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哲學研究》2015年第6期
作者簡介：姜廣輝，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舒科，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碩士生。
內容提要：《周易》在先秦稱《易》或《周易》，至漢代方有《易經》之稱。本文所考察的主要是漢代《周易》稱“經”以前的歷史，因而稱之為“《易經》前史”。本文的觀點是：“伏羲畫八卦”無從稽考，“文王重卦”并“作上、下篇”卦爻辭也屬不實，孔子作“十翼”同樣不確。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所構擬的《周易》演生史并不能為先秦史料所證實。在我們看來，《周易》卦爻辭及“十翼”各篇乃是歷史上許多佚名的智者所作，即使沒有伏羲、文王、孔子的參與，也并不影響其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元典的地位。
關鍵詞：別《易》/《十翼》/《周易》演生史
經學始于漢代，五經之名也始于漢代，《周易》在先秦稱《易》或《周易》，至漢代方有《易經》之稱。本文將以先秦各時期關于筮占與筮占書，以及《周易》的相關記載為依據，來分析《周易》文本的存在狀況及其在當時的地位。
三十年前，張政烺先生對甲骨、金文中所見“奇字”的破譯——數字卦的發現，是現代關于《易》學研究的重大突破。其后張亞初、劉雨兩人在張政烺先生研究的基礎上繼續蒐集資料，并對這些資料重新區別，分屬商、周兩個時代。由于六爻所組成的數字卦已見于商代的陶器、卜甲、彝器等器物上，由此引起學者對八卦、重卦符號起源的重視。但是，由于今人對這些符號的解釋還帶有假說的性質，故本文不對數字卦的內容做過多的介紹。
——豐銘按：數字卦的主要意義是顛覆了六十四卦源于八卦相重這個傳統易學觀。而這一點正是傳統易學者不愿面對的。
眾所周知，早期的《周易》文本是不含“十翼”在內的。今人對其成書年代，有兩種主要觀點：一是認為《周易》成書于西周初年，顧頡剛、張岱年、李學勤等先生皆持此一觀點。他們判斷的方法，是一種“內證法”，即認為《周易》卦爻辭所涉及的典故沒有晚于西周初年的。二是認為《周易》成書于西周晚期，史善剛、董延壽等人持此一觀點。他們同樣用的是“內證法”，發現《周易》卦爻辭中實際涉及西周晚期的典故。(見史善剛、董延壽)在筆者看來，既然大家都是用“內證法”，以《周易》卦爻辭中所涉及的典故來作為判斷成書年代的依據，那后一種說法應該是對前一種說法的合理修正，應該是更進一步的研究成果。所以筆者贊成后一種意見。筆者同時認為，考察《周易》成書年代，只用“內證法”是不夠的，還應該考察和分析當時時代所有文獻記載的情況。
——豐銘按：第一種正確，《周易》涉及典故沒有晚于西周初期的。
“十翼”或稱《易傳》，自司馬遷、班固以來的傳統意見認為是孔子所作。宋代歐陽修、葉適，清代崔述等人質疑其說，認為“十翼”非孔子所作，至今已成定論。今人關于“十翼”的成書年代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認為成書于戰國中期，如張岱年先生即持此一意見；一是認為成書于戰國后期，甚至秦漢之間。筆者持后一種意見，認為“十翼”成書于荀子之后、司馬遷之前的大約150年之間。主要理由是：第一，《孟子》一書全然不提《周易》，荀子雖然倡導“誦經”，卻將《周易》排斥在外。如其時《周易》已經包含“十翼”的內容，像孟子、荀子這樣明敏的思想家不應對《周易》的思想資料如此漠視。第二，在荀子之前有確定年代的子、史文獻(如先秦諸子以及《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中)基本沒有引用“十翼”內容的情況，即使偶有與“十翼”相近的內容，也應該是“十翼”化用子、史文獻，而不是子、史文獻襲用“十翼”(如《禮記·樂記》等)。第三，凡是明確引用“十翼”內容的文獻都不在荀子之前或不能確定在荀子之前(如《禮記·深衣》)。第四、直到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文獻中才首次見到“十翼”各篇的具體名稱(缺《雜卦》)。
——豐銘按：此處作者判斷準確。十翼晚于荀子，但這不包括《象傳》。《象傳》之事后面作者也有論及。
下面將按時代討論筮占與筮占書，以及《周易》演生的具體狀況。
一、商代已有筮占方法我們說商代已有筮占方法，最可靠的資料就是《尚書·洪范》篇。此篇記載殷商舊臣箕子為周武王言“洪范九疇”，即從九個方面講治國的大經大法，其第七個方面：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兇。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兇。
這是說，殷商之人在作重大決策時，除了王者、卿士、庶民參與意見外，還通過龜卜和筮占的方法來幫助作出決策。有筮占，就應該有解釋筮占吉兇的文本。箕子之時用于筮占的文本是怎樣的，我們今天不得而知。推測那時已經有了相應的文本，但不是《周易》是可以肯定的。
