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孟子集注》載：“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此外，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曾子曰孝有三
明朝的行孝激勵制度行孝激勵制度的開創與具體措施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朱元璋就標榜“以孝治天下”，終明一世，這都是明朝的基本國策。而明朝行孝激勵制度的制定除這一原因外，還受前代宋元、儒家思想的深入發展、形成良好的社會風俗以及減少社會不孝行為等綜合影響。行孝激勵制度除了對孝子免除賦稅、刊刻孝行、加大宣傳等，還對杰出孝子給予旌表、授予官職、奉敕纂孝道書籍、免除一定責罰、給予物質獎勵等舉措。
歸結起來，就是樹立模范代表，給予獎賞，免除刑罰。因此，在行孝激勵制度的大力推行下，明朝孝子具有很大的廣泛性。一是地域上的廣泛性，表現在兩直十三布政司中均有明廷旌表孝行的記載；二是身份和地位的廣泛性，如科舉士子中就涌現出大量的杰出孝子，從小到地方府州縣學的生員，大到高中進士的官吏，均有孝行記載。同時，明朝孝子孝行的表現形式多樣，出現了許多特別的孝行。
行孝激勵制度的具體事例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旌表孝子李英之門，英邳州人，年十五喪父，家貧力作，養其母劉氏，冬寒必溫衾席，母常病疽，英為吮之，數日而愈，母又病滯下，英取糞嘗之，味甜，心切驚悸。事聞，詔旌表之”。孝子李英為了養母早日康復，親自嘗糞、吸濃，其孝行被詔授旌表，為世人所銘記。相同的事例還見于明朝宗、明英宗年間。
行孝激勵制度的具體措施
如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太上皇帝居南宮，旌表孝子顧佛僧。佛僧，浙江龍泉縣民，父喪廬墓，繼母生惡瘡，吮其膿以愈”。又天順三年（公元1459年），“旌表孝子龐景華。景華，應天府上元縣人，蚤喪父事母孝。母久病痢，景華嘗糞味甘，哀號，吁天乞以身代母，疾遂瘳。鄰弗戒于火，景華抱母號呼，所居左右前后俱灼燼，無余獨母臥室三間無恙，人咸以誠孝所感，旌其門曰：‘孝行’”。
明朝還有舍身救親孝行的記載。如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旌表孝子劉靜。靜，江西萬安縣生員，幼孤家貧，事母孝，遇賊欲殺其母，懇求身代，賊橫槊剌之母。釋靜死，尸七日不變，后其母享年八十。額其門曰：‘孝行’”。賊人想要殺劉靜的母親，劉靜以身代母死，受到了明廷的旌表。
又“陳潮，永安千戶陳燦第三子，嘉靖三十六年流寇入境，燦督兵往剿，潮從行，忽賊奄至，燦被創覆地，潮以身被之，血流被體，佯死，竟負父以免”。面對險境，陳潮不顧自身的安危，最終使得父子平安，也算是上天對孝子的眷顧。這些記載都證明了明朝行孝激勵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旌表孝子劉靜
明朝行孝激勵制度的弊端這一制度在開始制定、所規定的具體內容以及具體實施過程中，存在著很大的弊端。因為明朝行孝激勵制度的性質，更多的只是為了維護朝政的穩定，維護明廷自身的統治秩序。其激勵制度的本質，不完全是為了更好地促進和弘揚孝行，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制度的走向。
針對的目標人群不明確按理說，明廷實施行孝激勵制度，不是針對某個人或某個群體，而應該是在整個社會貫徹和實施，激勵全社會崇善向善。《孝經》明確對不同階層的孝行表現進行了分類，即把孝分為“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民之孝”五類。每種階層所對應的孝行和責任都有著明顯區別。
具體說來，天子之孝的標準最高，具有愛護教育好百姓，讓天下百姓過上幸福生活的責任。諸侯之孝的標準盡管低于天子，但也應當承擔修煉品行并履行管理好封國的職責，要“保其社稷，和其百姓”。因此，在履行其職責之時，要小心謹慎，時刻提醒自己，以免出現失誤。同樣，大夫之孝的標準又低于諸侯之孝：遵守法紀，沒有言行過失。
《孝經》對不同階層的孝行分類
同樣，士孝的標準，又與大夫有別，但也強調了事父之孝與事君的相通性。而庶人之孝則強調了努力耕作、謹身節用以贍養父母的責任。但我們在明朝行孝激勵制度中并沒有看到類似明確的區分，整個制度的實施對象、實施群體都很模糊，并沒有具體的目標人群。因此，這一方面也存在著弊端。
制定的具體標準不明確既然是激勵孝道，除了應該對實施群體明確規定外，還應該對所要達到的客觀效果進行具體規定，即受激勵的群體最終應該達到一個什麼樣的層次，但在這一制度中，均沒有提及。對于明朝行孝激勵制度而言，制度實施的最終目標是什麼，是激勵哪種層次的孝行。
這對于一個制度的制定目的而言，應是首要和必備的，但奇怪的是，這一制度中均沒有涉及。我們僅能看到《明史》記載中，對守墓三年的行為進行旌表、對累世同居的行為進行旌表、對侍親孝順的行為進行旌表……但這些評判并沒有一個客觀標準。
《明史》中對具體孝行的旌表
行孝激勵的具體舉措不完善明廷對廬墓三年、侍親孝順、累世同居、為親祈禱等行為都予以一定的獎勵，以示對其孝行的鼓勵。但孝子孝行除這些看得見的表現外，還有很多孝行。比如對父母的敬養，一般人很難做到，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孝行的最重要內容，因為《孝經·紀孝行章》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后能事親”。
因此，敬養是敬慕、尊敬、敬仰、仰慕、敬畏等義與奉養、供養、尊養、鞠養等義的集合，表達了一種虔誠的倫理道德思想。再比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對于生活中多子多孫的家庭，也應該采取具體舉措予以鼓勵，古時候有多子多福的說法，在古人看來，多子多孫也是孝行的重要表現。但顯然，明廷的行孝激勵制度中，并未見相關舉措。
