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杯紅酒之后,戴建業有些薄薄的倦意。席間,華師文學院退休教授張三夕提起,戴建業會用英文背誦羅素的名篇,戴建業興致高昂起來,“當時他們還不相信哩,我就背給他們聽。”
那是《羅素自傳》的序言《我為什麼而活》里面的一段。
他的湖北麻城口音英語并不標準,但聲調一如往常的激情昂揚。
在坊間,戴建業被稱為“網紅教授”,作為華中師范大學的教授、博導、古文學專業學科帶頭人,在擁躉眼里,他擅長用通俗易懂的話,繪聲繪色地為學生講述看起來晦澀難懂的古代文學知識,將原本“死板”的古代人物和古代文學,變得更加“接地氣”。
而走紅后的戴建業,也因為過于“活躍”而被質疑。有人質疑他為了賺錢而頻繁做講座、錄視頻、開直播到處“撈金”。去年以來,一篇《華師大教授戴建業:我老婆一盒藥五萬一,你跟我談文人風骨?》的文章將爭議推到高潮。
面對現實和網上的質疑,戴建業卻很少在公開場合進行回應。
人生已過耳順之年,戴建業說,他最想做一個靠近真實的人,哪怕真實是粗糲的。
7月5日,戴建業在家里專門騰出的“演播室”調試設備,準備錄制視頻。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知識分子掙錢與文人風骨的爭議
今年5月,從華師大文學院退休后,戴建業就一頭扎進深居簡出的生活,家里朝北的兩個房間構成了他的主要活動半徑。早上醒來,他開始在書房看書寫作,午夜時分,他走進隔壁房間,扭亮補光燈,開始錄制視頻。
鏡頭中的戴建業一頭短簇的白發,臉上的皺紋里掛著笑意。他雙手環抱,兩腿微微叉開,這是他的招牌姿勢,一口麻城普通話,不時蹦出口頭禪“我的個天”“你聽懂了沒有”,講到激動處,胳膊有力地揮舞起來。
時間在這個光線有些昏暗的房子里變得混沌不明。到了中午他忘記了飯點,等到肚子咕咕抗議才去廚房下一把面,蔬菜和肉都丟進去煮,然后連鍋端到書房繼續邊吃邊工作。樓上鄰居和他熟識,擔心他一個人無法照顧自己,偶爾也會送來飯菜幫他改善伙食。
半隱居的生活持續了一段時間,戴建業不覺得難以忍受,相反,他說這樣的生活他已盼望很久。
另一方面,網上質疑他的文章卻如影隨形。一篇《華師大教授戴建業:我老婆一盒藥五萬一,你跟我談文人風骨?》的文章自去年他妻子病重時開始出現在網絡,到他退休后又再次刷屏。文章稱,在一次講座中,戴建業被讀者質疑到處走穴演講有失文人風骨,他回應稱掙錢是為妻子治病,“如果妻子沒了,我要這文人風骨有什麼用?”知識分子掙錢與文人風骨的爭議仿佛一顆石子投進平靜的湖里,他被推上了輿論風口浪尖。
事實上,這不是他第一次因為此事受到爭議。去年妻子去世前后,類似文章就出現在網絡上,他曾對此做出回應:“最近一段時間,不斷出現利用我太太病情來煽情營銷的文章,我發現后立即對相關出版社提出抗議,每次抗議和協商,我都留有截圖。后來才知道,不是出版社所為,而是下面的分銷商的短視,甚至惡意營銷行為,在利用我的信譽和聲譽賺錢。如果有人再寫此類文章,我會通過法律途徑維護個人權利。”
這一次文章再次熱傳,戴建業不再公開回應,他解釋,有些文章后面附著他著書的盜版鏈接,“回應了豈不是給亂寫的人更多熱度?”
