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雙龍八字水平怎麼樣

一、遺失的密函

本案那個猝死的舞女，名叫史紅瑛，供職于南京市鼓樓區的“仙樂門”。

“仙樂門”是一家中等檔次的舞廳，不過在民國時的南京地面上有點兒名氣。這倒并非是這家舞廳本身的設施、服務多麼出眾，或者擁有多少享有盛名的紅舞女，而是因抗戰爆發那一年的元旦前夜， “民國財神”孔祥熙的女兒孔令偉（即那位赫赫有名的孔二小姐）曾來光顧。當然，以孔二小姐的消費觀念，她不可能到“仙樂門”來跳舞，可是她卻駕著一輛摩托車單槍匹馬趕來了——為了追殺一個名叫武哲的空軍少校。據傳，孔二小姐原本跟武少校相處得還不錯，后來武哲突然不搭理她了。孔二小姐派人一打聽，原來武哲跟“仙樂門”的一位年方十七的舞女在談朋友。孔二小姐聞訊大怒，便于當晚，即1936年12月31日晚十時，攜槍駕車殺奔“仙樂門”。

可是，孔二小姐卻沒殺成武哲，自己反倒出了洋相。她進門就拔槍，那副殺氣騰騰的樣子把舞廳雇傭的保鏢嚇了個激靈，連忙揮手示意眾人閃開。保鏢的動作幅度很大，被正在舞池跳舞的武哲瞅個正著，認出這位女煞神乃是孔二小姐，連忙推開懷里的舞女，幾步躥到旁邊的樂隊那里。孔二小姐見狀大喝“閑人臥倒”，隨即朝天鳴槍。武哲知道來者不善，尋思要想脫身，只有給她點兒顏色看看。他也是帶著手槍的，當下拔槍對準孔二小姐就開了火。武哲是空軍部隊有名的神槍手，一槍就把孔二小姐戴著的那頂寬檐厚絨帽打飛了，驚得她臉如土色，呆若木雞般站在當地。武哲趁機從舞廳后門開溜。

這場沒流血的槍戰經媒體一報道，“仙樂門”頓時名聲大噪，生意大好。武哲經此一劫，當然不敢再露面了。倒是那個舞女頓時走紅，每天營業結束，拿出來結賬的舞票總是她最多。這個舞女，就是史紅瑛。

不過，這種走紅實際上是由新聞媒體炒起來的，效應不會很長。史紅瑛紅了半年多，勢頭開始減弱，漸漸走下坡路。這時， “七七事變”爆發了，人們的注意力轉到了北方戰事上，接著是淞滬戰役，南京的形勢已經很危急，日軍戰機有時竟然飛到南京上空盤旋。可想而知，舞廳也好，舞女也好，都不在人們的關注之中了。哪怕這時孔二小姐手持雙槍再到“仙樂門”鬧事，而且真的把武哲打死，只怕也引不起人們的多大興趣。再往下，11月13日，日軍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上海淪陷。南京的有錢人就開始作逃難打算了，史紅瑛算不上有錢人，但她可以傍大款，沒幾天就不見了人影，據說是跟人去了武漢。

南京失守后，國民黨政府鼓吹“保衛大武漢”，但以當時日軍的勢頭，那些上層人士們料想武漢大概也是保不牢的，于是就跟著政府機關去了重慶。很快就有熟人在重慶看見史紅瑛打扮得珠光寶氣在街頭跟人晃蕩了。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不久，史紅瑛也回來了。這位當年的紅舞女今非昔比，不知她在重慶結交了些什麼角色，反正都是腰纏萬貫之輩，待她回到南京時，已經有了一擲千金不皺眉頭的底氣。于是，史紅瑛就成了“仙樂門”三個股東中的一位，占了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而且還是干股。這股份從何而來？“仙樂門”的老板任芝貴在日偽時期當過一任區維持會理事，抗戰勝利后被國民黨政府列入漢奸名單， “軍統”將其逮捕，舞廳作為敵產沒收。正好這時史紅瑛“還都”，得知消。事后，不知她動用了什麼關系，反正也就不過三天時間，任老板獲釋， “仙樂門”也原封不動歸還給他了。任老板為表示感謝，把舞廳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贈給了史紅瑛。

史紅瑛對舞女這份職業似乎有著特殊的感情。盡管已經是富婆了，她依舊供職于“仙樂門”。任老板請她做舞女領班，她一口回絕．說當一名舞女也蠻好。于是，史紅瑛就成了南京城里唯一的一個老板、領班都管不著，其他舞女也不敢傾軋的最自由自在的特殊舞女。直至南京解放，史紅瑛仍是當她的舞女。

1949年12月31日，距當年孔二小姐持槍殺奔“仙樂門”正好十三年的那個夜晚， “仙樂門”發生了一件事兒。

因為是元旦前夜，新中國成立后生意漸漸走下坡路的各家舞廳顯得比平時熱鬧些，雖然不像從前那樣舞客盈門，但畢竟比平時的“溫吞水”狀況要好得多。這天“仙樂門”的營業時間結束得比平時晚一些，一直到下半夜，也就是元旦凌晨兩點過后才送走了最后一批舞客。舞女卸妝的時候，任老板和賬房張先生、領班清點賬款、舞票，給下班的舞女結算各自的收入，當場發了鈔票。一干舞女拿到了比平時多一倍的報酬，無不喜上眉梢，正準備跟任老板道“拜拜”趕緊回家時，雜役老李匆匆出現在賬房間門口，叫聲“先生”，把一個折疊成梅花狀的紙條遞給任芝貴。

任芝貴接過紙條： “這是誰給我的？”

老李說： “不是誰給您的，是我在打掃舞廳時從沙發下面掃出來的。我估摸興許是哪位來跳舞的先生不留心從口袋里掉落的吧。”

任芝貴打開紙條，只見上面寫著： “蓮花，我很珍惜您和以前的那段幸福的時光，不知是否可以重溫一回？請您考慮。謝謝！鑫于即日。”

任芝貴看紙條的時候，站在他側后邊的舞女領班白小玫踮起腳尖，視線剛好越過任芝貴的肩膀，把紙條上的字看得一清二楚，不禁“嗤嗤”笑出聲來。她這笑聲，絆住了急著想離開的其他舞女的腳，都問她看見了啥。任芝貴沒等白小玫張口，就把紙條上的字讀了一遍，讀罷，有點兒不以為然地問： “不就這麼一句話嗎？白小姐你笑什麼呢？”

白小玫問： “先生您說這張紙條是寫給誰的？”

任芝貴搖頭： “咱‘仙樂門’沒有叫蓮花的呀，應該不是寫給咱這里的人的。”

白小玫說： “看來先生您平時對咱們這些姐妹了解得不夠，大伙兒說是嗎？”

立馬有兩三個舞女笑著附和。任芝貴正覺奇怪間，有個叫宋靜芬的舞女開腔道： “先生可能不知道，史姐的乳名就是蓮花，她是陰歷六月出生的。”

任芝貴恍然： “原來是留給史小姐的。史小姐今天沒來上班，那人要想給她留字條，應該交給賬臺呀，怎麼扔到了沙發底下？”

白小玫說： “我看那人有點兒心虛。他把紙條留在沙發底下，料想舞廳營業結束打掃時會被人發現，然后轉給史姐。只怕根本沒他所說的那段什麼‘幸福時光’，而是為了給史姐抹黑！”

任芝貴說： “現在解放了，人民政府提倡婦女翻身作主人，關于這方面的事兒咱們就不要亂議論了。這張紙條，要不就請宋小姐給史小姐捎去吧，聽說你跟她住得很近，順道吧？當然，不能說我們認定是留給她的，就說老李打掃時發現了這張條子，我讓你捎給她，問一下她是否知道落款的那個‘鑫’是誰。”

宋靜芬跟史紅瑛住得確實很近，就是一條巷子的對面鄰居。兩人都是蘇北人，寶應同鄉，不過宋靜芬來南京謀生前兩人并不相識。抗戰勝利那年史紅瑛成為“仙樂門”的股東后，宋靜芬才應聘舞女。任老板對她不是十分滿意，但史紅瑛一聽那口家鄉話，立刻拍板說這個妹妹我收了！因此，宋靜芬對史紅瑛一直心懷感激。兩年前，她嫁了個鰥夫，婚事還是史紅瑛相幫張羅的。至于兩人成為近鄰，那是宋靜芬的丈夫老羅給史紅瑛介紹的房子，史紅瑛對這個居所很是滿意。

宋靜芬回家時已是三點，尋思史紅瑛肯定已經睡熟了，不便敲門。她的丈夫老羅原是國民黨首都警察廳的刑警，南京解放后，經甄別，雖無欺壓百姓、強橫霸道之類的劣跡，可他是國民黨員，所以沒有留用。失業三個月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長江客運碼頭當保安。那個工作是早晚兩班制，這段時間，正輪到老羅上早班，五點鐘就得到碼頭。因為家離得遠，路上騎自行車就得一個多鐘頭，所以宋靜芬回家時丈夫已經起床了。宋靜芬把紙條的事告訴丈夫，還拿出來給他看。老羅瞥了一眼，并不感興趣，倒是對妻子后頸部一顆綠豆大的癤子有些擔心，說不能任其長出來，那個位置上長瘡癤是很兇險的，俗稱“對口瘡”，弄不好會有性命之虞。說著，就找出碘酒、棉球棒給妻子擦拭。擦完才發現火油爐上煮的牛奶眼看就要開鍋，驚叫一聲，扔下棉球棒就去關爐火。

老羅把牛奶倒在杯子里，又切了兩片面包，中間夾上紅腸，端到桌上讓妻子吃夜宵。就在這時，老羅看到桌上的東西，不由發出一聲輕輕的驚叫：“咦——”

怎麼呢？原來，老羅剛才手忙腳亂，隨手把用過的那支棉球棒一扔，正好扔在攤在桌上的紙條上，紙條的空白處顯現出淡藍色的字跡。老羅是國民政府中央警察學校的畢業生，接受過正規刑事偵查訓練，平時也喜歡看一些偵探小說，知道碘酒可以顯示用某種密寫藥水寫在紙張上的文字。當下，他二話不說，立刻取過一支新的棉球棒，蘸了碘酒，輕輕擦拭那張紙條其他空白處。稍停，空白處顯示出兩行淡藍色的字跡，他一看之下，倒抽了一口冷氣： “呵——不得了啊！”

這兩行文字是： “所報方案經報請上峰審議，認為可以一試。所需經費、器材，籌措后照數撥給”。

即使是跟警務工作從未有過接觸的文盲宋靜芬，聽丈夫給她讀了一遍后，也是臉如土色： “這肯定是敵特分子在秘密聯絡啊，看來他們要搞破壞！這……難道……難道史姐是特務？”

老羅說： “這就不是你我眼下考慮的問題了，看來得立刻去公安局報告。我這一去公安局，上班就要遲到了。”

不過，這當兒也就顧不上遲到不遲到了，趕緊報告要緊。夫妻倆一個剛下班顧不上休息，另一個則是顧不上上班了，立刻出門，冒著凜冽的寒風直奔附近的白下公安分局。

這張紙條引起了足夠的重視。次日元旦，主管政保線的分局張副局長原是輪到休息，但一大早就騎著自行車從住處趕來了，叫齊了政保科正副科長、指導員和市局下派各分局輪流蹲點調研的正科級偵查員侯健坤，聚在一起對紙條進行了分析，一致認為這張紙條確系敵特分子留在“仙樂門”的，至于是故意放在沙發底下等候那個“蓮花”來取，還是不慎遺失后被人無意間踢入沙發底下的，目前還不清楚。鑒于“仙樂門”并非白下分局的管轄范圍，白下分局無權決定是否立案調查，按照工作紀律，立即上報市局（其時全稱為“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當天上午十點，市局下令，由“仙樂門”所在區的鼓樓分局組建專案組對該紙條相關情況進行調查，市局政保處偵查員侯健坤提前結束在白下分局的蹲點調研，前往鼓樓分局該專案組擔任顧問。鼓樓分局的專案組一共有四名偵查員，由齊明德擔任組長。說來也巧，同是來自解放區的侯健坤、齊明德相互熟識，齊明德參加公安業務培訓班時，侯健坤還給他們這班學員講過課。二人一見面，自是十分激動。說笑片刻，大家一起坐下來分析案情。

不料，幾個人剛把那張紙條小心翼翼地傳讀了一遍，還沒開始分析案情，忽然傳來消息說“仙樂門”昨晚遭竊，要求分局出警。齊明德、侯健坤不約而同交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眼色，侯健坤說：“只怕此舉跟那張紙條有關系呢，咱們去看看。”

二、凌晨竊案

專案組五人趕到舞廳時，鼓樓分局刑偵隊派出的三名刑警已經勘查過現場了。確切地說， “仙樂門”竊案應該是今晨發生的，因為舞廳結束營業時已是凌晨兩點多。最后離開的是任老板、賬房張先生和雜役老李，門是老李當著任、張兩人的面鎖上的，一共有兩道——里面的玻璃推拉門和外面的鐵柵欄門，都以鐵鏈系住，再扣上一把大銅鎖。這種防范對于尋常竊賊來說，應該是比較有效的。估計光顧“仙樂門”的那小偷本領平常，對付不了那兩把大銅鎖，是攀爬天窗進入現場的。天窗玻璃已被打碎，刑警在窗框上發現了手套的印痕，不知是案犯用于防寒的呢還是不想留下指紋。窗框上還留下了清晰的繩索系吊重物的勒痕，估計案犯是打碎天窗玻璃后，把繩索系在窗框上，順著繩索進入現場的，作案后又抓著繩索攀爬而出。

