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命理邵

清朝西北疆域的開拓與西北宗藩體系的建立，是清朝與準噶爾汗國長期對峙與角逐，并最終平定準噶爾及大小和卓叛亂的結果。布魯特即柯爾克孜、吉爾吉斯，是清朝西北藩屬之一，與哈薩克一同被清廷視為捍衛西北邊防的兩大“屏藩”[1]。清朝與布魯特的宗藩關系也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建立起來的。清朝與布魯特的直接接觸非常晚近，雍正后期與乾隆前期，一些脫離本土、納入準噶爾汗國內部的布魯特人投奔清朝，雙方的直接接觸才得以發生。[2]清朝真正與游牧于西天山地區的布魯特部眾交往，更晚在清軍追擊叛逃的準噶爾部眾之時。清朝最初對布魯特的認知，建立在傳聞和想象的基礎之上。這些傳聞來自西北兩路清軍與準噶爾對峙時所獲情報。清朝對布魯特的早期認知，不僅在清代漢文資料如《清實錄》和諸種方略中有零星記載，在清代滿漢文檔案中也多有所見。

關于清朝與布魯特的早期關系，學界極少有人關注。竇忠平《1697—1760年布魯特與清朝政治關系研究》一文曾做過開創性的研究。該文認為：第一，在乾隆朝清軍正式進軍準噶爾之前，布魯特處于準噶爾汗國統治之下，不滿于準噶爾的統治，持續開展反抗準噶爾的斗爭。第二，雖然當時清朝并未與布魯特建立直接聯系，但布魯特反抗準噶爾的活動牽制著準噶爾東進與清朝對抗和角逐，在客觀上減輕了準噶爾對清朝的威脅。清朝也意識到這一點，對布魯特保持重視，試圖聯合布魯特打擊準噶爾。[3]這些觀點是頗有見地的。然而，該文表現出一些明顯缺陷，在史料使用上存在張冠李戴的情況，一些基本史實的論述存在錯誤，其基本論點“清朝與布魯特實際上（或客觀上）已經結成了反抗準噶爾的聯盟”這一表述并不確切，稱布魯特處于準噶爾汗國統治之下也不符合史實。準噶爾汗國并未對西天山地區的布魯特實施統治，這一地區的布魯特部眾只不過是臣服于準噶爾，定期納貢。并且，布魯特對準噶爾的威脅和牽制究竟發揮了多大作用，是否如清廷所愿具有實際效力，也需要進一步研究。本文在借鑒和商榷該文的基礎上，依據清朝有關滿漢文檔案，結合《清實錄》和相關方略等漢文史籍的記載，對這些問題進行重新考察。

一、清朝對布魯特的早期認知

目前所見漢文史料中有關布魯特的記載，最早出現于《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和《清圣祖實錄》中。兩書在這方面的記載基本相同，唯在詳略和專有名詞的譯寫上存在差異。康熙三十六年（1697），率軍侵擾喀爾喀、對抗清廷的準噶爾汗國首領噶爾丹兵敗身亡。當年五月，清朝禮部議奏舉行盛大的慶功祭告典禮、纂修《平定北寇方略》，康熙帝在總結接納喀爾喀歸附、親征準噶爾的緣由時稱：

喀爾喀、厄魯特原皆納貢之國，因其交相不睦，屢諭和好，乃仍構釁，致啟兵爭。噶爾丹曾破回子中之薩馬拉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牙爾勤、哈思哈爾、賽爾門、土魯番、哈密諸國，其所攻取降服者千二百余城，乃習于戰斗之國也，喀爾喀焉能抵敵。[4]

從這一記載可以獲得兩方面的信息。其一，布魯特是作為被噶爾丹征服的對象進入清廷視野的。清廷獲知，噶爾丹時期，準噶爾汗國勢力強盛，征服了西域眾多地方。康熙帝詳細列舉了這些地方，以論證喀爾喀難以與準噶爾抵敵，需要清廷出兵拯救。其二，當時清廷對西域地理知識的認知非常模糊，充滿想象和誤解，不但將布魯特、哈薩克兩游牧部族混同于中亞布哈拉汗國所屬的撒馬爾罕、布哈拉兩城，以及天山南麓的葉爾羌、喀什噶爾、吐魯番等城，且將這些部族和城市均稱為“國”。此處的“國”當系滿文“gurun”的漢譯。“gurun”一般與“國”對應，但也有“部落”“部族”之意。將布魯特、哈薩克、布哈拉視為政權，稱之為“國”，并無不可。將布魯特視為一個部族，在用漢文表述時誤譯為“國”，也可理解。但是將當時中亞和天山南麓的眾多城市都稱為“國”，并不符合史實。這說明清廷當時對西域的地理知識和政治格局所知甚少，故將聽聞的地名都籠統地視為“國”。

