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5期）刊發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黨組書記、部長唐仁健題為《百年偉業 “三農”華章——中國共產黨在“三農”領域的百年成就及其歷史經驗》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百年偉業 “三農”華章——中國共產黨在“三農”領域的百年成就及其歷史經驗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黨組書記、部長 唐仁健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貫通歷史、現實、未來，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總攬，回顧第一個百年奮斗光輝歷程，展望第二個百年奮斗光明前景，深刻闡述“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根本要求，是一篇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是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進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動指南。“三農”問題一直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的一條重要線索，黨重視解決“三農”問題走過的百年歷程、取得的輝煌成就、積累的寶貴經驗，是黨的百年奮斗史詩的重要組成，是黨的初心使命最生動的詮釋。農業農村系統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認真總結、系統梳理黨領導做好“三農”工作的歷史，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把握歷史規律，汲取前進動力，接續拼搏奮斗，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中譜寫新的“三農”華章。
一、從百年黨史看，“三農”問題始終是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時期關乎全局的重大問題
在百年奮斗歷程中，黨一以貫之高度重視解決“三農”問題，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焦點和任務不同，但“三農”始終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這是由“三農”問題本身的一系列本質特性所決定的。“三農”問題具有政治性，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長期占大多數的國家，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重要力量，解決“三農”問題伴隨著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全過程，也必將伴隨現代化全過程。“三農”問題具有基礎性，農業是關系吃飯問題的基礎產業，農民是關系政權穩定的基本群體，農村是關系永續發展的戰略后院，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生產關系安排，農業農村這塊“壓艙石”如果稍有動搖，就會影響經濟社會大局。“三農”問題具有全局性，“三農”問題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方方面面，處理好工農城鄉關系，事關國家現代化全局。“三農”問題具有戰略性，構建新發展格局，農業農村可騰挪的空間、可投資的領域、可激發的動能都很大，新階段戰勝各種風險挑戰必須穩住農村這個大后方和根據地。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一時一地可能看得還不那麼清楚，但如果放在黨的百年歷史長河中，用大歷史觀來觀照，就能看得很明白。
第一，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工農聯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三農”為奪取革命勝利提供了重要依靠。
黨旗的圖案有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從最開始的洋鎬錘子、“犁頭旗”，再到鐮刀斧頭，最后定型為鐮刀錘頭。這個歷程，非常生動地反映了黨對于革命力量和革命路線認識的不斷深化。從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從城市暴動到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黨成功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式革命道路。
在黨的領導下，農民走上了歷史舞臺，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在舊中國，農民這個龐大的群體長期處于社會的最底層，是被剝削、被壓迫、很多時候也是被遺忘的群體。最典型的農民形象就是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愚昧保守、麻木不仁、逆來順受。近代以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也包括中共成立之初，都沒有把農民作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直到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逐步認識到，農民人口眾多、深受壓迫，具有強烈的革命要求，是中國無產階級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只有將工人與農民聯合起來，革命才有源源不斷的力量。早期共產黨人如李大釗，在1919年所作《青年與農村》中就對中國農民問題有了一些初步和樸素的認知，指出：“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因而，他號召：“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1922年，黨的二大提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首次闡述了農民與中國革命的關系。1926年9月，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中明確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指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早在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和彭湃等就舉辦了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廣東、廣西、湖南等省培訓了大批農民運動的骨干，同時各地紛紛建立農會，開展減租運動，農民被廣泛發動起來投身革命。在古田會議上，黨首次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通過思想教育、訴苦運動等，喚起農民的階級覺悟，成功地把一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把過去一盤散沙的農民變成了緊密團結在黨周圍的堅定革命力量。對于我們黨與農民關系結合得如此緊密，當時的鄉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曾經感嘆“鬼斧神工，奇妙絕倫”。