刑警向專案組偵查員介紹了勘查現場的情況。案犯在舞廳的賬房、舞客休息區、舞女更衣間、洗手間都留下了腳印，說明到過這四處；從腳印判斷，這是一個身高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間的男子，較瘦，步履靈活。賬房間的寫字臺、舞女的更衣箱都被撬開，損失情況容待舞廳老板、賬房先生和一干舞女各自清點后方才可以統計出來。發現舞廳出事的是雜役老李，他每天都是第一個前來舞廳上班，通常是中午十一時許抵達，開門后，打開窗戶透氣，生好煤爐，燒開水，打掃房間。這些活兒干完，老板、賬房先生和舞女也就陸陸續續都來上班了。今天也是這樣，哪知進門一看，情形不對，于是立刻給分局打電話報警。

刑警介紹情況時，任老板等人都來上班了，清點下來，賬房間任老板和張先生的寫字臺抽斗被撬，大約上百萬（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兌換比率為一萬比一，下同）鈔票被竊；舞女更衣柜全部被撬開，但因都未放錢鈔和值錢物件，僅有五件質地較好的衣服被竊。

專案組偵查員對已被勘查過的現場作了復勘，這一查，果然有了發現。 “仙樂門”的廚房二十來平方米，刑警先前勘查現場時，只在廚房門口站著往里看了看，廚房地板擦拭得一抹光，別說腳印了，連豆粒大的零星雜屑都沒有。再說，其時刑警已經勘查過賬房間和舞女更衣室，對竊賊潛入舞廳的目的基本定了性——這廝是為錢財而來，而廚房里并無錢財，只有少量殘羹冷飯，所以應該是“過門不入”。

而對于專案組偵查員來說，其想法就不同了。他們是特地為調查有敵特嫌疑的密函而來的，調查工作剛剛啟動，八字還沒一撇，因此腦子里沒有框框。他們只覺得“仙樂門”的事兒似乎有點兒過于碰巧。昨晚同時發生了兩樁案件，先是密函，然后是盜竊，而在這之前經營了二十八年的這家舞廳從未被竊賊光顧過，這不是有些奇怪嗎？可是，如果讓他們說出奇怪在哪里，卻又沒有頭緒。

因為沒有頭緒，所以此刻復勘現場就如同黑夜行路、瞎子摸象一樣，需要一步步地摸索著來。偵查員徐冬生進入廚房后，地面就不去留神了，確實沒有任何痕跡。可是，地板上沒有痕跡并不等于其他位置也沒有痕跡，小徐只稍一俯身，便見桌子上有幾個不太明顯的指頭印痕，跟舞池上方天窗玻璃上的一模一樣，也是戴著棉紗手套留下的。一轉眼，又發現角落里的水池旁邊倒豎著拖把。小徐心里不禁一動，過去一摸，拖把是濕的，還能夠擰得出水。徐冬生腦子里倏地閃過一個念頭：難道廚房地板是竊賊擦拭的？

正這麼想著時，另一偵查員蔣天飛來了，徐冬生跟蔣一說這個推測，蔣天飛二話不說便去找垃圾桶。那個垃圾桶放在煤爐邊，本是個空火油箱，裝上拎襻，廢物利用，改成了垃圾桶。只見桶里的垃圾堆得有些蓬松，而且是一邊高一邊低，全然不似正常打掃衛生時從畚箕里傾倒進垃圾桶后形成的樣子。

偵查員當即把雜役老李喚來，讓他看了垃圾桶，老李說瞧這樣子確實不是從畚箕里倒進去的。又問拖把怎麼是濕的，老李更不清楚了，只記得昨晚因為舞廳營業結束得晚，所以他沒打掃廚房，只把眾人晚餐后留下的餐具洗了洗，想今天上班時再打掃的。

偵查員隨即對廚房地面進行勘查，結果發現地板與墻壁之間的縫隙里有垃圾細屑，用回形針挑出來仔細分辨，是幾根魚刺和青菜殘渣。老李說昨天晚餐菜肴中有魚，也有小青菜，青菜有些黃葉，他幫廚娘處理時摘掉了一些。這些都是扔在垃圾桶里的，怎麼鉆到縫隙里去了呢？

偵查員分析，昨晚潛入舞廳的那個竊賊曾進入廚房，把垃圾桶里的垃圾傾倒在地板上，從中翻尋過東西。他想尋找什麼？答案只有一個，就是被雜役老李打掃衛生時從沙發底下掃出來的那張紙條——密函！

專案組臨時征用了“仙樂門”的賬房間，五位成員對昨晚的案情進行了復原。估計情況大致上是這樣的——

敵特以舞客身份前來“仙樂門”，想把密函遞交給下家，這個下家有可能是舞廳人員，比如舞女、侍者、老板、賬房、雜役（新中國成立后，舞廳已經不需要以前必不可少的“抱臺腳”即保鏢了）中的某一位，也可能是光顧“仙樂門”的哪位舞客。可是，這份密函卻未能成功遞交。也許是在跳舞時不慎把密函丟失了，又被人在不經意間踢進了沙發底下。該舞客當時并未察覺，在散場離開“仙樂門”后方才發現。當時的情形，顯然已經不允許他重返舞廳去尋找了，只好采取“入室盜竊”的手段潛入“仙樂門”。他先在舞池附近尋找，無果后又想到了廚房的垃圾桶，琢磨著也許是被雜役打掃掉了。為了掩蓋自己的作案目的，在離開廚房時，他用拖把把地板擦干凈。至于撬竊賬房間、更衣室，那純是為了把“入室盜竊”的把戲演得更逼真一些。

專案組議到達當兒的時候，舞廳雇傭的專門燒飯燒開水的廚娘上班來了。她帶來了一個消息，說剛才經過前面那條巷子時，看見一群入圍著巷口的垃圾箱議論紛紛，她喜歡看熱鬧，湊近去一看，竟是有人在垃圾箱里發現了一包衣服。廚娘剛說到這里，忽然注意到四周圍著聽她說話的舞女、侍者等神色不對，便問“你們都怎麼啦”，這才知道舞廳昨晚遭竊了。廚娘如夢初醒，說怪不得，他們打開那個包袱時我看著里面的那幾件衣服有些眼熟，沒準兒就是這里被偷的吧？

這一說，有舞女忍不住就要奔出去看個究竟，被任老板喝住，說公安局同志正在調查，隨時有可能傳我們中的哪一位去問話，包括我和張先生在內，暫時都不要離開，直到公安局同志調查結束為止。說罷，轉身去賬房間向里面的偵查員反映了這個情況。專案組長齊明德便讓任老板派人去把那包衣服拿來看看。

衣服拿來后，那幾個丟失衣服的舞女都認領了。于是，剛才專案組作出的偽裝入室盜竊的判斷就有了一個有力的佐證。當然，竊賊從賬房間竊得的錢鈔是不會扔掉的。專案組接著分析，偽裝成舞客的那個敵特來“仙樂門”，是想把密函傳遞給哪個下家呢？

偵查員之前已經從宋靜娟夫婦口中知曉， “仙樂門”的“股東舞女”史紅瑛的乳名叫“蓮花”，但此女是否敵特的下家尚難判斷，總不見得光憑一個乳名就把人家當敵特分子吧？經過一番討論，五位偵查員認為，所謂“蓮花”不一定具體指某個人，不過隨手拿來用一下而已。當然，也有可能接收密函的那位確實叫“蓮花”，而且就是“仙樂門”舞廳的某個成員——多半是舞女。從另一角度來分析，那個敵特之所以來“仙樂門”傳遞密函，就是為了神不知鬼不覺，而要做到這一點，在舞廳這個特定場所，當然應該利用下舞池翩翩起舞之際傳遞密函。其時燈光昏暗，樂聲悠揚，與舞女相依相偎，正是傳遞密函的最好機會。所以，那個下家應該是舞女。

以當時的行業規矩，舞客進入舞廳，先買舞票，每跳一曲給舞女一張舞票（也可以給數張），舞女最后是憑舞票跟舞廳拆賬分成的。舞客只能跟該舞廳的舞女跳舞，否則，舞廳會立刻將其驅逐，甚至由“抱臺腳”出場將違規者痛毆一頓。新中國成立后，舞廳沒有“抱臺腳”了，遇到這種情況，通常把人趕出去算數，如中間發生糾紛，那就由派出所民警處理。這時候，民警通常都站在舞廳一邊，因為舞廳是按照行規合法經營，而行規則是由政府主管部門審查批準的。

由此，偵查員認為那個敵特肯定是來跟某個舞女見面傳遞密函的。不過，他一定感到非常遺憾，因為他未能成功完成使命。為何沒有成功？不可能是因為沒有機會。舞客只要買了舞票，就有權邀請該舞廳中的任何一位舞女下場跳舞，舞女只要不是正在跟別的舞客跳舞，就不得拒絕，也不得對看不入眼的舞客冷眼相待，這是職業道德，也是行業規矩。當然，舞女是分高、中、低三個檔次的，每個檔次的舞票價格不同，要接受高檔服務，那就得付出高檔次的服務費。既然如此，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一種——敵特并沒有見到接收密函的那個舞女。

12月31日晚上， “仙樂門”有哪幾位舞女沒有來上班呢？偵查員喚來賬房張先生一問，只有一個——史紅瑛。到這當兒，專案組就不得不把密函上明碼寫著的那個“蓮花”跟史紅瑛聯系起來考慮了。

“仙樂門”此刻在場的十五名舞女逐個被專案組喚入賬房間談話，不問別的，單問史紅瑛平時在舞廳的情況。十五個舞女一一問下來，偵查員覺得史紅瑛還真有些可疑——不止一個舞女發現，在跳舞時有舞客往史紅瑛的口袋、懷里塞過什麼東西，具體是什麼沒人看清，由此偵查員估計那東西體積很小。但不可能是舞票，舞客通常都是在每曲跳完之后，將舞女送回休息區座位時公開給舞票的。舞女一般也希望這當兒給舞票，因為這時燈光大亮，眾目睽睽之下，如果舞客給的舞票不止一張，而是數張甚至一把，那對于她來說乃是一種榮耀。所以，舞客塞給史紅瑛的不會是舞票，只可能是鈔票，或者類似這次發現的紙條一類。

偵查員根據一干舞女所說的情況，認為是紙條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塞鈔票的話，該舞客必有所圖，不可能塞一次就結束，肯定要趁熱打鐵連續出擊。通常的做法是先塞鈔票，再邀約散場后外出吃夜宵，然后就有兩種發展方向：一種是對付中低檔舞女的，直截了當提出隨其去開房間或者回住所；一種是對付高檔舞女的，那就不能直截了當了，得“慢火細燉”，一點點加溫，不止是鈔票，還得一次次贈送化妝品、皮鞋、服飾，出手最大方的，比如當年國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上海與舞女張某交往時，還以轎車、洋房相贈。在這段時間里，繞不過的一步通常是除了自己每夜前往舞廳將該舞女包下一場狂跳之外，還得邀請一班朋友前往捧場，有門路的還會請新聞界撰文吹捧。

偵查員調閱了“仙樂門舞廳”自南京解放以來八個月的舞女拆賬記錄，發現史紅瑛的伴舞票價雖然是第一檔的，但邀其伴舞的舞客數量卻并不很多，在該舞廳五名列入高檔票價的舞女中名列第三；另據其他舞女所說的情況來看，近期并無哪一個或者哪一伙舞客專邀史紅瑛下場跳舞。因此，專案組認為舞女所反映的給史紅瑛塞東西的舞客應該不是平時那類“必有所圖”之流，而是向其傳遞密函的敵特。如此看來，史紅瑛有可能是敵特組織的秘密交通員。這跟專案組之前敵特沒有見到接收密函的舞女的判斷也相吻合，因為史紅瑛那天沒去“仙樂門”上班。

三、舞女猝死

專案組決定傳訊史紅瑛。那時的司法程序不如現在規范，傳訊證是有的，但不帶傳訊證立刻施行傳訊也可以。專案組沒有時間開傳訊證，一行五人當即前往白下區尚書里史紅瑛寓所。

可是，史紅瑛不在家。問鄰居彭嫂，說上午看見史小姐從外面回來，提的菜籃子里裝著魚肉和冬筍、白菜等。這天是元旦，她顯然是準備在家請客。不過，也就一會兒工夫，就看見她匆匆忙忙出去了，還拜托說她的被子曬在旁邊的空地上，回頭陽光轉移了，請相幫移動一下。

另一個鄰居老宓證實史紅瑛確實出去了。當時老宓正好騎著自行車從外面回來，行至解放路、尚書里交叉口時，正好看見史小姐站在路口揮手叫停一輛馬車，登車而去。

這話放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些讀者可能不明白。馬車？像解放路、尚書里這樣的地段可以通行馬車？你沒弄錯吧？是的，沒弄錯，確實是馬車，而且是掛車牌執照的客運馬車。這是民國遺留下來的南京城里的一景。不過，老宓當時沒留意那輛馬車的牌照號碼。專案組只好向非機動車營運行業公會求助，請該公會相幫了解上午十時許有哪輛營運馬車在解放路、尚書里交叉口載過史紅瑛那樣的一位乘客。

下午四點多，行業公會查到了那輛載運史紅瑛的馬車，車夫老顧說那個女乘客是在中華路“大德旅館”下的車。偵查員往“大德旅館”打電話，詢問午前是否有這樣一個女性去過該旅館。旅館賬房翻閱了旅客登記本，說是不是“仙樂門”的史紅瑛小姐啊？她住在204房間。偵查員報了身份，請賬房協助看住她，千萬不能讓她離開旅館。如果有訪客，也想辦法留住。