噶爾丹率領大軍東侵喀爾喀之時，其侄策妄阿喇布坦于康熙三十年（1691）占領準噶爾汗國的根據地伊犁，將天山南路納入自身統治之下。康熙三十三年（1694）以后，策妄阿喇布坦開始西征，哈薩克被其征服。[5]這樣，阿爾泰山以南的準噶爾汗國本土逐漸為策妄阿喇布坦奪取。清廷利用這一局面，聯絡策妄阿喇布坦一同對付噶爾丹，致使噶爾丹腹背受敵，無路可退，最終敗亡。清廷試圖使策妄阿喇布坦保持對清朝的馴服和好，但對其并無信任。策妄阿喇布坦是一位頗有才略的人物，并非無能之輩。噶爾丹死后，策妄阿喇布坦正式成為準噶爾汗國首領。最初一段時間，策妄阿喇布坦懾于清朝擊敗噶爾丹的余威，表面上對清廷保持馴服。實際上，策妄阿喇布坦繼續推行噶爾丹時期的政策，四處征討，對內則進行政治和軍事改革。此時，準噶爾汗國的實力更加強大，在亞洲內陸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雄踞西域，與清朝對峙。到康熙朝后期，策妄阿喇布坦不時派兵對清朝西北邊界進行騷擾和挑釁，甚至企圖染指青海，一度侵占西藏，對清朝構成嚴重威脅。

準噶爾以武力征服了亞洲內陸眾多部族和城市，但對這些地區的控制并不穩固，不滿和反叛時常發生，準噶爾不斷調兵進行鎮壓。準噶爾對布魯特的征服和控制也是如此，清廷不時獲知布魯特與準噶爾為敵、準噶爾用兵布魯特的情報。這致使清廷認為，布魯特對準噶爾的敵對和反抗是讓準噶爾不敢大肆東進的重要因素，布魯特是清朝抵制和打擊準噶爾的一個潛在“盟友”。布魯特的活動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普遍重視。在清朝與準噶爾對峙過程中，清廷在商討西北邊防事務以及與準噶爾談判議和時，布魯特因素對準噶爾軍事行動的消極影響時常被清廷所考慮。

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到青海向清廷上奏疏，揚言要攻打西藏，征討第巴桑結嘉措。駐西寧喇嘛商南多爾濟將此事奏報清廷，引起清廷警覺。清廷在商討對策時，康熙帝認為：

策妄阿喇布坦人雖狡猾，但由博羅塔拉至土伯特必經喀喇烏蘇等艱險之處，路徑甚惡，斷不能往伐。何也？策妄阿喇布坦素行奸惡，故其附近哈薩克、布魯特諸部皆相仇讎。欲悉軍大舉，則路既難行，且無留護其妻孥者。若兵單力弱，斷難成事。惟有奮激而行，妻孥與俱。幸而有濟則已，無濟，則有歸附土伯特之謀而已。[6]

康熙帝斷定策妄阿喇布坦必不能前往攻打西藏，一個重要理由是他認為當時布魯特和哈薩克諸部都與準噶爾為仇敵，成為準噶爾的“后顧之憂”，使策妄阿喇布坦不敢傾全力進攻西藏。此處，康熙帝將布魯特稱為“部”，視為一個部族。

又如，雍正十年（1732）額爾德尼昭之戰后，清朝和準噶爾開始議和劃界，雙方關系進入長達二十年的和平交往時期。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駕崩，九月，乾隆帝繼位。乾隆帝繼續推行與準噶爾議和劃界的政策，但是對于這一政策，清廷內部存在不同意見。為了使這一政策順利實現，乾隆帝剛一繼位，即于當年十月向王大臣論證撤回北路大兵、與準噶爾議和的可行性。他認為準噶爾短時間內必不敢再侵擾喀爾喀：

縱使準噶爾賊寇復萌侵擾喀爾喀之意，但越阿爾臺嶺遠行數千里，兵寡力微，豈能獲利？如欲大集其眾而來，近者自額爾得尼招大創之后，銳氣已折。又歷年經我兩路大兵拒截，人馬傷殘，亦安能一時遽為整理？其外況有哈薩克、布魯特與之構難，設不自顧，悉其游牧，以全力深入我境，斷不能獲利，何以旋歸耶？然在我惟當嚴為之備。[7]

在此，與前述康熙帝的想法一樣，乾隆帝認為，布魯特與哈薩克對準噶爾后方構成的威脅，是迫使準噶爾不敢傾其全力深入清朝境內侵擾的重要外部因素。

康熙朝后期和雍正朝前中期，清廷雖在西、北兩路駐扎重兵，但一直力圖和平解決與準噶爾的矛盾，通過談判劃定雙方邊界，維持和好局面。清廷在勸誡準噶爾首領息兵議和時，多次將布魯特等周邊部族和政權與準噶爾的敵對情況作為談判的籌碼。康熙帝曾親自擬寫敕書一封頒給策妄阿喇布坦，敕書中稱：