戴建業承認,他確實曾向朋友提起過天價藥費。五年前,妻子何小平被發現患肺癌晚期,進行靶向治療,當時靶向藥物泰瑞莎是自費藥尚沒有納入醫保,每盒51000元,每盒30粒,每天吃1粒相當于一天就要花掉1700元,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后來,在一次閑聊中,戴建業把藥物發票拍給了大學同學李未熟,李未熟將這一段寫進了自己的公眾號文章,呼吁降低進口藥藥價。當時適逢《我不是藥神》電影大熱,進口藥價戳中社會痛點,引發了不少關注。
在與朋友解釋的微信對話中,他寫道,“許多自媒體寫手想當然我到處演講是掙藥費為太太治病。其實這二十多年來,我的稿費收入不錯,比一般大學老師高一點,經濟能支撐太太治療。”
戴建業向記者澄清,在講座上被質疑一事純屬子虛烏有,至于文章中提到的“如果妻子沒了,我要這文人風骨有什麼用?”這句話更是杜撰,他從未說過。
身邊很多師友都見證過戴建業陪夫人治病的那段日子。余祖坤既是戴建業的學生,也是文學院的同事,他告訴記者,生病那幾年,師母何小平經常夜里發燒,戴建業把妻子送進醫院,一守就是通宵,教研室的年輕同事想幫他守夜替換他休息,被他不由分說趕回去。
2020年年初,妻子再次發病入院,醫院距離華南海鮮市場僅五百多米。被疫情陰霾籠罩的武漢人心惶惶,戴建業整日守在醫院,“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會被感染,也許會死在妻子之前”,他只覺得內心凄涼。
那年除夕的下午,張三夕聽說何小平狀況不好,冒著風險給戴建業和妻子送去年夜飯,“當時他(戴建業)就守在何老師旁邊,何老師看到我們很感動,那個下午她眼睛都在發光。”
妻子是在2020年元宵節去世的,戴建業所在的文學院教研室的同事們幫忙一起操辦了喪事。火化后,戴建業把妻子骨灰帶回家放置了半年才下葬,因為妻子“最后一次去醫院后就再沒能回家。”
旁人稱贊戴建業是一個好丈夫,他從來都不承認。年輕時的婚姻長滿了倒刺,他和妻子相親認識,他來自農村,妻子是城里的優渥家庭出身,剛開始時經常吵架,甚至動了離婚的念頭,“我年輕時有大男子主義,不懂事”,直到四十多歲,戴建業開始反思,家庭的戰爭才平息,“我們是典型的少時夫妻老來伴。”他這樣評價。
流量漩渦中的戴建業
戴建業成為網紅是一次偶然。2018年10月的一天,教研室一位年輕教師興奮地告訴戴建業,他在某短視頻平臺“火得一塌糊涂”。戴建業第一次下載了短視頻APP,這才得知原來是十幾年前“超星名師講壇”隨堂錄制的視頻火了,僅一個短片段一天就收獲百萬點贊。
這些爆紅網絡的片段出自戴建業在學校給本科生開設的一門“走近大詩人”的選修課。視頻里,他夸贊李白“狂得要命,浪漫得要死”,八卦杜甫“跟著大哥一起找仙人、采仙草、煉仙丹”,調侃陶淵明幽默,“他第一句寫得特別隆重,種豆南山下,你以為他種得蠻好,他突然來一句,草盛豆苗稀,種得個鬼田,要是我種得這個水平,我絕對不寫詩。”
戴建業趕上了兩次媒介形態的風口,他的文字比課堂更早觸網。2011年左右,戴建業聽說張三夕在寫博客,覺得很有意思,回去立刻注冊了一個賬號,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他喜歡寫情緒充沛的隨筆散文針砭時弊,一篇《校長,別再畢業典禮上發嗲》痛陳畢業典禮中過多的網絡語言媚俗,因言辭犀利受到關注。此后越來越多的潑辣大膽的評論文字見諸各種平臺,他的博客還曾被評為網易十大名博客。
7月5日,戴建業在家里給他的碩士研究生指導開題報告。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而真正意義上的破圈還是因為短視頻。有一段時間,大學室友李未熟發現動不動就會刷到戴建業的視頻,這才意識到老同學是真的火了。
