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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夢佬 2023年11月24日 05:41

電影《梅艷芳》上映，口碑相當分化。

電影《梅艷芳》的豆瓣評分截圖。

有人淚灑影院，也有人認為偶像被消費了。

有人嫌它事無巨細報流水賬，也有人怪它語焉不詳。

有人說，扮演梅艷芳的王丹妮可能很努力，但沒有一點剛毅和俠氣，像個亦步亦趨的小學生。也有人說，梅姐那些經典的舞臺行頭，電影沒有如實重現造型，材質還透著一種廉價感。

拍梅艷芳的傳記，很可能注定吃力不討好。要重現巨星風華本已很難，更何況這位巨星身后，有一座城、一個時代為她背書。

反叛：

“馴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電影《梅艷芳》（2021）劇照。

八十年代香港，梅艷芳橫空出世。眾所周知，她的形象參考了麥當娜的部分元素。流行文化學者吳俊雄指出，“這種女性形象向舊時代說再見。跟陳寶珠、蕭芳芳不同，梅艷芳較主動吸收一些西方的想法，并融入本地。”

“他將身體緊緊貼我／還從眉心開始輕輕親我／耳邊的呼吸熨熱我的一切／令人忘記理智放了在何”。年輕女孩自述性欲的文本出現在彼時香港，足夠離經叛道。《壞女孩》一出街，公眾驚喜地發現，原來粵語流行歌的世界里，女歌手除了端莊嫻靜大氣，除了郎情妾意傷春悲秋國仇家恨，竟也能以如此顛覆的面目出現。這個由梅艷芳代言的“壞女孩”，她對身體自主，對愛情自主，對欲望自主。她坦誠面對欲望的過程，即是探尋女性主體性的一小步。

《壞女孩》（1985）唱片封面。

民族音樂學家J. Lawrence Witzleben的見解帶來了更深層的啟示。他提到《壞女孩》歌詞中那句“Why, why, tell me why”包含了巧妙的雙關，因為Why的發音聽起來很像粵語的“壞”。高明的粵語歌詞作者總是善于通過文字游戲，賦予歌詞隱藏的趣味和含義。林振強筆下這個原本被視為“乖乖”的女孩，雖然也對自己不再矜持而感到懊惱，甚至照搬世俗標準罵自己變得太“壞”。但旁人無視她內心的糾纏，只因她直面欲望就直接冠以“壞”的判詞。她當然不甘，不服。于是原本單向度的歌詞，便可解讀出復調的敘事：旁人每批評這女孩一句“壞”，她就鏗鏘地回擊一句“Why”！

電影《梅艷芳》里林家棟所飾的華星總經理說，“快歌不是要唱興奮，而是要唱反叛”，《壞女孩》即是這樣的反叛者。盡管它仍具幾分生澀、猶疑和自嘲，不過由此帶來的正面反響令黎小田、林振強這些幕后操盤手決定，繼續劍走偏鋒，將梅艷芳打造成一個挑戰傳統性別觀的女性形象。

梅艷芳《In Brasil》（1989）唱片封面。

一年后的《妖女》較《壞女孩》更進一步：“眾稱你做 bad boy／但命運令你隨夜幕遇著這妖女／今晚的你當心／你心窩給我弄醉”，成為在情愛關系中牢據主動地位，連壞男孩都可輕松收服的“妖女”。

1989年的《淑女》招致后世一些批評，如“面對男性肉欲的挑逗和引誘，淑女搬出一大堆男權社會加諸女性身上以壓制女性的道德枷鎖來說服自己緊守貞操。女性的地位至此陷入最低點。”但細味歌詞，其實不難讀出反諷意味，“淑女豈會貪新鮮／淑女尋夢都要臉”是戲謔地照讀社會規范，“撕我憂郁的蓋掩／想要撕去這晚象要/將我心里所有黑暗燃點”才是這淑女的真實心態。

電影《梅艷芳》中特別提到的“黑色鉚釘戰衣”。

同專輯的《黑夜的豹》自傲地高唱“馴服不到的黑夜豹妹／唇上載滿著狂野曖昧／擒住你／然后使身心崩潰／遺留一串追悔”，將男性視作玩物，是對《妖女》的承續；1991年《夢姬》“區區匹夫／怎可擋這夢姬／無謂孤單／投降吧俊男”亦是如此。

