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七斤八兩是什麼命

嘉賓丨劉佳林、糜緒洋、魏東

整理丨秦無憲

近些年來，在讀書界頗具影響力的“文學紀念碑”叢書，自2014年持續推出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榮譽教授約瑟夫·弗蘭克廣受贊譽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

近期，備受矚目的第四卷《非凡的年代：1865-1871》終于出版了。因為，這一階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個創作生涯中最多產的六年時間。

在這短短的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出了他的三部最偉大的長篇小說：《罪與罰》《白癡》和《群魔》；同時寫出了他最好的兩部中篇小說：《賭徒》和《永遠的丈夫》。這些杰出的作品都是在惡劣的現實和經濟條件下寫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在歐洲四處漂泊，經常因癡迷于輪盤賭而難以自控。再婚以后他逃離俄國，為的是躲避咄咄逼人的債主和靠他供養的貪婪的親戚，由于害怕因為欠債而坐牢他不能回國。在異鄉辛勤寫作時，他與新婚妻子過著默默無聞的貧困生活，寫作是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他一直擔心反復發作的癲癇正逐漸損害他的文學創作能力。

近期，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劉佳林教授，俄國科學院文學所糜緒洋博士，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資深編輯、“文學紀念碑”叢書主編魏東，就約瑟夫·弗蘭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了一場深度的講座。

在講座中，劉佳林認為約瑟夫·弗蘭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文本非常厚重，在傳記文學上非常有價值，尤其是弗蘭克在傳記寫作方面的方法突破，而弗蘭克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生活向藝術轉化過程中的神秘突變所做的努力，也刷新了我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糜緒洋的導師，便是最新俄語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編輯之一，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球研究深有體會。在他看來，弗蘭克幾乎是英美世界陀學研究大廈的建成者，此后的研究都只能在這幢大廈里搞些精裝修或加蓋樓層，即使是要另起爐灶，弗蘭克的五卷本陀傳也是繞不開的參照系。魏東則對外宣布，備受矚目的第五卷《先知的衣缽》，要到2021年才會推出。明年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兩百周年，所以明年第五卷的推出會比較隆重。

魏東、劉佳林、糜緒洋

糜緒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凡六年”

在寫作第四卷《非凡的年代》時，約瑟夫·弗蘭克頗有些一反常態。在這部以解說陀氏創作見長的傳記中，開頭兩章詳細復盤了那段時期作家經歷的幾場萍水相逢。這些戀情或求婚，皆以失敗告終。透過弗蘭克時常帶著些微反諷的語調，我們能看到這位大文豪在這方面的急切與笨拙。這些細節或許有些過于瑣碎，但在弗蘭克傳記里，陀氏的生活瑣事就像“契訶夫之槍”一樣，最終都會在后文論述作家創作時打響。

在1865—1871年這短短的六年時間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下了世界文學史上的三部不朽杰作，以及兩部在藝術價值上不亞于它們的中篇小說。這也是為什麼被弗蘭克稱作“非凡的年代”。

在第三卷《自由的蘇醒》的結尾，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西伯利亞流放歸來后，跌到了人生的谷底——妻子去世，哥哥猝死，辦得正當紅火的《時代》雜志突然被當局關停，重辦的《時世》雜志難復當年之勇，最后以倒閉收場，給作家留下了異常沉重的債務。但有著“貓一樣生命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言敗，除了在文學上的不斷進取外，早已人到中年的作家還在盡一切可能重新尋找愛情、建立家庭。

在這種境遇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寫作《罪與罰》。他在人生中有一位貴人——《俄國導報》的主編米哈伊爾·卡特科夫。我們在第三卷《自由的蘇醒》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辦的雜志曾與卡特科夫進行過激烈的意識形態論戰。鑒于卡特科夫臭名昭著的親政府立場，為他寫稿也勢必會進一步損害陀氏在左派讀者中的聲譽。但事到如今，為了生存也別無他法。幸而，作為編輯的卡特科夫是個不計前嫌、慷慨大度的人。這也是為什麼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這樣的大文豪都愿意為其供稿。

