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四生辰八字

堯育飛

在討論中國歷史上的特殊群體時，遺民總是令人矚目的。宋元以來幾次易代之際的遺民，給后世留下了諸多耐人尋味的話題。作為距今最近而影響最大的遺民群體，清遺民尤其值得關注。眾所周知，遺民對于新舊世界態度和心路歷程，在詩文活動和作品中表現得較為明顯。而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通過《郭曾炘日記》討論清遺民如何思考他們的問題，尋找他們的生存策略。換言之，我想討論遺民群體怎樣在日記自敘中呈現個體的“人”，日記這種私人化寫作對遺民的舊主、舊文化以及舊的人際關系意味著什麼？

郭曾炘（1855-1929），福建侯官人，原名曾炬，字春榆，號匏庵，晚號福廬山人，同治年間湖廣總督郭柏蔭（1807-1884）之孫，子郭則沄（1882-1946），一門數代，俱有文名。郭曾炘少有“神童之目”，光緒六年（1880）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禮部主事。宣統元年（1909），充實錄館副總裁，修《德宗本紀》，書成，加太子少保。宣統三年（1911），改典禮院副掌院學士。宣統皇帝大婚后，晉太子太保。郭曾炘曾上書言事，所論切中肯綮，張之洞稱其為“百年以來，禮臣能識別大體者，一人而已。”辛亥以后，郭曾炘“蟄居都下，每歲時趨朝，值恩賚，戚戚不歡，言及輒流涕”。后謚文安。所著有《匏廬詩存》《匏廬賸草》《讀杜札記》《論詩絕句》《邴廬日記》《樓居札記》等。（以上據王樹楠《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頭品頂戴署典禮院掌院學士郭文安公神道碑》）

郭曾炘像，據謝海林整理《郭曾炘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

郭曾炘所記日記現存《過隙駒》《邴廬日記》等，有稿本、抄本及郭氏家刻節本存世，今整理完備者為竇瑞敏整理《郭曾炘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相關版本論述見《郭曾炘日記》“前言”及謝海林《郭曾炘<邴廬日記>的兩個版本及其價值》（《蘭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郭氏日記所記始于丙寅十月一日（1926年11月5日），至于戊辰十一月二十四日（1929年1月4日），即郭曾炘卒日。這四年來的日記，如郭曾炘所言，主要目的在“省愆尤”“輯聞見”“記交游”“傾吐胸次之所欲言者，而詩文亦間錄存焉”。看起來這部日記與一般的日記并無區別，然通觀是書，則其大旨在記載一位清遺民對清朝的故國之思。郭曾炘1928年九月初六日日記自白云：“余自辛亥以后，故國故君之思，每飯不忘。”這種明確的遺民身份的自我體認與高標，明白宣告其日記堪稱一部清遺民的心史。

竇瑞敏整理《郭曾炘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

郭曾炘《過隙駒》日記書影，據竇瑞敏整理《郭曾炘日記》

一、清遺民是怎麼想問題的

進入清遺民的思維世界，不難發現他們考慮的主要問題在于：如何安頓清王朝的遺產，包括舊主（皇帝）、舊制度、舊文化，當然，也包括他們自身的出處和生活問題。這些問題歸根結底在于他們身處一個新舊夾雜的時代，舊王朝（朝廷）還有遺存，而新民國業已據有天下。在這樣一個半新半舊的時代，清遺民究竟怎麼想這些問題？

在清遺民的思維模式中，歷史典故根深蒂固地影響了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和思考結果。對許多清遺民而言，王朝始終存在復辟的希望，即便1924年溥儀被迫離開紫禁城前往天津張園，使殘存的王朝再度遭受重大打擊。然而，他們并未因此絕望，一些大臣依然以古老的“東周夢想”自勵，認為此舉仿佛周朝的平王東遷，是王朝復興希望的信號。不過，郭曾炘對此十分清醒，1926年十月初三日日記云，“余自辛亥后，即不復作東周之夢想。古來流離中興，自少康后，已不再見”。在郭曾炘看來，王室東遷，周平王尚能維持半壁江山，然而希望以此作為中興的基業，無異于癡人夢想。在郭曾炘看來，自夏朝的少康中興以后，中國歷史再也沒有王室顛沛流離之后還能再度實現偉大復興的。

此時已是1926年，距離清朝滅亡已經十五年了，一切都回不去了。可惜這種思維模式始終如幽靈一般縈繞在遺民的腦海中，在他們清醒的時候，理性告訴他們這是癡人說夢，但在酒酣耳熱，恍兮惚兮之間，他們仍然不肯忘卻這殘存的幻想。可是小圈子內的幻想在外人看來簡直可笑，于是遺民這種思維模式帶來的只有痛苦。如1927年四月初七日，郭曾炘日記所云，“醉中乃得吾真，不特世故場中面目皆假，即如此冊上，每日拉雜書寫，亦不外閑人說閑話，滿腔熱淚，仍是無處灑也”。遺老末路，只能慟哭，連自己視為私密而真切的日記，最終也像是閑話一般。

