻的前戲。希米與一個人通信十年，第一次見面后，對方說“你就是我想象的那個樣子”。后來她與這個大她十歲的人結婚了。

一旦進入恒久忍耐的日常婚姻，恐怕大多數夫婦就像魯迅筆下的涓生和子君，激情被日常生活所壓抑，愛情被瑣碎的日常所淹沒，但希米夫婦不同，他們的日常生活與那十年的通信幾乎一樣，仍然是“談理想談人生談真理”。

電影《情書》（1995）劇照。

《讓“死”活下去》里，他倆對物質生活沒有太高的要求，甚至關于愛情的“故事”也不多，更多是記錄兩人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思想、砥礪精神：你說過一句什麼話，我談過一個怎樣的道理；你是怎麼評價尼采的，我對卡夫卡有何種看法……諸如此類，好像這不是一段婚姻，而是讀書班。而且，他們談論的話題與人物也悄然變化、日漸深刻，從文學到哲學，從作家到哲人，從名著到前沿。在外界看來，她的丈夫從文學領域逐漸進入思想領域，其作家的身份也被思想家身份所取代。希米在其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兩人有著怎樣的精神世界，不言而喻。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希米對丈夫還存在著一些“崇拜”，但這其實可以視為一種欣賞，因為她的丈夫在思想上的確很獨特。

而這些，是發生在丈夫長年輪椅生涯、尿毒癥，希米自己也行走不便的日常生活中的，而且從80年代一直持續到丈夫去世的2010年。

當大眾更多知道她丈夫的名聲時，學術界也“暗地里”受惠于希米。作為出版社編審，希米曾最早參與了劉小楓“經典與解釋”叢書中的部分著作的編輯。“經典與解釋”叢書對2010年以來中國的思想、政治及青年教育的走向產生了深刻影響，并且很可能這種影響到底是什麼，還要再過一些年才能看清楚。萌萌主編“啟示與理性”，原本正是要與“經典與解釋”相頡頏。在《讓“死”活下去》里，希米透露了丈夫去世前夕，他們一同在讀劉小楓引進的施特勞斯，還爭論其中的話題，她甚至從布魯姆關于施特勞斯的描述中，“字里行間我都能看到你的影子”“我不敢說你做到了像布魯姆贊譽施特勞斯的那樣，但我分明知道那是你的崇尚，你的榜樣”（《讓“死”活下去》p98）。當然，希米可能更多是從施特勞斯身上發現了丈夫的氣質，而不是說思想的相通，但這證明了希米與丈夫時刻、同步保持著對思想的敏感，他們的婚姻、愛情在其中延續。

《讓“死”活下去》這本書與其說是紀念亡夫，不如說是沉思在丈夫死后的日子里，她該如何延續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延續對真理的追求。希米說：“寫，無疑是最好的一種；孤獨，無疑是最大的保障；活下去，就是熱情還在。”（p157）還說：“必須堅持寫下去，堅持寫就是堅持活”（p160）“存在，是共在。我把寫，當作你”（p161）。因此，直到書快要結束時，她還在延續他們正在討論的政治哲學話題，也就是劉小楓在當時一篇文章里寫的“哲學與人民的關系問題是第一性的，哲學首先而且本質上是政治的”，她記錄了丈夫生前的看法，“生的意義和死的后果，才是哲學的根本性關注”，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人群里只存在兩種關系，一種是兩個人的關系，一種是兩個人以上的關系，（前）一種可能是愛情，另一種必然是政治，于是政治哲學就成了第一位的了”（p167-168）

看，希米似乎并未完全贊同丈夫，也未必準確理解小楓，但她在哲學中所言說的還是愛情。

陳希米與丈夫史鐵生。

愛的真理

萌萌、徐曉、希米的愛情都走向了婚姻，但婚姻從未消解掉愛情，還滋養著愛情，并通過抵抗苦難、超越日常來升華愛情。沉思他們愛的經驗，共同點是：首先，平等地向往真理，有理想主義；其次，共同承受了生活所拋來的苦難。愛情，就是基于理想并在苦難中主動彼此犧牲。面對生活，他們都勇敢地走入風暴，不知道自己的愛情將會帶來永恒的救贖還是惹來更大的麻煩，也不知道風暴的后面是不是有更大的風暴要來。