更關鍵的是，他不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件，還愿意定期為其預支稿酬，即使是作家連續數月只字未寫、未來作品尚八字無一撇之際。“慷慨的卡特科夫又向作家預支了1000盧布”，幾乎是整本《非凡的年代》一以貫之的主導動機。如果根據日常生活消耗品購買力折算的話，1000盧布差不多相當于現在的人民幣10萬元，也可見當時俄國文人的生活還是相當優渥的。如今連諾貝爾獎得主，恐怕也未必能定期獲得這個數字的預支稿酬。當然，當時的書價也要高于現在的水平，比如《賭徒》這部中篇小說的定價就是1盧布，差不多就是現在的人民幣100元。

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中，中文版已出的四卷書影。曾獲美國全國圖書評論俱樂部獎（傳記類），兩次（美國大學優秀學生聯誼會的）克里斯蒂安·高斯獎，兩次（現代語言協會的）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獎，《洛杉磯時報》圖書獎等重要獎項。

可是，這麼大數字的預支稿酬仍無法滿足作家的需求，因為除了償還巨額債務外，他還需要供養一個游手好閑的繼子，以及哥哥托付給他的忘恩負義的一家人。為此，他不得不兩面開弓，在寫作、連載《罪與罰》的同時，再寫一部中篇小說《賭徒》。這是作家一生中最勇敢的豪賭——與奸商出版人斯捷洛夫斯基簽訂中篇小說的出版協議，稿酬3000盧布，但作家如不能在三個月內交稿，那麼他所有作品的版權都將歸斯捷洛夫斯基所有。

為了贏得這場豪賭，他很不情愿地嘗試了一種新的寫作手法——與小自己25歲的速記員安娜·斯尼特金娜合作。這位堅韌、寬容、溫順的年輕女性，是作家一生中的另一大貴人。在她的幫助下，陀氏高質量地及時完成了《賭徒》，而在工作過程中，他們還萌生了依戀與感情，最終愛情修成正果，兩人結為夫妻。這段愛情佳話已經被許多作家、文人寫過，蘇聯甚至還圍繞這段經歷拍過一部電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二十六天》。

然而，《賭徒》的完成和《罪與罰》的如潮好評，都沒能實質性地改善作家的財務狀況，他不得不帶著新婚妻子前往歐洲進行蜜月躲債之行，結果這一躲就是四年。當然，作家在財務上的絕望處境，并不完全是客觀因素所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無法抑制的賭癮，也是《非凡的年代》的主導動機之一。他的每一次賭博，最后幾乎都是以散盡家財告終，有時甚至不得不典當安娜的首飾與衣物。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安娜的寬容和卡特科夫的慷慨

（當然還有作家自己的意志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也會像他筆下《賭徒》的主人公一樣，在賭場中徹底荒廢自己的余生。

女兒的出生，進一步惡化了作家的財務狀況；而她的夭折，又給他帶來了極大的精神打擊。《白癡》，就是在這樣的絕望境遇下寫完的，無怪乎陀氏會一直在書信中眼紅那些不必擔憂生計、可以耐心打磨作品的貴族作家：“屠格涅夫如果知道我寫作的條件恐怕會被嚇死。”為生計寫作、為截稿日期寫作，塑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的風格。弗蘭克既分析了這種寫作方式為作家創作帶來的獨特魅力，但也沒有回避匆忙趕稿給其作品，尤其是《白癡》的質量帶來的不穩定性。

