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五十多歲時，帶著弟子踏上了列國之旅，他們去的第一個國家是衛國。當時的衛君是衛靈公，對孔子的到來還是很歡迎的，受到了禮遇。
在衛國待了一段時間后，孔子開始南下去陳國，在去的路上經過匡地經歷了一件事，鬧得很不愉快。
原來，魯國季孫氏的家臣陽虎曾帶著軍隊暴凌過匡地的人民，當地人非常仇恨他，孔子一行經過這里時就被圍困住了，前后長達三天時間。
有一種說法，說是孔子長得像陽虎，匡地人誤以為陽虎再次來欺凌他們，所以動員很多當地人，與其等著被欺辱，不如主動迎擊，準備與孔子一行來個你死我活的決戰。
這種講法事實上是有些靠不住腳的。首先且不說孔子到底像不像陽虎，有關這方面的依據是空缺的，并不見記載，可以說完全是后人附會憑空想象的。
另外一點就是，即便孔子長得有幾分相似陽虎，曾經被凌辱過的匡地人也不會不認得，如果連仇人的長相都忘記了，那還算什麼仇恨呢，這在邏輯上也不大說得通。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因為陽虎是魯國權臣季孫氏的家臣，陽虎欺凌匡地人民，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國家力量，至少在匡地人眼中和魯國出兵欺辱他們并沒有太多區別。
匡地人由對陽虎的仇恨轉移到對魯國的不滿中，當孔子這個魯國人經過他們的地盤時，匡地人自然是氣不打一處來，把對陽虎的仇恨發泄到了孔子師徒身上，一時僵持不下，雙方劍拔弩張。
這次被圍，情況非常兇險，前后長達三天時間，最后由顏回主動殿后，好說歹說，化干戈于玉帛，孔子師徒一行才得以脫險。
在此次被圍困中，孔子講過一段話，很有深意，一起來看看。原文是：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在匡地被困，他說：“周文王去世后，禮樂文化都不在我這里嗎？如果上天想讓文明斷絕，就不應該讓我得到這些文明的傳承，如果天不想讓文明滅亡，匡地的人又能怎麼樣我？”
孔子認為自己是文明薪火的承續人，是天賦予他肩負道統的使命，匡地的人是殺不了他的。由此想到孔子在陳國被圍時的情境，他面對氣勢洶洶，欲置其死地而后快的司馬桓魋時，慷慨激昂地說道：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能拿我怎麼樣？在危難關頭還能講出如此豪氣的話，可見孔子是有底氣的。這兩句話也是何等的相似，也說明孔子至始至終都認為他是帶著特殊使命而來的，這份使命既是他畢生的追求，也是他信仰的一部分，他是承接天命的人。
中國文化講“天命”，孔子在民心思變、社會動蕩的春秋末年游走在列國之間，他最終的目的并不是恢復周禮，在當時激蕩的環境下，唯有共同維護周禮才能扭轉失序的社會現狀，孔子就是那個力挽狂瀾的人。恢復周禮只是權宜之計，是最不壞的可行選擇。
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每個時代人的命運與抉擇，其中有一部分具有深厚家國情感的仁人志士，看到山河破碎、蒼生流離失所，自然會在內心有一種常人不具有的痛感。
他們會以大無畏的精神投入到救亡圖存的大道中去，為了國家的統一，人民的福祉而前仆后繼，永不言退，孔子無疑就是兩千多年前具有強烈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意識的一位往哲先賢。
往事越千年，在內憂外困的新局面下，時代賦予了國人新的使命，在風浪來臨、危險已至的緊要時刻，每個中華兒女在此刻都應思考自己的責任與使命。
國運即是人的命運，何以安身立命，是擺在每一個人面前的現實問題，逃避是無用的，唯有勇敢地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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