在宏大的復辟迷夢之外，清遺民思考問題也有現實的一面。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對遜清皇室的播遷問題，誰該承擔責任？

盡管優待皇室的協議自清帝遜位即已生效，但民國政府對遜清皇室的供養卻每況愈下。1924年，溥儀被迫離開紫禁城之后，清遺民不能不直面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在清遺民看來，太多的民國政客都該對此負責。從袁世凱以優待皇室為條件逼迫清帝退位開始，事情就變得不可控制了。起初承諾對清皇室的條件并不差，僅現銀就每年400萬元。不過這種優待的前題是民國政府自身安穩，遺憾的是，清帝退位以后，民國動蕩不已，豈能確保優待。根據曾任遜清皇室內務府大臣的紹英（1861-1925）的日記記載，至1918年，民國政府拖欠皇室的費用已經超過1000萬元。至于1924年，馮玉祥干脆將溥儀驅逐出紫禁城，于是遜清皇室只能在風雨飄搖中動蕩。

循著這條思路出發，清遺民很容易找出那些違背優待遜清皇室條款的政客，然而這種思考卻是痛苦的，他們能夠找出責任人，但對這些“罪魁禍首”卻無能為力。于是這種追責式的思考只能訴諸情緒性的宣泄。在1927年底的日記中，憤懣的郭曾炘發出馬后炮式的宣言，他聲稱早在十年前，他就知道“共和不宜于中國”。他認為，這不僅因為“共和”以后，不僅皇室經費得不到保障，全國的形勢更會“全局糜爛，遍地荊榛”。郭曾炘并非孤掌獨鳴，楊絳的父親楊蔭杭（1878-1945）也認為，“初不料共和之結果，一變而為五代之割據。無端而有督軍，無端而有巡閱，使國人惡之如蛇蝎”。清遺民的這種情緒化的言說盡管是“馬后炮式的思考”，但的確有一定的合理處。共和草創的興奮期一過，黨爭與戰事聯翩而起，站在百姓的角度，國家生靈涂炭；站在傳統道德文化的角度看，則世風日下。就此而言，鄭孝胥的名言“民國乃敵國也”確實成為清遺民群體的普遍認識。

可惜，清遺民這種自以為清醒和高明的思考，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依然毫無用處，不堪一擊。此時，北伐戰爭已經打響，南北局勢驟然緊張。不安感和焦慮的情緒彌漫在清遺民群體中間，他們似乎停止了思考。在郭曾炘日記中，對于時局的看法頗為消極，許多時候更是保持沉默。對清遺民而言，他們所能作的是不斷的聚會、飲酒賦詩，通過一次次雅集、詩鐘活動，消磨歲月。幾乎每個月，郭曾炘至少都有兩三次詩社活動，既參加福建籍士人為主的榕社、合社，也參與地域色彩較淡的詩社如耆英會、蟄園詩社等社的活動。晚近詩社游戲各有不同，稊園主詩鐘，郭氏父子主持的蟄園則維系福建詩社的傳統——擊缽吟，他們的思考從一種整體性的王朝命運，轉為文人雅集和文人團體的地域情結上了。

郭曾炘著《匏廬詩存》，據《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87冊

清遺民這種思維上的“延宕”，意外促成了民國詩詞社的繁榮。潘靜如《民國詩學》以為傅增湘藏園、關賡麟稊園及郭氏父子之蟄園雅集不絕，鼎足而三，實近世京津文脈所系。20世紀20年代，寒山、稊園、蟄園等詩社鼎足而立，號為宣南三社（相關論述見韓策《科考進士與民國北京詩詞結社的興衰》）。郭曾炘父子發起的蟄園集會在1926年短短一年間已舉行20多期，參與者有樊增祥、夏孫桐、冒廣生、傅增湘等人。1927年正月，七十三歲的郭曾炘在元日詩中頗有些自得地寫下：“久閉柴荊逃熱客，忽驚珠玉王粲篇。宣南酬唱多吟侶，敢與王盧論后前。”清遺民在政治上的思考無路可走，只好退回文學與書籍的世界中，不曾想這竟給他們帶來意外的收獲和喜悅。

二、如何做好清遺民

清遺民思維方式的轉變歷程，大體可概括為從一種對廣闊世界的思考逐步退縮到個人詩文小天地的琢磨之中。這種思維方式的轉變與清遺民日常生活世界的活動能力逐步萎縮幾乎同步。他們從廟堂退至江湖，從前官位和地位帶來的收入及其他文化資本也相應地縮減。于是，如何做好一個清遺民，就成為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大難題。在此，《郭曾炘日記》呈現了郭曾炘如何小心翼翼地經營遺民生活的記錄，因而也就提供了一份相對簡單而頗有可觀的“清遺民生存指南”。