在國外的孤獨生活，極大地刺激了作家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情緒；與俄國流亡者的接觸，更是加速了其世界觀的右轉。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屠格涅夫之間的“相愛相殺”，也是傳記作者約瑟夫·弗蘭克一直在追蹤的線索。《群魔》，就是作家反虛無主義傾向最高潮時的產物。也正是因此，它在蘇聯一度被視作禁書，中譯本出版進程也落后于《罪與罰》和《白癡》，知名度遠遜于后兩者。但是，通過對創作史的細心梳理，弗蘭克揭示了陀氏是如何把一個帶有強烈傾向性的“政論小冊子”，構思深化成了一部擁有永恒價值的哲學-悲劇小說。

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的“非凡六年”。

約瑟夫·弗蘭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英文版

劉佳林：

弗蘭克版陀傳的突破性

約瑟夫·弗蘭克為這部傳記花費的時間，差不多有五十年。從傳記的出版時間看，1976年在英語世界出版了第一卷，2002年出版了第五卷，總共是二十六年。據弗蘭克所說，他最早公開講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第一卷也提到，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要追溯到二十年前。這樣算的話，弗蘭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所花費的時間，有據可查的，至少是四十六年。一個學者為一個作家花費至少四十六年的時間，成果顯然是不可以輕視的。所以，弗蘭克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學術分量可想而知。

二十世紀文學研究的轉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語言學的轉向，用語言學的方法來研究文學；另一個是文化研究的轉向，用文化的視角來研究文學。二十世紀以來，除了語言學的轉向和文化的轉向之外，在西方還有空間研究的轉向，甚至情感的轉向、傳記學的轉向。在這幾個轉向當中，弗蘭克至少占了兩個。從傳記的角度來看待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有意義。

第一個是空間的轉向。弗蘭克有一部作品叫《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可能會注意到這本書。在談到從空間的角度研究文學時，總會提到弗蘭克的這本書。

第二個是傳記學的轉向。最明顯的證據，就是他寫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方學者認為，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學及其他學科的研究，都越來越多地采取傳記學的方法。僅從文學的角度看，就有許多我們非常熟悉的大家。比如美國學者利昂·艾德爾，他是研究亨利·詹姆斯的，也是二十世紀傳記理論大家。還有理查德·艾爾曼，他寫過葉芝、喬伊斯的傳記，還有獲得普利策傳記獎的《奧斯卡·王爾德傳》，這部傳記也被魏東收入了“文學紀念碑”叢書。他們的代表性作品或濃縮版都在八十年代出版，所以八十年代開始出現傳記的轉向，這個說法是有依據的。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從1976年開始出版第一卷，到2002年出版最后一卷，無疑也是這種轉向的一個重要體現，而且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到第四卷都有前言，弗蘭克在前言中不停地說他寫的不是常規的傳記。那麼，什麼是常規傳記呢？魏東先生把格羅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帶過來了，這本書非常有影響力。

寫這部傳記時，弗蘭克一直想說的一點是，傳統的傳記作品，或者是作家傳記，往往是從生平寫到作品，包括一個作家的生平經歷、文學創作的道路，然后是對作品的分析。弗蘭克在寫《陀思妥耶夫斯基》時，他不愿意從生平到作品，而是反過來，從作品到生平。

剛才糜緒洋博士提到，這一卷開頭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東西非常瑣碎，但所有這些瑣碎的東西都奔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弗蘭克就是要從作品來觀照生平，所以生平必然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體思想發展歷程、思想轉變過程和最后的藝術創作成果當中體現出來，這是弗蘭克對于作家傳的獨特理解。這也提醒我們，在讀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時，不能帶著閱讀傳統傳記的習慣去看作家的生平，不能只想著去找一找、看一看作家生平及飲食男女的故事，不能只看有沒有能夠滿足我們窺探私生活的好奇心。弗蘭克的傳記可能沒有多少這些內容。

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1918—2013） 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榮休教授，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和斯拉夫語語言文學榮休教授。著有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現代小說的空間形式》、《宗教與理性之間：俄國文學與文化隨筆》、《回應現代性：文化政治隨筆》等。