在黨的領導下，農村燃起了星星之火，成為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但當時黨還是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城市中心”模式，認為城市斗爭高于農村斗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主要目標就是奪取中心城市，最后都失敗了。1927年秋收起義后，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上井岡山，開創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革命武裝和工農政權，黨的工作重點逐步由城市轉入農村。隨后，贛南閩西、鄂豫皖、湘鄂西、陜甘邊等根據地像雨后春筍一樣創立并發展壯大。面對黨內一些同志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毛澤東指出，紅色政權的存在“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到抗戰結束時，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已有19塊，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解放戰爭時期，黨把農村根據地作為戰略大后方，立足農村、依靠農民，解放區越打越大，連接成片，最終奪取了全國勝利。
在黨的領導下，土地革命逐步廣泛地開展起來，成為中國革命的不竭動力。1925年10月，中共中央通過的《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指出，“如果農民不得著他們最主要的要求——耕地農有，他們還是不能成為革命的擁護者”，這是黨內首次提出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黨深入農村以后，如何發動農民、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的問題更加現實地擺在面前。1936年，毛澤東在會見美國作家斯諾時指出，“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黨在不斷的探索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條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先后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等，把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概無任何代價予以沒收，分配給勞苦的農民。毛澤東在尋烏、興國等地深入調查后，在第三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報告中，提出了“依靠雇農貧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與消滅地主”的完整土地革命路線。土地革命使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煥發出極大的革命熱情。毛澤東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參加，老大當農會糧食科長，老二當宣傳。幾個婦娘子都贊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債主逼債，逼得她們過不得年，她們聽得抗租、抗捐、抗糧、抗債，心里喜歡，故此贊成老大老二革命。”這非常生動地表明了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的關系。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黨改變了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實行減租減息。解放戰爭時期，適應斗爭形勢變化，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將土地政策調整為沒收地主土地。1947年，中央在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提出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并歸個人所有。到1949年6月，在解放區已有1億多農民獲得了3億多畝土地。1950年毛澤東明確指出：“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杜潤生曾直截了當總結道：“農民取得土地，黨取得農民。”
第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農業是工業化物質積累的主要來源，“三農”為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后，百廢待興、一窮二白，工業化起步遲、底子薄，又面臨國外的封鎖，只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毛澤東指出：“革命靠了農民的援助才取得了勝利，國家工業化又要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黨在這一時期是怎樣領導農民開展建設、支援國家的呢？
一是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把農民組織起來，開辟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設道路。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新解放區全面開展土改，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約3億無地少地農民無償獲得約7億畝土地。在向社會主義過渡過程中，黨認識到，土地改革只解決了反封建問題，沒有也不能解決小農經濟的落后、分散、生產率低下問題。毛澤東提出：“對于個體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搞互助合作，辦合作社，這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黨領導廣大農民開展互助合作，從以換工幫忙為主的互助組，到以土地入股分紅、重要生產資料私有為主的初級社，再到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統一經營的高級社。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占總農戶的87.8%，基本完成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在農村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度。到1958年，開始由高級農業合作社向人民公社邁進。雖然這一時期向高級社過渡過快，特別是實行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生產力發展實際，明顯走了彎路，但對當時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社會事業發展還是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人均預期壽命從1952年的35歲提高到1982年的68歲，文盲率下降到34.7%。與此同時，黨領導農民徹底消滅了長期把持鄉村政權的地主豪紳，改變了千百年來“皇權不下縣”的局面，使得政權完全深入到鄉村一級。從1953年下半年開始，第一次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農民通過豆選、圈名、燙香洞等方式，第一次擁有了選舉和被選舉權。
二是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為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提供了物質條件。黨把農業恢復作為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帶領廣大農民重整山河、改天換地，在艱苦條件下開展了大規模、大范圍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比如，針對當時水旱災害頻發的情況，毛澤東提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定要根治海河”。國家開展大規模水利建設，建成了紅旗渠、十三陵水庫等一大批防洪灌溉工程設施，很多現在都還在發揮作用。又如，針對農業科技落后的問題，1955年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提出，農業部門應該有計劃地將農業技術推廣站建立起來，到1956年就基本做到了一區一站。1958年，毛澤東親自總結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農業八字憲法”，作為促進農業增產的技術措施。1960年中央提出，從中央一直到公社的各級農業科學研究機構，凡是沒有建立的地方都應該及早建立起來。經過幾年努力，初步建立起農業科研、教育、推廣三大體系。再如，針對農業機械化的空白，1959年毛澤東指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我國農機工業從零起步，先后研制推廣了機耕船、水稻插秧機、水輪泵等，形成了大、中、小型拖拉機配套系列，到1979年農機總動力保有量達1.36億千瓦。