五名偵查員趕到“大德旅館”，賬房介紹，史紅瑛是上午十一點前入住該旅館的。她本人沒有登記，之前大約兩個小時，有一中年瘦高個兒男子前往旅館為她登記，向賬房出示了蓋有“仙樂門舞廳”店章的一份證明。偵查員問，史紅瑛入住后，是否有人來找過她？那個年代，中檔以下旅館都是不設專門服務臺的，值勤茶役除打掃衛生、燒水倒茶之外，還負責迎賓；而登記、安排客房、收費就是賬房先生的活兒了。賬房先生終日待在賬房間，晚上也住宿其內，所以對是否有人來訪、訪的是誰都是一清二楚的。現在，賬房先生告訴偵查員：“沒有人來找過她，她也沒有出去過。”

偵查員讓茶房上樓去叩門，房內無應答；敲門加呼喚，仍無聲響。一干偵查員意識到情況不妙，果斷破門而入。冬日天黑得早，五點多時室內已經一片黑暗。打開電燈，只見史紅瑛斜倚在房內那張雙人沙發靠近窗戶一側的扶手上，低垂著腦袋，垂下一頭烏黑油亮的長發，猶如一塊厚實的黑色天鵝絨遮掩住整個臉部。偵查員徐冬生上前伸手輕輕碰了碰她，說： “都硬了！”順手撩起她的頭發，露出那張慘白夾雜著青灰色的臉龐。盡管五個偵查員誰都沒見過史紅瑛的真容，但上午去“仙樂門”勘查現場時，大伙兒都看到過舞廳門外海報櫥窗里貼出的那五個“本廳臺柱”的大幅照片，其中就有史紅瑛。此刻一看，立即認定死者確是史紅瑛本人。

這天是元旦，法醫在家休息，市局派去接的汽車司機又開錯了路，耽誤了一些時間，等法醫趕來時，偵查員已經差不多完成了現場勘查。殯葬車遲遲未到，專案組就接受法醫的意見，跟旅館方面協商后，在旅館后院的一間堆放雜物的庫房里騰出一塊空間，架起一塊門板，拉上電燈，作為解剖尸體的工作場地。解剖結果很快就出來了：死者系中毒身亡。旅館房間里遺留的熱水瓶、茶杯以及里面喝剩的殘茶都被偵查員帶走，送往市局技術室進行技術鑒定，繼而在茶杯的殘茶中發現了劇毒成分。

鑒于史紅瑛臨終時神情平和，衣衫整潔，房間里沒有搏斗的痕跡，對她的死因可以有兩種推測：自殺和他殺。專案組對此進行了討論，最后排除了自殺的可能。史紅瑛之前還去菜場買了遠比平時多得多的魚肉蔬菜，準備在家中請客，歡度元旦，沒有理由突然改變主意，不但晚上的請客歡聚計劃取消，連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而且她不是死在自己家里，而是雇了馬車從住所趕到旅館，事先還讓人拿著舞廳證明預訂了房間。種種跡象表明，史紅瑛應是死于他殺。

偵查員根據法醫解剖、技術鑒定以及現場勘查、向旅館了解到的情況，對史紅瑛入住“大德旅館”后發生的事情進行了虛擬還原——

上午，那個中年男子持蓋著“仙樂門舞廳”店章的證明前往旅館給史紅瑛訂了一個房間。辦理登記手續時，賬房先生因對方手續齊全，所以什麼也沒問。預付了一天的住宿費后，來人提出要去房間看看。于是茶房領其上樓。那男子看了房間里的一應設施，沒說什麼，臨末拿起沙發茶幾上的茶葉筒，打開看看，聞聞，說這是炒青，而且是秋茶，不咋樣，問是否有好一些的茶葉。茶房說先生抱歉，敝號就準備了這樣一種茶葉，是從夫子廟“六品香茶莊”買來的。對方笑笑，說還“六品香”呢，我只聞聞就知道不是好茶，一股青草味兒。早料到你們沒有什麼好茶葉，我自己準備了，回頭讓史小姐喝這茶——說著，他把茶葉筒遞給茶房，變魔術一樣手一晃，從身上掏出一個一兩裝的茶葉紙盒放在茶幾上。這茶房自十六歲學生意到現在，已經在這一行干了三十個年頭，練就了一套“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吃飯本領，卻也沒看清對方那茶葉盒是從哪里掏出來的。

那男子留下茶葉后就離開了，臨出門前，對賬房先生和茶房說： “那就這樣了，一會兒史小姐自己會過來的。”

男子離開后不到一小時，一輛客運馬車就在“大德旅館”門前停下，茶房出去迎客，從馬車上下來的正是史紅瑛。茶房把她引領進房間，隨即送上去一個熱水瓶，指著茶幾上的那個紙盒告訴對方，這是剛才給您預訂房間的那位先生留下的，他說敝號的茶葉是秋茶，可能不合史小姐的口味。史紅瑛微微一笑，點頭致謝。茶房剛要離開，被史紅瑛喚住，掏出一張一萬元鈔票遞給他，說是小費。茶房婉言拒收，說解放了，勞動人民翻身當家作主人，新社會新風氣，敝號響應行業公會的倡議，已經停止收小費了，謝謝小姐。

茶房下樓后，賬房彭先生問他： “剛才上樓的那位小姐，你知道是誰嗎？”茶房說不認識，頭一回見。彭先生說，當年孔二小姐持槍闖入“仙樂門”，差點兒把空軍少校打死，就是因為她。茶房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自然聽說過此事，卻從未見過史紅瑛。當下不住咋舌，說怪不得這麼漂亮！彭先生當年也是舞廳常客，買過頭等舞票和史紅瑛跳過數支曲子，見茶房大驚小怪的樣子，不由微微一笑： “今天史小姐是素顏淡妝，家常便服，如若你看見她當年下舞場時的那副模樣，只怕眼珠子都轉不動了。”

專案組分析，如果此前“仙樂門”發現敵特密函一事果真與史紅瑛有關，目前的情況似乎可以做如下解釋——

昨晚敵特傳遞密函不成，離開舞廳后又發現密函丟失，不得不冒險采取夜盜“仙樂門”的下策。可是，潛入“仙樂門”一番尋找的結果令其大失所望。這樣問題就大了，如果密函被舞廳方面發現，史紅瑛就面臨著暴露身份的危險，一旦她失風落網，很可能會供出整個組織。于是，敵特方面決定采取一了百了之法，將史紅瑛滅口了事。他們派人在“大德旅館”訂了房間，然后通知史紅瑛火速前往該旅館。史紅瑛嗜茶，即使在舞廳伴舞時，也是每跳一曲下場后必飲茶。所以，她進入旅館房間后，立刻自己動手沏了一杯那個中年男子留贈的茶葉，結果一命嗚呼。

離開“大德旅館”，專案組立刻前往尚書里史紅瑛的住所搜查。史紅瑛租住的是一座三層樓房中位于二樓的小套房，有客廳、臥室、廚房和衛生間，這在當時已經算是“準豪華型”了。看得出，她平時很講究整潔，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所有物品都擺放得很整齊。搜查下來，除了發現有半本蓋著“仙樂門舞廳”店章的空白證明外，沒有其他可以和案件聯系起來的東西。偵查員還特別留意了那個裝滿魚肉蔬菜的竹籃子，甚至把那條三斤多重的青魚肚子也剖開查看過了，并無異物。

上午專案組組建時，面臨的問題是要認定并追查“仙樂門”發現的敵特密函的傳遞情況，如確認系敵特交通員傳遞給舞廳某個人員的，那就控制此人，然后順藤摸瓜。了解偵查工作的人都知道，這種調查由于范圍小，所涉及的調查對象也少，通常是比較容易發現線索的。在當天的實際工作中確實也是這樣，很快就排查出了疑犯史紅瑛。可是，眼下的情況就不同了——疑犯被滅口，繼續追查的線索斷了。

專案組長齊明德向顧問侯健坤請教： “現在該怎麼辦？”

侯健坤說了一個字： “等。”

“等？等什麼？”

這回侯健坤說了兩個字： “市局。”

齊明德恍然大悟。史紅瑛被滅口之事已經向市局政保處領導報告，領導肯定會考慮增派人手。從案件管轄地來說， “大德旅館”屬于白下區，按理，市局應該通知白下公安分局調派偵查員前來參加專案偵查。如果現在絞盡腦汁分析案情，一會兒新力量來了，而且有可能是替代他這個組長的，那就還得把分析的情況詳詳細細地向人家介紹。如此，倒還不如先休息片刻，待新成員來后一起分析案情。于是，齊明德說今晚就到此為止吧，大家休息，明天上午再說。

次日上午，誠如侯健坤估計的，專案組一上班就接到市局命令，專案組增加白下分局政保科派來的康杰民、鄭福厚、宋三獻三位同志，其中康杰民擔任副組長；專案組駐地仍設于鼓樓分局。

充實新力量后的專案組用了整整一個上午的時間分析案情，討論偵查方案，最后決定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開展調查：一是順著那個中年男子預訂房間所使用的“仙樂門舞廳”的那紙證明進行查摸，指望能夠發現線索；二是調查敵特是通過什麼方式通知史紅瑛前往“大德旅館”的。

偵查員周永貴、蔣天飛兩人奉命去“仙樂門”對證明來源進行調查。任老板和賬房張先生出面接待。說到店章，張先生說是由他保管的，當下從鎖著的抽斗里拿出來給周、蔣查看。偵查員問前晚舞廳遭竊，這枚店章是否被竊賊動過。張先生說，店章是和現金一起放在寫字臺那個鎖著的大抽斗里的，抽斗被撬開了，鈔票被竊，不過店章沒有動過。

那麼，憑什麼斷定竊賊沒有用店章偷蓋過空白證明呢？張先生不慌不忙地解釋： “剛才聽您二位同志介紹情況時，說到‘大德旅館’在辦理預訂房間手續時驗看了那個男子出示的證明，上面跟‘仙樂門’有關的有兩點，一是店章，二是那張證明使用的是印有舞廳抬頭的豎排信箋紙。那批信箋紙還是抗戰勝利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春節后由我去‘大煌印刷社’印的，一共二十本，到去年夏天已經用光了，我又去‘大煌’印了三十本。新社會流行橫排印刷，我就讓印刷社給印了橫排抬頭。所以，您二位說的那紙用于預訂房間的證明，只能是以前留下的空白證明，肯定不是前夜竊賊潛入舞廳時用店章蓋的證明。”

偵查員馬上想起了搜查史紅瑛住所時發現的半本空白證明，兩人互相使了個眼色，周永貴開口問道： “那麼您所說的‘以前留下的空白證明’又是怎麼回事呢？”

這回是任老板予以說明了。抗戰勝利后，他被“軍統”逮捕，幸蒙史紅瑛營救。為謝其大恩，任老板以舞廳百分之三十的股權相贈。 “仙樂門”重新營業后，盡管史紅瑛再三拒絕做舞廳經理、襄理抑或大領班（任老板專為史而設的一個統領包括領班在內的全體舞女的職位），但任老板尋思，還是要表示出對她的充分信任，以便日后若不幸再遇難事可以得其相助，所以就在剛啟用新店章后，蓋了一本空白證明給史紅瑛，讓她隨時使用，用完再取。當然，憑史紅瑛能夠從“軍統”手里救出任老板的能耐，這種空白證明對她來說不足掛齒，后來她也未再向任老板要過，更沒聽說她在外面使用過。

周永貴、蔣天飛暗忖，在史紅瑛的住所搜查出的那半本空白證明，應該就是任老板說的那本了。而那中年男子用來預訂旅館房間的證明，是那本證明中的一張，估計是之前從史紅瑛那里獲取的。

對空白證明的調查就此畫上句號。雖然調查進行得很順利，可是，于案子卻沒有什麼幫助。

再說另一路偵查員的調查情況，他們的任務是調查敵特是通過什麼方式通知史紅瑛前往“大德旅館”的。專案組預計到這項調查的工作量可能比較大，特意安排了六名偵查員，其中包括組長齊明德和市局顧問侯健坤。他們先是對史紅瑛的幾十戶鄰居逐家訪問，詳細了解元旦上午在家門口看到過什麼情況，著重點是史紅瑛和突然出現的陌生人。一輪走訪進行下來，未能獲得什麼線索。有不少鄰居看見史紅瑛提著空籃子出門或拎著一籃魚肉蔬菜返回，無論是出去還是返回，她都是一副樂呵呵毫無心事的樣子，至少跟七位鄰居說過話，都提到了當晚要請客之事。至于史紅瑛從菜場回來后立刻又匆匆出去的情況，除了之前看見那一幕的兩個鄰居外，又走訪到了四位。其中一位張姓大嫂說，史紅瑛再次出去時，神情看上去有點兒著急，和自己擦肩而過也沒打招呼，張大嫂還以為她買菜時落了什麼東西要去找呢。

偵查員在史家附近一株大樹下會合，就地交換了意見，認為從史紅瑛前后迥然不同的情緒變化來判斷，至少在從菜場回來的時候，她還沒有接到敵特同伙向其發出的速往“大德旅館”的通知，回家后發現該通知，才匆匆出門。她離開住所時什麼都沒帶，也未換裝，由此估計通知中沒向她示警，也沒讓她逃跑。這說明她對自己12月31日晚沒在“仙樂門”出現而導致敵特交通員沒傳遞成密函的事并不知曉，當然更不知道丟失的密函已落到警方手里。那麼，史紅瑛究竟是通過什麼途徑接到讓她前往“大德旅館”的信息的？

