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姓名借運

澎湃新聞記者 陳燦杰 實習生 常澤昱 黃家樑

躺上床，盯著天花板，許婉琪沒意識到，眼淚已經不自覺打轉，她不敢哭出聲。婆婆摔傷在醫院搶救時，心電圖的光影，與那張陡然煞白的臉，不斷在腦海中閃回，那一刻，她只怕丈夫回不來，見不到自己母親最后一面。

此前2021年3月，包括許婉琪丈夫陳慶路在內的5名河南勞工，遠赴印尼務工，遭遇合同違約、護照扣押、工資克扣等多重困難。滯留工地近6個月后，五人鋌而走險，試圖偷渡至馬來西亞后曲線回國，但很快在大馬柔佛州因偷渡被捕，經由家屬奔走、律師協助，馬方最終決定不予起訴，直接啟動遣返程序。

此后，許婉琪開始了更為漫長的等待。除了婆婆的傷病，她有兩個小孩等著照料，恰逢河南暴雨，她還得抽空回老家搶收花生，泥濘中赤著小腿，或蹲或跪，一顆顆地拔，拔到手生疼，全身僵硬。“像個陀螺，不停地在轉”，可只有忙起來，她才得以從壓抑中暫時抽離。

按照預期，陳慶路1月14日乘機回國，結束3周隔離后，就能回到河南漯河老家，但他最后一次核酸檢測顯示陽性，趕在春節結束前團圓的希望再度擱置。截至發稿當天，歷經遣返名額、批次、時間幾經變動，高額機票無故取消，5名勞工中僅有魏朋杰一人回國。

在不斷攀升的債務、失去至親的落寞、或是與丈夫的爭吵、隔閡、分離中，留守在國內的勞工妻子們正備受煎熬。

勞工所在的鎳礦園施工現場。 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1、賭

兩聲槍響，窩在光板船里的魏朋杰徹底慌了。2021年9月18日，已近晚上10點，他在夜幕中緊忙跳船，奮力游向馬來西亞柔佛州岸邊，水深從胸口處點點褪去，臨上岸，他才驚覺頭頂站著兩個軍人。往哪跑？他蒙了，僅是往沙灘上一蹲，等人來抓。

“左死右死都是死”，上船時，他只想賭一把。

此前的3月，魏朋杰經工友介紹，到印尼做焊工。按外包公司的口頭約定，一天500塊工資，每月保底做27天，外加每月生活補貼1萬，工期半年。該項目被工友稱為“德龍三期”，主營不銹鋼一體冶煉。至于合同，則商定到印尼后與項目外包公司簽訂。

等開工，惡劣的工作環境讓他“直接絕望了”，天氣暴曬，洗澡水是從土坑里抽的，透著一股臭味。更難忍的是，做工時想抽支煙，手頭的活兒也不能停，否則，帶班工頭隨時拍照，作為怠工證據，扣數百塊工資。

“人又不是機器！”魏朋杰說，廠區氛圍壓抑，他有個工友和帶班鬧矛盾，拿圓珠筆插了對方肚子，被群毆后用開水澆手。廠區外，保安持槍把守，還有不少“缺胳膊少腿”的勞工滯留。

“（魏朋杰）去沒幾天就感覺自己被騙了。”張婭杰說，她的丈夫魏朋杰初到印尼，有時也會聊工作的事，但他不想讓家人擔心，答應堅持做完。她也勸他忍著，反正只有半年。當時，張婭杰剛進江蘇一家電子廠上班，患有心臟病的她則忍受著夜班“嚶嗡”的聲響，總是心慌、失眠，她特意買了助眠保健品，花了一段時間才慢慢適應。她和公婆還一直住著河南焦作農村的老屋，她想打工拼出個縣城房子的“首付”，將來可以留給孩子。

臨周末，魏朋杰會提前讓妻子把倆兒子聚一塊兒，再到工地附近的信號塔下開視頻。3歲的小兒子還不懂事，8歲的大兒子則會問他啥時回家，他只說快了快了，“10天半個月一直這樣拖。”