三是探索建立以農補工，主要依靠農村積累，為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和工業體系強化了基礎支撐。1953年，國家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大規模經濟建設迅速展開，城市人口迅猛增加，農產品需求大幅增長。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國家糧食出現40億斤缺口，糧食市場價格高于牌價30%至50%。為了應對這個局面，國家開始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在農村按照土地面積和質量等級征收公糧，在城里按照工作性質和年齡供應糧食，糧食開始憑票供應，后來列入統購統銷的農產品越來越多，最多時達到200多種。統購統銷緩解了糧食供需矛盾，維護了社會穩定，為工業化提供了大量物質資金積累。有專家測算，從1953年到1985年，通過統購統銷，農業累計為國家貢獻了約8000億元，相當于同期財政收入的30%。此外，農民還是工業品的重要消費群體，農村成為特殊時期吸納城市勞動力就業的重要空間，1968年至1978年共有上千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第三，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農村率先發起改革，“三農”為中國經濟騰飛發揮了重要助推作用。
中國的改革從農村率先取得突破，并由此形成了全面改革的大潮；經濟發展也是率先解決吃飯問題后，通過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獲得了空前的產業結構升級紅利和人口紅利。這一時期，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持續提升，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城鄉關系發生歷史性轉折，為開辟、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再次作出了貢獻。
一是小崗村“大包干”拉開了農村改革序幕，家庭承包經營制度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長期困擾中國人的溫飽問題得到穩定解決。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小崗村時指出：“當年貼著身家性命干的事，變成中國改革的一聲驚雷，成為中國改革的標志。”“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個簡單樸實的道理，在當時卻是驚天動地的創舉。1982年至1986年，中央連續出臺五個一號文件，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予以認可、推廣，并在政策上進行細化和完善。到1986年初，全國99.6%的農戶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生產關系的變革空前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許多地方一年見成效，幾年就大變樣。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得以確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得以形成，構成了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通過改革，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提升，歷史性地解決了吃飯問題，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1978年至1984年間，我國糧食產量連續登上6000億斤、7000億斤、8000億斤三個千億斤臺階。林毅夫曾經測算，1978年到1984年，作物產出增長的43.6%歸于生產率的提高，而生產率增長的94%歸于家庭責任制改革。2008年起，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穩定達到400公斤以上，到2012年，糧食產量達到1.22萬億斤，比1978年翻了一番。
二是取消統購統銷、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隨著改革后生產力的提高，農產品購銷體制和流通體制也逐步由計劃向市場轉變。1983年中央逐步縮小農產品統派購范圍，1993年全面放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購銷，糧票等退出歷史舞臺。1984年把“兩水”(水果、水產)價格放開，到2005年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價格和市場，農產品市場體系基本建立。廣大農民在取得生產經營自主權之后，又取得了產品交換的自主權，鄧小平稱這是邁出了相當勇敢的一步。
包干到戶把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國家放開政策允許農民搞工業、允許個人搞商品流通，鄉鎮企業乘勢而起，從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中擠出一條縫隙，成為推動我國市場化發展的一支勁旅。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改變了農村長期以來單一搞種養的格局，倒逼國有企業開始市場化改革，推動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全面轉變。
三是農村勞動力等資源要素為大規模快速工業化、城鎮化提供了物質保障。改革初期直至20世紀90年代，大量農村勞動力“離土不離鄉”，形成了就地轉移浪潮。90年代后，對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等活動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視性規定被逐步取消，在市場規律作用、利益機制驅動和城市文明感召下，億萬農民開始“離土又離鄉”，形成了農民工大規模跨區域流動的新浪潮，這不僅極大拓展了農民就業發展空間，更為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特別是“中國制造”的快速崛起，提供了亟需且寶貴的勞動力資源。此外，通過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低價征用、高價出售，還為工業化、城鎮化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和資金。以2004年為例，農民工月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鎮工人是1335元，雇用農民工每人每月可以省796元，以當時全國1.2億農民工計算，全年因雇用農民工而節省的開支就高達1萬多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增量，這還不包括福利、保險等方面的隱性節省。以2012年為例，國家轉為建設用地的農用地42.91萬公頃，若按全年出讓國有建設用地招標、拍賣、掛牌均價計算，共計3.73萬億元，相當于當年財政收入的三成多。
第四，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農村是全面小康的主戰場，“三農”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了重要貢獻。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講過一句很經典的話：“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又強調“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中央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帶領廣大農民群眾，向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聚焦發力，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億萬農民同全國人民一道邁入全面小康。