機會伴隨著名氣紛至沓來,各種出版社和短視頻平臺找上他,開出了不菲的價格。張三夕開玩笑說,以前戴建業家里是妻子管錢,他身上沒什麼錢,突如其來的名利讓他“亢奮”,再后來,這種亢奮漸漸變得疲憊。戴建業不會開車,有時候辦事情張三夕開車捎上他,他經常在車里睡著,“感覺他太累了。”
走紅后,戴建業經常在路上被認出來,有粉絲跟在他后面用“找仙人、采仙草、煉仙丹”對暗號似的吸引他回頭,有時候出地鐵會被人圍著照相,他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一個人不能紅得太久”“鐵因冷卻而變硬,人被冷落才清醒”。
另一方面,戴建業開始審視流量的意義,他慢慢摒棄對短視頻的偏見,在一個平均年齡25歲以下的視頻平臺上開了賬號,在詩詞課上,戴建業的留言區近乎是“零差評”。
但年輕粉絲也不總是買賬的。除了講授詩詞課,他也在平臺上分享自己對升學、就業、戀愛和婚姻的價值觀,他像很多上一輩一樣熱衷“催婚”,平臺負責人曾私下建議他不要提這個話題,可能會引起年輕人的逆反心理,他仍然要大大方方講出來,“兩代人有不同經歷和境遇,我只說我堅持的看法,不會去迎合別人。”
歪打正著的“麻普”老師
“為什麼戴建業火了?”身邊很多人都想過這個問題,這樣一門需要坐冷板凳的學科與戴建業的麻普口音和戲謔調侃的講課方式竟然混搭出一個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未熟說,師范大學生有“三個一”要求,一手好文,一手好字,一口普通話。前兩項戴建業絕對沒有任何問題,唯獨普通話是個翻不過去的坎兒。
1985年,戴建業剛回到華師教書時,走上講臺的第一節課是給中南各省縣長學習班上課,他唾沫橫飛地連講兩節,卻被縣長們反饋到學校,要求撤換這個愣頭愣腦的年輕教師,因為“聽不懂他的麻城話”。
戴建業十分受挫,盡管接下來的兩年,他都在惡補普通話,但1985級和1986級的本科生依然有人抱怨“聽不懂”,他一度沮喪到懷疑自己入錯了行。
因為口音問題,學校一直想把戴建業調離教學崗去做行政,戴建業咽不下這口氣,“也不是不能去行政崗,但不能因為說是我教不了書才去,那多窩囊啊。”他向領導頂嘴,“說我普通話不好,那你怎麼聽懂我說話的?”
教1988級的學生時,戴建業第一次在課堂上收獲了掌聲。華師1988級中文系學生印象中,年輕的戴建業戴一副很大的黑框眼鏡,“好像整張臉都埋在眼鏡里一樣”。一位88級的學生告訴新京報記者,戴建業上講臺很緊張,語速很快,內容還算中規中矩,但他的情緒非常飽滿。講杜甫時,他會激動得掉眼淚,講李白時,臉上的表情神采飛揚,每到精彩之處,教室里就會響起掌聲。
自那之后,戴建業在華師的名聲越來越大,2010年起,華師研究生會評選“我心目中的好導師”,全校七千多名研究生,戴建業獲得了四五千張票,一舉奪魁。
華師大中文系2017級學生彭詩雅曾經上過戴建業的本科專業課程。那是一門由多位老師輪流講授的課程,但學校教務系統只顯示了戴建業的名字。彭詩雅記得,戴建業的那節課并沒有固定時間,她經常被其他院系同學打聽戴建業什麼時候上課,第幾周會輪到他上課。
“到戴老師上課的時候,教室不僅滿座,就連過道上、講臺邊,甚至第一排和講臺中間的縫里都擠滿了人。大家席地而坐,一直到教室完全進不來人的狀態。”
真實的戴建業課堂沒有網絡視頻中呈現的那樣輕松有趣。戴建業對本專業的學生要求極為嚴格,每節課前他要點名抽學生背誦名篇,背不出來的,他就在點名冊上畫個標記,下節課繼續抽背。
與學生和粉絲一邊倒的支持不同,他在課堂用段子講詩人軼聞,熱衷調侃打趣把詩人拉下神壇,這種講課風格在業內同行里,甚至他的大學同學中,都出現過批評的聲音。
張三夕就曾和批評戴建業的“學院派”爭論過,對方認為這樣的講課方式太“俗”,張三夕堅持這是適應大眾媒介的一種傳播方式,最終誰也沒能說服誰。