魏朋杰與2個兒子的合影

到去年6月中旬，他和另外四個河南工友收到合同：工時延長，補貼驟減至一千：工期不定，短期內無法回國的話，要到其他工地干活。在魏朋杰眼中，這就是賣身契。5名工友與家屬協商后，一致未簽，要求辭職回國。但老板表示，每人交75000元才給安排。

5名勞工收到的工程勞務合同書

許婉琪回憶，原先報喜不報憂的丈夫陳慶路，聽到這個數額，突然情緒爆發，哭著說出自己的遭遇，讓她轉告他父親去借錢。當時許婉琪在縣城一家兒童攝影館做助理，每月兩千多的工資，扣掉兩個小孩零零散散的生活費，一年下來基本“沒有落錢了”。

家屬籌錢期間，另一位2期工程老板聲稱回國只要5萬，連夜包車將5人拉至300公里外的肯達里工區。5人交了錢，忍受著老鼠肆虐的宿舍、吃了2個月泡面，幾乎吃吐。

5名勞工公用一個小鍋煮泡面吃

5名勞工在二期工地住的宿舍

眼見交了25萬依舊回國未果，王蘭不斷向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投訴，并找媒體爆料，要回了23.8萬，但丈夫張強并未領情，他怕在當地遭到報復，“他就覺得我管得有點多。” 王蘭覺得，5人臨偷渡階段都非常敏感，隨便問個話，“都覺得你是在套取他的信息，你會不會出賣他們”。

魏朋杰也坦言，伴隨壓力增加，他對妻子的態度有時很“惡劣”。為著回家、乃至種種開銷，他和妻子不知在微信吵了多少次，有時吵急眼了，他會帶些難看的字眼，連著互相刪好友、拉黑、冷戰，而張婭杰只能打給他的工友幫忙傳話。

張婭杰說，丈夫提過偷渡，說能省點錢，被她一口回絕，“我說你想過孩子嗎？”她讓他走正常程序，后續花多少錢，她都想辦法湊，他也答應了。

可因護照始終被外包公司扣押著，他們最終選擇了偷渡至馬來西亞再乘機回國。蛇頭是2期工區周邊一家餐館的老板娘，偷渡費每人13000元。按照魏朋杰預期，登陸馬來西亞后，穿過岸上的廣闊森林，再幸運一點，他能在幾小時山路中避開馬來虎、云豹，找到接應蛇頭，再給即將生日的母親打個電話，說自己很快回家。

可5人在登陸馬來西亞后，多是原地蹲下，有人沖進林中，仍被抓了回來。前往警局路上，他們都不說話，魏朋杰能感覺到，大家心里似乎都在埋怨著什麼，大概就是：“這下去球了（完了）。”

2、離

王蘭回憶，張強偷渡前一晚，打來電話，讓小女兒接聽，說自己這次沒掙著錢，沒法給她買她要的那張公主床了。

想多掙點，是他們出國時最簡單的念頭。

2020年疫情封村，陳慶路基本待在老家河南漯河種地。去年3月，村里解封，他想去迪拜打工，無奈航班又因疫情停飛，他轉而去了印尼。

“勸也勸不下”，許婉琪說，當時縣城一所不錯的小學恰好招生，她小孩想讀的話，得在那兒有房，夫妻倆為了湊首付，負債13萬。陳慶路想過，等從印尼回來，就把這筆賬給清了。

魏朋杰說，疫情爆發后，國內工期不穩定，活少，他也沒聽妻子的話，執意去了印尼——家里開銷緊張。

而當他們出海時，別離、養家的辛酸，同樣落在她們身上。

自從丈夫情緒爆發，許婉琪每天都要給他消息，聊兒子，聊家里裝修進度，試圖調動他的情緒，只有收到丈夫回復，她才能安心入睡。丈夫被捕之后，她不知打了多少電話，發了多少微信，卻沒等到回復。她不知道，他的手機已墜入海中。

