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與夫人馮讓蘭。圖/《不息集——回憶張岱年先生》)
哲人張岱年：其意心知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于2021.8.23總第1009期《中國新聞周刊》
與金岳霖和馮友蘭1949年后才接受辯證唯物主義不同，北大哲學系教授張岱年從上世紀30年代起就信持唯物主義，終身不變，老而彌堅。
80年代，哲人其萎，金岳霖、梁漱溟、馮友蘭等先后去世。與此同時，張岱年聲望日隆，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國學大師”“哲學泰斗”等光環不期而至。也有人對此不認同，李澤厚就曾公開質疑這是“國學熱”背景下的一種“虛幻的光環”。
但沒有人不同意，這是一位知行合一的誠者。
張岱年曾寫道：“中國哲學最注重學說與行為的一致，將思想與生活打成一片，認為理想的實現不在現實生活之外，而求在日常生活之中表現真理。”他愛講金岳霖的一個段子。1947年，金岳霖問他，熊十力哲學是怎麼回事？然后自問自答：“熊十力哲學背后有他這個人，我的這個哲學背后沒有人。”
如果套用金岳霖的話，那或許也可以說，張岱年的哲學，就是他這個人。
“全世界最大的哲學系”
1952年院系調整后的北大哲學系，是全國唯一的哲學系，也堪稱全世界最大的哲學系。
因哲學系教授多持唯心主義世界觀，為便于思想改造，全國哲學系教師都集中到北大來。多年后，張岱年還能如數家珍地回憶出這一長串名字：北大原有湯用彤、鄭昕、賀麟、王維誠、齊良驥、任繼愈、王子嵩、黃楠森等，來自清華的有金岳霖、馮友蘭、鄧以蟄、沈有鼎、王憲鈞、任華、張岱年、周禮全等，來自燕京的有張東蓀、洪謙、吳允曾等，來自北師大的有汪奠基，來自輔仁的有李世繁，來自廣州的有朱謙之、李曰華等，來自武漢的有黃子通、周輔成、石峻等，來自南京的有宗白華、熊偉等。教授、副教授有三四十人之多，由金岳霖擔任系主任。
與這個超強陣容不成比例的是，新中國成立后學術界各方面成就顯著，唯有哲學理論界成績平平。
哲學系分為幾個組，分別是邏輯學、馬列主義、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張岱年在中國哲學組，他回憶，當時唯有邏輯學稱為“教研組”，其余都煞費苦心另立名稱。馬列組稱為“輔導組”，中國哲學組稱為“史料研究組”，西方組稱為“編譯組”，意思是都夠不上教研組，對于馬列主義僅能輔導，對于中國哲學僅能整理史料，對于西方哲學僅能做編譯工作。
這種情況在兩年后有所改變。1954年中科院社會科學部成立了哲學研究所，金岳霖任副所長，帶走了賀麟等一批人。中國人民大學開設了哲學系，將石峻等調去。到1955年，北大哲學系的陣容已有很大不同。各專業組也改稱“教研室”了，一些課程陸續開了出來。僧多粥少，只能分講，中國哲學史課程由馮友蘭主講先秦至漢初，張岱年主講漢代至明清。
當1957年的反右運動到來時，1951年才提為教授的張岱年在資深名教授成堆的北大哲學系中本來并非首當其沖，且他性格內向少言，但事情偏偏落到了他的頭上。
他后來多次悲憤地向弟子說起過那刻骨銘心的15分鐘。那是1957年5月17日，在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工會小組會上。
不久前，張岱年曾與熊十力有過一次交談。新中國成立后，金岳霖和馮友蘭都放棄自己的哲學體系，轉而接受唯物主義，只有熊十力公開表示，擁護共產黨，但不接受唯物主義。熊十力保留北大教授之名，但并不到校。在這次交談中，張岱年為“雙百方針”的公布而歡欣鼓舞，熊十力卻告誡他：“你要注意！情況是復雜的，你如不注意，可能有人以最壞的污名加在你的頭上。”但張岱年認為自己信持唯物論，擁護社會主義，自信不會有什麼問題。
在上級幫助整風的號召下，張岱年談了幾點意見和建議。他說，“三反五反”他都積極參加了，但覺得有一些問題，馮友蘭、潘光旦等一些老教授檢查了三次才通過，未免傷了知識分子的感情。“肅反”運動時，系里開了王錦第（王蒙之父）的批判會，后來又宣布，據調查他的問題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已經交待了，沒有新的問題。那為什麼不先調查后討論呢？之后，他又由衷地盛贊了“雙百方針”的英明。
這些發言并不出奇，當時也無人反駁。張岱年有些口吃，否則，這些話10分鐘就能談完了。
當時也派了人到馮友蘭家中征求意見。馮友蘭也提了一些或許稱不上意見的意見，比如清華大學文學院合并到北大來了，但文科書籍沒有合并過來，這不合理。
暑假過后，忽然宣布張岱年劃為右派。在反右運動中，北大哲學系共劃36名右派，多是青年學生，29名教授中只劃了張岱年一人。
張岱年將這次遭遇形容為“平生的奇恥大辱”。潔身自好的他一度想過自殺，但妻子沒有工作，孩子年幼，他不能選擇這條路。