禁止爾商使前來，乃因爾將我使皮禪囚于布哈地方看守，故斷爾商使前來。爾去年遣使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處，本年又遣使求朕，爾疏內所言乞求安逸眾生一語，朕以為甚是。朕之所為，唯安撫天下眾生耳，而非霸取他人所有。爾北臨哈薩克、布魯特皆為敵人，不能會盟，故而停止。此次于圍場遇爾使人，朕恩恤有加，爾等之生計，我們俱知悉也。爾等之人皆由各處會聚而成，真正之兵馬甚少。我此處諸事俱不隱瞞，故于爾亦明知耳。爾若在，于我等亦有利，爾若不在，則哈薩克、布魯特人皆如牲口，難道進入爾地不生事耶？[8]

該敕書無年月，頒發的具體時間待考。當時，康熙帝倡議策妄阿喇布坦率準噶爾與喀爾喀、青海諸部蒙古會盟，共商和好。從敕書內容看，策妄阿喇布坦以準噶爾后方[9]“哈薩克、布魯特皆為敵人，不能會盟”為由，拒絕參加會盟，康熙帝只得作罷。為了表示對策妄阿喇布坦的友善，康熙帝在敕書中誠懇表示，他并非意圖消滅準噶爾、置策妄阿喇布坦于死地。策妄阿喇布坦在世，于清朝、于準噶爾都有益。康熙帝將布魯特視為對準噶爾的威脅，認為策妄阿喇布坦若不在，哈薩克、布魯特必將進入準噶爾生事。康熙帝將哈薩克、布魯特比為“牲口”，雖反映出清朝統治者的民族歧視和偏見，但其重點在于向策妄阿喇布坦強調哈薩克和布魯特構成對準噶爾的潛在威脅。

為了招降策妄阿喇布坦和勸說策妄阿喇布坦認罪息兵，清廷多次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名義致書策妄阿喇布坦。其中一封書信寫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準噶爾軍入侵西藏之初。該書信數落策妄阿喇布坦侵犯哈密的過錯，將其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勸誡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向清廷謝罪，以免清朝出兵，保全自身性命和準噶爾部落，“以為抵制逆教哈薩克、布魯特、白帽、俄羅斯之屏藩，安居樂業，尊崇宗喀巴教，兩世無悔，生而榮耀，死而無辜，且祖父之名、屬地奴仆皆可保全矣”[10]。書信中稱布魯特、哈薩克、白帽回人和俄羅斯與準噶爾“逆教”，即宗教信仰不同，是準噶爾的威脅和敵對勢力；勸說策妄阿喇布坦向清朝謝罪與修好，以便崇奉“宗喀巴之教”，即藏傳佛教格魯派，抵制布魯特、哈薩克、回人和俄羅斯。

雍正帝繼位后，更是盡力表達誠意，爭取通過和談解決與準噶爾的糾紛，劃定邊界，建立和好關系。雍正七年（1729）秋，和談初見成效。在清廷勸說下，準噶爾汗國繼任首領、策妄阿喇布坦之子噶爾丹策零派遣使臣特磊攜帶奏疏，將在青海發動反清叛亂失敗后逃奔至準噶爾的羅卜藏丹津解送清朝。然而，特磊等行至距離巴里坤不遠的伊爾布爾和邵地方時，遇到逃回的三名蒙古人告稱，西路清軍總督帶兵三萬從哈密一路前來。故噶爾丹策零將羅卜藏丹津截回伊犁，唯派特磊攜帶奏疏進京。[11]這致使清準關系迅速惡化，戰爭一觸即發。

雍正八年（1730）五月，清廷向噶爾丹策零發出最后“通牒“，理藩院派遣兩名使臣攜帶致噶爾丹策零的咨文一封，隨同特磊前往準噶爾。咨文內敘述了漠南蒙古四十九旗、漠北喀爾喀蒙古和青海蒙古歸順清廷、編旗設佐、安享太平的情況，勸誡噶爾丹策零盡速決斷，歸順清朝，交出羅卜藏丹津以及已經歸順清朝的準噶爾貴族滯留于準噶爾的部眾，接受清廷封授和編旗設佐，否則即發大兵進攻準噶爾。咨文以布魯特等周邊部族與準噶爾的敵對情況為籌碼，要挾噶爾丹策零：

再，哈薩克、布魯特、土爾扈特、俄羅斯皆為爾敵。此數國與我通使，友好相處，臺吉爾稔知。臺吉爾皆能遵行，我等同為一家，則我等派使臣至該數國，調解爾等相好，永行制止戰亂，與臺吉爾及屬下眾人甚是有益，且亦有益哈薩克、布魯特、土爾扈特。[12]

清廷認為布魯特、哈薩克、土爾扈特、俄羅斯均與準噶爾處于敵對狀況，準噶爾四面受敵，處境極為不利。清廷還編造了一個謊言，聲稱“此數國與我通使，友好相處”。實際上，雍正朝雖曾遣使與俄羅斯和土爾扈特建立友好關系，但并未與布魯特和哈薩克通使，也未發生任何聯系，與布魯特、哈薩克“友好相處”純屬虛構。清廷編造與布魯特、哈薩克的友好關系，勸誡噶爾丹策零遵從清廷旨意，許諾噶爾丹策零如果遵從，清廷可以遣使“該數國”，居中調解，使其與準噶爾和好相處，永無戰亂。言外之意，如果噶爾丹策零不遵從，清廷亦可遣使聯合“該數國”一同打擊準噶爾。咨文中將哈薩克、布魯特、土爾扈特、俄羅斯均稱為“國”。俄羅斯自不待說，哈薩克、土爾扈特也有各自的汗國，但布魯特并未建立汗國，也無統一政權，部落眾多，分散而居，互不統屬，各自為政。可見，此時清朝仍然對布魯特缺乏了解。清廷的勸誡和要挾并未生效。實際上，清廷此時已做好戰爭準備。噶爾丹策零也并未受布魯特、哈薩克、土爾扈特、俄羅斯牽制，而是調遣和預備重兵，于雍正九年（1731）與清朝開戰，在和通泊之戰中大敗清軍。