眾人七嘴八舌小聲議下來，認為從史紅瑛元旦上午買菜前后的情緒變化來判斷，她應該是在從菜場回到家后的短短數分鐘里獲知那條信息的。從鄰居提供的情況來看，這幾分鐘里，并無別人去找過她，也沒有沿街叫賣的小販在尚書里這一段街面出現過，所以應該排除該時段從外界傳遞信息的可能。可是，史紅瑛卻是真真切切就在這幾分鐘里獲知了信息。她的住所并無電話機，搜查也沒發現無線電收發報機，該信息是怎麼被其獲知的呢？有偵查員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她去菜場買菜時，有人利用短暫接觸的機會通過隱蔽手段向其傳遞了紙條，可能是夾在找回的鈔票里，也有可能是在和她擦肩而過時，把揉成團的小紙條放進了她的菜籃子。她回家后發現了紙條，于是匆忙前往“大德旅館”。

接下來就是去菜場調查。史紅瑛去買菜的那家菜場位于解放路尚書里路口，是蔣介石組建南京政府后，效法上海英租界1868年修建滬上首家室內公共菜場之舉下令修建的一家室內菜場，啟用伊始就有專人管理，攤主須交攤位費。南京解放后，由工商部門接管，是南京市一家比較有名的公共菜場。這給專案組偵查員的調查提供了方便，過去找到市場辦公室，馬上有人接待，積極配合。

偵查員向對方提供了史紅瑛元旦上午在菜場購買的葷素菜的名稱，市場辦公室向相關種類攤區了解后，打聽到了幾個攤販，帶來接受專案組調查，并未發現有甚嫌疑。正失望時，一個市場管理員從外面進來，說有攤販向他報告，元旦上午曾看見史紅瑛買完菜后在菜場3號門外駐步跟一個男子交談過數分鐘。

一干偵查員頓時一個激靈：莫非有戲？

四、兩條線索

提供線索的是菜場3號門口兩個賣冬筍的攤販。這是一對嫡親兄弟，姓甚不詳，都患癩痢，故人都喚他們“大癩痢”、 “小癩痢”。元旦那天上午，太陽光很好，這對癩痢兄弟就把原在大門內第一個位置的攤位移到門外，一邊曬太陽一邊做買賣。這是違規動作，按說是不可以的，但對于癩痢兄弟卻是例外，因為衛生局張貼的疾病防治宣傳資料中說，癩痢患者要經常曬太陽。那時候，人們特別把政府部門的話當回事，癩痢兄弟這樣做，連市場管理員都默認了。史紅瑛是這一帶的區域名人，南京解放后她不再雇傭保姆，一切都是自己動手，隔三差五來菜場買菜，她不認識攤販，攤販卻都認得她。所以，元旦上午史紅瑛買完菜步出3號門和那男子說話時，就被癩痢兄弟留意到了。

癩痢兄弟告訴偵查員，那個男子大約四十來歲，身材高大挺拔，濃眉大眼，膚色黝黑；穿一件帶海虎絨領子的空軍皮夾克、黑色馬褲和一雙中高幫黑色皮靴，走起路來“篤篤”有聲。那副架勢，跟南京解放前國民黨的憲兵軍官有一比。這人應該是住在附近的，因為之前癩痢兄弟也曾看見過他，此人還數次光顧過他們的冬筍攤頭，買東西很爽快，不還價，付錢時還湊整數多給幾個零錢。元旦上午，那人在3號門外欲往菜場里走，而史紅瑛買好冬筍正好拎了菜籃子往馬路對面去。兩人在馬路中間相遇，不約而同駐步，史紅瑛叫了一聲，好像是“秦先生”；那男子點頭，也喚了聲什麼，正好有輛汽車開過，鳴了聲喇叭，把他的聲音蓋過去了。然后，兩人就到馬路一側說了幾句話，這才分手。

偵查員尋思，既然這人常來買菜，穿著和體態特征又如此明顯，菜場的攤販中應該有人對其有印象。分頭向各攤位菜販詢問下來，有小一半都說曾見到過此人，可是，誰也說不出這人姓甚名誰，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否住在附近。

專案組只好去派出所求援了。派出所民警聽了偵查員的描述，馬上就對上了號： “哦！管段里有這樣一位，他叫尋鐘山。”

“姓尋？不是姓秦？”偵查員詫異。

民警肯定地說，是姓尋，他的戶口原在泰淮分局，最近才遷過來。這邊是他妻子的娘家，岳父母在南京解放后雙雙病亡，他的妻子繼承了房產，全家把戶口遷過來了。偵查員估計，可能是癩痢兄弟聽錯了，把“尋”聽成了“秦”。正說到這里，派出所王所長從外面辦事回來，聽說偵查員要了解尋鐘山的情況，便說他跟此人比較熟悉。原來，南京解放前老王從事地下工作時，在泰準區雙龍街上開了一家小酒館為掩護，正好跟尋鐘山是鄰居，尋隔三差五去小酒館喝酒，有時則買些鹵菜帶回家，交道打久了，就成了熟人。

王所長介紹，尋鐘山是南通人，年輕時就讀于上海醫學中專，學的是外科，畢業后進國民黨軍隊做了一名見習軍醫，兩年后成為正式軍醫，中尉軍銜。到1948年下半年，尋鐘山已是上校軍醫主任。年底，他被中共地下黨策反，參加起義，交出了國民黨軍隊儲存的數量不菲的西藥和醫療器械，這是解放軍最需要的后勤物資。他因此而立功，原準備安排他去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后勤部衛生部任職，可是他再三堅辭，要求回南京老家。于是，發給一筆獎金后就讓他回南京了。尋鐘山回到原籍后，很快在長航醫院謀得一份外科醫生的工作。至于尋是怎麼跟史紅瑛相識的，王所長就不清楚了。

元月3日，專案組通過長航醫院領導，悄然把尋鐘山約至醫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專案組顧問侯健坤、組長齊明德和偵查員鄭福厚、宋三獻與其見面，當面向他了解情況。

尋鐘山說，他跟史紅瑛在抗戰后期相識于重慶。當時，他供職于國民黨陸軍重慶兵站總醫院，負責該院藥品、醫療器械的采購、管理方面的工作。這在當時算是一個肥差，因為抗戰進行到1943年時，正是最為艱難的當兒，西藥、醫療器械極為緊缺，特別是從美國進口的盤尼西林（即青霉素）緊俏異常，別說尋常百姓了，就是高級官員，沒有路子也很難獲得。可想而知，尋鐘山當時是何等受人追捧。

一日，尋鐘山接待了一個“軍統”特務，對方姓薛，也是南京人，跟尋鐘山攀得上一丁點兒親戚關系。薛某是抗戰前就已參加特訓的老“軍統”，這時已是上校軍銜。他來找尋鐘山，是為介紹一個病人到兵站醫院求診。這名患者就是史紅瑛，她患上了中期梅毒，百藥不治，據說只有打盤尼西林了。史紅瑛錢鈔不愁，卻沒有獲得盤尼西林的路子，就找了薛某的“軍統”上司牟少將。牟少將不知從哪里打聽到薛某跟尋鐘山是親戚，就安排薛出面找尋鐘山解決這個難題。

尋鐘山不好駁薛的面子，親自給史紅瑛開了盤尼西林，終于將其徹底治愈。史紅瑛從此把尋鐘山當救命恩人看待，逢年過節總要寄些禮品。抗戰勝利，史紅瑛回了南京，尋鐘山則被排擠去了湖北，后又輾轉多地，雙方就失去了聯系。南京解放后，尋鐘山獲準回來定居，搬遷到其妻繼承的宅院后，有一次因其妻忙碌，代妻子來菜場買菜，跟史紅瑛不期而遇，這才知道雙方已是鄰里。史紅瑛還記得尋軍醫對她的幫助，仍要恢復以前在重慶時那種逢年過節送禮的做法，被尋婉拒了，說現在新社會新風氣，要聽政府的倡導。

至于元旦上午跟史紅瑛在菜場3號門外相遇，純屬偶然。兩人駐步談了數分鐘，史紅瑛三言兩語說了她的近況——蠻好；更多的話題則是替舞廳的一個姐妹咨詢治療梅毒，尋鐘山說現在盤尼西林仍很緊俏，不過政府允許私人向海外購買，但郵寄進關后須憑醫院治療梅毒的證明前往領取。

專案組就此排除了尋鐘山涉案的嫌疑。兩人單獨談了六七分鐘，如果尋是通知史紅瑛前往“大德旅館”的，哪里需要這麼長時間，還不是一見面就遞過話去？

下午，專案組正為斷了線索發愁時，忽然傳來一個消息：有個小偷自稱元旦那天曾往史紅瑛的衣袋里塞過一張小紙條！

被稱為“小偷”的那位年齡不小了，這年剛好五十掛零，人都稱其“戴老四”，大名不詳，據說在民國時留下的刑事卷宗中記載的也是這個名字。戴老四是句容人氏，自幼父母雙亡，六歲行乞到南京。十歲那年，他被一個諢號“妙手真人”的道人收為弟子。 “妙手真人”是北方人，多年前來到江南，說他是“道人”而不說“道士”，是因為他不過一身道家信徒打扮，卻從未從事過跟道家有關的任何活動。他的謀生手段是扒竊，其技藝高超到可以用“出神入化”來形容， “妙手真人”的諢號即由此而來。后來， “妙手真人”定居南京，在玄武湖畔蓋一草廬，以竹籬笆攔出一個院子。完工后，大江南北廣撒“英雄帖”，集聚了三四百江湖人士，當眾“金盆洗手”，宣布從此退出江湖。

此后，江湖上不再聽說有“妙手真人”作案的傳聞，不過，很快就有消息說“妙手真人”自開香堂，廣收門徒。這種情況倘若發生在今天，那警方肯定要登門拜訪，予以阻止。但那時是清代晚期，官府衙門的捕快聽說此事，反倒額手相慶，因為這表明“妙手真人”金盆洗手之說屬實，他們可以省心省力了。至于他老人家所收的弟子何時出道，出道后作案水平如何，那是若干年后的事兒了，先不必去考慮。

“妙手真人”收了多少門徒？江湖上有一個說法是：“收徒百人，入室十八”。就是說， “妙手真人”一共收了百名徒弟，但大部分是寄名弟子，真正的入室門徒不過十八個。而戴老四這家伙，竟然是那十八名入室弟子中的一個。據說那天“妙手真人”喝多了酒外出轉悠，過橋時正好遇到小叫花戴老四，沒來由地生出了收其為徒的念頭。這個念頭使“妙手真人”后悔不已，因為這小叫花看似聰明伶俐，其實資質平平，不肯刻苦練習，而且膽子也小，反應也遲鈍，反正種種不適宜成為一個“優秀扒手”的特點他幾乎都具備了。 “妙手真人”教其整整八年，其扒竊水平還及不上寄名弟子的一半。戴老四十八歲那年，年過七秩的“妙手真人”一氣之下，不辭而別，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是死是活。

戴老四從此就成了一名職業扒手。在“妙手真人”的弟子中，他的扒竊技藝最差，人品也最差，卻有一項是超過其師兄弟的，那就是好色。他扒得錢鈔后，除了吃吃喝喝，就是嫖娼，逛妓院，泡暗娼，軋姘頭，其足跡遍及江南諸地。戴老四的人品差，具體體現在“有奶就是娘”，古語中的“盜亦有道”于其而言不如狗屁。抗戰時，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在南京設立“南京區”，下設行動處、情報處、警衛大隊等。情報處負責外勤的漢奸想出利用叫花子、扒手為他們收集情報的陰招，找到戴老四跟他一說，這主兒一口答應。此后，在南京活動的國民黨“軍統”、 “中統”特工，只要稍一大意，就會栽在“七十六號”手里；中共以及蘇聯方面的地下情報工作者有時也會馬失前蹄。 “軍統”、 “中統”吃了虧，一調查，原來是這小子在作梗，倒并未“鋤”了他，而是以金錢、女色引誘，收羅戴老四為他們服務。戴老四不笨，采取的策略是誰給錢就賣給誰，掙得的錢鈔揮霍不了，竟在天王府附近買了一座小宅院，娶了兩個過時舞女，過起了花天酒地的日子。

不過，好景不長。不到兩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懲治漢奸，戴老四也折進了局子。原本是要判他重刑的，幸虧承辦法官閱卷還算仔細，發現戴老四也曾為“軍統”、 “中統”出過力，盡管人家是給錢鈔的，屬于有償服務，但有償服務也是服務，所以只判了他三年六個月徒刑。戴老四服刑期滿釋放后，其以贓款購買的那套小宅院自然被國民黨接收人員作為敵產給沒收了，那兩個舞女也早已不見影蹤。戴老四想尋份工作做，但高不成低不就，最后還是“自食其力”重操舊業。

再說元旦那天，戴老四前幾天剛從火車站扒得一個錢包，錢鈔不少，于是就去了一個舊相好家。那是個半老徐娘，守寡不誠，客串暗娼。戴老四也屬于“有錢就任性”那種類型的主兒，仗著腰包有點兒錢鈔，讓那寡婦另外招來了一個老姐妹。戴老四在那里昏天黑地混了三天四夜，元旦早晨掏空了口袋方才離開。出門不遠，來到解放路尚書里的一家包子鋪前，忽然覺得腹中空空，一摸口袋，也是空空如也。干脆就地找了個目標，把那人的錢包掏了。剛要進店堂去用早餐，肩頭被人輕輕拍了一下，他還以為與哪位熟人朋友不期而遇，轉臉一看，呆了——竟是失主！

