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八字2.14

文/朱安平

珠江電影制片廠1963年攝制的《逆風千里》，大膽擷取革命斗爭題材創作中罕見的戰俘角度，遵循真實反映歷史的現實主義精神，通過解放戰爭初期東北戰場我軍一支小分隊，在敵強我弱特定環境下克服艱難險阻，勝利完成押送一批被俘國民黨中高級軍官任務的生動描寫，從一個側面充分表現了我軍指戰員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英雄風貌，有力揭示了敵人負隅頑抗、垂死掙扎的反動面目。

承受特殊任務

影片《逆風千里》以解放戰爭初期東北戰場著名的新開嶺戰役為背景，此系我軍在東北解放區挫敗國民黨軍全面進攻的一個輝煌勝利。1946年10月下旬，國民黨為搶占東北勝利果實，糾集10萬兵力向我南滿解放區瘋狂進犯，以8個師分三路發起全面攻擊，相繼侵占輝南、金川、桓仁、安東(今丹東)等地。人民解放軍東北民主聯軍以南滿兩個縱隊及地方武裝，采取內線殲敵、內外線緊密配合方針，實行戰略退卻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軍有生力量。自10月31日至11月2日，東北民主聯軍第4縱隊在遼寧省寬甸縣西北的新開嶺地區，一舉全殲來犯之國民黨軍號稱“千里駒”的第25師8900余人，其中俘獲5800余人，首創東北民主聯軍在一次戰役中全殲國民黨軍一個精銳整師戰績，成為扭轉東北局面的關鍵之戰，保障了遼東黨政軍民戰略轉移，保障了我軍四保臨江的準備時間，獲得中央軍委、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遼東軍區的嘉獎，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央軍委致賀電報。

新開嶺戰役的重要戰果，是活捉敵25師的師長、副師長等一批中高級軍官。據當年參加押解這批俘虜的指戰員回顧，這支被吹噓為“千里駒”的所謂國民黨軍勁旅，投入東北內戰之始曾以“快速”行動氣勢洶洶，經我軍一連串嚴重打擊很快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原任師長劉世懋對戰爭前途失去信心辭職回家，一臉麻子的新調升師長李正宜，一開始反動氣焰十分囂張，新開嶺戰役之前曾自詡“本師長非常鎮靜，有十分把握殲敵”，實則戰斗一打響就潰不成軍，他不僅3天里從來沒有出過所龜縮的房子，待到我軍全線出擊將其部壓至山溝鉆入“口袋”，帶頭慌慌張張換上士兵服，搶先坐上吉普車匆忙逃命，正在換裝的敵副師長段培德和副官長王鳳鳴，氣得在后面邊追邊罵娘。豈料司機被我阻擊部隊打死，吉普車翻進溝里，李正宜左腿中彈，當我軍戰士端槍趕來，他嚇得直發抖，謊稱是“伙夫”，后來才戰戰兢兢供認是師長，并乞求我軍保證其生命安全。其他被俘軍官看見李正宜都被揪出來了，害怕繼續隱瞞得不到寬大處理，當我軍戰士威武宣布“校以上軍官站出來”時，這些“頭鉆苞米垛，屁股露半個”的“英雄”們，一個個垂頭喪氣走了出來。唯一來不及換裝的敵75團團長趙振戈，被我軍戰士一把扯下其帽徽，嚇得哆哆嗦嗦、臉白腿軟、滿頭冒汗，真是丑態百出、狼狽不堪。

◆新開嶺戰役中被俘的敵軍官兵，左一為25師師長李正宜。

新開嶺大捷后，我軍主力迅速轉移北上投入新的戰斗，同時組派一個小分隊將這批俘虜押送遼東軍區駐地。按照政治質量高、斗爭經驗豐富、行動極為干練的要求，小分隊由縱隊偵察隊長率領的十名排級偵察員，縱隊警衛營2連指導員率領的一個警衛排共同組成。在整個押送過程中，小分隊干部戰士立場堅定、機智靈活，堅決執行我軍俘虜政策，對這些反動軍官不打罵、不侮辱、不搜財物，沿途還不斷宣傳我解放戰爭的正義性，揭露國民黨軍打內戰的反動性，指出我軍必勝、蔣軍必敗。同時，根據形勢變化和俘虜思想動向，指出只有老老實實向人民低頭認罪，才是唯一正確出路，對堅持反動立場頑固分子的挑釁和破壞活動，堅決予以揭露和打擊。敵75團團長趙振戈是敵52軍軍長趙公武弟弟，一向驕橫跋扈，途中散播反動言論被揭發以后，企圖對我方人員進行拉攏和收買。一天行軍至山路拐彎地帶，隊伍拉大距離，趙振戈見前后沒有旁人，悄聲問走在身旁的一個戰士是哪里人，什麼時間入伍的，并稱其兄是52軍軍長，早就想提拔他當師長了，如果能夠放走他，可以給對方官做，要錢要房子都不在話下。這個戰士立刻用刺刀指著其鼻子嚴厲斥責：“你的狗眼認錯人啦！”并向領導作了報告。負責帶隊的同志馬上把俘虜集合起來，再一次揭露了趙振戈的破壞陰謀，并且宣布三條紀律：行軍中不準交頭接耳；不許搞任何破壞活動；如果膽敢逃跑，軍法從事！正是由于小分隊具有高度警惕性，善于作針鋒相對斗爭，打擊了俘虜中頑固分子的反動氣焰，迫使他們不得不服服貼貼地服從管制，勝利地把俘虜押解到了當時遼東軍區的所在地——長白山下的臨江縣城。敵師長李正宜為了企圖減輕罪惡，還自動寫了一份“反蔣聲明”。

