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所有成功學意義上的標準去衡量蔡磊，他都是一個能夠掌握話語權的人。
他曾在世界龍頭地產集團擔任高管，后又出任京東副總裁。他推動了中國互聯網財稅事業的發展，曾開出國內第一張電子發票。北大、清華、人大等高校請他做客座教授。前兩年，他還結了婚，妻子是北大醫學院的碩士，他們育有一個可愛的小孩。
但在他41歲這年，他確診了肌萎縮側索硬化癥（ALS），俗稱漸凍癥，位列世界五大絕癥之首。在全球范圍內，這種疾病至今沒有任何一例病人被成功治愈，無藥可醫。多數病人都會在3至5年內迎來生命的終結，當運動神經元凋亡到無法再支撐心肺功能的地步，他們會經歷呼吸衰竭而死去。
在過去幾十年的人生中，蔡磊用知識、勤奮、超乎常人的熱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但這一次他為自己攬下的，是個困難到幾乎無法完成的任務：他要找到能夠治愈ALS的新藥。
這是一場人與死亡之間的戰爭，進度條只剩下幾百天。他不去環游世界，數著日子熬夜工作，和全世界最前沿的科學家建立聯系，拿起互聯網人的武器，打破既有的藥物研發壁壘，鏈接起所有可以運用的資源。
蔡磊
有同樣患病的朋友問他，為何不放緩些自己的腳步，“（這是）尖端難題，世界級別的，恐怕外星人才能解決”。他的回答是：“不難的事情，做起來沒意思。”
在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樂觀背后，是一個殘酷的、極有可能落敗的生存故事。但此舉成敗，牽涉到的是幾萬個同樣患病的家庭，蔡磊決定為自己奔走，也為成千上萬人奔走。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命運正緊握在自己手中。
與絕癥相逢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神經科主任樊東升給出診斷結論時，比其他任何醫生都更加斬釘截鐵，他告訴蔡磊，你患上的是肌萎縮側索硬化癥，只有這一種可能性，其他可能的疾病目前都已經排除了。
蔡磊開著玩笑問他，那我就是快死了？樊東升在桌上用雙手比劃出一段20厘米左右的距離，他說，“你的生存期有這麼長”，然后將手的距離合攏，只剩下一小截，接著說，“現在還有這麼長”。
這是2019年9月，距離蔡磊的身體開始出現異常已經過去了一整年。
起初，他感受到左手手臂上的肌肉在跳，更準確點形容，是肌肉速顫，晝夜不停。但這并沒有引起他的警覺，他是國內某互聯網大廠的副總裁，主要負責財資方面的工作，同時期，還帶著集團的4家創業公司。此前的六七年間他幾乎都沒有去過醫院，他覺得，那太花費時間。
左手肌肉開始萎縮，蔡磊穿衣服越來越難
就這樣拖上小半年，情況不見好轉，直到第二年的2月，他決定去協和醫院看看。神經科主任醫師劉明生看了他的肌電圖檢查結果，并未明確給出答案，只說，你這病不太好。劉明生問他有沒有時間住院，蔡磊說，目前住院是不可能有時間的，于是醫生就讓他回去。
“你不開點藥嗎？”蔡磊問。但劉明生說，不用開，回家吃點維生素B就行。當時蔡磊心中還挺高興，心想沒什麼大問題。
要很久之后，他才能意識到，當自己的身體開始出現肌肉速顫的癥狀，就已經意味著體內的運動神經元嚴重凋亡，肌肉已經以幾乎不可逆的趨勢開始萎縮。
這是肌萎縮側索硬化癥（ALS）的起病表征，這種俗稱為“漸凍癥”的罕見病，位列世界五大絕癥之首，尚未發現明確的以供檢測的生物標志物，誤診率極高。醫生若非足夠有經驗，不敢輕易給出病人明確的診斷結果。
在協和醫院求醫無果后，蔡磊先后去不同的醫院接受過多次診斷，直到他找到樊東升，住院進行了一系列完整的疾病篩查，排除所有其他可能性后，才得到了最確切、也是最糟糕的結論。并且，樊東升告訴他，ALS這種疾病，算是無藥可醫。
國際上唯一認可的藥物是一種名為“力如太”的小藥片，一盒4000元左右，可以吃一個月，據說能夠延長患者3個月的存活期，但根本無法治愈ALS，也完全不能阻止運動神經元的凋亡。