那漢子中等身材，瘦而精悍，鴨舌帽下一雙眼睛閃閃發亮。戴老四想起當年“妙手真人”說過，具有這種眼神的人都不是尋常之輩。果然，對方臉帶笑容，嘴里說著“老哥，多日沒見，兄弟想得慌啊”，伸手握住他的手，看似輕輕一握，戴老四的感覺卻是自己的這只手已經進入了老虎鉗的卡口，痛得幾乎失聲慘叫。幸虧那卡口立刻松了，他知道遇見了克星，不敢得罪對方，只得強裝笑臉： “哦！是兄弟您吶！請！請——咱里面用早餐去。”

“鴨舌帽”搖搖頭，指指對面的那家高懸“紅羊大面”招牌的面館： “還是我請老哥吃面吧，這家的羊肉面不錯。”

進了面館，兩人在僻靜的雅座落座，戴老四要做的第一件事當然是退還贓物。但那人卻不收，說既然老哥看上了這個錢包，兄弟自當相贈。戴老四在抗戰時期類似這種把戲碰得多了，凡是合作方要找他辦事，基本都是這話，所以并不吃驚，當下點頭致謝，用目光詢問對方要辦什麼事兒。 “鴨舌帽”點點頭，說老哥看來您倒是懂行的，兄弟我沒看錯人。稍一停頓， “鴨舌帽”把一個折成梅花狀的紙條放到戴老四面前，說麻煩老哥把這東西放到一個朋友的口袋里。然后，說了對方的年齡、相貌，生怕戴老四分辨不清，又特地告知那個小姐在南京一度有點兒名氣，名叫史紅瑛。

這個名字戴老四并不陌生。像他這種職業扒手，舞廳、戲院、電影院、溜冰場等公共場所乃是經常光顧之地，當年史紅瑛剛出名時， “仙樂門”生意興隆，正是扒手作業的好機會，他曾特地去過數次，每次都有不菲的收獲。只是，如今應該到哪里去找這個史紅瑛呢？

“鴨舌帽”說前面尚書里不遠有個室內菜場你知道嗎，就去菜場轉悠，她今天上午肯定會在那里出現。戴老四尋思，這活兒對于自己來說易如反掌，不過得趕早，否則去晚了萬一人家已經買了菜回家去了，那明天還得跑一趟。于是匆匆吃了幾口面條，起身告辭。 “鴨舌帽”滿意地點點頭，說那個錢包里有二十來萬鈔票，就算是給老哥的辛苦費了。不過，這件事你必須圓滿完成！戴老四說沒問題，你若不放心，暗暗跟著我察看就是。

就這樣，戴老四輕而易舉地賺到了這筆錢鈔。二十萬元在當時的南京可以吃兩三桌酒席，戴老四人品盡管不佳，但在江湖上總還有幾個狐朋狗友，手頭有了錢，就邀約了四個朋友前往秦淮河“昶盛酒家”喝酒。席間，喝多了老酒的戴老四信口胡吹，把這段事兒說了說，以顯示自己“身手不凡”。

那四個狐朋狗友中有一個姓申的絡腮胡子，人稱“申胡子”，是個閑漢，即如今所說的無業人員。這人在失業前就經常偷自行車，現在沒了工作，要吃要喝，其“工作積極性”就更高了，隔三差五出動，不獲“戰利品”決不收兵。元月3日上午，申胡子八點多鐘就出動了。不過這天運氣不佳，剛把一輛女式車偷到手，跨上去騎了要走的時候，被人抓個正著，揍了一頓之后扭送鼓樓分局。

那時，偷自行車屬于“小偷小摸”，通常是派出所管，而像申胡子這種直接被群眾扭送分局的，則由分局治安科管。南京解放前，申胡子運氣不佳時也走過麥城，被拿下后，輕則關到晚上，中間還會讓他做點兒打掃衛生、擦玻璃之類的勞役；一般的就送拘留所，關半月釋放；嚴重的，那就要刑事拘留了。那時候拘留時間有長有短，短則三個月，長的呢，三年以上的都有，申胡子最長被拘留過五個月。

這次折進局子，申胡子的運氣不太好，撞上了老關。那是個留用警察，以前對人犯很兇，南京解放后成為人民警察，態度似有改變，不那麼兇狠了，可是卻講究堅持原則，落到他手里處理的人犯通常都是兇多吉少。此刻，申胡子的承辦員就是老關。兩人是熟人了，老關一見是申胡子，說了聲“你又來啦”，伸手就從抽斗里取刑事拘留證。申胡子一看勢頭不對，馬上大叫“關叔手下留情”。老關說要我留情也可以，你得有立功表現。申胡子情急之下，倏地想起戴老四胡吹的那段，當下也不管是真是假，立馬端出來當救命稻草。老關每天閱讀市局下發的《敵情通報》，知道元旦那天發生的“大德旅館”命案，立刻制作了一份筆錄送交領導。

于是，專案組的運氣來了！

五、錯疑好人

專案組了解上述情況后，隨即派員去找戴老四。可是，打聽下來卻有些迷糊——戴老四竟然是個無家無口亦沒登記過戶籍的主兒。無家，是因為他當初那套小宅院在抗戰勝利后已經被國民黨政權作為敵偽財產沒收了；無口，是因其雖然好色，到處拈花惹草，卻沒有子女，至于同時娶得的那兩個過氣舞女，在其入獄后早已不知去向。刑釋后他無處落戶，也就成為無戶口戶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這種角色并不鮮見，給城市治安管理造成了不小的麻煩。后來政府想出了對策，把這些人統統收容后送去開荒種田，然后又推出了“統購統銷”，從吃穿源頭上控制，防止這種現象出現。

那麼，眼下專案組該到哪里去找這個戴老四呢？偵查員商量下來，認為戴老四既然是職業扒手，那肯定在南京地面上的黑道中大大有名，只要找到道上人士就能打聽到其下落。這思路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當天晚上，戴老四已經坐在專案組駐地鼓樓分局辦公室里接受偵查員的調查了。

戴老四所說的情況跟申胡子交代的相同，偵查員不想白折騰一趟，盯著這主兒反復追問細節，終于問出了之前被戴老四忽略掉的一點——那個要他往史紅瑛口袋里放紙條的“鴨舌帽”，當時隨身帶著一個紅白相間的小網兜，里面裝著一雙四個輪子的旱冰鞋。

這是一條線索，說明“鴨舌帽”很有可能是準備去溜冰場溜早場的。江南地區不像北方那樣，冬天有可供滑冰的天然冰場。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能力和科技水平，當然也甭想搞一處人工制造的滑冰場供人們活動。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用水泥鋪設場地，供人們穿著底部裝了四個輪子的旱冰鞋在上面轉圈兒。這就不像北方那樣叫“滑冰”了，而是稱為“溜冰”。民國時期，溜冰場屬于娛樂場所，收費比看電影貴些，盡管玩起來使人感到刺激，但也容易發生危險，輕的摔得鼻青臉腫，重的骨折也不少見，所以只有掏得出錢鈔，又有空閑時間且不懼傷痛的青少年光顧，偶爾也有中年人，多是帶著子女去學溜冰的。當時，溜冰場還屬于比較稀有的娛樂場所，而設早場的溜冰場整個南京市只有一家——總工會的工人俱樂部。

工人俱樂部的溜冰場屬于市總工會的產業，工作人員就是總工會正式編制的干部。而偵查員也是公家干部，干部遇干部，事情就好辦了。接待偵查員的那位姓郭，三十多歲，人稱“老郭”。他聽了來意，說這個對象應該是溜冰場的老玩家了，因為他是自備溜冰鞋的。那年頭經濟狀況不佳，老百姓愁吃穿的不在少數，而溜冰鞋價格不菲，能夠自備溜冰鞋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溜冰場的巡場員，另一種則是小開闊少。工人俱樂部溜冰場的巡場員是在社會上雇傭的臨時工，不屬干部編制。老郭說著，把巡場員小楊喚來跟偵查員見面。那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小伙子，一看年齡就跟戴老四所說的那個“鴨舌帽”大相徑庭。

不過，偵查員還是請小楊坐下．因為老郭所說的另一類溜冰者既然自備溜冰鞋，那必定是經常光顧溜冰場的，對于巡場員來說該是熟人了，可以向小楊了解一下這方面的情況。小楊果然對這些人的情況非常熟悉，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說出了一串人名或者綽號，有十七位之多，然后一一介紹了年齡、體態、相貌，卻并無與“鴨舌帽”相似的對象。

元月4日，專案組再次分析案情時想到了一種可能，也許“鴨舌帽”并非是去溜早場的，而是溜午場或者下午場，他隨身帶著溜冰鞋，是為了先辦事再溜冰。這樣一來，訪查的范圍就擴大了，專案組全體出動，分頭走訪了全市五家溜冰場。這回倒是從工作人員或者巡場員那里獲得了幾個聽上去跟“鴨舌帽”有些相似的對象，于是決定當晚帶上戴老四一家家溜冰場辨認。

辨認結果：零收獲！

這下，專案組諸君瞠目結舌了。沒辦法，還是開會吧，群策群力，必有突破。果然，議了片刻，有偵查員提出一個假設，會不會“鴨舌帽”帶的那雙溜冰鞋并非是他本人使用，而是給別人順帶捎一下，而“鴨舌帽”本人則是從不光顧溜冰場的？這一說，立刻產生了啟示作用。侯健坤說有道理，順著這個思路我們可以想得開闊些，比如這雙溜冰鞋是否有可能是剛從舊貨店或者地攤上買的舊貨，諸如此類。

專案組此時正處于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當兒，說得夸張些，只怕給個棒槌也當針了，再說這種推理還是符合正常邏輯的。全組偵查員跑了一天，走訪各處舊貨店攤，沒有獲得什麼線索，只有偵查員宋三獻說他跟擺舊貨攤的老漢嘮下來，人家說會不會那雙冰鞋是送店鋪去修理或者剛從修理店取回來？大伙兒想想，還真的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因為戴老四確實曾說過那雙冰鞋是舊的，后跟藍色牛皮幫上印著的幾個英文字母都快磨沒了。抱著把棒槌當針的念頭，專案組決定明天繼續分頭調查，走訪全市修理店攤。

次日中午，一干偵查員到專案組駐地碰頭。偵查員宋三獻在距解放路與尚書里交界路口一里多地的一條小巷口走訪到一個修理雜七雜八小物件的師傅，得知那個中年師傅修理過一雙旱冰鞋，鞋后跟藍色牛皮幫上印著的幾個英文字母都快磨沒了。師傅說，那雙冰鞋是一個姓馬的醫生拿去請他修理的，那是一雙女式冰鞋，應該是抗戰勝利后美軍傾銷攜帶來華的后勤物資時出售的。宋三獻對冰鞋不是很感興趣，他關心的是那位馬醫生。修理師傅說馬醫生住哪里不清楚，應該就在附近，因為他經常拿一些小零小碎的東西到攤頭上去修理。據師傅估計，馬醫生應該是在鼓樓醫院上班的，有一次修理師傅陪老婆去鼓樓醫院看病，看見馬醫生騎著一輛自行車從里面出來，經過門衛室時門衛還跟其打招呼。

宋三獻仔細詢問這位馬醫生的年齡、體態，聽修理師傅描述下來，還真跟那個戴鴨舌帽的主兒有些相似，而且馬醫生也喜歡戴鴨舌帽，有時戴黑色的，有時戴藏青的，還有一次，修理師傅看見他戴了一頂花格子薄呢的。元旦前兩天，馬醫生拿著那雙冰鞋到攤頭上去修理，說好元旦上午去取，下午就要使用。元旦上午八點，馬醫生去攤頭取了冰鞋，付了一萬元錢。

于是，專案組就派人前往鼓樓醫院打聽是否有這樣一位醫生。了解下來，該院確實有這樣一位眼科醫生，名叫馬斯理，回族，畢業于金陵大學醫科，在鼓樓醫院行醫已有十多年，一向不問政治，沒聽說參加過什麼組織。偵查員聽下來，覺得此人并無涉案嫌疑，就決定與其當面談談。同時，從看守所把尚關押著的戴老四提出來，將其帶往鼓樓醫院悄然辨認。

馬斯理來到工會辦公室，聽說偵查員要向他了解一些情況，竟然顯出一種常人所沒有的沉著冷靜。一般情況下，普通人面對刑警的詢問，要麼緊張，要麼好奇，可是，眼前這位馬醫生面對偵查員，其態度就仿佛坐在診室里給病人看病一樣自然。偵查員核實過其姓名、年齡、民族，又不著邊際地說了些時事新聞，然后提出了第一個問題：“元旦那天上午你在干什麼？”

馬斯理的回答是： “在醫院值班。”

“眼科節日也有門診？”

“沒有門診，是醫院組織的安全值班。”見偵查員不解，他又補充說，眼科節假日是不看門診的，醫院為保障節日安全，專門組織眼科、五官科、放射科等節假日不看門診的科室醫務人員日夜值班巡邏。這原是醫院工勤人員的事兒，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說勞動人民應該翻身當家作主，所以就安排醫務人員來承擔這活兒了。

偵查員請他具體說一說元旦那天來醫院和離開醫院的時間，下一個問題就提到了冰鞋。馬斯理卻是搖頭： “我沒有冰鞋，也不會溜冰。”