利用好家族、姻親、地域等關系，是清遺民在民國生存的基礎。許多遺民都在新時代成為社會邊緣的棄兒，被迫抱團取暖，尋求群體的力量庇護。這種對群的生活的經營，首先來自于家族關系的經營。如郭曾炘即利用其祖父郭柏蔭（1807-1884）手鈔《十三經》的故事，遍請京城、天津的名流題字。1926年十一月二十日日記云，“接沄兒信……言中丞公手鈔十三經已征弢老及寓京名流題詠。”十一月廿九日日記云，“洪兒以中丞公手寫十三經裝潢已就，于津埠社友征題。請題一長篇，連日思索，粗完稿。……詩云‘晨書暝寫日有程，閱二十年功始畢。……白頭更遭滄桑變，烽火年年望鄉國。禮堂定本半飄零，劫馀僅此猶完璧。邇來邪說方橫流，洪水禍逾秦火烈。斯文終喪非天意，不見東瀛羅古帙。文身章甫疑無用，經訓菑畬必有獲。”郭曾炘一家珍護祖輩手澤，既是發揚祖宗潛德，也是在利用征集題詠不斷激活家族社交圈。在這種有意的文化運作之中，郭曾炘定下的基調是：緬懷舊日的斯文傳統，慨嘆今日國家并日本也不如，這就使得這一風雅活動的意義從文獻層面上升到對經典的再認及文化的反思層面。

家族之外，郭曾炘父子主要的社交圈集中在福建同鄉中，郭氏父子積極參與福建人的團體活動，投身京師福建會館的活動及閩中同鄉的詩酒交流之中。通過京師的福建會館，他們參與了家鄉的賑災等事務，與數千里之外的閩地仍保持密切往來。此外，郭曾炘父子也積極參與福建人在京城的文人組織——榕社。榕社的精神領袖是閩縣人陳寶琛（1848-1935），同樣也是一位鐵桿的清遺民。陳寶琛在榕社活動中居于中心地位，甚至詩社活動日期常因其行程而更改。如郭曾炘1927年二月廿八日日記云，“榕社新改于每月朔望，以弢老明日赴津，提前于今日。”陳寶琛和榕社的關系顯示民國年間京師傳統文人詩詞雅集的兩個重要特征：遺民為主，地域色彩。對郭曾炘而言，凝聚同鄉關系同樣是遺民生存的重要策略。在郭曾炘日記中，還能看到閩中文人內部的諸多交往故實，如他為林紓侄子林華所繪《寒燈課子圖》題詞等。

清遺民之所以竭力經營家族和同鄉關系，原因在于他們認為現實的局勢發展十分糟糕。糟糕的現實環境增添了他們的不安感，而家族和同鄉關系恰恰可以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以《郭曾炘日記》1927年前后北伐前后的記載為例，可見局勢變化如何影響清遺民應對現實的生活方案。

隨著北伐戰爭的不斷推進，清遺民的思維世界發生轉變。他們甚至不再預設政治立場，只希望天下太平，可以優游度日。在這種心態背景下，連對覆亡清室要負主要責任的袁世凱，郭曾炘都不禁暗暗稱贊，他認為袁世凱當權時是“綱紀猶張”，社會秩序大體安穩。然而，戰爭是無情的，南方傳來的消息令清遺民憂心忡忡。郭曾炘1926年十月十九日日記記載，聽聞“武昌逃難人來，目擊比鄰某大姓全家七人皆餓斃；又有趙姓者擁貲數十萬，皆為南軍抄沒，今無立錐地。魯青謂南昌劫掠不減武昌，城內無一完屋，滕王閣亦毀”。戰爭帶來的巨大破壞摧毀了和平的局面，豪富之家破產，家產充軍，連帶文化名勝如滕王閣也一并毀于戰火。彼時，郭曾炘老家福建發生臺風災害，外兼戰事頻繁，故在郭曾炘看來，彼時的世界簡直是“遍地皆兵、遍地皆災”。對習慣安穩生活的清遺民來說，恐怖的戰爭消息一再突破他們的心理防線。1927年四月十二日，“有人言近日湖南每縣每日平均計算，殘殺有名人物約在三人以上，歷朝鼎革后之禍，無此慘也。”局勢變化最終打破了郭曾炘自己定下的不在日記中記載時事體例。1927年三月初六日日記，郭氏寫道，“閱報知昨日軍警包圍俄館，被捕七十馀人，獲‘赤黨’證據甚多。年來北京政府厭厭無生氣，此舉于前途成敗未敢知，總覺差強人意也。”郭曾炘日記提及的此次事件即李大釗（1889-1927）等人被捕事。