他們幸運地挺過了風暴。其他人，有的擁有同樣的愛情，卻沒能挺過風暴；而有的似乎擁有了這樣的愛情，卻因為對風暴的恐懼而分道揚鑣。

這樣的愛情，既高山仰止，也驚心動魄。

所以問題來了：第一，這種愛情有多典型？有多普遍？有代表性嗎？第二，愛的真理與人的真理是一回事嗎？“愛智慧”在何種意義上能夠開出“愛人”？第三，當兩個人志同道合時，可以共享愛情，如果其中一個人的思想突然“轉向”了，該怎麼辦呢？

第一，萌萌、徐曉和希米的愛情雖然看似不夠普遍，說到底仍然屬于普通人的愛情，沒有“脫離群眾”。之所以顯得極為難得，主要是因為她們的時代比較特別。當代中國有三次重要的思想演進，分別發生在60-70年代、80年代和21世紀。第一次的紅色狂飆、激情爆裂，萌萌和徐曉經歷了；第二次的個體自由、慷慨激揚，三個人都經歷了；第三次的靜水流深，至少萌萌和希米都曾站在源頭。總之，她們所處的時代及所站立的位置，剝離或沖淡了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房子、戶口、財富、彩禮、升職以及“內卷”“無欲望”等元素，因此才顯得那麼純粹，那麼不普通。

只有透過時代的濾鏡，才能發現愛情實際上是一種德性而不僅僅是私情。

說她們的愛情是普通的，是因為任何人的愛情都可以擁有這種德性，沒有誰不配擁有真愛。顯然，這不等于說，每個人的愛情都必須得經受這樣那樣的時代考驗。前番曾說，苦難往往沒得選。愛情還是應該在太平盛世里，和世俗、平庸、日常的價值觀混在一起，與柴米油鹽、磕磕絆絆攪在一起，不會因為外在的壓力而彼此防范甚至出賣，像曾經發生過的那樣。今天關注她們，目的之一是如何從世俗與日常中習得愛情的德性。

第二，“愛智慧”與“愛人”，或者說“追求真理”與“愛情”當然密切相關，“愛人”其實就是“愛智慧”的實踐。但需要明確，人既不是智慧的化身，也不是智慧的反面，一個人不需要借助靠近或離開另一個人才能抵達真理。

一種情況，例如文學戲劇里常常把“愛智慧”和“愛人”對立起來。民間，會講述“愛江山更愛美人”的故事；宗教，會弘揚為了信仰而拋家棄子的典范，就好像每個主人公都得面臨唐明皇在馬嵬坡前的抉擇似的。安德烈·紀德的著名小說《窄門》篇幅甚短，把“真理”與“愛情”的尖銳沖突描述得至為典型，女主角既追求愛情的永恒，又追求宗教信仰的極致，兩者無法同時通過“窄門”，小說寫“盡管在生活的摧殘下，每日櫛風沐雨，這愛火依然不滅”，但鑒于“你在我身邊時，讓我的心支離破碎；但遠離你時，我又不能成活”（顧琪靜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女主角終究還是選擇了信仰，放棄了愛情。

《窄門》，[法] 安德烈·紀德 著，顧琪靜 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另一種情況新聞里頗為常見，一個人因為“愛智慧”，又仰慕另一個人的學識、思想，從而去追求對方、務必得到對方，哪怕有悖公序良俗也在所不惜。詩人佩索阿的中文譯者閔雪飛對這種現象曾說過一句頗有名的話：“學術與思想從來不通過性傳播。”

這兩種情況的謬誤是一樣的，都把真理等同于人，就好像你不愛這個人，就得不到真理。而萌萌、徐曉和希米的故事里絕沒有這種情況，她們是在并肩追求理想，在“愛智慧”的同時也在“愛人”，并因為能夠“愛人”，所以還能不斷豐富對“愛智慧”的理解。