這就奇怪了，他不是明明從修理匠那里取走了那雙修好的溜冰鞋嗎？為什麼要否認呢？這時，辦公室的門被推開了，工會副主席站在門口客氣而又不無抱歉地說，市衛生局工會來電，讓今天下午把一份材料整理出來后送去，資料都在這屋里，是否請您幾位換個屋子去聊？

這是事先安排好的，意味著戴老四已經帶到，被安排在走廊對面屋里等著馬斯理出去好辨認。于是偵查員說，馬醫生那咱們就換間屋繼續往下聊吧。馬斯理對此似乎根本不在意，和兩個偵查員一起出門，進了隔壁的另一個辦公室。他剛剛進屋背門而坐，門上那塊書本大小的透光玻璃上就按上了一只手掌，又慢慢地捏成了一個拳頭。

這是跟押解戴老四的偵查員約好的暗號，表明戴老四已經認定，馬斯理就是讓他往史紅瑛口袋里放紙條的那個“鴨舌帽”。這下，屋里跟馬斯理談話的那兩個偵查員頓時來勁，也不想跟他多說啥了，直截了當問： “元旦上午，你是幾點到的醫院？”

“大約九點前吧。”

“路上去過哪里嗎？”

“路上？”馬斯理仰起臉，仿佛是在努力回憶。這個動作在偵查員眼里顯然有些裝腔作勢。接著，馬斯理眨眨眼， “哦，在解放路上的一個修理攤前稍作停留，取一雙修好的旱冰鞋。”

“冰鞋呢？”

馬斯理心平氣和地解釋說： “那是眼科護士長黃佩麗小姐的，取來就給她了。”

黃佩麗隨即被偵查員找來接受調查，她證實那雙旱冰鞋確實是她的，已經壞了幾個月了。那天跟幾個護士閑聊時說起找不到地方修理，太可惜了。這當兒，馬醫生來查護理記錄，聽見后說他家附近有一個修理匠擅長修理雜七雜八的小物件，收費不貴，他可以相幫帶去交此人修理。黃佩麗大喜，就把旱冰鞋從家里帶來交給馬醫生。元旦那天上午，馬醫生把修理好的冰鞋拿來了，收了一萬元鈔票。當天下午下班后，黃佩麗就去溜冰場溜了一場，鞋修得不錯，她很滿意。

黃佩麗的證詞應該沒有問題，不過旱冰鞋跟馬斯理的涉案嫌疑并無必然的關系。偵查員當然傾向于相信老扒手戴老四的辨認，便繼續盯著馬斯理追查。如果不是因為考慮到政府的民族政策，沒準兒立刻就要將其帶到分局正兒八經地訊問了。繼續往下追查，那就要搞清楚馬斯理元旦那天上午的每一個時間段都在哪里、干了什麼、有誰證明。這下，馬斯理惱火了，他提出質問： “我究竟觸犯了政府的什麼律條，要坐在這里接受你們的審問？！”

如此，醫院就不是一個合適的談話場所了，偵查員不得不出示傳喚證，將其帶往分局。那時候辦案流行粗線條，別說傳喚了，就是拘捕，不出示書面手續也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不過，專案組顧問侯健坤性格比較謹慎，偵查員過來之前，他特地叮囑帶上空白傳喚證，這會兒正好用上了——畢竟馬斯理是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在醫界多少有些小名氣，還真不便照“常規”行事。

馬斯理進了分局，干脆一言不發了，坐在那里，目光冷冷地看著偵查員——萬事不開口，神仙難下手。看你們拿我怎麼辦！偵查員正商量對策時，專案組長齊明德和顧問侯健坤過來了，聽了簡短匯報，齊明德微微皺眉，對侯健坤道： “我覺得這情況聽下來似乎哪里有點兒不對頭。”

侯健坤也有同感，稍一沉思說： “先去問一下戴老四，他在早點鋪掏那個‘鴨舌帽’的錢包大約是什麼時候？”

馬斯理被帶到分局后片刻工夫，戴老四也被押過來了，問話倒很方便。這一問，偵查員發現還真有疑問——時間不對！據戴老四說，他在對“鴨舌帽”下手行竊前，馬路對面電線桿上裝著的那個高音喇叭里剛傳出“嘟嘟嘟”的報時聲，電臺播音員播報說： “剛才最后一響，北京時間九點整。”這說明他接受“鴨舌帽”的任務應該是在九點以后。而據對醫院元旦那天與馬斯理一起值班的護士長黃佩麗等人的調查，馬在九點前已經抵達醫院了。這麼說來，戴老四在早點鋪前遇見的“鴨舌帽”應該不是馬斯理呀！

齊明德立刻下令： “叫戴老四重新辨認！”

戴老四第二次辨認下來，否定了之前的結論。專案組意識到弄錯了，立刻放人，當然還得賠禮道歉。馬斯理倒也好說話，表示理解，還抱怨自己運氣不好。為消除此舉可能對馬醫生造成的輿論方面的不利，也為表示警方道歉的誠意，專案組長齊明德親自駕車把馬醫生送回醫院。

馬斯理離開后，偵查員們看著戴老四，氣不打一處來，說這戴老四還有臉聲稱自己是“妙手真人”的入室弟子哩，活了這麼一把年紀，按說早該練就一雙火眼金睛，沒料想簡直是有眼無珠，當面認人還出了差錯，差點兒讓咱們犯錯誤！

六、船廠老板

線索斷了，只好重新研究如何往下偵查。元月6日，專案組再次開會討論該從哪個方向尋找切入點。開了半天會，最后決定從被害人史紅瑛生前準備舉行的“元旦晚宴”著手。專案組發現了一個之前被疏忽了的細節——據戴老四交代的情況，那個“鴨舌帽”之所以指派他去菜場往史紅瑛的衣袋里放紙條，應是知曉史紅瑛這天晚上要請客的信息，所以認定她上午會去菜場買菜。那麼，大伙兒認為就有必要了解“元旦晚宴”是怎麼回事，以及她準備邀請哪些人赴宴。

史紅瑛是蘇北寶應人，早年來南京謀生，不意成了一度頗有名氣的紅舞女，抗戰勝利后又成為“仙樂門舞廳”的控股人之一。這在其蘇北老家來說，也算得上是一樁新聞了，她也因此成了當地名人。史紅瑛當初只身赴寧，乃是因為家鄉遭災，全家老小除她之外皆死于瘟疫，迫不得已才背井離鄉。離家時，一干親戚自顧不暇，哪有工夫關照她？后來她發跡了，親戚這才來南京巴結，抗戰勝利后，還利用重建祠堂的機會請史紅瑛回鄉參加慶典。和老家再次建立了聯系，就有親戚前來南京投奔，史紅瑛接納了其伯父夫婦和已故叔父那一支的一個堂兄一家，替他們找了工作、租了房子，并通過關系落了戶口，成為正式的“首都居民”。都在南京，來往也就多了，她和伯父、堂兄平時經常走動，節假日則必會相聚。

上述情況，是史紅瑛生前跟鄰居閑聊時透露的，鄰居也多次看見過說話帶著明顯蘇北口音的親戚來她這邊做客。史紅瑛出事那天下午，這些親戚前來赴宴，得知噩耗，無不哭得昏天黑地。然后就去派出所，要求對已被貼上封條的史紅瑛住所啟封，讓他們清點財物，以便繼承財產。派出所民警讓他們留下住址和聯系方式，說結案后會通知他們前來處置的，現場遺留的史紅瑛從菜場買的那籃子魚肉蔬菜倒是讓他們帶走了。不過，也幸虧有這麼一番折騰，否則此刻專案組想找那些親戚調查情況，還真不知道該去哪里找哩。

專案組派出兩路偵查員，周永貴、徐冬生負責對史紅瑛的伯父伯母史名綱、金姜氏進行調查。他們先去了管段派出所，了解下來的關于那對夫婦抗戰勝利后的落戶情況跟史紅瑛向鄰居透露的一致。關于元旦晚上的聚會，夫婦倆說，那是冬至那天他們在家設席祭祀祖宗順便親戚相聚時，史紅瑛跟他們和其堂兄說定了的。那麼，當時是否聽說過史紅瑛還邀請了其他人參加呢？史名綱夫婦都搖頭。再問平時是否聽史紅瑛說起過她跟什麼人有交往等情況，那兩口子也是一概不知。

另一路向史紅瑛的堂兄史正道夫婦調查的是偵查員鄭福厚、蔣天飛，與前一路一樣，也未能調查到有價值的線索。

這下，專案組諸君都有一種“傻了”的感覺，往下該怎麼查呢？大家議來議去，總覺得向史紅瑛的親戚了解情況這條路尚未走完，應該繼續往下走。盡管兩路偵查員之前的調查結果好似“此路不通”，但一干偵查員都覺得不甘心。這時，專案組顧問侯健坤提出了一個建議，是否可以考慮把史紅瑛的這些親戚不分男女老幼統統召集來開一個座談會，請他們暢所欲言，凡是跟史紅瑛有關的事兒，不論大小詳簡，都談一談。也許，與案情相關的蛛絲馬跡就隱藏其中。

這個建議得到了大伙兒的贊同。專案組長齊明德馬上向領導打報告，要求批兩萬元鈔票，買些糖果、花生、瓜子、紙煙，把座談會搞成茶話會的形式，氣氛輕松些，大家無拘無束，才可能達到預期的效果；至于水果，那就免了，那時冬天水果稀少，價格奇高，估計寫上去也會被領導劃掉。

元月7日下午，專案組借用區文化館的會議室召開了這個別具一格的座談會。這個會從下午一點半開到五點，進行了三個半小時。盡管與會親戚談了許多史紅瑛的情況，但都是生活瑣事，諸如飲食嗜好、穿著打扮、性格特點之類，于破案沒什麼價值，這使全體偵查員很是失望，但又不能表現出來。就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終于出現了一道曙光！

史紅瑛的堂兄史正道有子女各一，女兒史曉潔十二歲，上小學五年級。可能受遺傳影響，這個小姑娘的外貌、身形甚至性格都酷似姑姑，史紅瑛特別喜歡她，經常買些零食或衣服相贈。史曉潔呢，跟姑姑也很親，隔一段日子沒見史紅瑛就想念，星期天不上學的時候常去尚書里看姑姑。12月中旬的那個星期日下午，史曉潔又去看姑姑。那時的通信條件當然不可能提前聯系，每次小姑娘過去都是不速之客，有時難免吃空門。這回也是這樣，跑到尚書里一看，姑姑不在，在門口等了片刻，不見姑姑回來，只好悻悻而歸。

走到尚書里解放路口時，只見一輛黑色轎車駛至馬路對面煙紙店門前停下，從車上下來兩個人，其中之一就是史紅瑛！史曉潔大喜，拔腿就往馬路對面跑，行至一半的時候，她看見了車里下來的另一個人——那是一個四十來歲的胖男人，西裝革履，外罩米色呢質夾風衣，頭戴淺藍色禮帽，鼻梁上架著一副褐色寬邊眼鏡，雙手握著姑姑的右手，滿臉堆笑，嘴里說著什麼，但因為過往車輛鳴著喇叭，沒有聽清。史紅瑛說話的時候，小姑娘已經走近，這回是聽清了的，史紅瑛說： “那就這樣吧，衣（伊）先生，再見！”

不過，史曉潔無法確定史紅瑛說的是“衣”還是“伊”，因為她知道《百家姓》里這兩個姓都有。

史曉潔提供的這個情況，被專案組認為是這次座談會上獲得的唯一可能值得追查下去的線頭。自從案發伊始，偵查員就向“仙樂門”方面詳細調查過史紅瑛的社會交往情況，而且不止一次兩次，可是沒有任何收獲。像史紅瑛這樣一個舞女，社會交際面當然很廣，不過，自從她從重慶返回南京成為“仙樂門”股東后，盡管還在舞廳伴舞，但在社交方面卻跟尋常舞女不同，跟她在抗戰前的舞女生涯也不同。她對所有舞客都熱情備至，沒有尋常舞女的那種職業性的厚此薄彼的勢利，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追捧，因此， “仙樂門”自老板、賬房到舞女、雜役，都無法向警方提供任何可以作為嫌疑對象的舞客，專案組也很早就放棄了企圖從“仙樂門”獲得線索的努力。現在，史曉潔小朋友所說的那位“衣（伊）先生”給偵查員帶來了希望。

偵查員之前向“仙樂門”的人員進行調查時，那些人誰都沒提到過有“衣（伊）先生”這樣一個中年胖男，說明這人從未光顧過“仙樂門”。那年頭經濟條件差，大腹便便的主兒罕見，如果有這樣一個外形醒目的家伙去舞廳跳舞，別說舞女了，就是其他舞客只怕也會議論紛紛。所以，這位“衣（伊）先生”應該是史紅瑛舞女生涯之外的另一類交往對象。專案組此刻最需要尋找的就是這種人，退一步說，即便這位“衣（伊）先生”跟敵特分子沒有關系，但他能跟史紅瑛交往到在馬路上眾目睽睽之下雙手緊握不放的程度，就不能用“一般朋友”來形容了。他很有可能向專案組提供有價值的情況。

可是，如何找到此人呢？偵查員們認為有兩個方式可以一試：一是通過全市派出所查此人的戶籍，此人不是姓衣，就是姓伊，這兩個姓氏都很少見，再加上“中年男性”、 “肥胖”、 “有轎車”這幾個特征，查找范圍就縮小了，花點兒工夫，總能找出這個家伙的。另一個方式是先不查人，而是單單盯著他那輛黑色轎車查摸。可以從市局交通處調出全市所有上牌照的黑色轎車所屬的品牌，把這些品牌的汽車照片拿去請史曉潔辨認，然后盯著這種品牌的黑色轎車排查。采用這種方式排查的好處是便捷、快速，因為當時南京市的轎車本就不多，比較容易查到車主。大家討論下來，決定采用后一種方式進行排查。