局勢的變化不斷沖擊遺老生活，對清遺民而言，此時的生存策略首先要求在心理上作出自我調適，否則他們很可能走向崩潰。

清遺民王國維之死在此成為許多清遺民反觀自照的觸發點。郭曾炘在1927年五月初五日聽聞王國維自沉于昆明湖，當天的日記就花費大幅筆墨全面記載王國維的生平，尤其看重王國維的遺老身份。日記云：“甲子秋，逼宮之變，奔走日使館，頗有接洽。張園定居后，回京就清華大學教員，仍不時赴津。聞此次沉淵，乃因赤氛緊迫，恐以后乘輿益無安處之地。憂思無計，憤而出此，其死與梁巨川相類。然巨川憤共和之失政，在以死諷世，于故國之痛，尚在其次。靜安則純乎忠赤大節，炯然又在其上。”關于王國維死因的說法甚多，郭曾炘日記所載當是時人的普遍認識，即他們認為王國維之所以自沉昆明湖，主要原因在于憂心皇室安危，無計扶危，才憤而自沉的。與1918年另一位知名遺老梁濟（1858-1918，梁漱溟之父）自殺相比，郭曾炘認為王國維之死更沉痛，原因在于梁濟只是憤懣于“共和失政”，而王國維則是為舊朝死節。

王國維之死對郭曾炘心理沖擊很大。第二天，郭曾炘頭腦十分清醒，然而愁悶無法排解，這促使他直面內心世界，甚而感嘆：“能如靜安之長睡不醒，豈不大樂哉！蓋如彼之勇決，乃能得死所，空言祈死，皆惜死之人也。”郭曾炘坦白了內心的赴死之志，并譴責了自己的軟弱。五月十三日，聽聞王國維被皇室予謚“忠慤”后，郭曾炘認為“此等浮榮，徒滋謗議”，認為不如賞賜一篇誄祭之文為好。又過了幾天，郭曾炘聽聞謚號出自溥儀之手，并非左右為之，故而自覺失言，可是郭曾炘內心仍以為“忠慤”謚號不妥。嗣后，郭曾炘為王國維所作挽聯為，“一代經師朱竹垞，千秋騷怨屈靈均”。挽聯送出后，郭曾炘又擬一聯云：“止水自澄，在先生固堪瞑目；浮云皆幻，愿來者各自折心。”后一聯郭曾炘自認為“較為超渾”。推原郭氏衷心所指，恐怕在于前聯僅僅高度評價王國維的學術及品節，而未及其余。后一聯則將這種褒揚蘊于莊子的語言世界中，認為王國維的學術及品格均如止水自鑒，在不同人看來，如萬川映月，各取所需。顯然，后一聯所以鞭策遺民及后來者的意圖顯豁得多。

郭曾炘墓志拓片《清故光祿大夫侯官郭文安公墓志銘》，據福州市博物館官網

對動蕩世界的清遺民而言，僅僅調試內心世界使之復歸平靜并不足夠，他們的生存策略還必須應對實實在在的經濟問題。畢竟，類似王國維這樣的遺民，在心靈世界的危機之外，還面臨另一重生活危機，即經濟困難。不少清遺民步入新朝以后，失去官職，收入銳減，又謀生乏術，家庭負擔頓時變成大問題。郭曾炘的友人夏孫桐（1857-1941）曾發出感慨，“常語生活兩字，今日則不難于偷活，而苦于無以為生，此則第一難題目耳。”茍且活著誠然容易，但要說生活，在夏孫桐看來，確實是天底下的第一等大難題。據《郭曾炘日記》記載，林紓侄子林華1927年租住在大佛寺附近，三間房每月租金僅三元，可見寒傖，然而除了賣畫，林華的謀生手段寥寥，也就無可奈何了。郭曾炘在日記中記載此類瑣事，頗有身世同慨之嘆。

大批清遺民的謀生之所以困難，并非他們不愿意去做事，而是無事可做。1926年十二月廿四日，郭曾炘與友人談起“閑中苦況”，感嘆“前清時，軍隊不及今日十分之一二，官僚不及今日之三四，國用不及今日之二三，何以到處無閑人，人人皆自得。此等大問題，非一篇大議論不能發揮盡致”。郭曾炘在此提出了重要問題，即1927年前后社會危機的重要根源在于經濟和就業問題，普遍性的失業狀況令整個社會充斥著游手好閑之人，人們不得安其業，自然就給社會埋下動蕩的根源。由于無事可做，一些人在歷史進程中無可避免地走向了沉淪。如與郭曾炘家三世相交的許柳丞，因為郁郁不得志，不幸沉迷于鴉片煙，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就病逝了。念及這位舊友，郭曾炘不禁想起元好問的詩句“燈前山鬼淚縱橫”。

持續性的經濟危機甚至影響到遜清皇室的遷移計劃，郭曾炘1927年正月二十日日記載：“弢老車中詢及津埠能否安居，余謂一時似無恐，須看上海變局如何。又云或勸遷大連，則與京師隔絕，皇產清理益難，而從者貧甚，不能遠涉。”在北伐戰事正酣的局勢下，郭曾炘敏銳判斷出天津暫時安穩，但對勸遜清皇室遷往大連的建議，郭曾炘并不贊同，他的主要出發點是大連距北平太遠，不利于皇室處理資產，且追隨遜清皇室的人多窮困，無法跋涉千里繼續追尋。一言以蔽之，沒有錢，皇室身邊的遺民隊伍恐怕也帶不動。