很多熟人見面不識，但也有一些人給了他溫暖。前輩中，朱謙之仍以常禮相待，唐鉞和金岳霖都曾與他親切握手，讓他想起龔自珍的詩句：“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劃為右派后，張岱年不能再上講臺，只能搞資料，參加編寫《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匯編》。1962年，他的右派帽子摘掉了，可以參加教學工作，但仍不能發表文章。
1964年，李中華考入北大哲學系。每周末，系主任鄭昕都親自帶領學生去北大附近的六郎莊參加勞動，休息時，他總是叼一個紫紅色大煙斗，毫無顧忌地給圍在四周的學生們講哲學系的名人軼事。讓李中華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談到馮友蘭時總是提到張岱年，說馮、張二先生雖然都搞中國哲學，但性格大不同，馮友蘭屬智者型，張岱年屬仁者型。
直到1968年冬，李中華才在北大38樓的走廊上第一次見到了張岱年。那時張岱年是受批判對象，見人基本不說話。李中華聽同學說，張岱年是最沉默寡言的教授，但每當說話時，總是言能達意，待人誠懇，所以大家都不難為他。
可能因為早就靠邊站了，“文革”時張岱年并沒有受到太大的沖擊。馮友蘭、馮定等人遭批判，都被關進牛棚。
1969年，張岱年下放江西鄱陽湖畔鯉魚洲五七干校。北大哲學系和歷史系組成八連，住在一個大草棚里。鯉魚洲土地是紅土，有雨是泥，無雨像銅，他經常摔跟頭，有一次摔傷了左腿脛骨部位，痛了好幾個月。
八連常讓老年人值夜班，夜間坐在草棚外守望。值夜班時，萬籟俱寂，天地空闊，星云皎然，北斗儼然在目，是平時在城市里很難見到的景象。張岱年沒想到，竟能在此時此地仰望星空。
(上世紀80年代，張岱年拜訪馮友蘭（左）時的合影。圖/《不息集——回憶張岱年先生》)
“不多說，不少說”
改革開放后，北大黨委為張岱年平反，完全恢復了名譽。在學術界沉埋20年的張岱年，終于迎來了自己學術上的第二個春天。
1978年，研究生恢復招生。張岱年任室主任的中國哲學教研室招收了首批10名研究生，即李中華、吳瓊、陳來、陳宜山、陳戰國、劉笑敢、王德有、魯軍、陳小于、袁德金，張岱年任導師組組長。
中國哲學專業研究生第一年不分導師，集中修課，第二年才由教研室根據本人填報的研究方向志愿指定導師。當時馮友蘭因“文革”中參與批孔、成為“梁效”顧問等事還在接受審查，不在第一批研究生導師名單上，大家都想分到張岱年名下，10人中一半以上報了先秦。最后的結果是，張岱年指導4名，鄧艾民指導兩名，朱伯崑指導3名，還有一人由結束受審查回歸講臺的馮友蘭指導。
弟子們都知道，張岱年治學有“八字真經”，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張岱年曾解釋，中國古代哲學不是容易理解的，僅僅從字面上望文生義，淺嘗輒止，是難以理解其真諦的。只有了解古代哲學家的精神境界，才能了解其學說的真實意蘊。而要了解其精神境界，自己必須有一定的精神修養。這就是“心知其意”。
初到北大，劉笑敢曾向張岱年請教他50年治學的最主要心得，張岱年說，就是六個字：“不多說，不少說。”劉笑敢等著下文，他卻笑呵呵地不再說了。此后多年，劉笑敢不斷想起這六個字，體會它的分量和意義。
后來劉笑敢又成了張岱年的博士研究生。寫博士論文時，批評馮友蘭關于“道是全”的一段論述，改了三四次張岱年才首肯。劉笑敢反復琢磨，終于意識到，原來“恰如其分”只在分寸之間。
張岱年招收的第三屆博士生、關門弟子王中江說，那時中國哲學史的博導只有張岱年一人，他是當時中國哲學史界最權威的學者。
1978年秋，景海峰考入北大哲學系本科。系主任馮定很少出現，頭號大師馮友蘭也很少能見到，張岱年算得上“年富力強”，在校園和系資料室里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張岱年給研究生開了兩門課，一是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二是中國哲學史方法論。那時他已不再給本科生上課，景海峰就去蹭聽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課。每當上這門課時，教學樓前的自行車就格外多，座位格外緊張。聽課的有研究生，有本科生，有教師，還有外校來的。
上課時，張岱年不疾不徐，侃侃而談，講到會心處，臺上臺下相視而笑，大有莫逆于心的感覺。他對中國哲學史每一段的思想主潮、血脈譜系和史料線索都作了細致的爬梳和有力的闡釋，特別是對先秦諸子和宋明理學。景海峰覺得，張先生就像是手把手地帶領他們將中國思想的礦脈勘察了一遍，又像在他們面前打開了一幅中國哲學發展史的全景圖。
馬克思主義文化派的一面旗幟