她后來在王蘭創建的印尼失聯勞工家屬群看到一張報道截圖，是馬媒《星洲日報》刊登的5人偷渡被警方逮捕的照片。她一下沒認出丈夫來，照片有些糊，且與5人一同被捕的，還有10個印尼籍偷渡者。她把截圖給自己兩個小孩傳閱，說玩個游戲，爸爸在玩躲貓貓，看誰能在人群里找到他，“他們一下子就認出來了。”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有關5人被警方逮捕的照片

那時，因兩個小孩接連感冒、發燒，加上婆婆的傷病，許婉琪只能選擇辭職，每天在醫院、學校、家三點一線跑著。一早起來，掐著時間給小孩領吊瓶，給婆婆送飯、清理排泄物，接小孩放學，再回醫院……晚上獨自開著電瓶車回家，她只覺恍惚，“闖紅燈我都不知道。”

張婭杰與丈夫失聯后的第三天就坐上了辭職回家的高鐵。路上，她也在群里看到了那張照片，“也不顧及（旁邊）有人沒人，我的眼淚就下來了”，至少丈夫還活著，且不是落在蛇頭手里，她趕忙給公婆打電話報了個平安。那天恰好是中秋節，也是婆婆生日，但家里都沒有慶生。

與二人相比，王蘭的生活本來自如一些，她的工作能兼顧帶娃。2014年生下女兒后，她辦起晚托班，苦心經營，陸續收了80多個學生，每晚開車送學生回家。她從來不愿輕易放棄經濟獨立的可能，2017年生完二胎后，事業停滯，她舉債加盟教培機構，從頭做起。

雖然丈夫張強常和她說，就算日薪只是多20塊，他也愿意換一個地方打工。對他這次倉促前往印尼，王蘭心里明白：丈夫覺得她的補習班做得還行，他卻幫不上忙，加上他一些朋友又愛說些男人賺不到錢的風涼話，刺激了他。

“他選擇去的話，我尊重他的決定。”王蘭說，張強收拾行李離開的那個早上，她躺床上裝著沒醒，他一開房門，她就閉眼，她知道攔也攔不住。她記得，臨走前張強對她說了一句：“我以為你沒醒呢。”她回，“我不想醒。”

王蘭一家合影

3、執

盡管王蘭對張強出海表現“淡然”，但在他被捕后，她一直有個執念，只要自己不斷付出，他肯定能第一個回家。

去年9月19日凌晨，她收到丈夫被捕后發來的短信，“擔心是有，恐慌沒有，我會做起（事）來”，她開始打12308（外交部全球領事保護與服務應急熱線）、報警、給張強留言。到早上八點，人完全失聯。蛇頭找過她，說再交2萬，保證安全回來。她想走正常程序，直接拒絕了。

因國內警方難以介入，又等不及12308回復，王蘭隔天緊急聯系朋友，委托馬來西亞一家尋人機構找人，收到大概位置時，她兩天沒合眼了。其間，她同時聯系著其他勞工家屬，還需要陪她奶奶做手術，大腦在就醫與尋人中來回切換。

王蘭說，確定5人被扣押在馬來西亞北干那那移民局的扣留營，暫時沒有人身危險后，她才稍感安心。

當時，馬來西亞華裔律師劉毅龍出于對出海勞工權益的關注，自發接手該案件，費用全免。王蘭半夜梳理5人在印尼的前后遭遇，并將相關報道的背景、截圖、照片一一備注，打包發送給律師。此外，她堅持給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寫郵件。

王蘭坦言，自從幫5人要回那23.8萬，受到張強指責，她心底總有顧慮，怕又“做錯”什麼，可盡管兩人關系已變得緊張，她還是怕他在外邊受罪，“我對他還是有愛的。”

2期工程老板退回23.8萬，稱剩余1.2萬抵扣為5名勞工的生活費

而更大的波折，還在后頭。

去年11月17日，王蘭通過票代搶到5張廈門航空的機票，一張28000，預定12月3日回國。票號和行程檔案發給大使館后，隔天下午收到回復：根據防疫要求，每所移民局扣留營只能安排每趟航班最多4名人員遣送回國。這一下，家屬群中免不了爭論，張婭杰說，回了4個，剩1個咋辦？他要是心里壓力太大尋短見呢？