于是，先把史曉潔請到分局，讓她辨認轎車照片。她仔細辨認了一陣，指著一張“福特1940”的照片說： “好像跟這輛有點兒像。”

專案組派員前往市局交通處查找“福特”轎車的公私車輛登記檔案，一共有三十一輛，其中公車有十四輛，先放在一旁；其余的十七輛私車中．有一輛的車主名字就叫衣世運。再看底卡上的那張照片，確實屬于肥頭大耳一類，于是偵查員斷定：就是此人！

專案組隨即對衣世運進行了外圍調查。衣世運又名衣西陽，四十歲，江蘇鎮江人，南京“西陽修船廠”老板，1930年參加青幫，抗戰前成為幫會骨干。江湖上傳稱，此人頗講義氣，樂于幫助朋友。不過，因其遵循“百善孝為先”的傳統，對其母甚為孝順，跟著老母篤信佛教，凡是幫會械斗他一概不參加，也禁止其弟子以及船廠員工斗毆。他在幫會之間所起的作用是調解矛盾，對幫會所作的貢獻則是在必要時捐款捐物。

抗戰爆發后，其船廠被國民黨政權臨時征用，不知出于何故，他扔下廠子上了清涼山，以居士身份居于清涼寺，一住三年，足不出寺。待到他重新出現在南京街頭時，石頭城已是日偽統治，船廠被漢奸殷老三占有，專為日偽修造軍用船只。殷老三也是青幫中人，輩分比衣世運低，聞知衣世運出關下山，便前往衣宅相請，稱愿意交還船廠。對此，衣世運自始至終置若罔聞，不予搭理。然后，衣世運置辦了一副糕團擔子，每天自制糕團，挑著上街搖鈴兜售，靠著這些微薄的利潤養家糊口。日本憲兵隊鑒于衣世運在青幫中的影響，很想讓他替日偽效力，曾數次指派漢奸甚至日本軍官直接出面，登門勸說衣世運出任偽職，均遭衣世運拒絕。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權還都南京，各路接收人員爭搶敵偽資產，中飽私囊，被老百姓稱為“劫收”，可是，卻沒人動“西陽修船廠”，國民政府原封不動將船廠連同日偽留下的正在修造的船只和倉庫內的零部件、原材料一并發還給衣世運。衣世運大模大樣一一笑納，別說請客送禮了，連“謝”字也沒說一聲。此舉使人大跌眼鏡，都不知衣世運這個怪人是什麼路數。之后，衣世運重新經營船廠，盈利不菲。轉眼幾年過去，南京解放，對政治敏感的那些人都認為這下衣世運是逃不了被共產黨執掌的新政權問罪了，因為他既是青幫骨干，又跟國民黨政權有說不清道不明的瓜葛，正是人民政府要追究的對象。可是，再次令人大跌眼鏡的情形出現了，人民政府竟然沒動衣世運，也沒見有干部找過這個修船廠老板，他還是一如既往該干啥干啥。

1933年，衣世運娶浦口“仁義米行”老板之女王氏為妻，一直未有生育。王氏在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時逃難去了武漢，1940年底，衣世運從清涼山下來后，將其接回南京。這時，衣世運的岳丈在浦口的米行早已毀于兵火，兒子兒媳也被日寇所殺，王老板中風半殘，與老伴相依為命慘淡度日。衣世運遂讓妻子把老兩口接到家中同住，生活開支全靠他賣糕團維持。抗戰勝利后，衣世運收回了船廠，岳父岳母卻雙雙病歿。1947年，衣世運的妻子王氏也死于肺結核。衣世運至今未娶，過著單身生活。

負責調查的偵查員把上述一應情況向專案組匯報后，侯健坤、齊明德兩人馬上敏感地意識到，這個衣老板以前有可能系中共地下情報人員，或者是曾為中共地下工作出過力、立過功的人，再往下推斷，目前有可能還在從事秘密工作。這種對象是不可貿然接觸的，否則有可能會壞了他正在執行的使命。如此，專案組就決定把情況上報領導，請示是否可以對衣世運作進一步的調查。

領導當天就作出了答復，大意是，衣世運在1940年至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系我地下情報組織的“運用關系”，冒著生命危險為人民解放事業做過一些事，故對其幫會身份不予追究；對其關系運用到南京解放前夕已經停止，如果專案組需要對其開展調查，可以進行，但考慮到日后萬一仍需運用該關系的可能，建議最好在秘密狀態下進行調查。

元月9日下午，專案組組長齊明德、副組長康杰民和偵查員鄭福厚、徐冬生請南京市船舶修理行業協會出面，以北京交通部業務調查員的名義約見衣世運。見面后，偵查員亮明身份，衣世運微微嘆了一口氣：“唉—是為史紅瑛之事吧？”

“衣先生已經知道史紅瑛的事兒了？”

衣世運點頭： “是的。”

“我們想聽您談談跟史紅瑛相識和交往的情況。”

據衣世運說，他跟史紅瑛相識不久，不過兩個多月時間。之前，衣世運是青幫中人，對于社會新聞比較敏感，自然知道孔二小姐大鬧“仙樂門”之事，對史紅瑛也略有耳聞。不過，衣世運是出了名的孝子，而其母出身書香門第，講究傳統，自幼對他灌輸的那一套當然是看不起舞女的，他出道后也從來不涉足妓院、舞廳、煙館等場所。所以，對史紅瑛不過是只聞其名，不識其人。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迷上史紅瑛，甚至想讓她嫁給自己作填房。

去年10月下旬的一個周末之晚，衣世運參加一個好友的生日派對時偶然結識了史紅瑛。當時，幾乎所有男女賓客都下場跳舞去了，衣世運不會跳舞，縮在角落里喝咖啡。史紅瑛呢，也沒去跳，而且正好坐在鄰座。兩人也不知是誰先開的口，反正搭上了話。話題是史紅瑛提起的。當時有一則比較轟動的新聞，一對夫妻聯手要把丈夫的六旬老母趕出家門，經報紙一報道，引發了一場全社會的大討論。史紅瑛是站在老母親一邊的，對兒子兒媳進行了強烈譴責。這種觀點自然與自幼接受傳統教育的衣世運相符，兩人由此談得很是投機。派對結束后，史紅瑛向衣世運索要了聯系方式。

兩人漸漸開始交往，衣世運這才得知史紅瑛原來是舞女。不過，他覺得這個舞女跟其以往印象中的舞女有所不同，不但很有思想，而且每每跟他的想法合拍。史紅瑛則向他透露說，她已經準備離開“仙樂門”，跳出這個行當，另外去找一份工作。衣世運便邀請她去“西陽修船廠”，說可以安排她擔任庶務科副科長，憑其能力完全能夠勝任。史紅瑛說要考慮一下再作決定。這段時間，兩人接觸甚多，產生了感情，但雙方都未挑明。衣世運正準備找一個合適的時機向其吐露真情，不料卻傳來了噩耗。

偵查員聽到這里，互相交換眼色，他們不約而同想到了一個問題——史紅瑛出殯時，怎麼沒見到衣世運出現？按說既然已經產生了感情，那就該去送她最后一程呀！于是，就提出了這個問題。衣世運稍一愣怔，臉上顯出復雜的神情。

他說他原本是想去送史紅瑛的，可是就在將要出門時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要求他不必去出殯現場，也不要去史紅瑛的原住所，總之，史紅瑛人已死，你衣老板再怎麼想她也沒用了，就不要出現在她的熟人面前了。衣世運是青幫出身，別看胖得像一尊彌勒佛，性格卻是外圓內方，否則當年日偽政府費盡心思企圖拉他下水時他也不會始終不為所動。再加上因史紅瑛的猝死心情大壞，當下就對著話筒吼道： “你他媽的是誰，敢在老子面前這麼說？是不想好好過日子了嗎？”

對方輕聲回答： “衣老板，我看不想好好過日子的是你。不信？好……”

衣老板不信邪，掛斷電話就下樓了。出了廠部樓房，來到轎車前時，他卻大吃一驚！

七、一個意外

衣世運喜歡駕駛汽車，雖然雇有司機，但平時除非有應酬需要喝酒的場合，一般都是自己駕駛。這天他照例自己開車，剛剛來到車前，正要開門，隔著車窗玻璃，他看到方向盤上用細麻繩吊著一顆手榴彈！

當時，民間對于發現軍火——哪怕是炸彈，也不會特別驚奇。尤其是經歷多次戰火洗禮的南京居民，更是見慣了槍炮彈藥，散落于民間的多著哩。民國時，人們遇到這種情形通常不會報警。南京解放后，政府收繳武器彈藥，還大力宣傳發現武器彈藥要報告派出所，人們才有了這種意識。不過，衣世運此刻卻不想報警，因為他經營著船廠，這種情況一旦張揚出去，肯定于往下的生意有影響——誰愿意跟一個隨時會被手榴彈炸死的修船廠老板洽談業務呢？所以，衣世運采取的措施是把正在樓梯間打盹的司機喚醒，讓他去車間找一個當過工兵的工人來排除“故障”。

手榴彈很快從方向盤上卸下，那工人說后蓋沒打開，估計如此放置僅僅是嚇唬一下，并不是真的要老板的性命。衣世運尋思頭回嚇唬，下一回只怕就動真格的了，想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敢去參加史紅瑛的葬禮了。

那麼，對方是怎麼混進船廠往車里放的手榴彈呢？這個問題衣世運也想過。船廠的主要業務是修船，常年有各種大大小小的船舶停在碼頭、船塢，如果是船只大修，船主把船交給船廠后可以百事不管，全船人一走了之，如果是一般修理，船主都要留下船員看管船只、監督維修、隨時與廠方溝通。即使是大修的船只，船主自己或者其指派的代表時不時也會來現場察看維修情況，了解進度。因此，船廠每天從早到晚進進出出的非本廠人員不少。如果要求門衛把船廠大門當監獄那樣嚴密看守，對每個進出者都嚴格盤查，這當然可以做到，但船廠的生意只怕就一落千丈了。

一般來說，每家船廠的門禁都是很寬松的，只要出去的人不把廠里的物資捎帶上，就不會被攔下盤問。在車里放置手榴彈的人肯定是受那個打電話的家伙指使采取的行動，估計就躲在船廠附近甚至某條船里，接到指令即刻行動，往方向盤上拴一樣東西不過是舉手之勞。至于是如何打開車門的，衣世運問過司機。司機說，他剛才把車窗打開通風透氣，一直沒有關上。

基于那個“不便張揚”的念頭，衣世運就沒有往下追查。至于那顆手榴彈，倒是留了下來，放在辦公室寫字臺的抽斗里。后來專案組把手榴彈帶到駐地，經檢查，那是一顆抗戰年代由鞏縣兵工廠生產的軍用手榴彈。送往市局作技術鑒定，未能獲取放置者的指紋。

當天，根據市局領導的指示，專案組對衣世運采取“保護性拘留”的措施。衣世運被偵查員帶到市局看守所，但沒關進監房，而是在監區以外的區域騰出間空屋供其臨時下榻，伙食也不吃監區伙房的，更不讓船廠或者親友送，而是由偵查員給他出去買外賣。不過，那時公安局經費緊張，錢鈔是衣老板自己掏的。衣世運由此意識到，史紅瑛之死的背景頗為復雜，即便自己不想卷入，也難以置身事外。當晚，他輾轉難眠。正好，專案組長齊明德和顧問侯健坤前來看守所給他送茶葉，三個人就在那間簡陋的屋子里聊了起來。

齊明德和侯健坤跟衣世運探討了一個衣世運自己也弄不懂，卻和專案組一樣感興趣的問題：那個給他打電話的家伙之所以阻止他參加史紅瑛的出殯，是生怕公安局方面知道史紅瑛的交際圈里有衣世運這麼一個人，那麼，他為什麼害怕公安局發覺衣與史有交往呢？看來只有一種解釋——衣世運掌握了史紅瑛的什麼秘密！

可是，衣世運想來想去也沒想明白，自己跟史紅瑛的交往中并未發現過史紅瑛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侯健坤說，衣先生您不必焦慮，今晚好好回憶一下跟史紅瑛這段交往的方方面面，每一件事、每一句話，或許會有收獲的。

衣世運想了兩夜一天，這段時間，專案組又是開會分析又是圍繞衣世運的平時活動情況進行緊張的調查，并未發現任何與史紅瑛被害有關的疑點。一干偵查員正懷疑是不是又“山窮水盡疑無路”了，1月11日，市看守所來電說衣世運要求跟侯健坤、齊明德二同志再聊聊。齊明德放下電話，馬上斷言： “看來衣老板回憶起有價值的線索了！”

衣世運確實想起了一樁他覺得不一定可疑但又有點兒讓他想不通的事兒——

他跟史紅瑛相識不久，有一次相約去“朝天宮飯店”品嘗大閘蟹。那時的飯館少有預約，他們去得晚了些，只好在二樓最差的一副座頭上落座。那是一副四人座頭，面對樓梯口，人來人往凈打照面，別說席間有什麼親昵舉止了，就是說話也不大方便。衣世運、史紅瑛坐在那里正吃喝，忽然聽見樓下傳來跑堂的脆聲吆喝： “哦——曹三爺您來啦，那班弟兄已經等候許久，催問了好幾次。您樓上請，3號包房，主座給您留著呢！”

