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繪釉陶騎馬女俑
歸義胡王金印
三彩胡俑
“絲綢之路的開辟雖歷經艱難，但總有勇敢的商貿往來的開創者、持續者，讓這條聯通大洲的貿易路走下去”——日前，“云望長夏——洛陽博物館藏漢唐胡風文物展”在廣州海事博物館開幕，博物館館長張珂珂介紹，展覽從洛陽博物館甄選出文物展品近150件，再現了時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信仰，濃縮了漢唐繁榮的斑斑遺跡，展示了從前那個時代。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卜松竹
與“海上絲綢之路”主題相呼應
漢唐時期，洛陽是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之一，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唐等歷史時期曾是首都；廣州是聞名中外的東方大港，兩個城市都是多民族匯聚、中外商賈云集、文化融通的繁華之地。經“陸絲”與“海絲”，胡人憑駝馬、帆船將金銀珠玉、齒革鱗甲等域外珍品運往洛陽、長安等內地主要城市，源源不斷，跨越千年。張珂珂表示，“云望華夏”展是廣州海事博物館與洛陽博物館共同策劃的“陸上絲綢之路”展，與館內的基本陳列“海上絲綢之路”的主題相呼應，形成對比與補充。
張珂珂解釋說，展覽標題中的“長夏”一詞有兩層含義：一是隋唐洛陽城有一城門名為“長夏門”，因此“長夏”用以指代洛陽；二是“夏”為華夏，“長夏”意為華夏長治久安。
胡人俑、唐三彩、金銀器——這是許多人談及漢唐之風時常能瞬間想起的意象。但在“云望長夏”展中，匯集的文物范圍更寬廣，當中既有瓦當、陶倉、陶博山爐這些反映人們日常生活的東西，也有釉陶騎馬女俑、三彩丫鬟女俑等展示盛唐女子風華的器物；歸義胡王金印，阿史那感德等人的墓志拓片，體現的是民族融合的特征……
再現當時的世俗生活
洛陽是十三朝古都。漢唐時期，洛陽優越的地理環境得以充分顯現，與國內外交往密切。漢晉時人們物質生活富足、文化生活豐富；北魏至唐時，社會尚武崇文，女性風華彰顯，是洛陽最為輝煌的時代。
漢代的物資種類豐富，人們一般日食兩餐，朝食在上午7-9點，夕食在下午3-5點。展覽中展出的“小麥萬石”熊足鉉紋陶倉、陶豬圈、陶灶等就體現了人們的飲食生活。展覽告訴我們，漢代糧食以粟米、豆菽、黍、水稻、小麥等為主，做法有餅、飯、粥；肉以豬肉、雞肉為主；蔬菜有東葵、蓮藕、韭菜、白菜和蘿卜等，做法有煮、蒸、烤和煎等。
實際上洛陽的水道運輸也一度非常發達。隋唐時期，以洛陽為中心的大運河全長兩千多公里，貫穿南北水路交通。透過大運河，來自南方的糧食、財稅等得以向京城順利輸送，由此極大地繁榮了洛陽經濟，使這里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貿易中心之一。當時洛陽共有六大官倉，城外有河陽倉、洛口倉和回洛倉，城內則有子羅倉、含嘉倉和常平倉。僅唐高宗時期修建的含嘉倉就有287座糧窖，最大者口徑達18米、深達10米；最小者口徑2.7米，深4.5米。
見證民族大融合歷史
無論“陸絲”還是“海絲”，都見證了民族大融合所促生的獨特文化，展現了人群匯聚、商賈云集、文化融通的豐富景象。就如展覽中展出的，作為多民族聚居的洛陽，實際經歷了從胡族內附、民族融合到胡人百態的過程，各民族在相互碰撞、沖突中實現吸收、交融，融入華夏民族大家庭。
展覽中的西晉時期“歸義胡王金印”即是這種融合的見證。歸義，即歸化、降順，胡王是指晉武帝時涼州匈奴首領。印鈕的駝形，繼承了自漢代以來對少數民族首領分封賞印多以駝、羊為鈕的傳統習慣。
唐代朝廷中，許多官員（特別是武將）是胡人，如尉遲恭是鮮卑族。原居住在中亞粟特地區（今阿姆河流域）的昭武九姓中，僅《全唐文》《千唐齋藏志》等書中記載仕唐者達54人。展覽中的安菩墓志拓片墓主安菩即為九姓中安國（即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大首領的后裔，曾獲封定遠大將軍，在大唐帝國的定邊征戰中屢建戰功。
廣州和洛陽有長相一樣的胡俑
展覽中的“黃綠釉執壺胡俑”與廣州博物館收藏的兩件胡俑非常類似。廣州博物館藏的那對胡人俑一個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移交，另一個為舊藏。這三件來源各異的俑均高約28.5厘米，頭戴氈帽，鼻子高高隆起，呈鷹鉤狀，上唇有八字分開的胡須，胡子尾部上翹，臉部有濃密的絡腮胡；身著圓領窄袖的衣服，腰間束帶，下身著褲，腳套皮靴，雙腿并立站在方形小臺上，一手平放在胸前，一手下垂到腹部前，提著一個帶流的長頸瓶子。有學者指出，他們是走街串巷做買賣的小胡商，手持的執壺稱為“胡瓶”，可能是供自己行商途中喝水之用，亦有可能是叫賣的物品。
廣州海事博物館的專家介紹道，漢唐時期，洛陽、廣州都是國內一流的重要城市，國內官員調任、履職及各類人員流動等在兩座城市間建立了頻繁聯系，唐代描寫洛陽生活和南海送別的詩句同樣眾多便是例證之一。同時，洛陽、廣州也是國際化大都會，在域外交往中同樣存在聯系，各地區貢使、商人等經廣州上岸，沿陸路、水道抵達洛陽等內地城市。洛陽是陸上絲綢之路重要城市，在海絲交往中同樣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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