連遜清皇室的經濟狀況都左支右絀，一般清遺民的收支狀況就更為糟糕。此時，清遺民熱衷的文人結社也受到經費支絀的影響。據《郭曾炘日記》記載，天津嚴修（1860-1929）所創存社本擬請章鈺（1864-1937）主持，約定經費由省長歲撥三千金，但郭曾炘認為“不甚可靠，恐難持久”。

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遺民的生存策略一是按兵不動，二是不斷想方設法增加收入。在郭曾炘等遺老而言，他們的詩文才華也不再是個人吟詠的揮灑，而部分地轉向了商業運作。郭曾炘1927年二月初一日日記載:“泉侄來，以大美卷煙公司售買（賣）康素、金銀花兩種，即以煙名出啟征詩，意在以風雅代廣告，請函懇樊山任評騭，即書付之。”二月初四日，樊增祥（號樊山，1846-1931）來書答應審閱大美卷煙公司征詩卷。七月十一日日記又云，“樊山書來，送所閱卷煙公司課卷。（系石琴求其閱定者,題為金銀花七絕，康素二字鳳頂。金銀花、康素皆卷煙名也。）該公司征詩代廣告，即以煙卷作獎品，此事發端于數月前，以資本未集，因并風雅游戲,亦為之擱置。樊山甚不悅，余居間亦甚慚歉也。”郭曾炘因為侄子之托，故邀請樊增祥作為評委審閱大美卷煙公司的征詩卷。樊增祥很快答應了。不過，卷煙公司這兩款產品因資金運作失敗而作罷，幾個月后，郭曾炘已經把這件事忘了，直到七月十一日樊增祥來信提及，方才記起，深感抱歉。這次煙草公司的征詩廣告以金銀花和康素兩款卷煙產品作為詩題，一則要求以“金銀花”為題作七絕，一則要求詩聯嵌入“康素”二字，作“鳳頂格”。以征詩活動而作煙草廣告宣傳，前此罕見。看來，在商業化潮流下，清遺民的詩歌世界也不可避免地沾染商業氣息。而清遺民中的名流如樊增祥等人輕而易舉地答應擔任商業征詩活動的評委，似又表明他們經濟狀況的窘態。

樊增祥《蟄園正月開社例以盆花為贈今年余得花九盆賦謝蟄云秘長并呈春榆宮保》，《鐵路協會會報》1922年第123期

在生存策略面前，清遺民不免兜售甚至賤賣自己的詩文才華，這不免令人覺得傷感，然而，若從文學史角度考察，郭曾炘、樊增祥等人參與卷煙公司的征詩活動，也有新的意義。畢竟，這一活動表明詩歌功用在近代的轉型，而其所續接的是清代頗為興盛的征詩傳統。另一方面，這樣的詩歌活動也是商業潮流沖擊的結果，最終意外促成了現代廣告業與古典詩歌傳統的交叉。

三、清遺民的分化與身份自塑

由于局勢的變化，也由于應對現實策略的調整，清遺民群體內部不斷分化。隨著北伐戰爭的推進，清遺民群體進入“大分流”時代，他們重塑遺民身份和自我體認的過程，在《郭曾炘日記》中有著清晰的印記。

清遺民群體并非鐵板一塊，而是流動性的群體，其內部一直在不斷分化。復雜的局勢和輿論環境影響著群體內部的交往，彼此之間的隔閡有時甚于鴻溝。如1927年正月十三日，郭曾炘在天津與康有為等人一道為溥儀慶祝生日，此時距他們1898年一面之交后，相隔近三十年。祝壽后，郭曾炘聽聞康有為隨即南下濟南，為張宗昌賀壽，且在張宗昌生日席上侃侃演說“中國之必須君主立憲，滔滔不絕，始終未變”。盡管不贊同康有為所論，但對康有為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信念，郭曾炘仍抱有同情之心。對待康有為晚年推動的“尊孔”運動，郭曾炘更是心有戚戚。故而聽聞康有為逝世消息，郭曾炘在日記中寫道：“聞吾鄉已撤去文廟先師神位，改奉孫中山，果為南海尊孔之結局歟？”對康有為未竟的事業，郭曾炘深表遺憾，甚而寫下《挽康有為》一詩。在讀到康有為臨終遺疏節本后，郭曾炘更對康有為表達深深的敬佩之情，日記寫道：“此老抱定宗旨，始終不變，實為可敬，無怪瞿文慎、沈寐叟諸公之傾倒也。”