他對作家傳記的突破，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個突破，是突破傳統傳記對生平內涵的理解。傳統的作家傳記，往往從生平、性格到作品，關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夠展示作家性格的生活場景，尤其關注各種瑣事。在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類似的生平瑣事并不多。第四卷《非凡的年代》，如果從生平瑣事的角度看，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第二任妻子安娜的戀愛過程。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安娜說，他夢見自己在整理箱子中的文件時發現了一顆小鉆石，雖然很小，但是“非常閃亮和耀眼”。這件小事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其他瑣事，甚至在格羅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中寫到的瑣事，弗蘭克都寫得不多，這是弗蘭克對作家傳記習慣寫法的一個突破。

第二個突破，是弗蘭克必須直接面對、認真對待生活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傳統的作家傳記也寫生活和創作，雖有大量關于作家生平和社會歷史背景的描寫，但這只是傳主所活動的背景或是身后的布景；作家在這個布景上活動，而布景上的所有元素并不對在布景前活動的人發揮直接的影響。這是我們過去看作家傳記經常碰到的情況，傳記家寫了生平和作品，可是作品和生平之間的有機性聯系處理得不夠。在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里，能強烈地體驗到新式傳記的閱讀快感，尤其是生活如何轉化為藝術這方面的處理。

弗蘭克在第二卷《受難的年代》前言提到，他要關注的是從生活向藝術轉化的創造過程中那種神秘突變。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握住了或者始終追求這部傳記當中所展示的神秘突變，就能從弗蘭克看似漫不經心的生平描述中看到與后面作品發生的有機聯系；甚至在他對文學作品的分析當中，也能看到他向陀思妥耶夫斯基過去生活的回望。在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傳》時有沒有閱讀快感，就要看我們是否關注到、把握了弗蘭克所展示的這種生活向藝術轉化的神秘突變。這是弗蘭克對作家傳記的很大突破，也是弗蘭克這部傳記的精髓。

還有，他對生平節點的理解。生平的節點，就是影響傳主命運和思想發展的重要事件。對魯迅先生來說，去日本留學、棄醫從文等是他生平當中的節點。傳記關注這些節點，因為它們預示著作家未來的重要變化。從目前已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前四卷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一個重要節點是流放西伯利亞，十年受難。弗蘭克用一卷寫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亞是對的，因為這是作家生平的一個節點。但從傳統生平節點的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三卷《自由的蘇醒》，就有些困惑了。弗蘭克自己也說，人們閱讀這一卷時都“希望迅速越過這一時期”，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0-1865年的生活不如他寫《罪與罰》《白癡》的那段時期更吸引讀者。

但是，第三卷為什麼很重要？因為弗蘭克要寫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生活向藝術的神秘突變，在那之前最具有震撼力的原因就是他被流放西伯利亞，但這事情本身還不是神秘突變的整個過程，否則在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就能立即寫出《罪與罰》。很多研究者也認為，流放的生活是《罪與罰》這部小說很重要的源泉，但弗蘭克對此持謹慎態度。他認為，如果沒有19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許多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不出《罪與罰》；弗蘭克在流放十年到出版《罪與罰》《白癡》《群魔》之間，從看似沒有節點的地方找出節點。

弗蘭克在第三卷想要表達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在1860-1865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和他編輯《時代》《時事》兩本雜志有關，和他參與俄國當時的爭論有關：關于俄國發展的道路和方向，關于藝術，關于一些重要的文學及社會事件。在這樣的過程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終完成了他的思想根本性的轉變，同時這五年也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讓他成為《罪與罰》的作者，成為一個在世界范圍內有影響的偉大作家。弗蘭克在我們認為不重要的這一段時間里，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秘的突變的時期。

從對生平內涵的理解、生活與藝術的關系、生平節點這三個方面來說，弗蘭克的理解是對傳統的、常規傳記的突破。

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二十二卷《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糜緒洋：

