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一個名為“量子速讀”的賺錢生意被媒體群嘲。利用人們不理解的高大上科學詞匯來發財,這個門道并不是當代才有的發明。
19世紀初,一門名為“顱相學”的生意風潮開始在歐美世界流行開來,大約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的前50年,很多人受它的蠱惑,認為只要通過仔細辨認一個人的頭骨形狀,就可以知道他的性情、天賦,進而推算他的發展前景。特別在英美兩個國家,人們經常找“專業”的摸骨師來“診斷”自己,預測自己的發展前景。它當然是荒謬的。直到今天,當我們談論到它的時候,也往往將它看作一種愚昧的表現,一笑置之。
和“量子速讀”與“量子力學”只在用詞上存在聯系一樣,用來賺錢的“顱相學”和科學領域的“顱相學”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今天我們就來說說顱相學和它的發明者弗蘭茨·約瑟夫·加爾(Franz Josef Gall)的故事。
1758年出生的加爾是一位德意志商人的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萌發了對科學的興趣,在課堂里,他注意到很多特別聰明的孩子的眼球都特別突出,一位頭骨形狀異于常人的孩子具有語言上的超強能力。
后來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學學習醫學,畢業以后成為一名維也納著名的醫生,而小時候的觀察則一直被他記在心里——人的頭骨和心理(思維)有什麼樣的聯系呢?
我們現代人都知道大腦的功能,知道它是人體重要的神經器官。可是在加爾那個年代卻還完全不是這樣。在18世紀后期,雖然其他科學已經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可人們依然不知道人們的思想和情感是從哪兒來的。
科學家們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人體中肯定有一個器官掌管著各種感官的統合,但它是什麼?
即便有人意識到可能是大腦,也不敢公然宣布。200年前,雖然經過了宗教改革,但神學在歐洲的影響依然非常大,人們會非常正經地討論“靈魂”和“意志”的不同,甚至認為靈魂是獨立于身體之外的。神學對社會和政府機構的介入和滲透,也對當時的科學研究造成了直接的影響,特別在德意志,如果一個學者敢公然宣稱人的想法來自于一個人體器官,就會被指控為“唯物主義者”,或者說“無神論者”。對于一個需要混社團的科學家來說,這種指控無疑會斷送全部學術生命。
因此,加爾的研究興趣在當時是沒有前途的。即便這樣,他依然相信在大學學習到的那套觀察自然的方法。一開始,每個來他診所求診的病人都要被他摸一遍頭骨,他會把頭骨的形狀和個人的性格/智力等資料記載下來。摸多了大家都以為他是變態。這條路走不下去,他就轉而來到當地的一座監獄,研究犯人的頭骨形態。
他還收藏和觀察了120個頭骨,以驗證他的假設。
加爾在進行顱相學檢查
在經過了以上的研究之后,加爾得出了四個結論:
1、人類的道德和智力是天生的;2、它們的功能依賴于器官的支持;3、大腦是人類所有官能/傾向/情感的器官;4、這些功能由大腦的不同部分所分管,大腦的每個部分都有特定的功能。
基于這樣的認識,加爾認為人的頭骨長得不一樣,是因為每個人大腦發達的區域不一樣,于是,觀察一個人的頭骨,就知道他的“優勢”在哪兒。
他當然錯了,因為人的大腦并不會將頭骨拱起,反而是要根據頭骨的形狀而發展。不過他也對了,他所得出的4個結論,除了第一點之外,如今都是毫無疑問的。特別是,他提出了“大腦分區和定位”的設想。
不過,他公開宣揚這套東西,就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唯物主義者”。1801年12月24日,約瑟夫二世皇帝的一封信把加爾趕出了維也納:“這種公然宣布的講腦袋的學說,也許會使少數人失去理智,也導致唯物主義,因此,他是與道德和宗教的首要原則為敵。”
加爾灰溜溜地跑了,他的下一站是巴黎。
在巴黎,他繼續行醫,并以精湛的解剖術受到學術界的歡迎。進而,他公開兜售自己的那套腦科學,并與1810至1819年出版了一套“顱相學”的巨著,標題很長,叫《關于一般神經系統尤其是大腦的解剖學和生理學,根據顱骨構成的觀察了解人和動物的若干智力稟賦與道德傾向的可能性》,共4卷本,前兩卷是他和學生斯普茲海姆合著。
也正是這套書,讓他遭受了阻擊。
雖然法國經歷了大革命,沒有那麼濃厚的神學氛圍,可之后的好長一段時間這個國家城頭變幻大王旗,政壇亂得不得了。在1830年以前,加爾的理論在法國還挺受歡迎的,而自從七月王朝復辟以后,情況又逆轉了。因為這個七月王朝的國王是波旁王朝的旁支,他特別討厭加爾宣稱的那套理論。因為加爾說,人的大腦發育決定了人的能力,也就是宣揚人的能力來自天生,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麼財富和社會地位就不應該世襲。可此時的法國正是重建統治秩序的時候,如果讓加爾的理論流傳開來,難道是希望再來一場大革命嗎?