行孝激勵的具體內容有失偏頗《孝經·開宗明義章》云：“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意思是說孝從侍奉雙親開始，其次是侍奉君王，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為這個社會做貢獻，最后達到修身立事實現自己的遠大志向。在古代，光宗耀祖被認為是最大的孝行，因其不僅可以改變自身和整個家族的社會地位，而且可以光耀宗楣于天下。而自從實行科舉取士起，金榜題名是光宗耀祖的最優途徑。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寫
正如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寫的那樣：“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居。只要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明朝科舉張榜后，有關機構會將該科的主要信息篆刻并頒布天下，如鄉試發榜以后則會有《鄉試錄》，會試發榜以后會有《會試錄》，進士發榜以后則有《登科錄》。
這些都是士子光耀宗楣的重要憑證。在進士中式以后，朝廷還會在國子監刊刻進士題名碑，使這些中式士子流傳后世，但對于人數更多的廣大鄉試舉人群體，則沒有相關舉措。對于平民來說，鄉試中式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己和家族的命運，不僅外表有顯著的變化，而且地位比普通人高出一等，享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經濟上的權利。
在政治上他們取得了一定的身份，見了知縣不必下跪，官府也不能隨便對他們用刑，一般人見了秀才要稱老爺。但明廷并沒有明文規定，對那些中式舉人刊刻留碑，這就使舉人群體和進士群體之間有了很大的差別。毋庸置疑，進士群體比舉人群體有著更為光輝的未來，但舉人群體的人數更多，覆蓋面更廣，影響力和示范作用更大。由此可見，明廷在行孝激勵制度中忽視了舉人群體。
明朝旌表孝行的程序
對孝子孝行的旌表程序相當復雜明朝旌表孝行的程序是：一申報、二覆實、三批準、四執行，最終還需要得到皇帝的認可。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這一程序實施起來需要很長時間，尤其是皇帝最終審批這一環節實行起來耗時。眾所周知，明朝有些皇帝較為懶散，尤其是嘉靖皇帝、萬歷皇帝，更是其代表。同時皇帝每日需要批閱諸多奏折、處理繁多政務，旌表孝行對他們來說不是急迫的事，延后處理是常事。因此，孝行旌表程序缺乏靈活性。
明朝行孝制度帶來的負面影響明廷在對孝子孝行給予旌表的案例中，有大量的割股救親等孝行，這就使“孝”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走向極端，不利于當時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明朝從朱元璋時期開始就對割骨救親的孝行進行旌表。如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徐州民王僧兒，事母孫氏孝謹，母病醫弗愈，僧兒割肝和湯以進，母食之而愈，命表其門曰：‘孝行之門’”。
又如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北平府昌平縣民劉驢兒、松江府上海縣民沉德，皆割肝療父疾；濟南府長山縣民王德兒、應天府上元縣民姚金土，皆割肝療母疾。命旌表其門曰：‘孝行之門’”。這些行為實則不應該被明廷所鼓勵，朱元璋及后世朝廷雖然認識到這種行為的危害，甚至屢次頒布詔令予以說明。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如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行在禮部奏：錦衣衛緫旗衡整女，母病，篤刲肝煮液，飲之而痊，宜旌表。上曰：‘為孝之道，孔子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至殺身，其罪尤大。況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傚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亦不允’”。
又如正統元年（1436年），“福建致仕都指揮僉事胡雄奏：臣于永樂間病，目幾至喪明，臣男興，刲肝以療，臣目復明，乞賜旌表。上以其非孝親正道，不允所請”。當時朝廷已經認定，割肝救親非正孝，不予旌表、不應鼓勵，如若不當，甚至會成為一種犯罪，嚴令禁止，但此種行為屢禁不止，有增無減。特別是永樂、嘉靖時期，還對這種行為再度嘉獎，鼓勵割股救親行為。
如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旌表江陰衛軍丁徐佛保孝行。佛保母病篤，醫弗能痊。而剖脅刲肝煮液以進。母食之，頓愈。其衛官以聞，遂有是命”。朝廷的物質、精神獎勵又會讓人們形成攀比之風，割股救親的行為大行其道，使得孝行更加極端，出現更多不可思議的愚孝，致使明朝的孝道不可避免地走向愚昧化、極端化。
明朝孝子數量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結語由此可見，明朝行孝激勵制度在制定與實行過程中，存在著很大的弊端，從一開始就制約了該制度日后的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制度還是取得了較大的成果，明朝孝子數量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如《明史》中所載孝子數量為183人，超過了《隋書》所載的13人、《舊唐書》所載的17人、《新唐書》所載的21人、《宋史》所載的118人、《元史》所載的97人，大大超過了孝文化氛圍濃厚的宋朝。
參考文獻孔子，《孝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81年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中華書局，2009年
余繼登，《皇明典故紀聞》，花山文藝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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