弗蘭克幾乎是英美世界陀學研究大廈的建成者

剛才劉老師特別提到格羅斯曼的陀傳，格羅斯曼和弗蘭克的兩部傳記恰好構成了一個有趣的閉環。

格羅斯曼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科學研究的開創者。在格羅斯曼之前，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們寫下的文字或許是同時代人的文學批評，抑或是象征主義詩人以及宗教哲學家的“六經注我”。之前我們能讀到的許多翻譯成中文的陀氏評論文字都屬于后一個類別，比如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精神領袖》，再比如前不久再版的別爾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宗教哲學家的分析文字鞭辟入里，往往能指出陀氏思想的最要害之處。

然而，缺點在于常脫離具體的文本與創作背景，就仿佛面對一道數學難題直接報出答案，你若問他緣由，他只會告知你“1+1=2”這樣的基礎公理。而對作家創作的科學研究，并不是否認那個正確答案以及1+1=2的公理，而是一步一步地具體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謎題的解題過程。格羅斯曼就是這一意義上陀學研究的開創者。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關系非常好，做過非常多的訪談，比如陀氏夫人給他指了許多《罪與罰》中故事發生的地點。作家的許多手稿起初也在他那里，由他完成了初步的整理工作。

如果說格羅斯曼是蘇俄陀學的奠基人，那弗蘭克可能就是英美陀學研究大廈的建成者。這并不是說英美的陀學研究已被他終結，但他的五卷陀傳就像是一幢大廈，之后的陀氏研究，尤其是基礎性研究，都只能在這幢大廈里搞些精裝修或者在樓頂加蓋樓層，即使是要另起爐灶，弗蘭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繞不開的參照系。

必須承認的是，弗蘭克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這個巨人的肩膀就是俄蘇陀學研究的摩天大樓——蘇科院俄羅斯文學研究所

（普希金之家）

編輯的三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在方法上，蘇聯為經典作家編寫全集，繼承的是德國在宗教改革時期注《圣經》，以及此后為大哲學家、大作家編“歷史考證版”全集的傳統。在這三十卷的陀氏全集里，遠不僅僅是陀氏已發表的文字，其中可能有超過一半的篇幅都是對作家手稿的整理、對文本歷史演變的梳理，以及事無巨細的題解、注釋。比如《罪與罰》就被分成了七、八兩卷刊印，第七卷是正式文本，第八卷則是手稿和注釋。

十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出過一套二十二卷的《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就是以蘇科院的三十卷陀氏全集為母本。雖然篇目比起俄版全集仍遠不算“全”，題解、注釋也只是對原書的節譯，其篇幅可能只有俄語版的十分之一，但依然是一代學人十數年的努力成果，是中文世界注釋信息最豐富的陀氏文集版本。最近兩年，“普希金之家”正在重編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總共三十五卷，目前編到第八卷——相當于把過去的摩天大樓又重新翻修一下，待完成之后，我們漢語世界的陀氏文集想必也應該進行一定的校正。

除了對三十卷陀氏全集中題解與注釋的借鑒與引用，弗蘭克對《罪與罰》《白癡》《群魔》手稿的分析也非常依賴蘇聯學者的成就。陀氏手稿的筆記極為潦草，且充斥著涂畫與增補，即使在蘇聯學者整理成可供出版的文字后，許多詞句的內容仍然非常費解，弗蘭克相當于幫讀者代為咀嚼了一遍，并挑選出最能理解作家創作過程的片段予以講解。用他自己在傳記里的話說，這是在觀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把泥土制成一尊雕塑”。

其實，陀學界的許多前沿學術爭論，依舊跳不出三十卷全集和弗蘭克五卷傳記的框架。比如在梳理《白癡》創作過程的時候，弗蘭克就提到陀氏由于面對債務和截稿期而思緒繁亂，手稿中有相當多互相平行的構思，因此學界對這些手稿到底能否只算作《白癡》一部作品的雛形多有爭論。去年夏天，在波士頓召開的三年一度“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大會”上，一位俄國頂級學者的定調發言就是在講《白癡》的草稿其實是兩部不同長篇小說的草稿，這在很大程度上其實仍是在延續弗蘭克提到的那段爭論。