一是全力抓好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為經濟社會平穩發展提供堅實保障。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黨中央始終把解決好吃飯問題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經過多年探索，基本確立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明確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新糧食安全觀，工作中扎實推進“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完善糧食支持保護制度，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升。2020年全國糧食產量實現歷史性的“十七連豐”，連續6年產量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糧食供應鏈受沖擊，一度引發很大恐慌，國際農產品市場劇烈波動，但是我國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供應充足、價格穩定，風景這邊獨好。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給予充分肯定，認為對保持社會穩定“功不可沒”。
二是把消除絕對貧困作為底線任務，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完成全面小康的標志性工程。2012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到河北阜平考察扶貧開發工作，黨中央作出“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的莊嚴承諾，新時代脫貧攻堅的序幕由此拉開。8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關心扶貧工作，他強調：“40多年來，我先后在中國縣、市、省、中央工作，扶貧始終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我花的精力最多。”中西部22個省份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向中央簽署責任書、立下“軍令狀”，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同近200萬名鄉鎮干部和數百萬村干部一起奮斗在扶貧一線，各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8年累計投入近1.6萬億元，形成了五級書記抓扶貧、全黨動員促攻堅的局面。廣大貧困群眾跟著共產黨，艱苦奮斗、苦干實干。在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下，最終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歷史性任務，補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面臨的最大短板。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庫恩都不得不承認：“未來的歷史學家在撰寫我們這個時代的編年史時，其中一個特寫章節很可能就是中國的精準扶貧。”
三是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加快形成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推動，2016年在小崗村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先后主持召開了中央深改組和深改委會議58次，其中有26次審議農村改革重大議題，以處理好農民和土地關系為主線，全面深化農村改革。黨中央、國務院先后出臺《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等20多個文件，新一輪農村改革“四梁八柱”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在鞏固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礎上，穩步推進農村“三塊地”改革試點，重點培育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健全農業支持保護體系，為新時代農業農村發展增添了新動能、新活力。
這一時期，黨指導農村改革有多方面理論和實踐創新。比如，推進農村土地“三權分置”。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武漢農村產權交易所時指出：“深化農村改革，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要好好研究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者之間的關系。”同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正式提出推進“三權分置”。這是對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農村土地“兩權分離”的重大發展，是黨的“三農”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在世界土地制度史上也具有全新的非凡意義。以“三權分置”理論為指導，我們還在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和使用權的有效實現形式。再比如，城鄉發展“兩個規律”理論。2018年9月，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現代化進程中，城的比重上升，鄉的比重下降，是客觀規律，但在我國擁有十三億多人口的國情下，不管工業化、城鎮化進展到哪一步，農業都要發展，鄉村都不會消亡，城鄉將長期共生并存，這也是客觀規律。”這是繼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兩個趨向”后的又一重大判斷，為從根本上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難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和實踐依據。
四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縮小城鄉差距，讓鄉村盡快跟上國家發展步伐。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對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確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總目標、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制度保障，系統闡釋了堅持走“七個之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提出推進“五大振興”。2020年以來，又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出一系列新的部署要求。黨和國家制定出臺多個中央一號文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共同構成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四梁八柱”。
回首百年征程，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黨領導億萬農民譜寫了“三農”的時代華章，實現了翻身解放、解決溫飽、擺脫貧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有三組數據變化極具代表性和說服力。