——豐銘按：商代已有筮占，但龜卜是主流，六爻筮占成熟于商朝中晚期，屬于非主流占法。
二、西周的太卜之法雖然箕子向周武王貢獻了殷人“洪范九疇”，包括筮占之法，但在29篇今文《尚書》中，卻很少看到有關筮占之事的記載。當周成王在《大誥》中向世人講述西周政權的合法性時，他拿出通過“大寶龜”卜問的結果來增加其權威性，而沒有提筮占。《大誥》說：“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而當周公到洛陽建成周時，也是用龜卜方法來選址的。《洛誥》述周公之言說：“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在29篇今文《尚書》中，僅《君奭》篇提到一次“若卜、筮，罔不是孚”。“卜、筮”二者連提，應該如何解釋呢？《禮記·表記》所載孔子之語可以作為解釋：“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這是說，在周代，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天子至尊，無論大事小事皆用卜，而不用筮。諸侯有守國之筮，則大事小事皆用筮，而不用卜，怕僭越于天子。天子也有用筮的時候，如巡狩、征伐，出而在道途之中，有事則用筮，表示比在朝中降了一等。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作為周王朝檔案的《尚書·周書》中很少記錄筮占之事的原因。
雖然《尚書·周書》中很少記錄筮占之事，但我們應該承認，西周王朝是有筮占制度的。《周禮·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這是說，西周王朝的太卜之官同時掌握三種筮占方法。鄭玄《易贊》及《易論》說：“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這種解釋應該說是一種推測。雖然可能有其合理性，但也容易使我們發生誤解，以為《連山》易是夏代實行的，《歸藏》易是商代實行的，《周易》是周代實行的。而實際的情況應該是：在西周這三種《易》是同時并行的；這三種《易》都有六十四卦的卦畫，甚至有基本相同的卦名，只是卦序和卦爻辭各自不同。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左傳》《國語》中經常會出現不同于《周易》的卦爻辭。
——豐銘按：作者委婉地否定了夏《連山》商《歸藏》周《周易》之三代易的舊說。《連山》《歸藏》應是西周時期各國不同版本筮法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筆者認為即前說諸侯之守筮，而非夏商之筮書。
我們在《尚書》和《逸周書》中并沒有見到三種《易》的卦爻辭的記載，但在晉代太康二年于魏襄王墓中出土的《穆天子傳》中見到這樣一條資料：
天子筮獵蘋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訟之繇：藪澤蒼蒼，其中(闕)，宜其正公，戎事則從，祭祀則憙，畋獵則獲(闕)。”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纻三十篋。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闕)。
如上文所述，天子在巡狩期間是可以用筮的。逢公是什麼人，書中沒有交代，應該是一位高明的筮者，逢公之外還有一位筮史狐，這應該是王朝專門的筮占官員了，他也一同受到了周穆王的賞賜。文中所說的訟卦的爻辭與今本《周易》不同。如果《穆天子傳》這條資料有其可信度，那至少說明在西周穆王時期曾用《周易》之外的筮占方法。
——豐銘按：“戎事則從，祭祀則憙，畋獵則獲”。筮得某卦，占某事則如何，占某事則如何。所引爻辭明顯為卜筮專用書，《周易》爻詞無此類筮占用語。這是筮占專用書與《周易》的本質區別。
換句話說，其實《周易》不是筮占工具書。這一點，孔子以后很少有易學者敢于承認了。
三、春秋時期的筮占活動及以《周易》說理《左傳》《國語》關于筮占之事共有二十二條資料，所記基本是春秋時期的事。分析研究這些資料，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認識。
1.“別《易》”的存在
在春秋時期，有《周易》以外的卦爻辭體系存在。這種卦爻辭體系有可能是《連山》易或《歸藏》易，但也不能排除是其他卦爻辭體系的可能，我們可以籠統稱之為“別《易》”。在春秋時期，有當一次筮占結果出來之后，同時用“別《易》”與《周易》解釋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又往往是先用“別《易》”解釋，當解釋為“不吉”時，方用《周易》解釋。給人的感覺是，平常人們更習慣于用“別《易》”進行筮占，《周易》是后起之秀。比如：
(1)《左傳·僖公十五年》記載，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圖片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獲其雄狐。”卜徒父解釋為“吉”。這句蠱卦爻辭不屬于《周易》內容，而是“別《易》”內容。