二、清朝早期聯絡布魯特對抗準噶爾的嘗試

由于對布魯特有此認知，清廷確實試圖聯絡布魯特來制衡和打擊準噶爾。史料記載了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朝西路前線將領謀劃聯絡布魯特夾擊策妄阿喇布坦的一次大膽設想。事情起于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襲擊哈密。哈密、吐魯番原為葉爾羌汗國統治的地區，康熙十八年（1679）噶爾丹出兵將其占領。[13]哈密阿奇木伯克額貝都拉投降準噶爾，被封為達爾漢伯克。康熙三十五年（1696）昭莫多之戰后，清軍大敗噶爾丹，取得決定性勝利。額貝都拉決定降清，當年九月派遣使臣納林伯克上表進貢，表示歸順。康熙三十六年（1697），額貝都拉俘獲噶爾丹之子色卜騰巴勒珠爾及其親屬，獻給清朝。[14]噶爾丹死后，其族子丹濟拉攜噶爾丹尸骸進入哈密，額貝都拉遣長子郭帕伯克將其護送至京城，并請求清廷賞給敕印，將一部分哈密人眾遷往肅州，“年年朝覲報信，不致有誤”，為清廷所準。[15]清廷封額貝都拉為一等扎薩克，賜給扎薩克敕印，仍留達爾漢名號。康熙三十七年（1698），清廷按照蒙古體例，在哈密編設旗分佐領，推行盟旗制度。[16]這樣，哈密正式納入清朝版圖，成為清朝西進和防守準噶爾的一個據點與情報站，由額貝都拉及其子孫世襲統治。

策妄阿喇布坦意圖奪回哈密，不斷發動襲擊和騷擾。康熙五十四年三月，策妄阿喇布坦派兵偷襲和搶掠哈密。[17]這推進了清廷出兵準噶爾的計劃。吐魯番與哈密交界，是準噶爾汗國東部的咽喉要地。當年六月，西安將軍席柱、吏部尚書富寧安遵旨議奏在當年攻取吐魯番，二人向清廷建議：

定吐魯番后，兩索爾通一面各自平定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庫車等回子，一面向哈薩克、布魯特報信。臣等所帶滿洲、綠旗兵八千名，炮、鳥槍、火器甚多，蒙圣主威福，非惟取吐魯番甚易，即策妄喇布坦親自前來救援，亦將被剿滅。平定吐魯番后，臣等所領之兵視吐魯番布克達山陰一面水草之地暫駐扎，等候自喀爾喀進討之大軍消息，兩軍互通消息進兵……若我軍隨喀爾喀軍，從科布多、額爾齊斯，直搗策妄喇布坦巢穴，噶斯路之軍已守，且臣等此路之軍自吐魯番進兵之時，此三路之軍也可扼住策妄喇布坦，俾其窮竭至極。由是，臣等可視合適近處，遣員勸降，若策旺喇布坦不降，即會同剿滅之。[18]

這一建議為清廷采納，只是將攻取吐魯番的時間推遲到次年。由于未能找到有關后續奏報，席柱和富寧安聯絡布魯特和哈薩克夾擊策妄阿喇布坦這一計劃的執行情況尚不清楚，極有可能是不了了之、無果而終。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就在當年，清軍擊敗進犯哈密的準噶爾軍，進而西進吐魯番。康熙五十九年（1720），吐魯番歸附清朝。[19]這樣，準噶爾汗國統治下的天山東路哈密和吐魯番兩地都納入清朝版圖。這是史料所載清朝意圖聯絡布魯特夾擊準噶爾的最初嘗試。

三、清朝早期所獲關于布魯特的情報

這一時期，清朝雖然與布魯特并無直接接觸，但上至皇帝，下到邊臣，都認為布魯特與準噶爾為敵，敵視和抗擊準噶爾，可以牽制準噶爾的東進，是清朝對抗準噶爾的潛在“盟友”。清朝產生這樣的認知和想象，并非沒有根據。這種判斷是建立在有關布魯特與準噶爾關系的傳聞基礎之上的。清廷不時獲得關于布魯特與準噶爾敵對的情報，途徑有二：一來自準噶爾汗國投誠人的口供；二來自清朝出使準噶爾汗國的使者探報。自雍正初年起，清廷開始有意識地搜集關于布魯特與準噶爾關系的情報。