在事業全盛期，梅艷芳還有《冰山大火》（“跳跳跳跳熱到要跳舞／我被他的眼光擦到著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叫火燭車火速的到步”）、《Crazy Love》（“Hold me再來吧／Baby做我愛奴吧”）、《征服他》（“征服他／汗滴中造夢鄉”）等快歌，大膽歌唱女性情欲及主體性。這些歌詞也細致刻畫女主的外表、裝扮、動作與神情，如“那黑色緊窄褲／壓緊你思緒和血管”、“黑衣黑如黑寡婦”、“叉腰側望”、“披起午夜孤身上路／穿梭夜店探討”、“紅唇／烈焰／極待撫慰”，令此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更為鮮活。

梅艷芳唱片造型。

曖昧：

“假如我是男人”

除了展現冷艷、妖冶、神秘，梅艷芳有時亦是中性的，雌雄同體的。《川島芳子》中，她出演喜愛扮男裝的女主角，到了《鐘無艷》則索性詮釋男性角色齊威王——不過這位齊威王又不時扮女裝，由此令梅艷芳所代表的性別身份更加撲朔迷離。

她的男裝扮相極受歡迎，配合性格中自帶的義氣、俠氣、霸氣，足令眾生顛倒。與此恰成映照的是，她的粉絲（中文詞“粉絲”用來表示fans似乎最早出現于2003年，即梅艷芳去世那年，此處為便于行文而借用）中男性相對較少。

梅艷芳中性化的唱片造型。

對梅艷芳做過深入研究的學者李展鵬指出，“雖然她大唱情欲歌曲，有過性感造型，但卻從不是男性的性幻想對象”。高顴，厚唇，三白眼，梅艷芳的外表與東方父權文化對女性的審美標準相去甚遠。她的性感深具侵略性，絕不將身體當作順從、取悅父權文化的工具，反而翻身抬頭，高居上位。這一切，當然令普通直男深感不安，敬謝不敏。

不但直男不買賬，據說她粉絲中男同志的比例也明顯少于其他成為gay icon的華語diva們。此事當然未經科學論證，不過有一點可以從歌迷見面會、演唱會等舊日影像中確定，即她的粉絲絕大多數是女性。許多女粉絲以她為榜樣，盼望成為她這樣的大女人，愿在擠迫的父權社會中，變得如這位偶像般強悍、堅定、瀟灑。

同時，亦不能忽視一些女粉絲其實是將梅艷芳視為愛與欲的投射對象。李展鵬也發現“梅艷芳很早就把女同志意識帶進表演中。1991年的《夢姬》MV中，她一身黑色性感神秘打扮坐在大床上，面前是一個背對著鏡頭的長發半裸女郎，她一邊唱歌，一邊輕擁著這裸女。”事實上直到2002年的極夢幻演唱會，演唱《假如我是男人》時，女裝的梅艷芳仍臨時邀請一名女性觀眾上臺，將驚訝且羞怯的對方擁入懷內，耳鬢廝磨，眉目傳情。

《假如我是男人》同樣為林振強填詞，雖然只是借假設來詮釋“男人應該體貼疼愛女人”的老生常談，畢竟也比千禧一代了無新意的模仿作《如果我是男生》（丁小芹演唱）領先了許多年。而梅艷芳的現場演繹又突破了詞作框架，賦予歌曲更深刻的文化與性別意涵。

八十年代的許多香港明星都曾在拓寬傳統性別觀念之路上披荊斬棘。2017年西九龍辦“曖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別演繹”展，館外獨以梅艷芳和張國榮的形象做成巨幅招貼，便是對二人在此事上重要貢獻的特殊褒贊。

電影《逃學威龍3》劇照。

保守：

“女人如花花似夢”