擔負這一特殊任務的小分隊成員中，就有后來成為本片編劇的周萬誠。其時為東北民主聯軍的一名警衛排長，對這段戰斗生活經歷留有深刻印象，解放后調至廣州軍區戰旗話劇團工作，一直想以文藝形式予以反映。1956年珠江電影廠創建籌劃藝術片拍攝，獲悉后組織其創作電影劇本，于1958年寫成，取名《逆風千里》。劇本詳盡記述了我軍降服敵25師中高級俘虜軍官的過程，從戰場俘獲寫起作為序幕，著重表現我小分隊指戰員如何在敵強我弱、腹背受敵險境中，沿途抗御敵人正規軍和地下軍追擊，粉碎敵特分子和俘虜的種種陰謀詭計，直至押送勝利結束，尾聲為敵方中計祭悼俘虜“殉國”鬧劇。作者解釋以“逆風千里”作為片名，意謂押送這群特殊俘虜猶如逆水行舟、頂風駛船，藉以彰顯我軍指戰員不畏艱險、勇往直前。

還原歷史真實

《逆風千里》劇本雖然很早完成，發表于廣東省作協主辦文學刊物《作品》，并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珠江電影制片廠卻遲遲未能投拍。原因是正值大躍進、拔白旗、反右傾等運動不斷，文藝形勢一直處于緊張之中。《逆風千里》固屬革命戰爭類型題材，但選取角度頗為獨特，沒有因循此類影片業已形成的以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中英雄人物為主的敘事模式，而以潰敗中的國民黨軍隊的被俘中高級軍官為主要描寫對象。這一帶有“顛覆”性的“另類”表現方式，在當時背景下引發珠影內部激烈爭論，出現這樣或那樣批評意見，有位副廠長提出“對解除武裝的俘虜，我們是講優待政策的；但對待放火指引敵機的俘虜，則是反革命，講優待是完全錯誤的”。有的甚至明確表示反對，無法達成一致只好擱置下來。

◆《逆風千里》

轉機出現于1961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和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以及會議討論、審議的有關文藝暨電影工作重要文件，重新倡導“雙百”方針，解除束縛、調整政策，活躍文藝理論和創作空氣，鼓勵創作人員解放思想、勇于創新。時任文化部電影局長陳荒煤親蒞珠影貫徹相關精神，特意審查了《逆風千里》劇本，給予肯定，認為“劇本題材新穎，有生活基礎，沒有什麼大問題，去頭去尾即可以投入拍攝”，熱情鼓勵該廠“要為自己打開自己的天地”。經當時廣東省委文教部審查同意，珠影終將該劇列入生產計劃，經認真細致籌備，于1963年6月正式開拍。

其時，珠影已是較有實力的地方制片廠，由于全國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接收了與之合并的武漢電影制片廠，同時還從下馬的山東電影制片廠和新疆電影制片廠調入一批創作干部，藝術和技術隊伍得以充實和加強。同時，珠影廠已改為中南局直屬單位，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非常關心該廠建設，要求珠影“生產要上去，虧損要扭轉”，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給了珠影較多主動權。因此，珠影對自行拍攝的第一部戰爭片《逆風千里》尤為重視，從主創人員的配備到拍攝條件的提供均予傾斜性支持。