因此國王委托當時著名的醫生、生理學家皮埃爾·弗盧朗來檢驗加爾的理論。
弗盧朗可不是一般的醫學家,他是法蘭西學院有史以來第一位科學家身份的院士,早期麻醉手術的倡導者,擠掉了鼎鼎大名的維克多·雨果,在法國科學界有著卓然的聲望。
弗盧朗私下里贊許加爾對人腦的科學精神,不過他認為將人腦功能進行定位和分區就太荒謬了。大腦,應該是集體發揮功能的。
當然,作為一名嚴謹的科學家,“他利用局部切除法,損壞了雞和鴿子的不同部位的部分中樞神經系統,發現特殊區域的損傷并不會造成特定行為的缺失,而且發現手術后功能缺損的程度與所切除的腦組織多寡有密切關系。如果所有腦組織都切除了,則一切功能都喪失;但只切除部分,則不論所切除的組織屬于哪一個部位,只要剩余的腦組織足夠完好,就可以全面恢復所有功能。”
以此,他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顱相學的檢驗報告》,駁斥了加爾的理論,徹底把顱相學掃進了偽科學的垃圾堆。
但客觀而論,弗盧朗的實驗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因為當時的技術條件無法進行人體的活體解剖,只能用動物代替。可是雞和鴿子畢竟與人差距太大,人的大腦要復雜得多。
加爾的理論潰敗了。不過,他的學生和沒有任何科學背景的商人看到了“顱相學”的“錢景”,把它傳到了英格蘭和美國,真的變成了一套摸骨算命的玄學。英國的發展依賴于它的殖民地,加爾學說中的“人的能力是天生的”,就被英國人理解成“殖民地人種活該被奴役”;美國是新興國家,它們的商人就把加爾的學說包裝成“找到自己的最佳才能區,獲得事業最大發展”的成功學。
1883年刊行的顱相學示意圖
后來衍生出來的這些東西和加爾的科學實驗沒有關系,只是套用了他的詞匯和論斷。不過,加爾本人管不到這些,因為在1828年就已經去世了。
加爾被污名化了20多年。直到1861年法國醫生布洛卡解剖了一位失語癥的病人,發現他的大腦額葉上半部受損。他把受損的區域稱為布洛卡區,并認為這個部分與人的語言功能有關。1876年德國的神經學家卡爾·韋尼克發現另一位中風的病人,語言流利但嘴里蹦出來的字毫無意義,他受損的區域在大腦的左半球較后方區域,他把這個區域稱為韋尼克區。
布洛卡區
上個周末,我帶著孩子去一家英語機構試聽,課程主管(業務員)拉著家長在ppt前面反復強調孩子的語言發育時段:“科學家發現人的掌握語言的大腦皮層布洛卡區發育的時間是2-3,到了10-12歲就發育成熟了。因此學英語一定要趁早。”
我想起了那個倒霉的德國佬加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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