出位的梅艷芳在八十年代大受歡迎，是因她迎合了社會和文化需求。那時一切較少限制，破舊立新是大勢所趨。李展鵬對此的分析十分精到：“在當時香港，女性走進職場開始獨立，社會上亦有不少為女性爭取各種權益的聲音，同時，歌影視作品中較傳統的女性形象——例如忍氣吞聲的賢妻良母或是斯文大方的女歌星——的受歡迎程度下降，觀眾轉而尋找他們更能認同、更能反映社會趨勢的女星去追捧……梅艷芳是絕佳的器皿及晴雨表，因為她的形象正反映了香港當時的社會文化。”

不過，與資深歌迷的認知相對的是，如今普羅大眾印象中的梅艷芳代表作，絕非什麼《壞女孩》或者《妖女》，而是《胭脂扣》之類。在內地，甚至是國語歌《女人花》、《一生愛你千百回》。

電影《胭脂扣》劇照。

這些K歌金曲某種程度上接續了徐小鳳、張德蘭等歌后的傳統，甚至從粵劇、詩詞中提取元素，或者古典優雅，或者幽怨自憐，或者甜蜜柔媚。總之無論詞或曲，都顯露出音樂和性別觀上相對的保守主義傾向。

香港作家Christopher Lai（黎偉麟）指出，“在性和經濟上獨立自主的港女，雖然身處華人世界中最西化的香港社會，但仍然必須面對保守的父權性別意識。”上述那些作品大概便反映出現代港女在父權社會下的婚戀焦慮。

即使梅艷芳本人有時也無法擺脫無形的桎梏。她羨慕山口百惠相夫教子，為了以后能生兒育女、當一個“完整的女人”，明知患病仍拒絕摘除子宮。

電影《梅艷芳》深知主流市場的口味，于是在程式化地重現她星途的重要節點之外，落力渲染了她情史中的兩段。一個強勢又風光的女人，恨嫁卻嫁不掉——有什麼比這更能吸引普通觀眾的目光和淚水？

百變：

“顛倒眾生吹灰不費”

《梅艷芳》以那段世人熟知的故事作結尾：第一男配角、古天樂所飾的造型師劉培基應梅艷芳之請，特別設計一款絕美婚紗，令她得以在離世前四十多天的演唱會上，向萬眾宣稱“嫁給舞臺”，并留下絕唱《夕陽之歌》。一聲“拜拜”，瀟灑落幕（現實中還返場唱了一首安可曲《珍惜再會時》）。

梅艷芳在告別演唱會上演唱《夕陽之歌》。

不過，《夕陽之歌》側重于自道身世，蒼涼、悲壯。雖亦關涉情愛，卻無忸怩的兒女態。舞臺造型與歌曲間呈現如此錯位與張力，也是梅艷芳百變的文化形象之一斑。

華星唱片為她打造的壞女孩、tomboy、恨嫁女，都不足以概括她的風格。劉培基等造型師為她設計的形象光怪陸離，至今也走在時尚尖端。梅艷芳是第一個被冠以“百變”稱號的女明星。反過來，很可能正是她的出現，才令漢語詞匯“百變”從此成為常用詞。

“香港的流行音樂就像它所處的社會一樣，”Witzleben評價道，“是一種獨特的、往往令人迷惑的中國元素、其他亞洲元素和西方元素的混合。”八十年代的粵語流行音樂很多都翻唱自海外作品，梅艷芳就有不少作品是麥當娜、山口百惠、中森明菜等人的金曲重新填詞編曲后，以自身風格重新演繹的翻版。這種多元、雜糅、重構的流行文化，正是過去的香港如此迷人的魅力所在。在此種文化滋養的社會中，梅艷芳那輩港星方能以“百變”行世。

發型師Kim Robinson回憶第一次見到梅艷芳時，驚訝于她的瘦小，與舞臺上那種華麗高大的印象截然不同。樂評人黃志華早已指出，百變梅艷芳舞臺上的舉手投足從根本上來說都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公司與團隊成員精心呵護和投入的結果。這話很可能沒錯，畢竟粉絲善變，藝人也要有應對策略，你善變不如我善變，最好莫過于百變。

但也應看到，“梅艷芳”作為一個文化形象，與她本人的性情、經歷之間，呈現出一定的互文。那一輩港星中不少人都是如此，這即是過去媒體常說的人戲不分、人戲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