7月5日,戴建業在書房寫作。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戴建業形成了一種涇渭分明的現象,喜歡他的人很欣賞他,有些學生走上教學崗位后會模仿他,不喜歡他的人會批評他。
“我從小就喜歡開玩笑”,對于批評,戴建業解釋說,“講課首先要激發學生的興趣,如果學生都不喜歡聽,那講給誰聽?”他對自己的學術和專業有自信,“批評的人只是在網上看到好玩的碎片視頻,如果他們完整聽過我的課,看過我的學術作品,在專業深度上他們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張三夕對戴建業家里那一整面墻的書架印象尤其深刻,他的一位博士生曾向戴建業借過《存在與時間》,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批注。
“碰巧”的人生
“我的一生總在被動地適應社會,很少主動地自我選擇和精心地自我設計。幸運與倒霉比艷遇還要偶然,成功與失敗比中彩還要碰巧。”大學畢業30周年,戴建業寫了一篇兩萬字隨筆,將自己的一生總結為“碰巧”二字。
1956年,戴建業出生在湖北麻城一個小村莊里。
戴建業的童年記憶中,父親對他文化教育要求異常嚴厲,他在自序中回憶,“最常用的教育辦法就是拳頭,只是偶爾才改用一下巴掌,他打我身體的部位也比較固定——打我頭部最得心應手,只在母親抗議后才‘仁慈’地改打屁股。”
因為一次陰差陽錯的投稿,戴建業的一首詩歌被刊登,少年的虛榮心極大膨脹,他開始大量閱讀和寫作。
1977年,中斷11年的高考重啟,夢想當詩人的戴建業毫無懸念地選擇了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盡管多年后,戴建業才知道,他其實考了一個相當高的分數,原本可以填報清華北大。
拿到錄取通知書的前一天是父親下葬的日子,直到父親去世,父子倆也沒有和解。戴建業說,他至今仍不確定,現在的戴建業是否滿足了父親的期待。
這個帶著遺憾的年輕人告別家鄉,第一次來到武漢求學。大學室友李未熟記得,讀書時的戴建業性格內斂,操一口大家聽不懂的麻城話,有些農村娃的自卑。
學校伙食滿足不了從饑餓里長大的年輕人,早飯是一碗稀飯加兩個饅頭,如果沒吃飽,只能憑飯票加稀飯,不能再加饅頭。
“戴建業那身板,那飯量,一看就是饑餓有年,吃完兩個小饅頭,一碗稀飯下肚,感覺肚子還是個空倉。”李未熟說,戴建業不好意思去加飯,總想攛掇周圍人一起去。
“他問人家恩jio不恩jio?同學都聽不懂,他一字一頓地說,你-加-不-加-飯?”
與窘迫的物質生活形成呼應的是精神上的如饑似渴。被耽誤多年的77級大學生無比珍惜讀書的機會,校園里到處都是從早到晚苦讀的年輕人,希望把損失的時間補回來。
戴建業也是其中之一。李未熟記得,那時候戴建業不僅不會說普通話,英語更是零基礎,他經常纏著李未熟問英語音標問題,愣是靠著反復背誦把英語成績追了上去。也是從這時候起,他開始大量閱讀英文原文著作。
英語可以靠記憶學啞巴英語,但普通話卻是一個翻不過去的坎兒。畢業實習,戴建業被分配到武漢一所中學,學生聽不懂他講課。為了逃避畢業后當老師,他去考了研究生,想著能拖一年是一年,沒想到研究生畢業之后還是走上了教書這條路。
意識到“一生都在命運之舟上沉浮”之后,戴建業索性決定“不去做什麼人生規劃“,“‘人生規劃’就是‘人生鬼話’”。
“率真”,很多身邊人都用了這個詞來評價戴建業,說他的脾氣和他的白發一樣直。在一次元旦全校教師大會上,他作為教師代表,激烈直率地批評學校領導的工作;幾年前在文學院的一個活動上,戴建業徑直走上臺指名道姓地當面指責一位領導,這些經歷,身邊朋友接受采訪尚且猶豫,戴建業談起來毫不避諱。
熟悉戴建業的人說,他身上有一種蓬勃旺盛的表達欲,腦子里想到一個話題不吐不快,就打電話給某位好友,聊起來就是一個小時起步。曾經文學院的同事、好友譚邦和“吐槽”他,平時“妻管嚴“身上沒有錢,打起電話來倒是大方得很。