大使館工作人員給王蘭的郵件回復，稱家屬可安排其他從馬來西亞直飛回國的航班

廈航11月18日發給律師劉毅龍的郵件表示，由于馬來西亞疫情及廈航總部無法接受以上5人乘機，5人可辦理全額退票。

廈航運送5名勞工的相關要求

廈航拒載后，張婭杰在網上搜了各種求助電話，悶在房間一打就是好幾小時。她夢過好幾回丈夫回家，她和平時一樣在家洗衣做飯，突然間就看到他回來，“沖過去抱著他哭，娃娃（也）在那哭。”可每一次，夢都在這里戛然而止。

張婭杰記得第一次接到丈夫在扣留營打來的電話時，他慌張而緊迫，像要趕在掛斷前問完所有問題，她也倉促答著，3分鐘不到，電話掛了，她還有好多話積在心里，“就感覺這個聲音聽一次真的好難啊。”

王蘭也沒閑著，她聯系票代搶其他航空公司的票，又求在馬來西亞的朋友去廈航吉隆坡辦事處幫忙詢問。

經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與廈航溝通，廈航最終同意運送5人。但每次登機不能超過2個，分為3個批次：2021年的12月24日、2022年1月14日、2月4日。幾乎每個人都想讓自己丈夫最早回來，還想過抓鬮，爭執不下，干脆交由律師決定。魏朋杰成了其中第一個回國的人。

魏朋杰在移民局拘留營做體檢

劉毅龍解釋，魏朋杰先回來，是因為他健康問題比較迫切。他同時表示，接手本案最大的難點，在于“使館和航司針對返華人員（5名勞工）的防疫規定一直存在差異”。例如，針對曾經確診勞工，航空公司要求對方必須在康復3個月后，才能重新根據使館指定的防疫程序返華，但他從大使館得到的訊息，是康復2周后即可啟動相關程序。以及，使館或航司也未直接解釋何謂“康復”，“要做多少檢測？什麼樣的檢測才算康復？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個別向使館查詢才能得到答案的。”

得知第一個回國的不是自己，張強無法接受，與王蘭吵到不歡而散。很快，他又來道歉，她沒吭聲，只說了句，“我盡力了”，不過在夢中，她仍和張強吵著，被責怪著，醒來便難以再入眠。

確定魏朋杰第一個回來后，妻子張婭杰給他打電話，但他心里始終不放心。

魏朋杰回憶，去年12月3日航班取消那天，他一早坐牢門前等著警官叫號，等到快中午，知道沒戲了，直接往地板一躺，不想動了。

扣留營60平米不到，最多時擠了81人，“就那麼大個籠子”，他在里邊總是餓得發慌，瞪著眼看天花板，想起母親燒的西紅柿雞蛋面非常好吃，越想越餓。但他想得最多的，是搞個繩子上吊算了，“你要拿個刀一下子，真有這個勇氣敢去自殺。”不過念及家人，他又下不了決心。

“他要的答案我沒有”，張婭杰無助又忐忑，不到丈夫坐上飛機那一刻，她只能戰戰兢兢地過著。

4、抑

扣留營外，因丈夫們的集體“缺席”，她們自身的情緒也在壓抑著。

張婭杰說，與婆婆解釋魏朋杰的回國進程尤為困難，對方不理解，脾氣又急，總讓自己去催這催那，像被廈航拒載，她成天在家絮叨。自己說多了也煩，但冷靜后，還得說到對方聽懂為止。

鄰居問起丈夫的事。她搪塞幾句了事。“忍著連閨蜜在內誰也不說”，和朋友出門，被問到怎麼總是在看手機回消息，她就故作輕松，笑著不說話。

在這期間，她已被診斷為輕度抑郁。多少給她一點慰藉的，是兩個孩子。她一到家，他們就很開心，又要親又要抱。有時她正心煩，兩人還鬧的話，她真的感覺要瘋掉，“我心里邊壓得太多了”。兩個孩子都入睡后，才是真正的消停，可她又覺得，太安靜，夜變得長了，心里反而不好受。她不敢去想和他的過去，“現在就感覺你不（被）允許去回憶。”