這是2019年9月，蔡磊41歲，命運從此駛離正常的航道。起初，他和所有的絕癥患者一樣，不敢相信醫生的結論，無法接受自己的命運，此后長達半年的時間里，他都嚴重失眠，就算入睡，也會反復醒來。
蔡磊在接受火灸治療
算命先生說他八字中五行缺金缺水，所以受此劫難，先生點化他，讓他改名蔡潤謙。風水大師也算上一卦，讓他搬離了原本的家。他曾嘗試朋友們推薦的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治療，注射昂貴的進口藥，高燒上39度。或者去嵩山少林寺拜訪點穴大師，天天做經絡推拿。
但一種不甘的情緒也同時出現。
他起初不愿意和其他病患做朋友，不想將自己納為邊緣群體的一員，他心里琢磨的是，“我蔡磊，我還得干大事”。曾經，他和別人競爭做業務的時候，會對人家說，你不要做，你做不過我。對方問為什麼，他說，“因為你要命，我蔡磊不要命，你拼不過我”。
如今，換做死亡這個競爭對手站到了他的對立面，在不安之余，他的狂妄與不甘，以及被他自己形容為“瘋狂”的熱情，又再次被激發出來。
確診后，他找來國內外所有關于ALS的學術論文，達1000多篇，逐篇逐句閱讀。為了提高閱讀速度，他找到了趁手的工具。就這樣看了好幾個月，連犄角旮旯里的信息也不放過，試圖從中找到可以救命的方法。
2019年11月，確診兩個月后，他著手搭建成立北京愛斯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20年的工作經驗形成的慣性拉扯著他，讓他不顧家人的反對做出了決定，要以醫療科技公司為陣地，為攻克ALS找到真正有效的藥物。
蔡磊與俞夢孫院士
妻子段睿想讓他放下一切工作，去游山玩水，多陪陪家人，但他不愿意。在這個世界上，蔡磊說他只相信自己，只有自己才有可能救自己的命。在他和死亡之間，一場無聲的戰爭已經打響。
他估算著，如果自己剩下的時間還有三年，要是能在兩年半以內找到新藥，他就能贏。
敵人，ALS首先，來認識一下敵人，ALS。
作為國內該領域資質最深的專家，樊東升是在偶然的情形下開始同這種疾病打交道的。
世紀之初，他所在的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骨科，是全國做頸椎病治療最好的醫院，但有個奇怪的現象是，一些被診斷為頸椎病的患者在做完手術以后，病情仍然無法緩解。手術流程沒有問題，但這類患者的情況卻還有可能持續惡化。后來他們才發現，這類患者得的并非頸椎病，而是罕見病ALS。
當時，正是樊東升攻讀研究生期間，在確定論文選題時，骨科教授從臨床角度給他提出問題：“你能不能告訴我，如何判斷這個病很可能是你們的病（ALS），而不是我們的病（頸椎病）？”
盡早作出鑒別，才能避免骨科醫生錯誤地給患者實施手術，頸椎病手術不僅會延誤ALS的診斷，甚至可能加速病情的發展。
因此，整個研究生期間，樊東升最主要的課題就是鑒別ALS，后來他發現，通過肌電圖檢測等手段，能夠有效地將二者區分開來，檢測準確性能達到98%以上。
但當時，國內對于這種疾病的認識極其有限，直至今日，能夠準確地診斷ALS的醫生，仍是寥寥無幾。
它的確太過未知，也過于復雜。在英國，ALS更常被稱作運動神經元病，從字面上理解，就是運動神經元凋亡導致的疾病。運動神經元病有一個廣義的疾病譜系，囊括了平山病和肯尼迪病、脊髓性肌萎縮癥（SMA）、狹義運動神經元病三種類型。而狹義運動神經元病，又有好幾種不同的分型。
蔡磊的左手、左臂、肩部、背部等肌肉如今已經嚴重萎縮，他的左臂只能無力地懸垂在身體一側，手背浮腫著，看不出關節的紋理。而右手肌肉也漸漸開始了同樣的萎縮進程。接受采訪的中途，他還需要戴上呼吸機，以降低心肺負擔。
蔡磊的左臂只能懸垂在身體一側
他已經不再穿帶鞋帶的鞋子，不再穿西裝和需要系皮帶的褲子，發消息常發語音，或者用語音轉寫成文字。有次他受邀出席一場會議，落座后，想請隔壁座的女士幫他擰開礦泉水的瓶蓋，對方卻誤以為是蔡磊“欺負”自己，他只好向人家賠禮解釋說，“抱歉，我手不好”。
