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小樓吹徹玉笙寒”,一個是“吹皺一池春水”,能歌善詞的李璟和馮延巳君臣二人,和諧而美好。因此,馮延巳在李璟登基的第二年,就升任翰林學士承旨。聽起來這個翰林學士承旨好像就是專門傳旨的,跟那個太監一樣,但實際上這個官職是翰林學士的領導,并不是單純起草詔書那麼簡單,而是在禁中執掌機密要事,實際上是宰相,所以又叫“內相”。兩年以后,馮延巳終于如愿以償當上了宰相。這一年,他四十四歲。
馮延巳靠自己的文學才華和陪伴太子讀書的優勢,在四十四歲登上了人生巔峰,成為南唐的宰相。他本應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得意之人,但接下來他的人生將陷入巨大的漩渦之中。
五代十國類似于戰國時代,戰火頻仍兵連禍結,到處都是吞并與反吞并的戰爭。在十國中,南唐占地江南數千里,物產豐饒文化鼎盛,是當時國力強盛的大國。但南唐卻始終處于國家的生存危機之中,北方的后周以及后來的宋,始終將南唐看成是嘴邊的肥肉而覬覦之。南唐的開國國主李弁洞察形勢采取守勢,奉行休養生息保境安民的國策,意在韜光養晦發展自己,南唐經歷了一段和平繁榮的時期。而志大才疏的第二代國主李璟,則放棄了韜光養晦的國策,在好戰的馮延魯等人慫恿下四處用兵,而作為宰相的馮延巳也未能阻止,反而是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導致用兵失敗國力受損。在四面受敵的形勢之下,南唐的滅亡就只剩下時間的問題了。
雖然南唐的滅亡乃歷史之必然,但馮延巳也難逃其咎。四十四歲的馮延巳,在四十五歲之時,便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罷相,而這才剛剛開始。公元947年的3月,馮延巳所在的宋黨陳覺和馮延巳的異母弟弟馮延魯發兵福州,遭到慘敗。馮延巳被御史中丞江文蔚和大名士韓熙載彈劾而罷相。五十歲時,馮延巳再次為相,但七個月以后,終因南唐盡失湖南湖北之地而自己下臺。五十一歲再度為相,四年后因在與后周軍隊的交戰中,盡失江北之地而被李璟罷相。最后一次是李璟與后周議和,后周剝奪了李璟的帝號,意思是你南唐只是后周的附屬國,沒有資格再稱帝了,只能叫國主,李璟的地位下降了,馮延巳自然就沒有資格稱為宰相。這就是馮延巳一生中四起四落的悲劇性遭遇。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爭斗,在朝廷內有組織的斗爭就是黨爭。都說唐宋兩朝黨爭慘烈,而南唐的黨爭也是腥風血雨。當時南唐政壇分成兩黨,一派是以馮延巳為中心,成員有他的弟弟馮延魯、著名宰相宋齊丘、查文徽等,被稱為"宋黨";另一派是以孫晟為首,大名士韓熙載、江文蔚等人組成,人稱"孫黨",這兩黨圍繞權力展開了慘烈的黨爭。
雖然國家處于外部的威脅之中,但南唐的黨爭也是愈演愈烈,這也印證了孔子所說的“禍起蕭墻”說法的正確性。馮延巳的宋黨,雖然身居高位,但看起來個個都是草包加膽小鬼,在對外戰爭中,不是戰敗就是被俘投降,總之,宋黨的名聲很壞。而以孫晟為首的孫黨,雖然也未能挽狂瀾于既倒,但起碼在對外戰爭中保持了南唐忠臣的氣節,做到了“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兩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作為宋黨核心的人物,馮延巳也備受攻擊,政敵們攻擊他人品有缺,是南唐“五鬼”之一。
事實上,馮延巳雖然文學才能出眾,唯獨于政事能力不強。在別人看來,馮延巳靠的是與李璟深厚的關系,靠的是能言善辯阿諛奉承的本事。他的政治對手孫晟曾對馮延巳說:“仆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生不及君;詼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意思是說,寫文章你是我十倍;談吐風雅幽默、醉心于歌酒,你百倍于我;至于阿諛奉承拍馬屁的功夫,我是永遠都趕不上你了。雖然是諷刺挖苦,但也肯定馮延巳的多才多藝。就連一貫對馮延巳持否定態度的《釣磯立談》的這本書都記載說,“馮延巳為人亦有可喜之處,其學問淵博,文章穎發,辯說縱橫,如傾懸河暴雨,聽之不覺膝之屢前,使人忘寢與食”。可見,馮延巳的學問淵博,口才一流。也正是這樣一位勤于思考思維敏捷,且善于辯論的人,才會寫出“薄羅依舊泣青春,野花芳草逐年新,事難論”,這一類具有深刻思辨性哲理性的名句。
馮延巳與后來的后主李煜一樣,空有滿腹的文藝,卻少有治國之才。在政治上可謂是志大才疏,雖然他有一腔的理想,想用“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里朱顏瘦”得九死而不悔的人生精神,來報答中主李璟的知遇之恩,來實現歷來中國儒家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但是會寫詞的人不一定會玩政治,比如他的好朋友中主李璟,比如南唐詞的大宗師李后主李煜。看來,江南秀山麗水多出歌之舞之的詞人,卻很少出深謀遠慮縱橫捭闔的政治家。
馮延巳的悲劇就在于他的不自知,還在于他的盲目自信,更在于他多愁善感好說大話的性格。在政治上,雖然他有一顆匡時救世之心,希望能挽狂瀾于既倒,但南唐國勢的衰敗已成定局。這注定是個悲劇的結局——所謂悲劇,就是你眼睜睜地看著你不想遭遇的命運,慢慢降臨到你身上,雖然是萬般掙扎和努力,始終卻無法擺脫;所謂悲劇,就是將最美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從馮延巳為政的一生來看,他就是一出無法擺脫的悲劇的命運。馮延巳看遍了人生的苦痛,切身感受到兩黨的傾軋,但他又執著于功名利祿,不肯跳出俗世,如陶淵明躬耕南畝;如范蠡泛舟五湖;像李商隱渴望的那樣,“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汲汲于功名利祿的馮延巳注定與隱居江湖無緣,他的心永遠在魏闕,雖然他的一生在廟堂之上過得并不如意。家國之憂、朋黨之爭、仕途坎坷,再加上對時間無法挽回的傷感,此四者,構成了巨大的人生漩渦,撕扯著馮延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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