擔綱導演的方徨，新四軍文工團領導出身，建國初即進入電影行列，先后任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編導、上海電影制片廠導演，參與過《上饒集中營》《閩江桔子紅》拍攝，獨立執導了《誰是兇手》《兩個巡邏兵》等片，1958年底調任山東電影制片廠任副廠長兼導演，拍攝了《敢想敢干的人》，珠影將其列為《逆風千里》首選導演。掌機的是資深攝影師姚士泉，14歲即由早期影星的姐姐范雪朋帶至上海學習洗印和攝影，從業后聯華、藝華、國泰、中制等知名影業公司競相爭聘，解放后在上影拍攝過《斬斷魔爪》《情長誼深》《林沖》《魯班的故事》等片，與方徨一起調往山東廠，再同至珠影，其在黑白對比用光攝影方面堪稱一絕。美工師張云喬早年曾就職上海新華影業公司，擔任過《桃李劫》《風云兒女》《都市風光》《夜半歌聲》等名片美工，珠影創始時期任供應科長，為《逆風千里》拍攝重操舊業。片中飾演敵我雙方主要人物的白穆、傅伯棠、王錚、蘭谷、宋德望、蔣銳、馬奕、張子良、丁鐵寶、李健林、剛小光等，多是原為上影、后調珠影的演員，也有剛從上影電影專科學校畢業回廠的青年演員，以及專門從上海、武漢借調的電影、話劇演員。

方徨出任導演后，首先根據廠里專門邀請廣州軍區創作干部座談討論意見，與編劇周萬誠一起對劇本做了精心加工。修改中遵循現實主義原則，按照藝術典型化方法，本著解放戰爭初期東北戰場“敵強我弱”特定態勢，從“小分隊”押送“大俘虜”特殊任務出發，為之營造了四面受敵、舉步維艱的典型環境：天上敵機搜索、地下敵軍追截、內有俘虜滋事、外有奸細搗亂，在人物設置與表現上亦作了相應調整，姓名、性別、關系、身份、行為、作用等均有衍變，確定敵方有名有姓的角色7個：師長、少將副師長、政工部主任、特工處長、醫官、騎兵連長、軍長，還有以“老鄉”面目出現暗中相助的當地“反共復仇軍”。我軍方面處于前列的只有3人：指導員、排長、女衛生員，另有兩名戰士。不僅雙方配比懸殊，而且在搏弈較量中，貌似敵方總是主動進攻、猖狂反抗，我方則勢單力薄、被動應對，實乃形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格局，以敵人暫時的強大、囂張，反襯我軍的英勇、智慧。片中循此結構沖突和組織情節，充分揭示俘虜對國民黨抱有幻想，不甘失敗命運，使出逃跑、裝病、無理取鬧、里應外合等狡猾伎倆，百般頑抗企圖逃脫，同時不避諱我小分隊指戰員由于缺乏經驗，不免出現失誤，但以對黨和人民的無比忠誠、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勇于犧牲的無私精神，在復雜的斗爭實踐中不斷總結提高，終于使這批老奸巨滑的反動俘虜，在我人民戰士面前低頭認輸，從而在人物塑造上避免概念化、臉譜化，印證敵人并不是草包，我軍指戰員也不是“神”，使影片更為深刻、生動與可信。

◆《逆風千里》電影海報。

這一尊重歷史、恪守真實的創作態度，貫穿于影片拍攝全過程。1963年9月，攝制組結束內景戲拍攝，從廣州來到東北丹東、奉城等地拍攝外景戲，專門聘請了“軍事顧問”進行指導，借調當地部隊戰士充當群眾演員，分別飾演敵我雙方官兵等。無論是外形化妝，還是場面表現，始終堅持一絲不茍。如片中俘虜軍官都有全套帽徽、領章、勛標等，每逢化妝都要對照定妝照逐一佩戴，而且安排了核查環節。表演時小至擠一個眉、弄一個眼，一個手勢、一甩鞭子、一聲吆喝等，都要反復排演好幾次，有的竟達幾十次。拍攝敵人騎兵出動一場戲，事先從部隊挑選騎手和軍馬，實拍整整用了一天時間，反復排演了幾十次，哪怕是只有一個人、一匹馬的動作不整齊，也要重來。

面世遭逢魔難

影片于1963年12月攝制完畢，因珠影已改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領導，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很為重視與關心珠影的創作與生產，即與正在廣東的原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一起來廠審看《逆風千里》樣片。他們都曾歷經解放戰爭，劉亞樓當年還是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一致認為“這部片子不錯”，“看了還很有興趣”。陶鑄在肯定影片前提下，提出三點具體修改意見：一、去掉假槍斃；二、我軍戰斗中一個也沒有犧牲不真實；三、加寫戰士紀鵬飛炸橋時壯烈犧牲。隨后送北京審查，文化部副部長夏衍，電影局局長陳荒煤、副局長司徒慧敏等，看后均基本認可，夏衍評價“導演鏡頭語言還算流暢”，對陶鑄的修改意見都表示同意。

影片遂返穗進行修改，經調整劇本、重新補拍、后期制作，至1964年4月結束。陶鑄及廣州軍區政委劉興元審看后表示基本滿意，只提出戰士紀鵬飛炸橋犧牲時，不要讓指導員上橋搶救。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在廣州看后，認為影片沒有政策性問題，可以送京復審。影片到京后，文化部領導請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羅瑞卿會同審看，一致予以通過，交由電影局在全國發行。