張岱年的博士生、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回憶，80年代初期，學界很關注哲學史方法論的問題，意在突破唯物-唯心兩軍對戰的教條和框框，突破哲學史研究的意識形態障礙。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哲學史界掀起了“范疇熱”。作為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的張岱年可謂領軍人物，發表了《論中國古代哲學的范疇體系》等一系列著作厘清概念。
他說，范疇是一個翻譯名詞，是參照《尚書·洪范》所謂“洪范九疇”而翻譯的。韓愈在《原道》篇中提出了“虛位”和“定名”的區別，認為“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張岱年解釋，“定名”有確切內涵，“虛位”則是空格子，不同學派可以填入不同內容。“定名”即今所謂“概念”，“虛位”即今所謂“范疇”，但它們的區別也是相對的。中國古代哲學有自己的概念和范疇，有些基本范疇如“氣”“理”“神”“太極”“道”等難以譯成外文，這正表現了中國哲學不同于印度哲學和西方哲學的特點。
80年代中期國內“文化熱”興起。在傳統和現代化大討論的激蕩下，很多人都想構造出新的概念和體系，整合“中西馬”。
1987年秋，張岱年重新發展、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綜合創新論”，即“以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來綜合中西文化之所長而創新中國文化”。他曾參加過上世紀30年代的文化論戰，既反對全盤西化論，也反對東方文化優越論，因而提出了“綜合創新”。
一開始，“綜合創新論”在眾多學說中并沒有受到太大關注。張岱年曾感嘆：“我們主張綜合創新論，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又符合國情，但響應的人似乎不多。美籍華人學者林毓生提出‘創造性的轉化’，卻受到多人注意。外來的和尚會念經，自古如此。”
進入90年代，“國學熱”興起，張岱年逐漸成為馬克思主義文化派的一面旗幟。
1994年5月，張岱年和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方克立共同主編的《中國文化概論》出版，這是教育部高教司組織編寫的一本全國高校人文素質教育公用教材。教育部負責人明確交待：這本書要以我黨一貫倡導的文化方針和張岱年先生的“綜合創新”文化觀為指導思想。
1995年4月，社科院科研局內部編印的《學術動態》刊登了方克立的文章《評第二次文化熱的“話語轉換”》以及張岱年就此問題給他的一封信。
文章稱，不同意有人把國學和復古簡單畫等號，倒是李澤厚和王德勝不久前一次對話中提出的“話語轉換”（即放棄激進的社會/政治批判話語，轉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話語）值得注意，他們關心的主要不是中國傳統文化，而是要反思整個中國近代史。張岱年表示同意文章的觀點，還在信中表達了對李澤厚的一些看法。
那時，李澤厚已于1992年旅居美國。2002年，他與陳明的對話集《浮生論學》由華夏出版社出版，回應了這件事。
李澤厚承認自己對此有一些“心結”，不過說那封信是小事一樁，主要是張岱年幾次公開批評他，說他的“中國傳統是實用理性”的觀點是“胡說八道”，還公開出席批判他的大會。說起對張岱年的評價，他認為張岱年被“國寶級哲學家”這些話“捧暈了”，張岱年在對古典文獻的熟悉上并不輸于馮友蘭，但思想性欠缺，只能算一個“學問家”，至今真正稱得上代表作的只有30年代的《中國哲學大綱》。
盡管有這樣的不同聲音存在，無可否認的是張岱年的地位越來越高，越來越受到重視。
他的學生牟鐘鑒認為，除了提出“綜合創新論”，張岱年的另一大貢獻在于對中華精神的界說。他將《易傳》中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用來概括中華民族精神，進而引申為，自強不息是奮斗精神，厚德載物是寬容精神。晚年，他特別致力于發掘儒學中強調獨立人格的思想，尤其推崇孟子的“以德抗位”思想。
牟鐘鑒覺得，這種學理式探討實際上包含著他的痛苦經歷和對人生的深刻反思。他是寬厚而又個性極強的人，被劃右派后對于人格尊嚴的受損只能默默忍受。改革開放他受到越來越大的尊重，但幾十年的重壓在他身上還是留下了烙印，有時候他不得不去參加一些表態的會，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牟鐘鑒曾當面婉言勸諫，他并不生氣，只是一笑點頭，但牟鐘鑒覺得他是重視這個問題的，因此不斷寫文章從正面闡述中國知識分子剛毅不拔的優良傳統。
“剛毅木訥近仁”