其一，糧食產量從3000億斤到1.3萬億斤。3000億斤是1936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這是新中國成立前糧食產量最高的年份，到1949年降到2263.6億斤，人均209公斤。2020年糧食產量為13390億斤，人均474公斤。我們用占世界9%的耕地、6.4%的淡水資源，解決了占世界近20%人口的吃飯問題。
其二，農民年人均收入從44元到17131元。根據聯合國統計，194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絕大多數人都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當時我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是44元，1978年增加到134元，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民年人均收入增速連續快于城鎮居民，2020年達到17131元，提前一年實現比2010年翻番的目標，城鄉居民收入比降低到2.56∶1。尤其是全國建檔立卡貧困戶人均純收入增加到2020年的10740元，如果再算上“兩不愁、三保障”，遠遠高于世界銀行的國際極端貧困標準。
其三，恩格爾系數從90%到32.7%。90%是1949年我國農民的恩格爾系數，現在已經降至32.7%。按照聯合國的標準，中國農民已經從貧窮邁進了相對富裕階段。農民收入和恩格爾系數的一升一降，看似小數字，實則大變化。同期，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也得到極大改善，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村流行的現代化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干活不用牛、點燈不用油”，到具備條件的建制村全部通電、通光纖和4G網絡，從曾經高達80%的文盲比例到義務教育全面普及，從缺醫少藥到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全覆蓋，這可不是小事情，2020年以前，美國有2800萬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
這些歷史性成就、歷史性變革，為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提供了有力支撐，激勵引導廣大農民群眾始終團結在黨的領導下，堅定不移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從勝利走向勝利。現在，農業農村發展已經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看，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這是繼“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之后，把鄉村振興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聯系到一起的重要論斷。“三農”問題始終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三農”要發揮“保供固安全、振興暢循環”的基礎支撐作用。保供固安全，就是要在統籌發展與安全的大局中，壓實農業穩產保供這塊壓艙石，穩固國家安全。振興暢循環，就是要在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格局中，挖掘農村消費、投資巨大潛力，打通城鄉經濟循環的堵點卡點，為暢通國內大循環擴容提速。展望未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藍圖已經繪就、前景十分廣闊，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的美好愿景必將成為現實，“三農”一定會在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偉大征程中再次譜寫濃墨重彩的光輝篇章。
二、從大歷史觀看，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我們要堅持用大歷史觀來看待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是對我們黨、國家、民族與“三農”關系的深刻論述。早在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農村改革座談會上就指出，很多問題要放在歷史大進程中審視。這充分體現了習總書記一以貫之的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深刻揭示了“三農”與我們黨、國家、民族內蘊的血脈關系和內在的本質聯系。
第一，我們黨最早就是一個農民成分占比重最大的黨，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就得在“三農”上找尋答案。
一是從血緣關系看，長期以來，我們黨多數黨員來自于農村農民，始終與“三農”有著割不斷的情感聯系。在廣州中山四路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內，有一面寫有“農為黨本”的鮮艷紅旗，旗的左右各有一列小字，右邊是“三區北滘鄉農民協會成立”，左邊落款是“雞洲鄉農民協會祝賀”。這是1925年至1926年間，順德北滘鄉農民協會成立時，順德雞洲鄉農民協會贈送的。順著讀“農為黨本”，表明了黨的性質；反著讀“本黨為農”，昭示了黨的宗旨。最早在我們黨和黨員心目中，黨與“三農”就是這樣的關系。1926年，毛澤東出任《中國農民》雜志主編。正是在這些群眾組織和理論儲備的基礎上，到1928年黨的六大召開時，農民在黨員總人數中的占比由黨的五大時的18.7%上升到76.6%，工人占比由50.8%下降到10.9%。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農民一直是中共黨員的主要組成部分。井岡山時期，邊界各縣的基層黨組織里，黨員幾乎全部是農民。1949年下半年，在326萬多地方黨員中，農民出身的占83%。農民也是人民軍隊的主要來源。1934年4月，中央蘇區紅軍農民出身的占到68%。解放戰爭時期，僅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就有160多萬翻身農民參加人民解放軍。我們的黨旗、黨徽上已經烙下了厚重的“三農”印記，黨在血緣上天然地與農民有著血濃于水的骨肉聯系，在血脈中自然流淌著與農民同根同源的精神基因。不管我們走到哪、走多遠、飛多高，都不能忘記農業這個本、農村這個根、農民這個源。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指出：“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我們馬克思主義的書讀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只有深刻理解了這些道理，才能夠牢記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到哪里去。
二是從性質宗旨看，我們黨是無產階級政黨，始終以維護群眾利益為己任。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對農民惦記最深、操心最多。無產階級政黨的屬性決定了黨在任何時候都必須為絕大多數人民謀利益，而不是為少數人謀利益。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一百年來，農民長期占國民的大多數，也是最弱勢的群體，這就決定了黨在任何時候都要把“三農”擺在重要位置，把農民利益放在突出地位。從打土豪分田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夢想，到取消農業稅、解開農民身上的千年枷鎖，再到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擺脫貧困的千年夙愿，無一不是維護好、發展好、實現好農民利益的具體體現。比如，取消農業稅。當時關于全面取消農業稅的爭議很大，一些人堅持認為，哪怕就交一兩塊錢，皇糧國稅的觀念也不能沒有。這種認識看似有道理，實際上是不成立的。農民納稅可以通過別的稅種來體現，西方國家對農業實行補貼政策，農業已實現凈流入。如果不采取這一徹底改革的辦法，農民的負擔減而不盡、降而又升的頑癥就無法根除，黃宗羲定律就會周而復始。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廢止，農業稅這個具有2600多年歷史的古老稅種宣告終結，這是工農關系調整的一個重大轉折，也是黨為農民謀利益的生動體現。再比如，打贏脫貧攻堅戰。一些西方國家對此抱有偏見，認為中國是依靠政治力量、行政力量，拿錢解決貧困問題。事實上，用非市場的手段解決貧困，恰恰體現了中國的體制優勢。完全依靠市場調節，弱勢群體利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這是市場經濟的缺陷所在。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即使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2017年貧困人口比例仍為13.4%、大約4200萬人，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和政黨的性質決定了他們不會也不可能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去干扶貧這種“虧本買賣”。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國共產黨為農民謀利益的實踐和事實，才能更好領會黨的性質和宗旨。