(2)《國語·晉語》記載，晉公子重耳流亡楚國，秦穆公召之赴秦國。公子重耳親自筮占此行能否助他得返晉國，“得貞屯圖片悔豫圖片，皆八”。筮史之官都說此卦“不吉”，司空季子卻說：“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司空季子此處特別強調《周易》，則筮史之官所根據的顯然是“別《易》”。
——豐銘按：作者所謂的“別易”，其實就是諸侯守筮。先秦書不同文，各國筮法也不同。而《周易》為周室正宗，裁判員的角色，非后起晚出者也。
2.筮占者脫離文本的解釋
《左傳·閔公二年》記載：季友是魯桓公的兒子，將生之時，魯桓公使人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魯國的政權后來長期控制在季友的后代(史稱“季氏”)手中，季友將生時的筮占在后世似乎“應驗”了。關于“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一句，古人有兩種解釋：一是認為是《連山》易或《歸藏》易的內容，如宋程迥《周易古占法》說：“《連山》《歸藏》，宜與《周易》數同，而其辭異。……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季友之筮……此固二易(即《連山》易或《歸藏》易)辭也。”二是認為系筮占者之辭，如清王宏撰《周易筮述》卷七謂：“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兩相比較，以后者之說為是。因為大有卦乾下離上，唯上卦離之中爻為陰爻，筮占之時正逢此爻為變爻，于是得“之卦”為純乾之卦。乾代表君父，離變為乾，有了同君主一樣受尊敬的地位。這種解釋顯然是筮者根據卦象的意義發揮出來的，我們應該把它看作筮占者脫離文本的解釋，而不應看作任何卦爻辭體系的內容。
3.《周易》文本已然存在
在傳世文獻中，最早提到《周易》文本內容的是《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1年)的記載，當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敬仲)奔齊，齊桓公讓他做“工正”之官。《左傳》于此處倒敘陳敬仲年少時，“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如果《左傳》所說無誤，周太史曾以《周易》見陳厲公，那說明此時周王室已有《周易》文本，而陳國此時還沒有《周易》文本。
——豐銘按：公元前671年，這個時間點，不應看做《周易》產生不遠，而應是《周易》早已存在，因周室日衰而開始外流的時點。
又《左傳·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記載：“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亡也，女承筐亦無貺也。’”今本《周易·歸妹》上六爻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爻辭小有不同，可視為版本的差異。
又《左傳·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記載：晉國的知莊子引《周易》論先縠之敗，說：“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兇。’”所引《周易》與今本同。
4.以《周易》說理
(1)《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記載：鄭國國君派正卿游吉出使楚國，到達楚國邊境時，楚康王下令將他擋回，提出他不配來與楚國國君談結盟之事，意思是要鄭國國君前來。游吉回鄭國復命，對子展說：楚國的國君快要死了，“不修其德政，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兇。’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愿，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兇乎？”這是用《周易·復》卦上六爻辭的思想批評楚康王的傲慢無禮。
(2)《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載：趙簡子問史墨：魯國的季平子把魯昭公趕出去，自己掌握了魯國政權，而人民愿意服從他，各國諸侯愿意與他結交，魯昭公死在外面，無人聲討季氏之罪，這是為什麼呢？史墨回答：“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史墨用《周易·大壯》卦的卦象和義理來作解釋，大壯的卦象是乾下震上，乾為天、為君，震為雷、為臣。雷在天上是一種自然現象，是“天之道”，那麼“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君下降為臣，臣上升為君，也就符合自然之理，不足為怪了。