生于1960年的舒白患上的是ALS最經典的一種分型。2018年，她左臂起病，2019年5月，在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確診，2020年11月，她還能走路，但就在那時候，摔了一跤，從此再也站不起來。
如今，舒白只能坐在輪椅上，她可以自己用勺子進食，但已經喪失了除此以外的其他自理能力。丈夫和保姆共同照顧她，夜里睡覺，舒白要靠他們為自己翻一次身。接受采訪的全程，她都必須戴著呼吸機供氧。
病友里還有病情進展更加兇猛的。王瑾的丈夫今年40歲，從2020年7月發病至今僅僅過了一年，就已經開始出現了呼吸問題。還有位38歲的企業家，發病9個月，已經四肢癱瘓、生命垂危，前段時間的某天夜里，他的血氧飽和度一度降到92%，無法進行自主呼吸。
人體的肌肉由神經元支配，當神經元開始凋亡，肌肉無法再運動，很快就會萎縮。在3到5年時間內，病程發展到后期，人的身體會變得像一支融化的蠟燭，心肺功能無法得到肌肉的支持，必須將氣管切開，依靠呼吸機維持生命，如若不然，則會呼吸衰竭而死。
蔡磊在接受點穴按摩治療
在蔡磊建立的多個微信群內，已經有數千名ALS患者聚集到一起，他們每天都在見證死亡的發生。有時候，群內會有病友親屬告知親人的死訊，或者，當有人開始轉賣呼吸機時，就意味著，又一個人從世界上消失了。
2003年前后，由樊東升所在的北醫三院牽頭，成立了專門研究ALS的多中心協作組，最初共有4家醫院參與協作，發展至今，已有100多家醫院參與其中。他們也正在推動ALS的新藥研發，但這條道路仍然十分艱險。
美國細胞治療公司BrainStorm從2001年開始就致力于通過NurOwn干細胞療法探索治愈ALS的途徑，他們曾是最受患者期待的公司，且研發的藥物通過了一期與二期臨床試驗，但就在2020年，第三期臨床試驗結束，實驗數據卻未能顯示出統計學差異，這意味著藥物對ALS沒有明顯療效。長達19年的干細胞藥物研發宣告失敗。
蔡磊記得很清楚，當天，BrainStorm股價暴跌70%，對于許多ALS患者而言，生存的希望就那樣像關燈一樣迅速地破滅了，“那一個星期，就死了不少病友”，蔡磊說。
互聯網，武器20年前，樊東升團隊找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幫忙設計了一套量表，以此為標準，不斷收集ALS患者的樣本數據。樊東升明白，想要更深入地了解罕見病，收集數據幾乎可以算作是最重要的一項工作。
想要建立更加完整的數據庫，他們必須每三個月對患者進行一次面訪或者電話隨訪，以更新病人的病情進程以及用藥效果。這項工作耗時費力，且經費不足，樊東升只能讓學生來幫忙做，付給他們勞務費用。
在20年的堅持之下，他們幾乎收集到了全世界體量最大的ALS樣本數據。但樊東升也逐漸意識到，這套量表不甚精密。而且，三個月一次的隨訪頻率，并不便于及時觀察患者的變化情況。
蔡磊的出現，帶來了一柄極為重要的、足以突破瓶頸的利器，即，互聯網。
自稱“互聯網老兵”的蔡磊，在四處尋醫問藥無果后，產生了強烈的疑惑，為何大多數醫院都沒有自己的患者數據庫？醫院與醫院之間，信息互不流通，罕見病病例又較少，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進行疾病研究和新藥研發？
他幾乎本能地意識到，大數據庫的建立，是解開ALS疾病密碼的鑰匙。2019年11月的那次創業，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通過北京愛斯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他成立了一個名為“漸愈互助之家”的信息聚合平臺，所有ALS患者，均可通過這個平臺，自主上傳完整的病情信息，并且能夠實時更新用藥效果和病程進展。