“感覺好像天塌”，張婭杰說，心煩她就出門兜，或者在家打掃衛生，讓自己忙起來。自從丈夫被捕，她也開始喝點酒。

對許婉琪而言，雪上加霜的是謠言中傷。去年11月中旬，老家開始傳他丈夫沒回來，是因得傳染病被關了。有些人碰著她家小孩，甚至故意去問：你爸爸什麼時候回家？提及此事，她有些哽咽，她說被街坊鄰居問到丈夫的事，她的心理防線會直接崩塌，她兩個小孩其實一直不知道爸爸出事了。

“如果可以的話，誰愿意讓自己的老公出去？”許婉琪說，她滿腦子想著怎樣讓丈夫回家。有次她和小孩站在橋上，想著要是能換他瞬間回來，“哪怕我帶著小孩子從橋里面跳下去都行。”

許婉琪2015年生下大女兒后得過嚴重的產后抑郁，容易鉆牛角尖。陳慶路在印尼的很多遭遇，反倒是公婆瞞不住才告訴她的。面對丈夫回國的波折，她感覺“腦殼都要炸開了”。

其間，她婆婆因摔傷膽囊炎加劇入院手術，所幸沒有性命之虞。

婆婆怕她多想，沒敢提兒子的事，只是住院時偷偷翻著手機里的照片，自言自語叫著他的名字。有好幾次婆婆讓她回家帶小孩，實在憋不住了，才給她打電話，她又騎上電瓶車匆匆往醫院趕。

“天天都是神情恍惚的”，許婉琪想要宣泄，只能躲房間悄聲地哭。每次和丈夫打電話，她會說家里都挺好。

同許婉琪一樣，無論碰到多大變故，王蘭都不愿輕易訴說。去年10月，她的繼母因肝腹水去世，她還想著，如果張強先回來，他至少能在喪事上露一面，那她心里能有個安慰，“至少不會讓人看笑話”——按當地風俗，本該是男的領喪，現在得她來做。

王蘭同時提到，繼母的離去還給患有心臟病的父親巨大打擊。原先，他會幫自己帶下小孩，現在父親過得渾渾噩噩，早上睡覺，下午打牌，晚上喝酒。

恰逢她也遇到事業危機，伴隨“雙減”政策落地，她的教培公司直接停擺。那時她最怕朋友突然關心她，哪怕只是簡單一句問候，她都覺得自己會崩潰，她只能在心底默念，“我會熬過去的，太陽升起來就會好的。”

而家中的變化，除非已成定局，王蘭才會和丈夫提起，她清楚，和遠在他鄉的男人說這些意義不大，“何必徒增傷悲呢？”

5、盼

歷經波折，去年12月24日，魏朋杰登上了回國的飛機。

那天已經通知航班晚點了，他愣是站登機口前等著。乘務勸他去座位上等，他怕這麼一等就被撂下了。當時他穿著防護服，悶得滿頭汗，怕查體溫過不了，趕緊把帽子給摘了。臨起飛，飛機又出了故障，全員下機，他一下慌了，空姐給他發飯也吃不下，“起飛之后我才吃的飯，心里才帶勁。”

飛機一落地，他感覺“臉上都冒出了個微笑”。到賓館隔離時，魏朋杰和10歲的大兒子打視頻電話，以前兒子基本不搭理自己，這次一見面，兒子就掉淚了。魏朋杰說，和妻子打電話時，兒子常在跟前聽著，裝著不說不問，但其實“心里都知道”。

