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森批八字壬生申月足以用財

作者：讀史老張

今年11月2日，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90華誕。在復旦新聞學院辦公樓二樓墻上，懸掛著歷屆新聞系主任（院長）的照片，排在頭一位的是新聞系創辦者謝六逸先生。謝六逸（1898-1945），貴州貴陽人，著名作家、翻譯家和新聞編輯家。1926年2月，他到復旦中國文學科任教，同時建議劉大白主任設立新聞系。9月，中國文學科內設新聞組，聘他為主任。1929年，新聞系正式創辦，他任首屆系主任。復旦新聞系是中國最早的大學新聞教育機構之一，迄今已整整90周年。

一個讓人猜不出年齡的人

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謝六逸的名字已經陌生，形象有點模糊。

在他短暫的一生中，留下的照片也不多。墻上懸掛的這一張，謝六逸穿淺色西裝、系斜紋領帶，是他難得的肖像照。這張肖像照究竟攝于何時，不得而知。看上去，肖像照上的謝六逸三四十歲的樣子，但用茅盾先生的話來說，你很難用年齡去判斷他，“三十以前的我，不知高低，喜歡發議論，喜歡和人爭辯，六逸卻是沉默寡言，被詢問時亦不肯多說話，我們都說他‘有涵養’，猜想他歲數比我們都大些——后來才知道他比我小”。

謝六逸早年留學日本，1922年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是日本文學權威，曾寫過三部日本文學史論著。趙景深先生記得，有一次去謝六逸家，“他正埋頭寫作《日本文學史》，案頭堆著很高的一堆日文版日本古代文學作品，花花綠綠的書脊，約莫有四五十種，大都是硬面的”。（趙景深《文人剪影·謝六逸》）鄭振鐸先生所著的四大卷《文學大綱》，其中日本文學部分就是謝六逸寫的。鄭振鐸說，謝六逸自己“從來不曾向人提起過”。

謝六逸在文學上的造詣，早已蜚聲海外。1926年1月，日本唯美主義作家谷崎潤一郎訪問上海，謝六逸是他最想見的三位中國新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另兩位是田漢和郭沫若）。谷崎這樣描述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謝六逸君來了。穿一套薄薄的、似是春秋季西服般的淺色的西裝，上衣的里面露出了羊毛衫。這是一位臉頰豐滿、大方穩重、溫文爾雅的胖胖的紳士。”這個描述，與肖像照上的謝六逸形象非常接近。有趣的是，與茅盾一樣，面對眼前這位中國作家，谷崎也猜不出他的年齡，“從他穩重得體的舉止和有些稀少的頭發來看，使人感到已有相當的年紀了，但他說曾是精二（謝六逸的日本老師——引者注）的學生，一定還很年輕吧”。（谷崎潤一郎《上海交游記》）

溫和慈祥的“胖子”

謝六逸的個人肖像照很少，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照片，很大部分是他與別人的合影——即便是合影，面世的也不多。1935年，謝六逸曾與時任復旦中文系教授的趙景深等人合過影，趙景深記得照片中的謝六逸，“他那胖胖的臉，嘴似乎要笑而忍住了的并成一線，幽默的瞪著眼睛，真像是和藹的彌勒”。這張合影，不知今在何方？

前些日子，我去復旦檔案館和校史館，在幾張復旦師生的合影中找到了謝六逸。因年代久遠，這些合影并不清晰，但我卻能一眼認出他來——因為，謝六逸是個“胖子”。當年，“胖子”并不是貶稱。曹聚仁先生曾以《三個胖子的剪影》為題，寫過趙景深、李青崖和謝六逸三位復旦同事的“老友記”。趙景深本人也說過，“從前《文學周報》的八位編輯，四瘦四胖；四瘦之中鄭振鐸和徐調孚都在內，四胖之中有耿濟之和李青崖，還有兩位就是謝六逸和我。”徐調孚先生則記得，對于謝六逸，“朋友們有直呼他‘胖子’的，他總是承應”。

在朋友們眼中，謝六逸脾氣好、謙遜、低調，“胖子的性格，以有耐性、富涵養者為多……謝先生正是一個胖子的典型人物，有誰見過他‘怒發沖冠’或‘劍拔弩張’的狀態嗎？他平日常是靜默寡言，開起口來，又老是溫和慈祥，他從不曾有過疾言厲色”。（徐調孚《再憶謝六逸先生》）“他喜歡和談得來的朋友們在一道，披肝瀝膽，無所不談。但遇到了生疏些的人，他便緘口不發一言。”（鄭振鐸《憶六逸先生》）謝六逸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時，茅盾、鄭振鐸和徐調孚等都喜歡跟他開玩笑，“我們見面的機會多，我們給他上了個尊號：‘貴州督軍’，尊號何必稱‘督軍’，但凡見過六逸而領略他那沉著莊嚴的儀表的，總該可以索解；至于‘督軍’而必曰‘貴州’，一則因為他是貴州人，二則我們認為六逸倘回家鄉去，還不是數一數二的人物，至少該當個把督軍”。（茅盾《憶六逸兄》）對于這些玩笑，謝六逸大多“隨了大眾而歡笑，絕不提出否認”。（徐調孚《再憶謝六逸先生》）