萌萌生前看書照。

萌萌在論文里不斷思考著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思想氣質，警惕在由男性建造的思想大廈里，男性憑借天然的話語優勢對女性形成的壓迫。徐曉在散文里雖然對丈夫極度包容和偏愛，但她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沒有義務向任何人承諾忠誠，當然也包括你，忠誠不是兩性關系的前提，只是一種可能的結果。”（p57）。希米也說：“雖然我也有對智慧理性的熱情，但必須要以那個男人的重點、興趣為重點為興趣。”但同時解釋道：“但我的熱情不僅僅在我對你，而更是‘我與你’，也絕不是‘我為你’”（p66）。她們都沒有上述的兩種謬誤，而是分得清清楚楚。

徐曉和希米都提到過類似的一個細節，就是丈夫在死前，都曾表達過妻子再嫁的意思。希米說丈夫“甚至到處托孤，希望我能再‘嫁出去’”（p58）；徐曉的丈夫是曾經被人問過，如果妻子有了別人能不能接受，他回答“能”。

這個細節頗有況味，乍讀和徐曉的反應一樣：“我痛恨這個回答。我覺得，與其說這是寬容，不如說這更像是一種褻瀆，對我的，也是對你的。”（p57）除了可能的“褻瀆”，還蘊含著可能的男權。但是，考慮到她們丈夫這一代人的觀念，考慮到時代，尤其是對比他們同齡男性的行為舉止，可以確定地說，這恰恰是兩位丈夫要展示對妻子獨立人格的尊重，甚至這獨立性要大于他們的愛情。不妨比較一下兩位丈夫的同齡男性。前幾年有一位政治學學者患病去世，他的一個“哲學家”朋友，名氣超大，寫下了一篇驚世駭俗的悼文，其中記錄了一些對女性和婚姻的言語，那才是真正的褻瀆。

進一步說，這個細節也恰好證明了，所愛的人并不是真理的化身，愛人死去，真理仍然存在，不妨礙對方繼續追尋。徐曉說：“我們就像兩根鐵軌，注定了永遠同行，也注定了彼此永遠對峙”（p22），此之謂也。

第三，追求真理本來就不意味著一定能得到真理，“愛智慧”的魅力在于“愛”的過程。一個人在一生中，總會經歷過思想立場的轉變，重要的是追求真理這一舉動本身，它不論立場左右，只要經過審視，只要質地純粹，充滿著反抗和奉獻精神，就不會影響到愛情的取舍。一個人理應避免以真理的名義審查伴侶，更應警惕要求愛人之間互相進行道德與所謂“真理”審查的輿論和體制。

蘇格拉底說，“未經省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同樣，未經沉思的愛情也是不完整的，唯有沉思愛建立在何種共同理想，沉思愛必將會如何承受苦難或庸常，沉思終有一天的愛人之死，才能使這份愛在多年以后配得上理想，配得上苦難，配得上彼此的犧牲。

萌萌、徐曉和希米的愛情猶如溫暖的燭照，使前行者意識到：愛，應當成為當代人的一種德性，它日常、親密、和諧，并擁抱真理。從而使我們能夠在這個物質豐盈但分化嚴重、情欲充沛卻蒼涼守望、個性張揚又奔波于俗物的時代，努力獲得一份真理意義上的真愛，并理解自己及愛人終將到來的死亡，從而在日常生活里葆有不滅的激情。

最后，回到萌萌、徐曉和希米的文本，之所以讀者能讀到她們的愛情，并不是因為她們的愛情已經被人廣為傳頌，或是被寫入了歷史。這些文本只是回憶錄、隨筆、散文，假如萌萌生前沒有寫下《升騰與墜落》等一系列文集，假如徐曉和希米在丈夫死后沒有意愿或能力來記錄曾經的事件，這些愛情不會被呈現。

因此，在愛的經驗、愛的沉思與愛的真理之后，最為迫切的就是愛的表達，準確、詩意、優美且持續不斷的表達。在這個世界上，偉大的愛情一定有很多，只是絕大多數不為人所知。只要不是覺得“不足為外人道”，只要你愛對方，請記住要記下來，不要只記在腦海里，要寫在大地上。

封面題圖來自電影《情書》（1995）劇照。

作者 | 張向榮

編輯 | 羅東

校對 |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