然而，當郭曾炘從陳寶琛處知悉康有為遺疏中有斥責慈禧的話，觀點隨即發生改變，認為“此君究何流人物，前數次日記但據傳聞，謬有推崇之語，尚待參考也。”郭曾炘并非以為慈禧不可指摘，而是認為人臣應當盡臣節。他曾經對夏孫桐說：“晚明氣節之盛，超軼前古，遂開大清二百馀年之景運，亦恐因此以結前二千馀年之成局也。”郭曾炘認為清代之所以有二百年國運，部分原因乃在于晚明氣節之盛打下了基礎。郭曾炘高標氣節，故最不屑于毫無廉恥節義者。日記曾引晚清王照《讀左隨筆》，十分稱許王氏針對歐陽修《新五代史》所發的議論：“謂《新五代史》之名，出于后人追謚。永叔初作原不為史，亦未嘗欲取開寶詔修之史而代之。不過于讀《五代史》時，痛恨五季忠義淪亡，風節掃地，爰別記其有關褒貶者，著為一家警世之言。其中以馮道為喪節之尤，故特創奇格……”在遺民群體日記稀少的背景下，郭曾炘在日記中寫下這一大段感慨，顯然是在譏刺清末民國的馮道之流。

郭曾炘對氣節的褒獎并非僅僅停留在口頭，還體現在身體力行炘參與松筠庵的詩社活動上。松筠庵詩社活動為著名詩人林庚（1910-2006）之父林宰平（1879-1960）主持，其第二集到者有黃秋岳（1891-1937）等人。郭曾炘已十多年沒有到過松筠庵，但此地為明末著名直臣楊漣（1572-1625）之祠，相傳有楊漣手植的槐樹。道光年間，僧人新泉出楊漣《諫草》付張廷濟（1768-1848）猶子張受之刊石，碑刻刊成而張受之病逝。何紹基（1799-1873）為此作墓志銘，以為張受之之死較張際亮之死尤為可痛。此后，詩人張際亮（1799-1843）聞友人姚瑩（1785-1853）因臺灣抗擊英軍事系獄，奔赴千里至京師，不久即歿于京師，殯葬此處。其節義當時已風動天下。郭曾炘在日記中寫道：“自諫草堂成后，咸同士大夫多就此為文宴之地。后來臺諫諸君，每會議皆在此，其實忠愍并非諫官。”通過考辨松筠庵內部陳設及其歷史變遷情況，郭曾炘對不同時代的氣節盛衰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郭曾炘日記》所揭示的是民國年間清遺民特殊的“氣節關注”現象。易代以后的讀書人不斷分化，他們對前朝的認同與否有時牽連到人們評價他們人格的優劣。劉聲木（1876-1959）《萇楚齋隨筆》卷六記陳夔龍（1857-1948）所編《夢蕉亭雜記》，稱陳夔龍在辛亥國變后撰此書，乃辨別其非某黨，而另有前清封疆大吏自編年譜則明確指出其為某黨。在此，對前朝的認同與否和時事無關，但涉及傳統士人基本人格的判斷。在遺老看來，辛亥以后，世道衰微，廉恥日喪。如無錫《續梁溪詩鈔》所載清末王世忠鼎革后黃冠道服，絕口不談時事，張曾疇（1867-1911）遭革命家勒索，憤然投江而死。這些人，在劉聲木看來才是“清末完人”。

在一些人看來，時代發展是“一蟹不如一蟹”，世衰未已，分化只能加速。一部分人走向追根溯源，探究清王朝何以覆滅。郭則沄等人每念及此，就稱徐世昌（1855-1939）、袁世凱等人的罪過不可饒恕。郭曾炘1927年正月十五日日記，“與沄兒赴東海處，前此赴津與東海晤，皆泛泛常談。此次坐稍久，頗談及光宣時事。東海謂當監國時，一切朝事多由近支操縱，慶邸亦噤不敢言。情事或然，然終不能為政府諸公恕也”。對于清朝覆亡的責任，彼時身在中樞的徐世昌（號東海居士）認為朝廷事務多由慈禧的近支操縱，連慶親王奕劻也“噤不敢言”，顯然，徐世昌這番話是變相為自己的亡清之責開脫。清社既屋，郭曾炘盡管對這番話有同情的了解，但仍認為徐世昌等人負有不可推卸之責。

與回溯王朝往昔榮光及追究覆亡之責相比，在面向未來時，遺老們的分化更為明顯。郭曾炘本人更是一典型，新朝的事務他并不參與，但對其子郭則沄，則勉勵其入仕，故郭則沄的身份，就舊朝而言是翰林院庶吉士，就新朝而言則是北洋政府徐世昌的秘書。時局紛亂，京津地區的遺老由清入民國，轄于北洋統治下，十余年間，不少遺民已賴北洋而生，北洋覆亡，不得不再作馮婦，成為“北洋遺民”。與郭曾炘交往密切的友人孫雄即輯《舊京詩文存》，以悼念遷都南京以后的北京。郭曾炘對此不以為然，他所認為的是“軍閥之局，政客開之。孟子謂‘善戰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吾謂尚須一倒轉也”，即政客、軍閥當同罹其罪。對于清朝覆滅以來應該為時局混亂負責的人，郭曾炘一個也不想寬恕。這種追責還延伸到普遍的士人身上，在郭曾炘看來，“人生升沉顯晦，各有定分，承平之世，人各安于義命，此天下之所以治。末世倖門一開，士爭躁進。光緒中葉，如瓜分之恫喝，變法之條陳，皆曾文正所謂‘欲以語言欺人，先登要路’者，彼何嘗真有國家觀念在其胸中哉？一波動而萬波隨之，生靈受其涂炭，可哀也已。”由此可見，郭曾炘對光緒中葉以來清流一派的批判。