戴建業有一些固執的堅持,比如上電視節目絕不化妝,要以本來面目示人。四十歲那年,他和自己約定以后永遠不說假話。
他試圖剝開真實中的不堪,張三夕曾勸阻他,現在還不是時候,“各種各樣的議論會干擾你”。在一次演講中,戴建業還是吐露了部分心聲——
“男人好色,文人好名,這些劣根性我樣樣都沒落下。不過,我所在的學科同事,我的朋友和同學,都可以為我作證,雖遠說不上高尚,但我大體上還算正派。我一生疾惡如仇,敢說、敢寫、敢做、敢當,為此常常惹火燒身。有些話或許稍失偏激,但它們都出自我的內心,有些事可能辦得有欠妥當,可那全是因為我缺乏經驗。”
“在將來空閑的時候,我會寫一篇較長的自傳,向世人坦露自己曾經有過哪些鄙俗之念,曾經干過哪些荒唐之行。我討厭那些裝模作樣的偽君子,自己既不想更不會生活在謊言之中。”
退休后的生活
4月15日,戴建業65歲了。余祖坤和同門師友為他組織了一場小型的生日會,留在武漢的畢業生來了十二三個,都是戴建業指導過的碩士博士。
7月5日,戴建業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與記者分享。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余祖坤記得,那天聚會戴建業很開心,他像個老頑童一樣戴著卡通生日眼鏡,在學生們合唱的生日歌中,笑吟吟地切開一個雙層的蛋糕。戴建業有些動容,“他說自己到這個年紀,從來沒有這樣過一次生日”,自從妻子去世之后,那是戴建業少有的溫暖熱鬧時刻。
5月中旬,戴建業騎上自行車前往華師大校辦辦理退休手續,拿到了一本紅色的退休證。在此之前,學校領導找過他談話,希望返聘他,南方兩座城市向他發出了人才邀請綠卡,他都沒有直接應下。
兩年前,戴建業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65歲退休后希望能找一個安靜的書齋潛心讀書寫作。他想在武漢湯遜湖邊購置一間住宅,又或是搬到溫暖的南方養老——上了年紀之后,他的口味變得清淡喜歡上了粵菜。
而真正到了退休這一年,戴建業只感到時間緊迫。他打算繼續深耕學術,想留下一些更有價值的著述,他還在構思一部幾十萬字的文化類長篇散文。此外,他和短視頻平臺簽約,要保證一門課程的發布,定期更新視頻與直播。
戴建業說,他幾乎每晚都熬夜到凌晨兩三點,直到最近有些失眠,他說服自己不能再這樣熬下去了,第二天又忘得一干二凈。
晚上九點多,戴建業會獨自出門散步,他步子飛快,腦子里也在飛速運轉。在外地工作的兒子打來視頻電話,妻子去世后,兒子跟他的聯系更頻繁了,這時候戴建業會拿出父親的姿態叮囑問候兒子的工作,直到視頻那頭傳來小孫女甜甜的“爺爺我想你了。”戴建業的語氣瞬間溫柔了下來。
上了年紀之后,戴建業越來越愛蘇軾。他在課堂上講,蘇東坡在去世之前給弟弟寫信,“我可能要死了,你們都不要為我難過,我度過了幸福的一生,這輩子從來沒有遇到一個壞人。”他隨即話鋒一轉,“蘇東坡晚年遇到的全是壞人,而且都是要他命的壞人。我們偉大的蘇東坡,寬容、善良、厚道,他的心理從來就沒有仇恨。”
“蘇東坡的所有集子我都有”,蘇軾文集1-6卷,蘇軾詩集1-8卷,蘇詩補注1-6卷等書籍整整齊齊放在書架上,他熱切地抽出其中一本,開始講他對蘇東坡的理解。
采訪的那個下午,天氣變幻莫測。悶熱的武漢上空突然烏云密布,書房沒有開燈,光線變得晦暗,不一會兒犀利的雨滴打在落地窗玻璃上,空氣沉寂了下來。
摩挲著那本書,戴建業臉上呈現出一層柔和的神色。
新京報記者 李照 實習生 張瀚文
編輯 胡杰 校對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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