——豐銘按：《周易》流傳日廣也。
5.魯國太史氏所藏《易象》
春秋時期還有一件事，值得在這里特別來說。據《左傳·昭公二年》記載：“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魯昭公二年為公元前540年，韓宣子(韓起)是晉國新執政的大臣，他代表晉侯來祝賀魯昭公新繼位，修盟通好(當時晉為盟主國)，受到特殊的禮遇，節目之一就是請他觀覽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與《魯春秋》。這兩部書一直被魯國視為國寶。韓宣子看后，發出由衷的贊嘆。這究竟是兩部什麼書呢？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認為這是文王、周公所作的“寶典”：“大史氏之官職掌書籍，必有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觀書于大史氏者……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魯國寶文王之書，遵周公之典。……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見此書而追嘆周德。……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
魯國是周公的封國，魯公室作為后裔典藏文王、周公之書是有可能的。問題在于，《易象》是一部什麼書？杜預注說：“《易象》，上、下經之《象辭》。”以我們的理解，它有可能是《周易·大象傳》的原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即認為，《周易》中最有價值、最能體現圣人精義的就是《大象傳》。韓宣子的贊嘆頗堪玩味：“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則此書可以視為修德的典范和立國的綱領，它實際上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導周貴族如何“王天下”的統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術”，向來藏之秘府，并不傳布于民間，一般人極難見到。韓宣子所見《易象》很可能是當時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書籍在驪戎之難已失，所以韓宣子說：“周禮盡在魯矣！”
在我們看來，魯太史所藏《易象》可能是唯一與文王、周公有聯系的《易》書，那麼，它是否在流傳過程中全部遺佚了呢？我們并不這樣看。它可能與今本《大象傳》有某種內在聯系。今本《大象傳》不似《尚書·周書》那樣佶屈聱牙，而比較通俗易懂，可能是后世學人在傳述過程中加以修飾和潤色過。而在秦始皇推行焚書令和挾書律時，《易象》被附于《周易》中，作為《周易》的一個《傳》被保存下來。這樣說來，《大象傳》的淵源可能甚遠。
——豐銘按：此《易象》，筆者認為包括今之《大象傳》《小象傳》，是離《周易》創作時代不遠的研習者所作，其中大小象傳作者又不同。贊成作者關于通行本《象傳》有所修飾潤色的判斷。總之，《象傳》是有別于易傳其他諸篇的。
如上所述，在傳世文獻中，最早提到《周易》文本內容的是《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1年)的記載。在《左傳》后面的記載中，《周易》比較頻繁地出現了。它的出現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在各國的筮占活動中出現，此時的筮占兼用“別《易》”與《周易》，往往是先用“別《易》”解釋，當解釋為“不吉”時，方用《周易》，說明此時《周易》還沒有優先的地位。二是被當時有識見的卿大夫(如游吉、史墨等)作為“說理”工具使用。這說明《周易》在其甫一問世時，便以“筮占”和“說理”兩種面目出現。此時，還沒有文獻記述《周易》為文王、周公所作。如果《周易》果真為文王、周公所作，那不應在春秋時期的筮占活動中地位這麼低，孔子甚至說：“不占而已矣。”明確表示自己不贊成筮占活動。孔子不贊成筮占的態度，又見于近年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周易·要》篇，該篇記載：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史巫之筮，鄉(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孔子是一位秉持道德理性的思想家，他怕“后世之士”懷疑自己，詬病自己，因而特別澄清自己學習《周易》的目的是要學習《周易》中所呈現的道德義理，而不是學習史巫的“筮占”之術，他把祝巫的卜筮放在《易》學末節的地位。而孔子之所以重視《周易》中的“德義”，或許與他有可能看到魯太史所藏《易象》有關。因為孔子既然能根據魯太史所藏之《魯春秋》來修《春秋》，他也自然能從魯太史那里看到《易象》。
——豐銘按：作者所說的《周易》不優先，是因為所處為諸侯國，習慣使然。如果所處為周王室，再看如何?