“和顏悅色”的另一面

謝六逸到復旦任教后，深受學生愛戴。舒宗僑先生回憶，1932年初，他到復旦新聞系讀書，謝六逸主持入學口試，“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敦厚謙和……”學生們一致認為，謝先生“是一個標準的與人無爭與世無悔的學者，對人很和善，包括對學生在內，總是和顏悅色”。（馮志翔《新聞系的前前后后》）

因為好脾氣，也曾讓謝六逸吃過虧。1922年底，商務印書館某次裁員，謝六逸被辭退了。這次辭退，大概就與他的“與人無爭”有關。據茅盾記述：“我們知道這消息時，都很驚訝不平，振鐸尤為憤慨，六逸默不作聲，似乎有點不能釋然……在知識分子心目中，這還不是一個飯碗問題，而是感到被侮辱了。”還有一件事，更為離譜：謝六逸在復旦教“小說概論”一兩年后，一位學生找到他家，說自己寫了一部《小說概論》準備出版，請他作序，謝六逸欣然同意。后來該書出版后，謝六逸一看，原來就是自己的上課講義，“差不多一字不易”。對于這個學生的荒唐之舉，鄭振鐸、徐調孚等都為謝六逸鳴不平，但謝六逸卻并不在意，只是苦笑道：“他窮得很，讓他出了罷。”（徐調孚《再憶謝六逸先生》）此后，謝六逸就再也沒有開過“小說概論”課。

“和顏悅色”的謝六逸，有沒有過發脾氣的時候？從一位老校友的回憶中，我總算找到了他的另一面：有一次，新聞系一位姓潘的男生去復旦子彬院（今復旦600號）看戲，因無票而遭守門女生拒絕，心生怨氣，便在學校墻報上寫了一篇特寫，用咸澀隱晦的文字挖苦該女生。謝六逸看了，異常憤怒。他在上“通訊練習”課時，當場請那位男生站起來念這篇特寫，“等念完了，謝先生乃板著面孔，打起一口貴州腔，聲色俱厲地責訓道：‘像你這種寫法，實在丟臉，咸色之至。復旦新聞系里不該有你這名學生。’”那位男生聽罷，面紅耳赤，懊悔不已……

穿長衫的守門員

謝六逸的《三等車——A Sketch》，是一篇揭露國民黨當局腐敗的著名隨筆，文中的“夏布衫”（穿白夏布長衫者）是一個重要角色，他與“中山裝”（穿中山裝者）的對話，令我印象深刻。讀完隨筆，再仔細端詳幾張謝六逸的照片，我忽然發現一個細節：他似乎偏愛穿長衫。在與復旦師生的合影中，謝六逸幾乎總是一襲長衫，風度不凡。

對于自己的教授角色，謝六逸非常滿意。他先后開設過東西方文學史、小說概論、文學綱要、日本新聞事業、實用新聞學、新聞學概論和通訊練習等課程，他創設的新聞系課程及設備標準，被國民政府教育部列為大學新聞系的準繩。1935年1月，他在《東方雜志》上刊文稱：“這八九年來，我的生活，就是所謂‘教授’，如果成了‘做一行厭一行’的心理，這種中國特有的大學教授生活，是頗難持續到如此長久的……如是者八九年，我還是跑我的路。我不想改行做醫生或者做律師，我有一股傻勁兒，就是想多看一點書。”

謝六逸熱愛復旦，下課后總喜歡在校園內外溜達。他曾用散文詩一樣的語言贊美復旦周邊景色：“除了假日以外，我每天總得經過江灣路和翔殷路（今邯鄲路）一帶。對于這一條平坦的大路，我可以算是一個‘通’。我親眼看見道旁的稻田里，建起一座一座的洋樓。在田里吃草的小羊，穿紅綠衣褲的鄉間小孩，擷棉花的村婦，一天一天的不知他們的去向。路旁的草，依然由綠變黃，由黃變枯，再由枯變成綠色。”有一次上“通訊練習”課，他叫學生們先步行到江灣鎮上走一趟，回來寫一篇通訊《途中所見》，以鍛煉觀察能力與寫作技巧。謝六逸自己也多次從復旦出發，去江灣“新市區”（今江灣五角場一帶）考察。有一次，他去察看虬江碼頭后，沿著五權路（今民星路）折返，特地走到市政府大廈（位于今上海體育學院內），“瞻拜那一所雕闌玉砌的宮殿”。