另一個例子是圍繞著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義問答》到底是否構成《群魔》中部分章節的靈感來源

（或是不是唯一靈感來源）

展開的論戰，今年一場在線學術會議上幾位領銜陀學家為此爭得面紅耳赤。而對于這個問題的不確定性，弗蘭克也在他對《群魔》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還有，比如說對于巴赫金的評價。巴赫金是過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絕對繞不開的名字，任何陀學研究如果不提“對話”“狂歡”，恐怕首先就過不了同行評審那一關。但近幾年來，無論俄羅斯陀學界，還是英美陀學界，都開始對巴赫金理論框架的普適性有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如果回看弗蘭克的陀傳，就會發現他在整個第四卷中只引用了兩次巴赫金，這或許也能說明弗蘭克在當時就已經對巴赫金熱有了一定程度的警覺。

廣西師大出版社“文學紀念碑”叢書中的陀氏相關傳記類作品合輯

魏東：

弗蘭克的文本解讀最見真功夫

靡緒洋博士的導師是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重要編輯之一。

以弗蘭克關于《罪與罰》的見解為例，弗蘭克很早就對《罪與罰》作了專題研究。《拉斯柯爾尼科夫的世界》這篇文章收錄在1960年的《文匯》雜志上，主要談論主人公的殺人動機；另外，討論《罪與罰》創作背景的文章收在弗蘭克1991年的文集《俄羅斯棱鏡》里。這兩篇文章都是他關于《罪與罰》核心的解讀，都被我收在去年推出的由曹國維老師主譯的學術評論版《罪與罰》里：曹老師的譯本，外加八篇經典解讀文章。大家可以參考，也可以閱讀第四卷關于《罪與罰》的三個篇章。用兩三章的篇幅解讀一部作品，這也是第四卷的一個特色。

前面三卷，基本上是為了第四卷做準備，當然還有后面的第五卷。就作品的密集程度來講，第四卷是最出類拔萃的，因為這一卷里的陀氏代表作品最多。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線索，關于俄羅斯思潮的演變，弗蘭克埋了很多伏筆，一路發展下來，到了第三卷時已在匯攏了。

弗蘭克是比較文學的教授，不是專門的斯拉夫語言文學系教授，他拿出的成果，不管哪個領域都是扛鼎之作。他本身想研究存在主義文學，想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地下室手記》著手進行研究，隨后他發現光用存在主義無法解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象和他創作的秘密，從這個時候開始逐步轉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他當時的教職不允許他全部講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他花了很大的精力著手準備撰寫《陀思妥耶夫斯基傳》，直到1976年出了第一卷，從正規的生平開始講起，每一卷都有核心的概念。

第一卷主要是針對弗洛伊德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癲癇起源的論述，駁斥弗洛伊德的假說。后半部分講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樣成名的。他卷入當時的社會思潮，導致他被逮捕，也就是第二卷的開始。第二卷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的十年受難。弗蘭克解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樣完成了“信仰的重生”，這五個字也是第二卷的核心觀念。到了第三卷時，他集中描述《地下室手記》，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樣在1860-1865年之間發生創作裂變的。之前的小說是傳統的敘事，像處女作《窮人》延續感傷小說的傳統，到《地下室手記》時煥然一新，變得似乎不可理解。在第三卷中，弗蘭克主要處理對《地下室手記》的解讀。這是長篇的解讀，這樣的解讀到第四卷就很常見了。《罪與罰》講了三章，光第七章的解讀具體文本就整整五萬字。可想而知，弗蘭克對這部作品的理解到了什麼程度。對于《罪與罰》的思想來源和創作動機的追溯，從選擇什麼樣的敘事方式，到小說文本的演變，再到詳實地解讀文本。