四、戰國及漢初的《周易》文本1.戰國時期的《周易》卦爻辭文本
說到戰國時期的《周易》文本，我們首先要提到晉代在汲縣舊冢中所發現的竹簡《周易》文本。據《晉書·束皙傳》記載，晉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后序》也言及此事，說汲冢“《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系辭》，疑于時仲尼造之于魯，尚未播之于遠國也”。晉人認為，汲郡那位叫“不準”的盜墓者所盜發的是魏王之墓，但不能確定到底是魏襄王墓，還是魏安厘王墓。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魏安厘王卒于公元前243年，相差53年。宋代趙明誠《金石錄》卷二十載《晉太公碑》：“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根據此條材料印證，汲郡人不準所盜掘的正是魏襄王墓。在這個墓中發現的“《周易》上下篇”與晉代的文本相同，從而也與流傳至今的《易經》上下篇文本相同。這種出土的竹簡文本因為難于保管，估計不久后便毀壞了。
晉武帝太康二年為公元281年，時隔一千七百年，即本世紀初，又出土了戰國時期的《周易》文本，即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竹簡本《周易》，總共58支簡，涉及34卦，與今本內容大體一致，其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00年左右，與魏襄王的時代略同。這再次證明，在魏襄王時代，《周易》(不包括《易傳》部分)已經有了與今本一致的完整文本。
——豐銘按：公元前761年引用的爻辭，不就跟今本一致麼。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后序》說：汲冢“《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系辭》，疑于時仲尼造之于魯，尚未播之于遠國也”。對此筆者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彖》《象》《文言》《系辭》等文獻在當時有的還沒有寫成，有的或作為另一個傳統在傳承，而不與用于筮占的卦、爻辭并傳。
魏襄王的時代正是孟子的時代，《孟子·梁惠王上》稱：“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這里的梁襄王就是魏襄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孟子的時代已經有了《周易》完整的文本，可是《孟子》一書論《詩》、論《書》、論禮、論樂、論《春秋》，卻于《周易》只字不提，為什麼？大概此時《周易》只有卦爻辭部分，而無《易傳》部分，他把《周易》當作筮占之書，而不愿齒及。
——豐銘按：孔子讀《易》已是確證，何況孟子。
荀子是戰國后期的儒學大家，他曾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荀子·勸學》)荀子主張“誦經”，曾列舉《詩》《書》《禮》《樂》和《春秋》，并將之列為“經”。他雖然讀《易》卻不以《易》為經。從《荀子》一書中，可見他是讀《易》的，如他在書中引“《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荀子·非相》)這是引《周易·坤》卦六四的爻辭。六四是近君之位，“伴君如伴虎”，在這個位置上的人要謹言慎行，要像扎皮囊口那樣把嘴巴扎起來。然而在荀子看來，君子既然處于近君之位，就應做“兼濟天下”之事，因為怕犯錯誤而不說話，是腐儒的處世態度。這當然是在批判《周易》作者的觀點。他又說：“善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這是把流行的《周易》當作了筮占之書。從上述分析來看，儒家至少荀子一系在先秦時還不很重視《周易》。
2.《周易》“十翼”文本的形成
如上所述，戰國時期已經有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的完整文本，但此時是否已經有了“十翼”各篇文本呢？《戰國策》中有這樣兩條資料：
(1)《戰國策·秦策四》載楚人黃歇游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這與今本《周易·未濟》的卦辭略同。
(2)《戰國策·齊策四》載：顏斶見齊宣王，引《易傳》以申告誡說：“《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兇必從之。’”顏斶所引《易傳》之文，并不見于今本“十翼”。
《荀子》一書中有這樣一條材料，學者用來論證荀子之時是有“十翼”文本的。《荀子·大略》篇說：“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
這段話前半段近似《序卦》：“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然而同樣的意思，也見于《禮記》諸篇中，如《中庸》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昏義》說：“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即使荀子沒有讀過《序卦》也可以寫出“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的話。后半段近似《周易·彖傳》中的這樣一段話：“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兩段話的立意有所不同。《周易·彖傳》是講“二氣感應以相與”，荀子是講親迎之禮的根據。荀子即使不看《彖傳》，也是可以從《周易·咸》卦的卦爻辭中體會出來的。況且荀子凡引文獻必說明出處，此處無“《易》曰”一類字樣，應當不是襲用《彖傳》的。《荀子》中所引《周易》不過數條，且無足輕重。在我們看來，《周易》“十翼”中有很多精湛的思想，若此時已有“十翼”文本，荀子一定不會如此冷漠對待的。
——豐銘按：諸多跡象都說明荀子之時尚無《易 傳》之名及定稿。