早在圖理琛的《異域錄》中即提到布魯特。圖理琛，正黃旗滿洲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奉旨跟隨殷札納出使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汗廷，經喀爾喀，取道俄羅斯，到達土爾扈特部游牧地，會見阿玉奇汗，康熙五十四年三月還京。圖理琛返回后將沿途見聞撰述成書，即《異域錄》。書中簡述了俄羅斯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關系，列舉了俄羅斯“西北諸國名目”和“南面所有諸國部落名目”。其中，“南面所有諸國部落名目”包括土爾虎特（turgūt）、哈拉哈兒叭（harahalbak）、哈薩克（hasak）、策旺拉布坦（dzewangrabtan）、布魯特（burut）、莽武特（manggūt）、布哈爾（buhar）、哈薩兒巴什（hasalbasi）、伊爾欽（irkin）、哈什哈兒（hasihar）、庫策（kuce）、阿克蘇（akso）、吐爾們（turamun）、沙障（sajang）。該書中僅此一處提到布魯特。書前冠有亞歐大陸的漢文和滿文地圖各一幅，但圖中沒有繪入布魯特。[20]這表明，圖理琛在出使途中，曾聽聞布魯特的名字。但他除了知道布魯特是位于俄羅斯以南的“諸國部落”外，對布魯特似乎并無更多了解。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準噶爾軍襲擊哈密時，清軍俘獲數名準噶爾兵，其中有一名叫作滿濟[21]的土爾扈特人。滿濟被哈密回人佐領色珀爾解送至京城。當年五月十九日，康熙帝親自向滿濟詳細訊問策妄阿喇布坦此次襲擊哈密的緣由、經過以及準噶爾的內部情況。滿濟供稱：

去歲，策妄喇布坦之子率兵一萬往征安集延地方之布魯特，我亦曾隨軍前往，因地方惡劣，馬匹羸瘦，五百兵雖被殺投降，但收獲并不多。兵既返還，已染彼地瘟疫。因出痘、瘟疾，我托布齊部落人死亡百余男丁，據言于策妄喇布坦所居伊犁地方亦死亡多人……又準噶爾屬下厄魯特驕矜，揚言其人有七萬八萬之眾，出兵哈薩克、布魯特地方，派兵一千則聲言派兵一萬。我土爾扈特合計為一萬人，又佯稱為五萬人。策妄喇布坦之兵，略計有二萬，加之其喇嘛及好壞人等，有三萬人。如今，于哈薩克、布魯特、阿爾泰等諸地，均駐軍設防，每年用兵，人心恐慌。[22]

根據滿濟供詞，康熙五十三年（1714），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其子率兵一萬征討安集延地方的布魯特，托布齊宰桑屬下兵丁被抽調前往。滿濟就在其列，隨軍參加了戰爭。準噶爾軍出師不利，五百兵被殺、被俘，又在安集延感染瘟疫，返回后出痘患病死者甚多。滿濟又稱，策妄阿喇布坦每年在布魯特地方駐軍設防，時常用兵，人心恐慌。策妄阿喇布坦調撥這麼龐大的軍隊出征安集延地方的布魯特，當地布魯特必定會發生大規模反叛。盡管準噶爾兵力如此眾多，卻仍然遭遇敗仗，可見，準噶爾對布魯特的控制極不穩固，反叛時有發生，策妄阿喇布坦不得不在布魯特地方常年駐兵防守，不時派兵鎮壓反叛。

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康熙帝命理藩院尚書赫壽以己意作書勸諭拉藏汗的上諭內記載，統領駐扎巴里坤地方兵丁的將軍富寧安率領先鋒兵出擊準噶爾，俘獲準噶爾哨兵兩名。這兩名哨兵供稱：“策妄阿喇布坦仍住伊本處，與俄羅斯、哈薩克、布魯特皆為讎敵。”[23]就在當年，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大策凌敦多布率軍入侵西藏，襲殺拉藏汗，占據西藏。康熙五十八年（1719）七月，土爾扈特人薩木坦從大策凌敦多布軍中逃出，投誠于駐扎青海柴達木的清軍。薩木坦供稱：

自策妄喇布坦處，向招地遣人，行一月即至。去年九月使者前來一次，再無人來，亦無消息。眾驚怨，哈薩克、布魯特來伐，堵截我等游牧……再據準噶爾人哈什哈又告我稱：聞前來之使者語，乘哈薩克、布魯特堵截我等游牧之機，噶爾丹丹津逃出，歸入俄羅斯，未明確告知系率兵前往或只身前往。[24]

看來，準噶爾大軍入侵西藏后，哈薩克、布魯特乘機襲擊和騷擾準噶爾后方。噶爾丹丹津（又譯為“噶爾丹丹衷”）乃拉藏汗之子，娶策妄阿喇布坦之女為妻，被擄至準噶爾。根據該檔案，當時有傳言稱噶爾丹丹津乘哈薩克、布魯特襲擊和侵擾準噶爾游牧之機出逃俄羅斯。