三是從執政根基看，我們黨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始終把農民作為最可信的依靠力量。中國的農民是最知足、最懂感恩的群體。一百年來，黨帶領廣大農民實現了從封建專制到人民民主、從一盤散沙到團結和諧、從積貧積弱到全面小康的巨大轉變，農民始終是黨執政最堅實的根基。毛澤東指出：“中國的貧農，連同雇農在內……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革命年代，以農民為主體的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在缺衣少糧的情況下之所以能打敗裝備精良的敵人，最根本的原因是這支隊伍對黨絕對忠誠，為了人民解放即使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建設時期，廣大農民毫無保留、竭盡所能支持國家建設、支持工業化發展。過去打江山，我們主要靠農民，現在守江山，還要繼續堅定不移依靠農民。只有深刻理解了農民與黨的深厚感情，才能更好領會依靠誰的問題。
第二，我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業大國，更好理解我們這個國家就得在“三農”上捋清邏輯。
一是從糧食安全看，吃飯是天大的事，關系到生命安全、生存安全，是最基礎最重要最根本的安全。“車輪子”與“餓肚子”不是一回事。車輪子沒有了，可以不開車或少開車；餓肚子，一天、一頓都不行。古往今來，饑荒饑餓往往伴隨著動亂，伴隨著王朝和政權更替。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杜魯門的信中說：“在形成現代中國之命運中，有兩個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個因素是中國的人口，在18至19世紀期間增加了一倍，因此對于中國成為一種不堪重負的壓力。(近代史上)每一個中國政府必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政府是成功的。”南宋時中國人口達到1億，清朝時增長到4億，如果不是引進了玉米、土豆和紅薯等作物，這麼多人口是養不活的。1994年，美國經濟學家布朗專門寫了一本書《誰來養活中國人》。不管是政治家還是經濟學家，都對中國的糧食問題極為關注。這表明糧食問題不僅對中國很重要，而且對世界很重要。如果解決不好中國十幾億人口吃飯的問題，國際糧食市場就會大亂。在糧食問題上，我們一旦出事，就會被卡脖子，甚至一劍封喉。確保糧食安全始終是“三農”工作的首要任務。這幾年世界谷物產量總體增長，但是為什麼國際糧價漲這麼厲害？一方面與美國等量化寬松放水有關系；另一方面主要是預期不好，各國都捂緊自己的糧袋子，不會輕易把糧食出口給別人。這就導致全球饑餓人口在不斷增多，2019年增加了1000萬，2020年受疫情影響再增1.32億。所以，糧食生產年年要抓緊，面積、產量不能掉下來，供給、市場不能出問題。
二是從國情農情看，大國小農、農民眾多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小規模家庭經營是農業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畝三分地是我國人地資源關系的真實寫照。2016年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約有2.07億農業經營戶，小農戶數量占98.1%，占農業從業人員的90%，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如果全國農戶平均土地經營規模擴大到100畝，18億畝耕地只需要1800萬農戶，那其他近2億農戶、數億農民干什麼去？小農戶的演變是一個長期的自然過程，即使到2035年城鎮化率達到70%，全國仍將有4億多人生活在農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小農戶眾多并將長期存在，這是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長期面對的基本現實，也是中國現代化不可選擇的歷史起點。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把小農生產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實現小規模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有機銜接不是一項具體工作，是農業農村改革發展的目標和方向，是農業農村現代化要解決的突出難題。改造小農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這個問題上，必須保持歷史耐心。要妥善處理好發展小農和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的關系，扶持小農、改造小農、帶動小農，將其逐步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
三是從戰略全局看，農村是戰略后院，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這麼多年來，我國之所以能夠實現經濟長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保持穩定這“兩個奇跡”。其中一個重要基礎性支撐因素，就是“三農”壓艙石穩住了。我國有約2.9億農民工，在城里穩定落戶的有1億人，其他近2億人還在城鄉間流動，之所以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問題，關鍵是因為農民在老家還有塊地、有棟房，回去有地種、有飯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實。這是我們國家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國城鎮化道路的特色所在。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2000多萬農民工回鄉，去年疫情期間，有近3000萬農民工返鄉留鄉，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人數，但是沒有出大的亂子，原因在哪？根本原因在于他們在城鄉之間進退有據。反觀印度，貧民窟是怎麼來的？1995年印度1畝地約賣4萬人民幣，10畝地就是40萬，這對于農民來說太有吸引力，就趕緊把地賣完進城，但最終只有少數人能在城市立足，大部分人錢花完了、地又賣了、根也拔了，想回農村也回不去了，只能聚集在城市貧民窟里。到現在，孟買等大城市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還住在貧民窟。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基本制度必須長期堅持，對農民進城也要保持歷史耐心，保留他們在鄉村的根。這種制度安排，現在看不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而是有道理的根本之策；不是短期偶然的過渡選擇，而是長期必然的固有形態。
四是從未來發展看，農業多種功能、鄉村多元價值將更加凸顯。隨著現代化建設持續推進，農業占比縮小、農村人口減少是必然趨勢。那為什麼說“三農”依然極端重要呢？道理就在于農業之于整個國民經濟，好比芯片之于工業，產值比重不一定高，但“卡脖子”功能重要、不可替代。何況農業除了食品保障功能外，還有生態涵養、休閑體驗、文化傳承等功能，而且越往后，現代化越推進、經濟越發展，農業多種功能、鄉村多元價值在經濟社會中的地位越重要、在上升。這從理論上回答了為什麼在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三農”依然極端重要的問題。