荀子約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其后的宋玉，約生于公元前298年，卒于公元前222年。相傳為宋玉所作的《小言賦》中有這樣幾句：“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則小大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謙)道也，能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其中有些話與《周易·系辭》中的“一陰一陽之謂道”和“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的話近似。學者或認為此語套襲《系辭》，由此證明此前《系辭》已經存在。然而，明馮惟訥撰《古詩紀》引明謝榛《詩家直說》的話說：《大言賦》和《小言賦》“二賦出于《列子》，皆有托寓”，歷史上不可能有這種“君臣賡和，以文為戲”的情況，所以此條材料還不能作為《周易·系辭》在宋玉之前已經存在的證據。
在《禮記》中有兩條材料與《周易》“十翼”中的文句雷同，這兩條材料可以分別對待：
(1)《禮記·深衣》：“《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而《周易·坤》卦六二《象辭》說：“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禮記·深衣》這條材料明確表明是引《周易》的，問題是《深衣》的年代是怎樣的？《深衣》收于《禮記》之中，《禮記》原本不是一部書，而是若干種文獻的雜湊拼合。史稱，《禮記》的組成大體來源于下列文獻：《記》131篇，《明堂陰陽》33篇，《王史氏記》21篇，《樂記》23篇，《孔子三朝記》7篇。上述5種書，共計215篇。西漢時戴圣對這些書加以輯錄，編定為49篇。這些文獻大約是戰國時期或秦漢之際的儒家學者所作。至于《深衣》一篇，我們不能確考其成于何時，可以闕疑。
(2)《禮記·樂記》：“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這條材料頗與《周易·系辭》雷同。《系辭上》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兩條材料究竟誰在先，誰在后，誰抄襲誰呢？張岱年先生認為：“《系辭》在這里是講天地和萬物的秩序和變化，寫得比較自然。《樂記》此段從天地講到禮樂，講得比較牽強，看來是《樂記》引用《系辭》的文句而稍加改變。”(張岱年)
筆者以為，所謂“寫得自然”，首先應該是“合理”，“合理”才會自然。相比之下，《樂記》寫得更為合理，例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不同類的物有不同的“性命”，這樣說既合理又自然。而《系辭》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為什麼不同類的物一經分類，就一定會產生吉兇呢？這就不很合理和自然。又如：《樂記》說：“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由“陰陽相摩，天地相蕩”等等所導致的“百化興”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系辭》說：“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為什麼“八卦相蕩”云云，會導致“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呢？這就既不合理又不自然。看來是《系辭》為了解釋八卦體系以及筮占的吉兇觀念，而生硬套改《樂記》這段話而寫成的。
其實，總體上說，“十翼”在創作過程中，吸收了《禮記》以及《大戴禮記》等書中的不少營養(論見后)。相比之下，那些在先的文本所講的道理更為質樸合理。例如《禮記·郊特牲》說：“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這話就沒有什麼語病。而《周易·系辭下》說：“天地絪缊，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這話便有語病。又如，《大戴禮記·本命》說：“一陰一陽，然后成道。”而《周易·系辭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兩相比較，前者語意比較顯豁。又如《大戴禮記·小辯》說：“道小不通，通道必簡。”《墨子·非儒下》：“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其言皆質樸有味。而《周易·系辭上》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卻給人以不知所云的感覺。如此等等。也正因為《周易·系辭》有種種的語病瑕疵，所以歐陽修斷定它不是大圣人的手筆。
在筆者看來，《十翼》各篇，可能除了《象傳》外，基本形成于荀子之后、司馬遷之前的大約150年之間，即大致從公元前240年算起到公元前90年。這期間，特別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設“挾書律”，到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除挾書律”，共有23年時間，學人只有卜筮等書可讀。我們推想，這是《周易》學理論迅速發展的“黃金時期”，這種惡劣的政治形勢，使得原本不喜《周易》筮占之術的儒家學者主動以不同的形式與方術之士結合，通過對《周易》的闡釋來創造儒家的天人之學，于是便有了“十翼”中的若干文本。①在荀子之前，很少有人引錄“十翼”各篇的內容，然而入漢以后，文獻中引錄“十翼”各篇內容的情況突然多了起來。例如：