對于弗蘭克來講最重要的、最見真功夫的，還是文本解讀的能力。在第四卷里，這種解讀總共出現了三大次、兩小次，就是前面提到的幾部代表作。這種解讀到了第五卷發揮得更加熟練了，用整整一輯，英文100多頁的篇幅逐章講述了《卡拉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

劉佳林：

格羅斯曼的陀傳和弗蘭克的陀傳

魏東揭示了第四卷最核心的東西，也就是弗蘭克解讀文本的能力。弗蘭克說過，吸引我們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為喜歡他的作品才去看他的生平。因此，所有關于作家生平的敘事，應該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作家的作品。

第四卷的核心，是三部長篇和兩部中篇的文本解讀。這樣的解讀當然可以看作從生活向藝術神秘的突變結果，但從傳記的角度來看，從弗蘭克對于這三部長篇和兩部中篇的文本解讀中，仍然可以看到弗蘭克傳記學的視角和眼光。弗蘭克有一個主題，他要向我們展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5-1871年之間的三部長篇、兩部中篇當中，要著力塑造許多接受了虛無主義思想的主人公，并且要寫這些人物把這種思想付諸行動之后帶來的災難。陀思妥耶夫斯基還要揭示這些思想背后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整個這一切的悲劇意義。

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專家認為，這幾部小說達到了古希臘悲劇的藝術高度。虛無主義思想，或者說接受了虛無主義思想的主人公，是弗蘭克在第四卷中分析文學作品時重點談到的話題。這些和弗蘭克所要揭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之間是什麼樣的關系呢？我舉一個小例子來說明。

比較格羅斯曼的傳記和弗蘭克的傳記，能看出弗蘭克非常規作家傳記的特別之處。緒洋博士講到，弗蘭克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同時也經常和巨人對話。格羅斯曼的傳記，也是很了不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我把這兩部作品作比較，絕對不是比高下，好的文學作品和好的傳記作品，很難說誰是第一。

1865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一對姐妹相識，這對姐妹是安娜·科爾溫-克魯科夫斯卡雅和妹妹索菲婭。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這對姐妹的交往，格羅斯曼寫得很詳細。我讀格羅斯曼的傳記時，感到了閱讀傳統傳記的快感。格羅斯曼對這姐妹倆的生平做了相對比較完整的梳理，可以說是“傳記中的傳記”。

但是，弗蘭克在處理這個故事時，并不像格羅斯曼那樣。他在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交往的時候著重于幾個點。第一點，因為安娜生活在外省，她對圣彼得堡的新思想很感興趣，一個從圣彼得堡回來的大學生對她講了流行的思想，比如人是從猿猴變來的，既然人是生物性的存在，所以人是沒有靈魂的。在弗蘭克看來，這其實就是一種虛無主義思想，弗蘭克寫安娜在外省經歷，是想告訴我們，虛無主義思想在俄國已經滲透到許多角落。

第二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交往時，安娜的談話所表現出來的很多觀念，其實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反對的虛無主義的觀念。安娜說，普希金已經過時了，這是最觸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因為他非常崇拜普希金。這幾個因素導致他們倆沒有走到最后。在講述這段故事時，弗蘭克沒有像傳統傳記那樣把這對姐妹做詳細的交代，他重點圍繞“虛無主義”這個關鍵詞來做文章。這段故事告訴我們，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俄國，虛無主義思想不但在圣彼得堡大行其道，在其他地方也有信仰者。因此，當我們在《罪與罰》中讀到作為虛無主義受害者的主人公的種種表現，就會覺得自然。由此可見，弗蘭克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在他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敘述當中，都是有伏筆的。

作者丨劉佳林、糜緒洋、魏東

整理丨秦無憲

編輯丨張婷

校對丨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