第三，中華民族主體是農耕民族，更好理解我們這個民族就得在“三農”上追根溯源。
一是農耕文明決定了我們民族的基因，這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的根脈。在綿延上萬年的農業發展歷史長河中，炎黃子孫種五谷、養六畜，農桑并舉，耕織結合，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東方農耕文明。中華民族在長期的農耕實踐中，將對大自然規律的認識應用在國家治理和個人社會行為規范上，構建了極具中國特色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規范，為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發展壯大植入了強大的農耕基因。在古老的農耕時代，自然災害多，勞動工具差，要獲得豐收就得團結起來戰天斗地。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民族培養了吃苦耐勞、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精衛填海等神話傳說就是生動反映。農業耕作、治理水患需要多人協作，所以人們往往聚族而居，講求集體主義，形成了團結協作、守望相助的集體意識，都江堰、鄭國渠等都是集體勞動的結晶。隨著農耕文明的規模擴大，在協調各族群關系和事務的過程中，炎帝、黃帝等聯盟首領應運而生，到周朝時進一步形成天下共主的格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就鑄就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家國情懷、民族認同的大一統思想，到現在大多數中國人仍以炎黃子孫自稱。這些寶貴財富，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綿延不絕的深厚滋養，也是我們在世界民族之林能夠站穩腳跟的強大根基。
二是農耕文明影響著我們民族的品格，這是中華民族兼容并蓄、永續發展的密碼。農耕文明起始于動植物的馴化，是人與自然共生、親和的偉大實踐，在這個過程中，必須高度依賴和十分珍惜自然環境、生態資源，由此我們的祖先形成了寶貴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學思想，這也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節用發展理念。像云南哈尼梯田、江蘇興化垛田、浙江桑基魚塘、新疆坎兒井等，都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典范，農歷、二十四節氣、間作套種、精耕細作農藝制度等都是認識自然規律、遵從自然規律的結果。在中華大地上，農耕民族、游牧民族、漁獵民族在相互交往中錘煉出包容寬厚、共融共生的性格特質，孕育出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東方智慧，不斷吸納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多年從未中斷，就是因為有這樣的韌性和包容性。
三是農耕文明鑄就了我們民族的自信，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再創輝煌的底氣。中國是世界農業三大起源中心之一，目前中國栽培作物有840多種，其中約420種起源于中國。以神農嘗百草、后稷教人稼穡、伏羲開創畜養、嫘祖發明養蠶、大禹治理水患等為文明發端，中華民族形成了以精耕細作和生態循環為特征的農耕體系，技術水平和文明程度在工業革命前長期領先世界。比如，水稻起源于我國長江流域，中華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水稻育苗、品種選育等關鍵技術，在江西省萬年縣水稻種植考古發現，中國水稻種植歷史可以追溯上萬年，當地優質稻良種仍保留著原始野生稻的植物特性。又比如，耕讀傳家、父慈子孝、誠信重禮等中華文明禮儀都根植于農耕文明，成為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道德追求和公序良俗。目前，聯合國糧農組織共認定62項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2012年以來，我國分5批認定了118項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涉及28個省份、126個縣市，其中15項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數量居全球第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們民族要復興，就要從中華農耕文明汲取營養、增強底氣，形成堅定的文化自信，再創中華文明新的輝煌。
三、從百年黨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斷開創“三農”事業發展新局面
歷史證明，在不同歷史時期，正確認識“三農”問題并制定正確的政策，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順利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領導“三農”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中，黨形成了既富有時代特點、解決當下問題，又一脈相承、不斷發展創新的“三農”理論。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論斷，進一步豐富發展了黨的“三農”理論，為“三農”事業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學習黨史，就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重要論述，從百年來黨解決“三農”問題的發展歷程中，總結經驗、汲取智慧、獲得指引，更好地指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就對“三農”工作提出了“五個務必”的明確要求，收錄在《之江新語》中，這是立足實踐對黨解決好“三農”問題經驗啟示的深刻總結，對當前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一，務必執政為民重“三農”，切實加強黨對“三農”工作的全面領導。
黨管農村工作，是黨的優良傳統，也是我們最大的政治優勢。從黨的百年歷程看，什麼時候“三農”問題得到重視、解決得好，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就好，各方面工作就主動；反過來被忽視、解決得不好，經濟社會大局就會受影響，全局工作就被動。新階段新征程，“三農”工作仍然極端重要，須臾不可放松。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黨管農村工作的傳統，堅持不懈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加快健全黨領導農村工作的組織體系、制度體系、工作體系，壓實各級黨委抓鄉村振興的政治責任，推動形成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工作格局。要發揮各級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牽頭抓總、統籌協調作用，健全議事協調、督查考核等機制，完善黨委農辦、農業農村部門、鄉村振興部門工作運轉機制，建設政治過硬、本領過硬、作風過硬的鄉村振興干部隊伍，全面提高黨領導農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研究鄉村振興工作推進機制問題，落實《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和《鄉村振興促進法》要求，借鑒脫貧攻堅成功經驗，建立健全相關制度。