在扣留營，魏朋杰也反思過，自己總惹妻子生氣，甚至醫生都說過她的病和總生悶氣有關。

他回憶，2015年開駕校時，他“賺點錢有點飄了”，天天不著家，沒少和她吵架。她也強勢，打架打不過，臉要給他掐了，大著肚子都要拿只拖鞋追著他打。后來駕校虧損。他沒錢還，被告上法庭，她趕忙借錢在庭上把人贖了出來。“每次我出事，她都是沖到最前面。”對這段婚姻，張婭杰也后悔過。她初二輟學打工，18歲意外懷孕，知道身孕的20天后她和魏朋杰領證結婚，“其實也有落差”。和閨蜜閑聊，她也抱怨過自己咋就嫁得那麼差，“但想想這是你的命，你沒辦法。”

張婭杰說，2019年生二胎時，丈夫算成熟了些，當時他正在迪拜打工，提前回家陪產，給她做飯、洗腳、幫忙帶娃。

但二人間的關系，張婭杰也不知怎麼形容，說是親情，好像有點肉麻；說是愛情，結婚十年還談這個，又不太現實。她就想著，這次等他回家，先讓他在家補補身子，之后，日子照常：掙錢、還賬。算上他偷渡、機票、隔離等開銷，她家借了將近9萬。

“有個人回來，就有盼頭，哪怕借得再多”，因這場意外，許婉琪家里同樣負債累累，但丈夫回國前，她一直給他打氣，說拼個兩三年，總歸能把賬清了。她現在擔心疫情加重，又會封村。

許婉琪說，跟丈夫待在一起就讓她挺有安全感的。她是單親家庭，初中畢業后進廠工作了幾年，到點上下班，不愛往其他地方跑。2012年，19歲的她通過相親認識丈夫，挺合得來，很快結了婚。“我就是按部就班的人”，但婚后的獨自帶娃的壓力，加上丈夫不太往家里寄錢，她過得有些窘迫，“我口袋里面有一塊錢，就緊著這一塊錢去花。”種種負擔壓得她喘不過氣，她只覺給丈夫生的小孩，像生了個玩具，他打工回來，“看著、抱著這個玩具挺好的”，卻不知道小孩鬧了、哭了、餓了是個什麼狀況。帶娃5個月，她想過自殺，甚至給母親寫了遺書。

隔年，她意外懷孕，候產時把丈夫叫了出去，“我疼我自己忍著就行了”。小孩子抱出來時，手術室門沒關，他看到噴了白褂子的一身血，嚇得說話都發抖，等躺在床上的她被推出來，她笑了下，安慰他不要哭。許婉琪說，應該就是那時起，丈夫才有動力去上班，知道給家里掙錢了。

“平平淡淡的這樣子就好了”，許婉琪說，除了去年，每到結婚紀念日，他在家的話，都會做上滿滿一桌子菜，要是在外邊趕不回來，也會訂一束花。

王蘭說，她曾經也憧憬著“有人與我共黃昏”的婚姻，但婚后，她很快發現張強更習慣和人出去喝酒、三更半夜回家的生活。兩人但凡為此吵架，他就外出打工，回來以后，“死循環一樣”，他繼續要玩，她還是會吵。她覺得好像跳進了一個坑里，卻沒人拉她一把。

但這次進了扣留營，張強似乎發覺了王蘭的不易，總說她在家辛苦了。等他回來，以后一定好好過。聽到這，王蘭會直接打斷，她討厭畫餅，“一路走來，餅不好吃，也沒有吃到過。”

在國內承受著種種變故的日子里，王蘭愈發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人也可以。當初相親倉促邁入婚姻的腳步，顯然太不理智了，以前就那麼熬著，但距離變遠、時間拉長，“你會發現（問題）解決不了”，如果他回來還是沒變，她不愿再妥協，“他還想飛，那我就放了他。”

她想給自己兩個女兒樹立一個榜樣，任何時候，都不要做手心朝上（編注：意為索取）的人。補習班受到重挫后，她轉而報了個美妝班，等學成后，她想開個小店。每次去上課，下了公交車，她都會一路小跑，只覺得激動，好像真的在和時間賽跑。

“我好久沒這種感覺了，那種從頭再來的感覺。”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許婉琪、陳慶路為化名。澎湃新聞記者許振華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彭瑋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