雍正元年底，策妄阿喇布坦派遣使者赴天山南路各城清查戶口、牲畜、財物、地畝數目，引起各城回眾不滿。庫車、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葉爾羌等城回眾起而反抗，紛紛殺死準噶爾駐守卡倫人員和使者，向清朝遣使，意圖歸附。雍正二年（1724）初，庫車城伯克背叛策妄阿喇布坦，殺準噶爾人，拿獲準噶爾使者袞楚克一名，將其解送于清朝駐吐魯番軍營投誠。據袞楚克供稱：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來到庫車城。有袞楚克、桃賴、門都、朋楚克四人正在清查之時，從烏什、阿克蘇城派人來稱，在烏什城之布魯特諾依郭特部叛亂等因，令庫車城巴圖爾伯克率兵星夜趕來救援。巴圖爾伯克率領三百兵，袞楚克我等四人亦同往，與阿克蘇城之兵會師，來到烏什城，與背叛之布魯特相持。于是，該駐地哈克沙爾之訥克依、莫依諾特等，亦率二百兵前來，與巴圖爾伯克等會師，并派人去詢問布魯特：爾等因何背叛？只不過與爾阿奇木鄂澤爾伯克不睦所致矣。爾等投誠為好，否則必伐爾等等語。伊等亦派人來言稱：并非背叛于策妄阿喇布坦，亦非不睦于巴圖爾伯克、阿吉伯克，只與我阿奇木鄂澤爾伯克不睦而已。如今，我等已拿獲阿奇木鄂澤爾伯克，擬派使臣至策妄阿喇布坦處陳述其情，請巴圖爾伯克爾等亦派使臣至策妄阿喇布坦處等因，互相盟誓畢。住二宿后，于第三日，烏什城阿力尼咱爾伯克與布魯特奇布察之阿布都里木伯克、布魯特諾依郭特之阿爾蘇伯克、呼魯木什伯克曰：爾等不可投降，我等可以聯合起來共同征戰云云。聞此之后，巴圖爾伯克逃往阿克蘇城，而訥克依、莫依諾特也逃往其所住之地哈克沙爾。阿力尼咱爾伯克率領布魯特兵追趕前來，掩殺巴圖爾伯克等之兵丁，而袞楚克我等四人也逃回庫車城。[25]

“布魯特諾依郭特部”即布魯特諾依古特部，“布魯特奇布察”即布魯特希布察克部。從這份檔案可以得知，雍正元年（1723），策妄阿喇布坦所派袞楚克等四人來到庫車城清查戶口和財產時，烏什城的布魯特諾依古特部發動叛亂，抓捕了策妄阿喇布坦任命的烏什城阿奇木伯克鄂澤爾。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庫車城巴圖爾伯克率兵前去烏什城救援，勸說諾依古特部投降。然而，在烏什城伯克阿力尼咱爾號召下，諾依古特部首領阿爾蘇伯克、呼魯木什伯克沒有向準噶爾妥協，而是與布魯特希布察克部首領阿布都里木伯克一同繼續反叛，攻打巴圖爾伯克所率準噶爾軍。巴圖爾伯克狼狽逃回。

雍正二年底，清廷派遣內閣大學士眾佛保、副都統拉錫、總管京城喇嘛事務副扎薩克達喇嘛楚揚托音等人前往準噶爾，向策妄阿喇布坦頒發敕書，進行和談。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宰桑阿拉木扎木巴車木伯勒照料眾佛保一行。車木伯勒所派照料眾佛保的仆人中有一人名叫羅卜藏朋蘇克，系和碩特人，其母是已經歸附清朝的和托輝特貝勒博貝的近族姊妹。羅卜藏朋蘇克意圖歸附清朝，投奔其舅博貝，遂暗中主動向眾佛保表述心跡。眾佛保乘機向羅卜藏朋蘇克打探準噶爾汗國內情，詢問阿克蘇、庫車、烏什等城回眾叛亂緣由，以及布魯特、哈薩克、俄羅斯與準噶爾的關系如何。羅卜藏朋蘇克告知眾佛保：

阿克蘇、庫車、烏什城等處地方回子，已殺害卡倫人員叛亂是實。平時仍派使臣至回子城，至于因何派遣使臣，我等之人不得而知，或許由于我渾臺吉懷疑回子十一城舊首領不忠，是以俱行罷免，而另派與渾臺吉要好之回子補缺。且所征收之賦役甚重，因而舊首領等甚恨，屬下回子等亦傾心誠服，故該被罷免之首領等率眾殺卡倫人員叛亂，新補放之首領亦敗逃。渾臺吉聞訊后，即派寨桑色因察克、色布騰、諾爾布達什、古穆扎布，率領六千兵丁，于三月間啟程前去。阿克蘇、庫車之首領見事不妙，當即來此投順，故無甚礙，僅將起事者查而殺之。前曾從布魯特地方移駐二百人于烏什城，當我兵抵達后，烏什城回子伙同二百名布魯特人，修筑城垛，堅守城池，與我兵死戰近二十日。由于烏什城力單，不能堅守而致失陷。將烏什城之人，俱行屠殺，不剩一人，又將土城、土屋，俱行拆毀。此一戰役，我厄魯特人陣亡一千余名，于六月返回時，回來之兵不足五千人，哭泣之聲，晝夜不斷……再，蘇努達互率領一隊人馬，已前往進擊布魯特。聞得已擊取布魯特界之人，得獲俘虜而還，但尚未返抵。[26]