在復旦任教時，謝六逸還有一段插曲：他曾當過由“亞洲球王”李惠堂執教的復旦足球隊守門員。他的學生們記得，有一次，復旦新聞系隊與《時事新報》隊比賽，“謝六逸鎮定自若，處險不驚，以其準確的判斷、敏捷的反應和穩健的動作，多次撲出了勢在必進的險球，博得了球迷們陣陣喝彩。他那嫻熟的技藝和幽默滑稽的神態，逗得觀眾捧腹大笑不止”。（蘇錦元《足球“門神”謝六逸》）還有一次是1935年校慶30周年當天，“謝先生興致勃勃……穿了長衫，當守門員，胖胖的個子，奔東跑西，十分積極，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章玉梅《復旦新聞系第一任系主任謝六逸》）在學生們的筆下，謝六逸的“門神”形象栩栩如生——他居然“穿了長衫”還能“奔東跑西”、“處險不驚”，這完全顛覆了我對守門員的所有想象！

最后的“金剛怒目”

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復旦與大夏大學組成聯合大學西遷。1938年春，聯合大學分家，復旦抵達重慶北碚。謝六逸也輾轉入川，到北碚復旦任教。8月，謝六逸因病離開重慶，返回家鄉貴陽，到入駐貴陽的大夏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從此，他告別了任職長達12年之久的復旦。

謝六逸離任前，復旦新聞系學生舉行了歡送儀式。北碚夏壩江堤邊，師生依依惜別，留下了一張珍貴的合影。這張照片，大致可以確定拍攝時間——時值8月，重慶地區氣候炎熱，男女學生都穿著短袖襯衫或短袖旗袍，唯有謝六逸與眾不同：他依然穿著長衫，居中站立，顯得卓爾不群，氣場強大。

謝六逸到貴陽后，抗日戰爭進入到相持階段。1939年2月，日機轟炸貴陽，謝六逸房屋被毀，他和家人被迫避居鄉間。那時貴州物價飛漲，他生活窘迫，貧病交加，全家不得不以野菜和豆腐渣充饑。那幾年，凡見過他的好友都發現，“胖子”謝六逸瘦了。薩空了先生評論道：“一個大胖子居然瘦了許多，這瘦完全說明了二年來他的遭遇。”1942年5月18日，葉圣陶先生路過貴陽，他在當天日記里寫道：“飯罷至文通書局始晤六逸，比前消瘦多矣。”1944年，蹇先艾先生到訪謝家，見謝六逸“人比從前瘦了一大半，兩眼深陷很沒有神，說話有點微喘”。

復旦校友們也惦念著謝六逸。1939年秋冬，中文系畢業生鳳子（封季壬）路過貴陽時，特地與舒宗僑一起去看望謝六逸。鳳子記得，“他留我們吃了晚飯，談到戰時生活，看來他雖在家鄉，而戰爭前途渺茫無期，生活不寬裕，心境似不佳，未想到這竟是最后一面！”1941年，新聞系畢業生馮志翔專程去貴陽拜謁謝六逸，“他住在貴陽鄉下，送我在田間走了一大段路，謝先生顯得蒼老許多，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1945年8月8日，謝六逸溘然長逝，年僅47歲——這一天，離抗戰勝利只差一個星期。

就在去世前幾個月，謝六逸還有過一次“金剛怒目”：年初，四川軍閥、時任貴州省主席的楊森忽然心血來潮，發起“短衣運動”，反對民眾穿長衫。他組織憲兵“剪衣隊”，凡遇市民穿長衫者，一律剪短。這讓愛穿長衫的謝六逸忍無可忍，他在報上發表《對于“剪衣隊”的意見》一文，批判這種愚昧行動。文章刊出后，楊森暴跳如雷：“我要看看槍桿子與筆桿子究竟哪個硬？”后來，他因忌憚于謝六逸的聲望，只好取消了“剪衣”。謝六逸這次最后的抗爭，讓好友章錫琛先生十分感慨：“平常只看到他態度安詳，沉默寡言，但到了憤怒填膺的時候，他真有奮不顧身的氣概。”

謝六逸去世時，口鼻流血，他究竟是死于心臟病，還是其他原因，一直是個歷史之謎…… （讀史老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