張岱年的學生、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存山說，張岱年是一位早熟的哲學家和哲學史家，他最突出的成就基本都是在很年輕時完成的。
范學德在大學學習中國哲學史時就多次細讀了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這部書近60萬字，他以為這位筆名“宇同”（張岱年青年時代的理想是追求宇宙大同）的作者一定是位老先生，后來才知道作者年僅28歲，寫作時間為1937年。
后來張岱年告訴范學德，1949年前他讀英文哲學原著比讀中文的多。那時西方分析哲學的最新著作一出來，他的哥哥張申府就會向他推薦，他就一本一本地讀。他說，一些哲學術語的中文翻譯不準確。“唯物論”應譯作“物本論”，“主觀唯心主義”應譯作“心本論”，“客觀唯心主義”應譯作“理本論”。50年代初，他知道不能再按自己的思路講哲學理論了，從此不再接觸英文哲學原著。
從張岱年的學養中，范學德明白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哲學為什麼會出現一次短暫的繁榮，因為那時的學人首先是讀書人，讀線裝書，也讀西洋原著。
很多人都曾回憶起張岱年終身不改的老派學者作風。身體還好時，哪怕年輕后輩去拜訪他，他都會倒公交車去回拜；給他拜年，寄賀年卡，他一定會回拜、回寄。魏常海曾是張岱年領導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的青年教員，他說，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種境界在自己熟悉的人中如果說有庶幾近之者，那就是張岱年了。
李中華說，張岱年晚年做得最多的事是幫人寫序言。因為沒有多少人敢找馮友蘭，張岱年的門檻幾乎被踏破，他也幾乎來者不拒。
為了保護張岱年，北大哲學系制作了一張告示，要求經系里同意才能拜訪張岱年。他們把告示送到張岱年家中，請他貼于門上，后來得知一直沒有貼出去。
張岱年的兒媳劉黃曾在家門上貼了一張謝客告示，也幾乎形同虛設。因為只要一聽到門鈴響，張岱年就會以最快的速度去開門，甚至從不問一下來者是誰。
70歲的時候張岱年感嘆：“80歲以后我就不給別人看稿子了，自己寫書。”80歲的時候又說：“再過五年我就不給別人看稿子了，自己寫書。”劉黃提醒他，再不動筆就來不及了。到90歲的時候，他終于說：“不行了，我已經沒有那個能力了。”他想好的書名叫《中國哲學史綱》，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可算他的成名作《中國哲學大綱》的姊妹篇。
北大哲學系研究生畢業的蒙培元有一次去看張岱年時，與他聊起馮友蘭晚年著書的情形。
馮友蘭50年代以來一直在奮力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60年代已出兩卷。80年代，他將已出的兩卷改寫了，并計劃要寫完七卷。那時他已雙目失明，聽力很弱，只能口授請人記錄，就是這樣完成了這部書。張岱年感慨：“馮先生晚年有一口氣，這口氣，力量很大。”
《張岱年文集》出版時，馮友蘭為之作序。他寫道：“張先生之木訥氣質，至老不變。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直道而行則剛毅也。近仁之言，其意當哉！張先生可謂律己以嚴，高自要求也。”所有人都承認，“剛毅木訥近仁”是對張岱年最傳神的形容。
張岱年對馮友蘭的了解同樣深入。他曾說：“人們對馮先生的評價頗多分歧，這表現了哲學的黨派性，更表現了政治的黨派性。”
他認為熊十力、金岳霖和馮友蘭是中國哲學界最有名望的三位思想家，其學說都表現了中西哲學的融合。其中熊十力的體系“中”居十分之九，金岳霖的體系“西”居十分之九，唯有馮友蘭的體系中西各半，是比較完整意義上的中西結合。而且熊十力的著作中包含很多佛學術語，金岳霖的著作是英語思維的，都比較難懂，只有馮友蘭的著作明白曉暢，因而影響最大。但他不同意馮友蘭所說的“哲學本來是空虛之學”，他認為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怎能是空虛的呢？
2004年，張岱年去世。身后殊榮巨大，遺體告別儀式空前隆重。李中華說，他在北大40年，從未見過這麼隆重的告別儀式。
張岱年遺體告別儀式結束不到一個小時，夫人馮讓蘭也離世了。馮讓蘭是馮友蘭的堂妹，和張岱年同年生，兩人相濡以沫70年，享年皆為95歲。
弟子們都記得，每次去張家，總是師母含笑開門，張先生站立于她身后，告別時師母再伴隨著張先生在門口含笑道別，兩位老人一前一后，身體挺得很直。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4635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