羅卜藏朋蘇克所告揭示了烏什城布魯特的來源和數目。烏什城布魯特諾依古特部是策妄阿喇布坦自布魯特地方遷徙而來、安置于烏什城的，共有兩百人。烏什城回眾聯合這些布魯特人反抗準噶爾的統治，修筑防御工事，堅守烏什城，抵抗前來鎮壓的準噶爾軍。由于烏什城力量單薄，準噶爾軍攻陷烏什城，進行屠城，將烏什城夷為平地。隨后，策妄阿喇布坦又派兵進攻布魯特地方，俘獲大量布魯特人。

雍正八年（1730）二月，準噶爾人訥默庫夫婦、布爾固特、席喇四人來清朝邊界卡倫投誠，卡倫兵將訥默庫夫婦、布爾固特、席喇分別于三月初六、初八日送至靖邊大將軍傅爾丹軍營。傅爾丹等詢問其各自身世來歷，訥默庫夫婦系衛征和碩齊[27]所屬，居于額敏地方；布爾固特系小策凌敦多布所屬，牧場在海都塔里木；席喇系小策凌敦多布奴仆，親人在投誠清朝的準噶爾貝子茂海處，意欲前往投靠。小策凌敦多布是準噶爾汗國大貴族，頗為準噶爾首領倚任。因布爾固特、席喇為小策凌敦多布所屬，傅爾丹等向兩人反復詢問準噶爾汗國內情及布魯特、哈薩克、土爾扈特與準噶爾有無戰事。當時正值清準關系再趨緊張、清軍籌備進兵、戰爭即將爆發之時，傅爾丹等極為關注準噶爾汗國的動向和內外情形。這是清朝西北兩路軍營在記錄準噶爾汗國降人口供時特意關注布魯特與準噶爾關系的開始。至乾隆朝，訊問布魯特與準噶爾的關系成為記錄準噶爾汗國降人口供的一道必經程序。布爾固特、席喇極言準噶爾汗國內部混亂虛弱不堪，生計艱難，人心離散，噶爾丹策零暴虐無能。二人又稱策妄阿喇布坦時，派遣羅布藏舒努率一萬余兵駐守邊界，抵御哈薩克、布魯特，羅布藏舒努連續兩三次擊敗哈薩克、布魯特。據稱，噶爾丹策零繼位后，土爾扈特、哈薩克、布魯特長期與準噶爾對峙。土爾扈特將要出兵準噶爾，但尚未曾與之交戰。哈薩克與準噶爾每年小戰不斷。

兩人一再稱“土爾扈特、哈薩克、布魯特部至今不斷與準噶爾交戰”，“土爾扈特、哈薩克、布魯特等部，皆與我噶爾丹策零交戰”，但是傅爾丹等一盤問，兩人又稱唯哈薩克與準噶爾每年有小戰事，土爾扈特將出兵但未交戰，且并未說明布魯特與準噶爾交戰的具體情況。可見，兩人所供布魯特等部與準噶爾交戰，不過是籠統而言，并無實據。然而，傅爾丹等清軍前線將領不加辨別，偏信投人口供，認為：“據此而言，準噶爾之厄魯特賊內訌，屬下人眾離心，且其以北之土爾扈特、哈薩克等對峙之部亦欲復仇而虎視眈眈。是以分心而無力管理屬下，以致分崩離析，使其卡倫屏障松懈，此顯系賊趨向毀滅之必然。”[28]

前述雍正八年五月理藩院致噶爾丹策零咨文，稱哈薩克、布魯特、土爾扈特、俄羅斯均與準噶爾為敵，與清朝通使往來、關系友好，以此要挾噶爾丹策零順服和就范，當即偏信準噶爾投人口供所致。受此影響，當時清廷上下普遍表現出盲目樂觀和輕敵的心態。實際上，噶爾丹策零與其父一樣，是準噶爾汗國的一代雄主，父子兩代的統治正值準噶爾汗國鼎盛時期。清廷和西北前線將領完全錯誤估計了準噶爾的內外形勢，致使清軍對取勝充滿信心，急躁冒進，終致雍正九年六月在阿爾泰山的和通泊地方慘敗于準噶爾軍。噶爾丹策零發大軍出征阿爾泰山，深入喀爾喀鄂爾渾河流域，絲毫未受布魯特等部威脅的牽制和影響。