那個曹三爺“呵呵”連聲，沙啞著嗓子道：“是老幺啊，一會兒勞你關照貴東來一趟包房，我有事跟他說。”

令衣世運驚訝的事情就是這時發生的。那位曹三爺一吭聲，史紅瑛神色倏變，突然起身，抓起一旁的坤包就往另一側窗口角落的那面大鏡子走去，站在那里補妝。直到那姓曹的上了樓，進了3號包房，這才返回，對衣世運說她身子忽然不適，先行告辭了。說著，也不等衣世運反應，轉身下樓了！

衣世運說完這些情況，問道： “侯同志，齊同志，您二位說說，這算得上是一樁奇怪的事兒嗎？”

專案組經過討論，認為那個曹三爺跟史紅瑛之間可能有什麼事兒，但不能肯定必是與本案相關的情節。不過，還是有調查的必要。好在這個姓曹的主兒容易查，他跟“朝天宮”老板熟識，去找飯館老板就能打聽到這個人。

次日，偵查員周永貴、宋三獻、蔣天飛三人前往“朝天宮”找老板閔一行調查。閔老板說跟曹三爺熟識，曹是南京地面上的國術高手，太極拳、形意拳、八卦掌的行家，還是氣功專家，醫治跌打損傷頗有一套，雖然不以傷科醫生為業，但找其療傷的人經常得排隊預約。至于其他，閔老板就沒啥可說的了，他跟曹三爺不過就是館子和食客的關系，對曹的了解僅此而已。不過， “朝天宮”有個跑堂的知道曹三爺家住何處，偵查員便前往曹宅所在的管段派出所了解。

派出所方面介紹說，曹三爺名叫曹惕吟，確是南京地面上的武術行家。此人年輕時曾是北洋軍閥吳佩孚部隊的國術教官，不過并非軍隊編制，屬于部隊雇傭的技術人員。這倒為其在南京解放后的“歷史清白”之說幫了忙，他沒遵照市軍管會的命令前往公安局登記舊軍官身份，不久民警登門查問，他出示的吳佩孚的聘書上寫的是“民間武師”，而不是軍官。那相當于給舊軍隊打工，根據政策就沒將其劃入內控對象名單。后來，吳佩孚倒臺下野，曹惕吟就回了南京老家，以開油醬店為生，兼帶治傷接骨，收入不菲，日子過得很滋潤。

那麼，曹惕吟跟國民黨特務組織是否有關系呢？派出所民警說，像曹這樣的人，在舊社會肯定結交三教九流，跟“軍統”、 “中統”不會不打交道，不過要說他是否參與特務組織的活動，為非作歹，那到目前為止派出所還未接到過群眾檢舉。所以，這話不好說。

偵查員商量下來，決定把曹惕吟傳喚到派出所當面接觸一下，跟他聊聊再說。哪知，開口跟民警一說，民警說他已經去香港了。偵查員一怔，問是幾時去的。民警翻了記事本，說去年12月中旬就去了，是去香港女兒處探親的，至少三個月后才能回來。

如此一來，不管此人跟史紅瑛是否存在某種神秘關系，專案組在曹惕吟身上是做不成文章了，只好另外設法進行調查。好在齊明德、侯健坤兩位這兩天一直在商議，已經備好了后手——

在他們兩人看來，衣世運所說的史紅瑛跟他最初相識的情形似乎顯得有些突兀。那天，衣世運去參加一位世交友人的生日派對。那人名叫楊錦國，是美國歸僑。楊錦國祖籍南京，出生在檀香山，其祖父、父親與衣世運的祖父、父親是兩代摯友。楊錦國與衣世運同歲，少年時曾在南京度過十個年頭，就住在衣家，與衣世運一起上學、玩耍，相處得跟嫡親兄弟一樣。后來，楊再次去了美國，在那里讀了大學，畢業后做了一名醫生。這時，楊錦國的父親已經病逝，他便自立門戶，在紐約開了一家私人診所，經營得還不錯。

抗戰勝利后，楊錦國接到國內來函，說他的修女姑媽去世，留下遺囑讓他繼承財產。姑媽年輕時嫁了個在上海法租界開五金行的法國老板，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在從南京至上海途中，其駕駛的汽車被日本海軍航空隊戰機誤認為是國民黨某個要員的座駕，一陣轟炸掃射，當場一命嗚呼。姑媽痛不欲生，去修道院做了修女。十年后病危時，約見律師，留下遺囑，將其亡夫的財產全部贈與楊錦國。

楊錦國帶著其美國妻子和一對混血子女回國，繼承遺產后買了房產，開了家專為高等階層提供醫療保健服務的小醫院。其間，楊錦國得到了在南京各界都頗兜得轉的衣世運的大力相助，兩人的來往也十分頻繁。1949年10月28日，是楊錦國四十歲生日。他按照西方習俗，邀請一些朋友參加了在中央飯店舉行的生日派對。衣世運自然是受邀者之一，盡管他那天正被痛風折騰得苦不堪言，但還是出席了。他原本就不會跳舞，此刻連走路都有些費勁，自然不會下場。結果，就跟也沒下場跳舞的史紅瑛認識了。至于史紅瑛為何要跟衣世運搭識，而且自此之后兩人關系迅速升溫，衣世運至今也弄不明白。

在侯健坤、齊明德兩人想來，史紅瑛此舉肯定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衣世運說不出，那麼他的哥們兒楊錦國是否說得出呢？生日派對是楊錦國主辦的，史紅瑛也應該是楊邀請的，她跟楊醫生又是什麼關系呢？

專案組指派偵查員前往醫院走訪了楊錦國。這位海歸大夫聞聽后竟是一臉的驚詫，說他根本不認識史紅瑛其人！楊錦國回國已經三年，但還是保持著在西方形成的處世嚴謹的習慣，說著拿出了邀請名單、購買請柬的票據以及來賓的簽到本。受到邀請的來賓一共有三十人，全部出席，也都簽了到。這就是說，史紅瑛是悄悄混進來的。她為何要混進來呢？看來她是想結識衣世運。可她又是從哪里獲得楊錦國將舉行生日派對并且必定會邀請衣世運的消息的呢？

元月13日下午，侯健坤、齊明德在專案組舉行的案情分析會上端出了這個“后手”，眾人對此產生了興趣，認為有必要盯著這條線索往下追查。這時市局來了個電話，這個電話讓偵查員們又驚又喜——那個往衣世運的轎車里放置手榴彈的家伙被船廠工人抓住了，已經扭送市局！

立功的是衣世運的司機姜鈺民。這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小伙子，祖籍重慶，生于江寧，是衣世運的鄰居。若說個人歷史，小伙子有點兒不那麼清白——他在抗戰時隨父母逃難去了重慶老家。他家經濟狀況還不錯，而他也不笨，在重慶讀完初中后又考上了高中，1944年上高三時，響應蔣介石發出的“十萬青年十萬兵”組建“青年軍”的呼吁，投筆從戎，報名參軍。部隊分派他當了一名汽車兵，這在當時算是個洋差。抗戰勝利后，姜鈺民退伍回到南京。正好鄰居衣世運收回了修船廠，弄到了一輛美國“福特”，需要聘用一個可靠的人當司機，姜鈺民便頂了這個缺。

給衣世運開車可能是私家車司機行業中最舒服的差使，不但薪水可觀，而且出車時間很少，因為衣世運喜歡自己開車。通常姜鈺民上班后的事兒除了擦洗“福特”，就是待在衣世運讓人以樓梯間改建的司機專用休息室里抽煙喝茶、看書讀報，或者聽收音機。而史紅瑛出殯那天，姜鈺民卻覺得自己失了職——有人竟然在離他的休息室直線距離不過十來米的那輛汽車的方向盤上吊了一顆手榴彈！這件事發生后，盡管衣世運自始至終沒說他一言半語，也沒給過他哪怕一丁點兒臉色看，可是，他依然覺得很沒面子，于是就憋著一股勁兒要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

姜鈺民對此事作了分析，認為放置手榴彈的家伙肯定是本廠人員，否則，時間不可能掐得那麼準。他悄悄聯絡了幾個哥們兒，讓他們不露聲色地替他查摸。姜鈺民是老板的司機，平時做人行事又豪爽，頗有一些朋友。別看這些人連同姜鈺民在內誰也沒學過刑事偵查，連偵探小說看得也不多，可是經過他們連日密查，最后竟然查出一個名叫陸金典的油漆工那天在那個時段曾在現場出現過。就在專案組開會討論案情的時候，姜鈺民叫了幾個弟兄在廠門口堵住了正要下班的陸金典，將其誘騙到廠里的地下室，私設公堂，當場訊問。陸金典當然不承認，挨了幾下拳腳，就跪地求饒乖乖招供，接著就被扭送到公安局。

專案組對陸金典進行了訊問，他承認自己是“保密局”在逃離南京前發展的潛伏特務，屬“國防部保密局南京市第二交通站”領導，其上線就是史紅瑛；史紅瑛死后，由另一名叫“老鐵”的男子擔任其上線。在衣世運的轎車內放置手榴彈，就是 “老鐵”指令他做的。那天，老鐵來船廠跟他見面，交給他一顆手榴彈，囑咐他說，如果十分鐘內他“老鐵”沒有騎車出現在廠部大樓旁邊的那條通道上，就把這玩意兒拴到衣世運轎車的方向盤上。稍后，他就依言行事。

按說陸金典不應該知道“老鐵”住在哪里，可是，貪婪的陸金典擔心“老鐵”不按時發給他活動經費，就在一次“老鐵”約其見面遞送情報后，讓其妻周梅花悄然尾隨。 “老鐵”哪里料到還有這一招，結果就把自己的住址暴露了。此刻，倒是給專案組提供了方便，當晚， “老鐵” （真名叫華昀）落網。連夜訊問， “老鐵”供出了其掌握的三個聯絡對象。那三個特務落網后，又供出了各自的上下線。結果，兩天內， “國防部保密局南京市第二交通站”的十二名成員悉數落網。

至此，史紅瑛被害案終于真相大白——

史紅瑛在重慶時就已加入“軍統”．抗戰勝利回南京后“復員”，南京解放前夕應已由“軍統”改組的“保密局”之召“歸隊”，擔任“第二交通站”書記（在交通站中的位置僅次于站長）。 “保密局”考慮到史紅瑛的舞女身份，還指令其在需要時兼任交通員，她的上線即是站長朱遠鐸，下線是陸金典。按照規定，史紅瑛每周日須向朱遠鐸報告其下周的個人活動安排，以便在需要動用她那條線的時候能夠及時傳遞情報。

12月25日星期日，史紅瑛照例發出“下周無活動安排”的暗號。本來，需要動用史紅瑛的時候一月也難得有一次，她即使臨時有事沒去舞廳，也能蒙混過去。可是，12月31日晚上，朱遠鐸卻接到一份急件需要連夜遞送，而且，這份急件的接收方只有史紅瑛才知道。這是“保密局”為防止出事而制定的安全措施，即站長和書記各自掌握一部分秘密聯絡點，不互相通氣，所以，這份急件只能由史紅瑛本人遞送。朱遠鐸化裝成舞客前往“仙樂門”，哪知史紅瑛竟然沒去上班。他一直等到十點過后方才離開，又去尚書里史紅瑛的住所，也未見其人。離開時，朱遠鐸驚慌地發現那份急件竟然丟失了！回憶下來，他斷定遺落在舞廳里，當晚便臨時客串一回小偷，施出當初在特訓班學得的本領，下半夜潛入舞廳尋找，卻沒找到。

這是一樁重大事故，情急之下，朱遠鐸于元旦清晨召集手下特務梁綱、魯友余商量對策，認為舞廳方面肯定已經發現了那份急件，是否破譯還不知道，但必須當作已被破譯來處理，為安全起見，必須干掉史紅瑛，以斬斷公安的調查觸角。于是，朱遠鐸指令梁綱物色對象向史紅瑛遞送前往“大德旅館”的指令，魯友余則負責在旁監視，看那對象是否確實把指令傳遞給史紅瑛了。之所以不讓梁、魯直接跟史紅瑛接觸，是擔心此時史紅瑛可能已被公安盯上，傳遞指令時容易暴露。史紅瑛收到指令后，果然前往旅館與朱遠鐸見面，而朱則事先在旅館房間的茶葉里下了毒藥，致使史紅瑛中毒身亡。

史紅瑛與衣世運的接觸，朱遠鐸是知道的，但這并非系他指使，而是臺灣“保密局”直接向史紅瑛下達的“組織使命”。至于使命的內容是什麼，他并不知情。史紅瑛死后，臺灣方面給他發來密電，他奉命行事，才有了后來恐嚇衣世運這出戲。朱遠鐸估計，此舉是為了防止衣世運進入公安的偵查視線，以免臺灣“保密局”的行動目標暴露。不過， “保密局”的行動目標到底是什麼，因為史紅瑛已死，而根據“組織紀律”朱遠鐸也無權過問，就再也沒有人知道了。

1950年4月29日， “國防部保密局南京市第二交通站”的十二名成員被南京市軍管會分別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一點感想：

1、自己人出了點問題或者暴露了，國民黨似乎沒有保護他們的習慣，都是本能反應式的滅口，而不是想其他辦法或者轉移，不知道是不是對自己人根本沒有信心。

2、明明是朱站長自己的差錯把情報弄丟了，怕受到組織懲罰，就主動先發作弄死了舞女副站長，還理由很充分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