第二，務必以人為本謀“三農”，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縱觀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是貫穿始終的工作路線。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指出，土地革命“無論如何不能以威力實行，不能由上命令，必須向農民各方面來解釋這個辦法，僅在基本農民群眾愿意和直接擁護之下，才能實行”。從那時起黨就認識到，只有把農民的利益擺在突出位置，自下而上發動農民群眾，才能凝聚最廣泛的力量。黨從一開始就對這個問題看得很透徹、很清晰，這段話到現在仍然具有指導意義。我們現在很多工作都還沒有做到、沒有遵循這一點。比如，農村改廁，有些地方自上而下強推，好心辦壞事，建好的廁所不能用、不好用，成了“鬧心工程”。再比如，近年來有的地方在推行合村并居過程中搞“一刀切”，想辦好事但沒尊重農民意愿，侵害了農民利益。傳統村落保護問題需要重視。農耕文明集大成的物質載體就是古村落、古民居。如果這些現實載體沒有了，今后就只能到文獻、書畫、數字化影像里去尋找。所以要把古村落、古民居保護提上重要議事日程，設置必要的前置審查、專家評估、法律約束等。在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上，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大躍進”，必須以民為本、尊重意愿，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依法依規、穩妥慎重，把握好各項工作的時度效。鄉村建設是為農民而建，鄉村振興也是為農民而興，必須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要堅持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廣大農民成為鄉村振興的參與者、建設者和受益者。針對一些地方出現的急于求成、“一刀切”、劍走偏鋒等問題，要進一步理清思路、細化舉措，提出防范和改進措施。認真落實“為農民而建”的要求，改變過去自上而下定指標、壓任務的方式，采取自下而上、幾上幾下的機制，尊重農民意愿，照顧農民感受，顧及農民需求，寧可穩一點，也要準一點，把好事辦好、實事辦實，確保經得起歷史和群眾的檢驗。
第三，務必統籌城鄉興“三農”，牢固樹立跳出“三農”抓“三農”的大局意識全局觀念。
回顧黨的百年發展歷程，科學認識、正確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始終是一個具有全局意義的重大問題。從實踐來看，城市、鄉村是密切聯系、協調聯動的，解決鄉村的問題有時候要到城市想辦法，解決城市的問題有時候要到鄉村找出路。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強調“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新階段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要著眼全面現代化全局，立足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這一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把農業的發展放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統籌考慮，把農村的繁榮進步放到整個社會進步中統籌規劃，把農民的增收放到國民收入分配的總格局中統籌安排，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對城市的支撐作用，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在規劃上要做到城鄉一體謀劃，把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切入點，統籌規劃產業發展、人口布局、土地利用、生態保護、城鎮開發、村落分布等，形成城鄉融合、區域一體、多規合一的規劃體系，實現縣、鄉、村功能銜接互補。這是落實城鄉融合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舉措，聯城帶鄉在縣域最具現實可行性。在產業上要堅持城鄉統籌布局，抓住“糧頭食尾”“農頭工尾”，發展產后加工儲運等，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促進農民就近就地就業增收，持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設施上要重點補上農村水、電、路、氣、通信、物流等設施短板，改善農村人居環境，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在服務上要優化農村基礎教育布局，提升農村醫療衛生水平，增強農村社會保障能力，不斷增進民生福祉。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提出城鄉融合目標時一定要注意精準、恰如其分，既要有大的改善，明顯縮小城鄉差距，又不能喊吊高胃口、不切實際的口號。
第四，務必改革開放促“三農”，不斷為鄉村全面振興添活力強動力增后勁。
回顧建黨以來黨領導“三農”發展的歷程，重大革命、變革、改革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以沒收土地、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為核心的土地革命，極大調動了農民跟著共產黨干革命的積極性；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奠定了牢牢端穩中國人飯碗的制度基石；以全面取消農業稅、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為標志的城鄉統籌發展，扭轉了城鄉差距加速擴大的勢頭。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部署、系統推進農業農村改革，一些長期制約農業農村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得到破解，為農業連年豐收、農民連續增收、農村持續穩定提供了堅強制度保障。當前，“三農”工作重心已經歷史性地轉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廣度、難度都不亞于脫貧攻堅。現在面臨的形勢更復雜、矛盾更集中、任務更艱巨，必須繼續用好改革創新這一法寶。要加快構建小農戶和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健全鄉村振興要素投入保障和工作推進機制，推動鄉村振興體制機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要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不變的基礎上，通過兩個“三權分置”改革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等建設，探索土地經營權流轉、農業經營方式等方面的多變和多樣，促進農村土地資源合理優化配置，使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始終充滿活力。要堅持市場化方向，健全農產品市場體系，完善農村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暢通農村土地、資金、人才、技術等要素流通渠道。加快推進農業對外開放，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一帶一路”為重點，深化農業雙邊、多邊區域合作，拓展重要農產品多元進口渠道，構建長期穩定、互利共贏的國際農業產業鏈供應鏈。
第五，務必求真務實抓“三農”，把握規律因地制宜扎實穩妥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求真務實是黨一以貫之的科學精神和工作作風，黨領導“三農”工作的很多重大歷史事件都鮮明體現出這一點。比如，農村改革起步時爭論很多，一些人從“姓資姓社”的角度評價包產到戶，要求一禁了之，正因為黨順應農民意愿和生產力發展實際，才使得家庭承包成為現在農村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脫貧攻堅戰中，黨始終堅持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在扶持對象、項目安排、資金使用、措施到戶、因村派人、脫貧成效等方面都精準，保證了脫貧攻堅成果真實可信，經得起人民和歷史檢驗。現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依然沒有現成的、可照搬的經驗，道路怎麼走，工作怎麼抓，還得靠我們自己去探索。要做到不走偏不走樣，很重要的就是兩條：一是依法依規，嚴格依法辦事；二是求真務實，聽基層呼聲、看基層創造。只要把這兩條把握好，就不會有大的問題。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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