從準噶爾俘虜和降人提供的消息及清朝使者在準噶爾所打探到的情報來看，布魯特并不甘心服從準噶爾的控制，敵視準噶爾，不斷發動叛亂，雙方關系處于緊張狀態。布魯特對準噶爾的敵視和反抗，確實有力地牽制和消耗著準噶爾的兵力，成為準噶爾的嚴重“后顧之憂”，使其不敢貿然大力東進與清朝交鋒。這對清朝而言是極為有利的。清朝將布魯特想象為對抗和打擊準噶爾的潛在“盟友”，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盡管如此，但事情并非如此簡單。一方面，不應過分夸大布魯特與準噶爾的對立。布魯特部落眾多，并無統一政權，居住分散，政治立場、軍事實力和宗教派別必然存在差異。固然有不少布魯特部落仇視和抵抗準噶爾的統治，但不能忽視的是，尚有一些布魯特部落服從于準噶爾，甚至有不少布魯特部眾被納入準噶爾汗國體制之內，成為準噶爾汗國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試舉一事為例，據哈密王公額貝都拉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月題報，“策妄阿喇布坦處哈撒克、布魯特合兵欲征哈思噶爾”，理藩院命額貝都拉繼續偵探消息奏聞。[29]額貝都拉得到情報，策妄阿喇布坦聯合布魯特、哈薩克兵，意圖進攻喀什噶爾。可見，當時至少有一部分布魯特部眾臣服于準噶爾，聽從策妄阿喇布坦的軍事調遣，并未背叛。前述滿濟所供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其子率領一萬兵征討安集延地方的布魯特，并未說明所征討的具體是哪些布魯特部落。特穆爾圖淖爾（伊塞克湖）地區、塔拉斯河和吹河流域本為布魯特游牧地，后為準噶爾強行占據。準噶爾驅逐當地布魯特部眾，移民駐牧。當地布魯特部落不得不遠為遷徙，很多人遷居到安集延附近。可以推測，此次策妄阿喇布坦發重兵征討的極可能是游牧地被準噶爾強占、被迫遷徙到安集延附近的布魯特部落。這些布魯特部落反叛準噶爾汗國的情況具有特殊性，不具備普遍意義，不能據此認為所有布魯特部落都敵視和對抗準噶爾。另一方面，不能因布魯特部落敵視和反抗準噶爾的統治，便認為這些布魯特部落存在聯合清朝抗擊準噶爾的設想，或者必然愿意與清朝結盟、配合清朝對付準噶爾。

結語

康熙后期至乾隆初期清朝與準噶爾對峙之時，布魯特以被準噶爾征服以及仇視和反抗準噶爾的一大勢力的形象進入清朝視野，引起清朝重視。清廷在商討西北邊防事務時，多次考慮到布魯特因素對準噶爾的威脅和牽制作用，甚至將布魯特視為潛在盟友。清廷還虛構出與布魯特等準噶爾以西的政權和部族關系友好親密的假象，向準噶爾宣揚，以要挾和勸誘準噶爾向清朝認罪息兵、議和定界。清廷密切關注著布魯特的動向，自雍正初年起，開始通過使臣、降人和俘虜有意識地搜集關于布魯特與準噶爾關系的情報，并使其常態化、制度化。

因準噶爾始終不肯就范，清廷謀劃聯絡布魯特夾擊準噶爾。康熙五十四年，清軍西路前線統帥西安將軍席柱和吏部尚書富寧安在策劃攻取吐魯番以配合北路和噶斯路清軍的行動時，計劃聯絡布魯特和哈薩克作為策應，獲得清廷允準。這是清朝意圖聯絡布魯特夾擊準噶爾的首次嘗試，但是并無結果。

這一時期，清朝與布魯特并未發生任何直接接觸和聯系，清朝對布魯特的上述認知雖然有一定的依據，但更多是建立在傳聞基礎上的單方面想象和期盼。這些關于布魯特的傳聞，內容通常非常簡單零散。關于布魯特的詳細具體情況，傳聞中極少提及，清朝所知甚少。確實存在一些布魯特部落仇視和反抗準噶爾的情況，這在客觀上一定程度地牽制了準噶爾的兵力，使其不敢傾力東進對付清朝。清朝獲得這些布魯特部落仇視和反抗準噶爾的簡單零散情報后，遂對布魯特表示重視，將其視為對抗和打擊準噶爾的潛在“盟友”。但清朝聯絡布魯特對付準噶爾的愿望和計劃并未實現，不存在“清朝與布魯特實際上（或客觀上）已經結成了反抗準噶爾的聯盟”。一部分布魯特部落仇視和反抗準噶爾的征服和控制，只是出于自身生存和利益而采取的行動，并不是主觀上主動配合和協助清朝，況且尚有眾多布魯特部落服從和追隨準噶爾。竇忠平為，“布魯特各部落不但反抗準噶爾的統治，而且他們多心向清朝中央政權，想要歸屬清朝”，“布魯特各部落有歸屬清朝，或是聯合清朝攻打準噶爾的強烈愿望”[30]，這種觀點并無依據。這一時期，準噶爾汗國正處于強盛時期，從其對清朝的幾次重大軍事行動來看，布魯特對其威脅和牽制作用效力十分有限。而清朝所獲關于布魯特與準噶爾關系的情報虛實難辨，多有欺詐和浮夸，對清朝的西北邊防決策和軍事行動造成了誤導和損害。

按，作者陳柱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原文載《中國邊疆學》2020年第十二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