陸賈(約公元前240-前170年)《新語》卷上《辨惑》引“《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今本《周易·系辭上》作：“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其間只有一字之差。又：《新語》卷下《明誡》引“《易》曰：‘天垂象，見吉兇。圣人則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今本《周易·系辭上》作：“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文句有同有異。
劉安(公元前179-前122年)在《淮南子·繆稱訓》引“《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今本《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文意相同，文句不甚相同。
司馬談(？—前110年)《論六家要旨》說：“《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今本《周易·系辭下》：“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文意相同，文句顛倒。
以上數例說明，《周易》“十翼”中的《系辭傳》《序卦傳》《彖傳》至少在漢初已經形成。加上前面所錄《禮記·深衣》引《象傳》之文“《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的例子，《禮記·深衣》最晚也當于此時完成，所以至少在漢初，《象傳》也已完成。
這里需要指出兩點：第一、漢初學者凡引錄“十翼”之文，文句并不盡同，有時文句出入還比較大，這說明此時“十翼”各篇可能尚未定型。第二、漢初學者凡引錄“十翼”之文，皆籠統稱之為“《易》曰”或“《易大傳》曰”，而不稱具體篇名，推想此時或尚未有具體篇名。
——豐銘按：黃金23年之說或可取，今本十翼為漢初學者的文獻匯編整理之作當無疑。
到了司馬遷作《史記》時，“十翼”各篇的具體名稱首次見于文獻之中。《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對文中的“序”字，從文氣上看，似應作為動詞。然而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注釋說：“序，《易·序卦》也。……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這就明確表明，在司馬遷之前，《序卦》《彖傳》《系辭》《象傳》《說卦》《文言》已經存在了，只缺《雜卦》一種。
——豐銘按：筆者這樣斷句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所謂序《彖》、系《象》、說卦、文言，指孔子作彖傳、象傳 ，給弟子講解易卦，闡述《周易》的思想。
五、馬、班建構的《周易》演生史司馬遷(公元前145-？年)的《史記》建構了從上古黃帝到西漢武帝的歷史，這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通史著作。《周易》的形成在這部通史中也因而有了位置。《周易·系辭下》說：“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這是《系辭》作者以探詢的口吻說的話，到了《史記·周本紀》那里則向前進了一步。《周本紀》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這里，司馬遷用了兩個“蓋”字，都是疑問之辭，即他也不能確定其事的真實程度，尤不敢肯定周文王確曾重卦。所以張守節《史記正義》說：“按太史公言‘蓋’者，乃疑辭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紀》方贊其美，不敢專定重《易》，故稱‘蓋’也。”
然而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司馬遷關于孔子作《彖》《象》諸篇之事，卻又說得很肯定。然而經過后世歐陽修等人的考訂，此事也屬空穴來風。
按照中國上古傳說體系，黃帝之前有神農氏，神農氏之前有伏羲氏。因為司馬遷《史記》從黃帝寫起，而未談及伏羲，因而也就未說“伏羲畫八卦”之事。而班固《漢書·藝文志》則根據《周易·系辭》的說法，為《周易》演生史加上了“伏羲畫八卦”一段。《漢書·藝文志》說：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
班固不僅坐實“文王重卦”之說，并且踵事增華，謂文王更作“上、下篇”。強調孔子“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文末尤著意點明《周易》“人更三圣，世歷三古”的不尋常特點。于是，一部由“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卦”并“作上、下篇”卦爻辭、孔子作“十翼”的完整《周易》演生史就這樣寫入正史了。
——豐銘按：后世易學史觀之亂，始于班固也。
綜上所述，“伏羲畫八卦”無從稽考，“文王重卦”并“作上、下篇”卦爻辭也屬不實，孔子作“十翼”同樣不確。所以，司馬遷、班固關于《周易》演生史的建構便不能成立。在我們看來，《周易》卦爻辭及“十翼”各篇乃是歷史上許多佚名的智者所作，即使沒有伏羲、文王、孔子的參與，也并不影響它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元典的地位。
——豐銘按：結論的前半部分正確，后半部分讀者可忽略。
①王葆玹曾著文說：在秦代焚書令與挾書律的限制下，《詩》《書》《禮》和《春秋》都成為禁書，《周易》及其占筮學卻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這一縫隙，改為采用解《易》的方式來闡揚儒學。
【原文參考文獻】
[1]古籍：《國語》《漢書》《淮南子》《晉書》《禮記》《孟子》《穆天子傳》《尚書》《史記》《新語》《荀子》《周易》《左傳》等。
[2]史善剛、董延壽，2009年：《易經成書時代考》，載《中州學刊》第2期。
[3]王葆玹，1996年：《儒家學院派的〈易〉學的起源和演變》，載《哲學研究》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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