可惜，在所有的問責中，郭曾炘獨獨沒有批判自己，他從不認為自己應該為清朝的覆亡承擔一點什麼。如此看來，《郭曾炘日記》揭示了清遺民分化的的根源，即幾乎所有的清遺民都站在對自己有利的立場做出選擇，故而在對亡清的反思和清算中總想把自己置身事外。

四、“作為個體的遺民”的郭曾炘

對郭曾炘而言，回到過去是不現實的，他對未來卻也不抱希望。面對錯綜的局勢，郭曾炘在讀顧炎武《日知錄》后感慨，“今日者不惟光武、昭烈無可望，漢祖、唐宗亦未可見其人，即求如孟德、仲謀者，且不可得，亂何時定耶？迭閱報紙，南北戰事之勝負雖尚未可知，而北方軍閥一味縱欲敗度，南方政黨敢于惑世誣民，以民心之厭亂覘之，彼武士之劍端，終有屈于文士筆端、辯士舌端之一日。特南方勝北之后，若不回途改轍，恐猶是攘奪之世界已。姑志所見于此，以觀其后。”這是1927年二月初二日所記，彼時亂局紛紛，郭曾炘讀史而感慨如歷史上收拾殘局的偉人不可得。其所以將光武帝劉秀和漢昭烈帝劉備置于漢高祖、唐太宗之前，是因為光武帝成功讓漢室中興，而劉備則在漢祚已終之后再度復興漢室，背后隱含者郭曾炘對清祚終結的悲慨之情。在郭曾炘看來，清室復興無望，指望清室遺祚重來收拾天下殘局不現實，而求之鼎定天下、再造乾坤的漢祖唐宗一流人物也不可再得。

然而百姓人心思定，郭曾炘亦預測南方國民革命軍即將取得勝利，原因不僅在南軍軍事優勢，而且歸功于南軍再宣傳上的優勢。但郭曾炘對南軍勝利后的局面仍感到憂心忡忡，認為南方的國民革命政府如果不能改弦更張，全國的局面仍將紛紛攘攘、爭奪未已。前途未卜，郭曾炘進退失據，又將目光回到傳統儒家倫理。面對江浙涂炭，郭曾炘感慨，“錦繡江山，被一般政客破壞至此，彼等淪落無聊者不知凡幾，其死于非命者尤歷歷可數，無非欲望太奢致之，孟子所謂‘不可不饜’者。”盡管譴責南北政客的亂政，郭曾炘歸咎其因卻轉到部分民眾奢侈之過上，無乃太迂。郭曾炘所寄望的人心返樸，并引《魏禮致張一衡書》來張本：“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至于盡，而小人、盜賊、弒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醞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為。”對郭曾炘而言，世亂求治根源在于道德人心的返璞歸真，這種道德救國的理想與倭仁所謂“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何其相似！可惜，近代以來的歷史給這種道德救國派以現實的嘲諷，面對列“閥”紛爭，郭曾炘的理想只能懸居高閣，徒呼負負，并被后世貼以“頑固派”的標簽繼續加以揶揄。

不過，可敬的是郭曾炘內心并未冷淡，對局勢仍有全面觀察。對南北征戰的原因，他也密切關注。1927年，他曾仔細閱讀日本人布施勝治所著《蘇俄東方政策》，并抄錄該書結論云：“夫南軍制勝之處何在，據某軍事專家近日視察長江一帶戰事，歸云南軍強長處不在兵力財力，而在其背面之政治組織。蓋即學蘇俄革命之經驗，仿照蘇俄赤色軍而編制軍隊，于革命之要素，無不備具，故能制勝等語。”郭曾炘抄錄這段話為的是“以觀其后”，可見他并非放棄對時局的思考。

可是，無論郭曾炘等人怎樣思考，時勢早已拋棄了清遺民。在這種情況下，選擇做一個清遺民，除去前文所述的思考方式和生存策略外，所能做的就是通過個體的行為，去定義世人眼中的遺民形象。

在復辟念想絕望以后，郭曾炘等遺民抱定“每飯不忘君”的態度，頑固地堅持清王朝的生活方式。據《郭曾炘日記》可知，他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展示遺民的個體生活狀況。