◆《逆風千里》劇照：敵副師長裝病耍賴被揭穿。

就在此時，慣于窺測風向搞政治投機的康生，利用毛澤東主席兩次批示對文藝形勢和文藝工作不符實際的錯誤估計和全面否定，依仗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新增書記、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身份，與江青沆瀣一氣、興風作浪。他繼1957年將探索反映現實生活影片“拔白旗”、1963年誣陷影片《紅河激浪》“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又向電影界發難，氣勢洶洶地斥責《逆風千里》“片名就是反動的。什麼叫逆風千里，這不是長敵人威風嗎”，“這部影片是為國民黨宣傳的”，“它不是揭露反動派的丑惡面貌，而是宣揚國民黨匪軍官‘堅強不屈，積極斗爭’，是歌頌敵軍‘不懼困難，機智勇敢’的高貴品質”，惡狠狠地質問：“電影界的階級感情哪里去了？社會主義的階級感情哪去了？”當即下令“停止發行徹底審查”，“并追查創作人員的歷史及思想”，還打電話給在北京開會的陶鑄，大興問罪之師：“《逆風千里》這片子是反動影片，為什麼拍出這樣的片子？”

陶鑄當即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問題沒有那麼嚴重，可以改一下！不必大改，只要把尾巴加一點，把俘虜押到目的地，他們認輸就行了！”并針對康生意見向有關方面明確表態：“影片可以改一改發行”，“不要追查創作人員的思想”。

這一下觸怒了康生，竟為之大發雷霆，在文化部電影局“可暫停發行，等修改后再發行”的報告上批示：“不是暫停發行，而應該是禁止發行”，“為什麼寫這個東西，根本不是什麼真實不真實的問題，而是別有用心”，依然嚴令追查編導的政治歷史，追究政治責任，并要珠影廠做出檢討。

同年7月29日，在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總結會上，康生耍弄突然襲擊手段，公開點名批判“壞戲”、“壞電影”，強行給《逆風千里》扣上“反革命影片”帽子，說它“動國民黨之心，泄共產黨之憤”。 不久之后，在中宣部召開的部長會議上，江青把一批影片定為“毒草”，責令進行公開批判，《逆風千里》赫然在列。

◆《逆風千里》劇照：指導員將計就計誘殲援敵。

迫于壓力，中宣部先后逐批發出公開放映和批判“壞影片”的通知，《逆風千里》遂以此種方式與觀眾見面。各種撾伐文章隨之見諸報端，完全不顧客觀實際，牽強附會無限上綱，誣指該片“是一部極為反動的影片”，“完全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明目張膽地篡改歷史，為被消滅了的國民黨反動軍隊大唱贊歌，招魂立碑；惡毒地攻擊毛主席的人民戰爭思想，攻擊人民軍隊”，將影片拍攝歸于配合“蔣介石匪幫瘋狂地叫囂‘反攻大陸’，國內外牛鬼蛇神一齊出籠，搞起了反共反華大合唱”，“編導者刮起這股‘逆風’，實際上是為牛鬼蛇神助威打氣，為反革命復辟鳴鑼開道”，并以所謂“參加《逆風千里》外景拍攝工作的某部干部戰士”名義發表談話、文章，“進一步揭露了編導者在拍攝過程中的一些罪惡事實”，以“更加清楚地”印證“這群牛鬼蛇神的猙獰嘴臉”，栽贓“這部片子真像是臺灣蔣介石匪幫在珠江電影制片廠的訂貨”。

這種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批判”，到了“文革”中更為變本加厲，以揭批“反動影片《逆風千里》在攝制過程中，始終貫穿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尖銳斗爭”為重點，尤其是在陶鑄遭受迫害被打倒之后達到高潮，先是將其代稱“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中的一個人”，后則指名道姓，誣之為“這部反動影片的幕后總導演”，聲稱“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開放綠燈，有電影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撐腰打氣，影片編導者有恃無恐，便施展其反革命伎倆，挖空心思經營這棵大毒草”。株連所及迫害加劇，編劇周萬誠竟遭“雙開”遣返回鄉，導演方徨在反復揪斗之后下放勞改，資深攝影師姚士泉不甘受辱割腕自盡，飾演敵副師長的傅伯棠慘遭打罵，扮演解放軍偵察員的黃伍鐘跳樓身亡。

直到“文革”結束撥亂反正，沉冤十余載的《逆風千里》終于恢復名譽，為之牽連的主創人員也得以平反昭雪，它在革命戰爭片中的“另類”探索得到應有肯定，被認為“是極少數可以稱得上是嚴格現實主義的作品”。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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