首先，尊崇舊主，遵行舊制度。清遺民極為尊崇遜清皇室。如郭曾炘經常從北京奔赴天津張園，覲見溥儀。另外，清遺民也照常參加重赴鹿鳴宴等集會。陳寶琛等大臣舉行八十大壽時，不忘稟告皇室，請求溥儀的賜字。樊增祥慶賀鄉舉六十年之喜，得溥儀御書“耆英瑞事”四字，歡欣鼓舞，同人都來慶賀。對皇室的一舉一動，清遺民也十分關心。例如在閱讀報紙時，郭曾炘注意到紫禁城壽皇殿的清帝遺像被故宮博物院挪走，太監張成和拼死保護，最終故宮博物院歸還遺像。郭曾炘認為“若輩尚能激于義憤，不惜以身殉職，吾人能不愧死耶？”并作詩云：“誰令大力負舟去，只當群盲評古圖。公等豈忘盟府在，他年正恐故釘無。”對新朝人物極盡嘲諷之能。

其次，仍踐行傳統文人士大夫生活方式。這些侘傺而無所適從的清遺民，只能以詩酒自晦，沉湎于舊日的文酒生活中，日常參加習字、作畫、把玩金石等等活動，新文化運動對他們而言似乎毫無影響。白話文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毫無位置，也因此他們對舊有的文學樣態甚而有所拓展。如古典詩歌從未有給逝者行狀題詩的，但在秦綬章（1849-1925）后人秦曾榮堅持索求下，郭曾炘寫下《題秦佩鶴侍郎行狀詩》，開拓了詩歌題材。在京城寓居無所事事的日子里，郭則沄等遺老們京城紛紛參與各類戲曲活動，推動了羅癭公（1872-1924）等人記載梨園故事的《鞠部叢談》一書的問世。

再次，他們始終努力維系日漸凋零的舊的生活方式，可惜那些生活方式連同背后的理念仍終于走向無可挽回的局面。他們頻繁舉行各類詩社活動，并試圖增添一些新的元素。例如，還舉辦不少聯歡活動，設有獎品，如1927年正月十九日，郭曾炘等人在靈清宮舉辦燈社活動，陳寶琛等人也參與其事。郭曾炘中了第二標，獲得姚茫父的雪景山水畫，此外，還收獲水煙袋獎品。然而，隨著國民政府1928年遷都南京，可以避世、娛情、廣交游、通聲氣、扢揚風雅、砥礪氣節、維持清議的舊京詩社，也逐步瓦解。

對于清遺民的生活方式，今人大可不必唱挽歌。畢竟，以清遺民為主體的詩社制造的詩歌多數成就并不高。那些社集的存在，不過是為了通聲氣，維持遺民共同體的一種必須的生活樣態而已。誠如郭曾炘日記所言：“社侶日寥落，此局頗不易維持。”對于詩酒自飲，郭曾炘懷自己也有反思和自省，如1927年四月初四日日記云，“結社賦詩，乃承平之事，否則山林遺逸，今日為此，余極不謂然也。”不過，走在為故國招魂之路上，郭曾炘的詩歌觀念卻部分地因之而被扭轉。在閱讀《湖海詩傳》時，郭曾炘認為集中所載康乾諸人如沈德潛等人，“不必以詩名，而所作皆有一種雍容華貴氣象，自是盛世元音。吾所見同光臺閣人物，去之遠矣。”在詩歌關乎國運的傳統論調下，詩歌和臺閣人物都應該為世道的盛衰買單，郭曾炘此語令人想起錢謙益將明朝滅亡的文學原因歸咎于竟陵派，所謂“詩亡而國亦隨之亡”。從此不難看出，“作為個體的遺民”的郭曾炘，身心始終籠罩在遺民的陰云下。

“遺民”是研究易代之際歷史和文學的重要詞語，這一詞語常常隱含復數的指稱，即它往往與“遺民群體”對等。慣常使用的宋遺民、明遺民、清遺民/遺老，往往標識一群人的基本面貌。可是，將遺民視作一個群體性概念往往帶來這樣的問題：由于群體性的“遺民”概念掩蓋每一個遺民個體的生命獨特性，故人們總是強調“作為個體的遺民”，即一種對于遺民身份的普遍觀感使人們厭倦了對于群體面貌的繼續勾摹，轉而探求個體在鼎革之際的獨特人生軌跡與特殊品格。這就使許多研究傾向于忽視“作為遺民的個體”，去通過個體的表現修飾和重繪群體性“遺民”的面貌。

《郭曾炘日記》展示了一位對遺民身份高度自覺的清遺民，如何通過日記自塑自身的清遺民身份，進而通過這種身份的營造與體認，修改日常行為模式，從而自我定義了“清遺民”的基本內涵。研讀這部日記帶來的啟示是：“作為遺民的個體”和“作為個體的遺民”始終處于緊密互動之中，“遺民”是“作為個體的遺民”不斷塑造的流動性標簽，在不斷地自我構筑之中，“遺民”的涵義被這個群體自己修改了，而“作為個體的遺民”也逐步改變了“作為遺民的個體”的外在模樣。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階段性成果，由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首發。作者單位為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責任編輯：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