當時，蔡磊想要建立的數據庫，不僅要考慮各種選項存在的可能性，還要能夠橫向打通，與醫保中心的標準相銜接，以契合更加長遠的診療規劃。樊東升為他提供了一份量表，但那份材料更多要求醫生協助患者進行測評，而蔡磊想要的，是患者自己或者由家屬協助就可以進行自評自測的指標。
恰好，他的妻子段睿是從北大藥學專業本碩連讀畢業，在這個數據平臺成立早期，段睿一起支持蔡磊團隊共同完成指標的制定。
蔡磊告訴南風窗：“任何一個問題，我們討論一兩天甚至一個星期都討論不完，非常龐大復雜，特別難，總共做出了2000多個字段，每個字段都無比艱難。”
比如，他們想找到ALS發病原因和患者職業之間的關系，因此必須設計出詳細的職業選項，若是只給出“運動員”的字段，那太過簡略了，要細化到足球、乒乓球、籃球等各個不同的方面。
再比如，涉及到“頸部壓痛”等較為專業的數據，患者自己無法測量，他們就想辦法將問題設置成“你的手可以舉到什麼位置”“你能堅持幾秒鐘”。
與此類似，不能問“用藥后是否增加了排便量”，而要換成“吃了藥以后，排便多少次”。
舒白說，這份量表她填寫了好幾天，她的雙手已經幾乎不能活動，只有一個大拇指可以用。但好在，設計量表的蔡磊本身就是患者，他將量表填報的方式簡化為打勾和畫圈，并且安排了同事去做平臺的管家，直接幫助那些無法順利上傳資料的患者錄入數據。
目前，這個建立不久的數據平臺，樣本量已經超過2000份。
工作中的蔡磊
作為跟患者接觸最為密集的臨床醫生，樊東升向南風窗分析了這個數據平臺將對ALS研究產生的重要意義。
“大數據平臺能夠實時地反映出病人的變化情況，可能我們很快就能看懂，某個藥是否有效，對于一些平臺的新藥研發，它可以大幅縮減時間成本，因為時間就是金錢。把時間縮短以后，對新藥研究的投資就會加快。”
其實，在蔡磊的世界里，“萬物皆可互聯”的觀念不只是應用到工作中，也早已滲透到生活的每個角落了。
2020年3月，他給段睿找來好幾個線上收納APP，建議她把所有家庭物品拍照上傳至“系統”，給每個柜子編碼，形成系統中的文件夾，然后將物品圖片拖進文件夾內，做好保質期限的備注，“就不會找不到東西了，關鍵是防止過期”。
段睿覺得蔡磊特別好笑，于是發了條朋友圈，寫道：“下次我可以驕傲地同客戶講，我家的后臺運營已經初步實現物聯網管理了。”
打破游戲規則作為妻子的段睿，可以算是將蔡磊的策略看得最清楚的人。
她是藥學專業的“圈內人士”，比尋常人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蔡磊想要推動罕見病新藥研發的艱巨性。
“他這個事情就是難到我們圈內人都是不敢想的，都認為這個思路是沒有這條選項的，因為首先你研發需要很多資金，需要一個團隊，需要很多年，但失敗率非常高，它不是以個人之力能夠推得動的。”
BrainStorm研究了19年都攻克失敗的ALS，就憑蔡磊，如何成事？但段睿知道，對于蔡磊而言，“互聯網”絕不只是一柄利器，更是一套決策的底層邏輯。如果按部就班走原有的新藥研發流程，敗局毫無懸念，但蔡磊的思維方式，打破了舊有的游戲規則。
與新藥研發相關，最主要會涉及到投資者、醫院、藥企、科研團隊、病患、注冊部門，任何環節，缺一不可。但對于ALS的新藥研發來講，幾乎每個部分都存在缺乏，這也符合常理，是罕見病藥物研發的痼疾。
蔡磊到合作的生物科技實驗室參觀
投資者不愿意將資金注入ALS這塊狹小的市場，因為看起來顯然沒得賺，相較之下，他們更愿意把錢投給同屬于神經退行性疾病的諸如阿爾茨海默癥，因為患病群體龐大，回報率高。
想要做新藥，首先要找到足夠多的錢，但蔡磊知道，跟商人談感情，是做無用功，為了籌得資金，他前后拜訪了將近100家投資機構，跟投資人見面時，他告訴對方，如果你只關注阿爾茨海默癥，那你就錯了。
他細細地給對方算賬，阿爾茨海默癥縱使有1000萬病患，但并沒有多少患者會為這個疾病付費，因為患病者年邁，自己不認為得了病，也不愿意兒女在自己身上多花錢。
“你不是說阿爾茨海默癥1000萬人嗎？有幾個是你的真實客戶？我的姥爺現在82歲，已經得了阿爾茨海默癥，他不會花一分錢治這個病，你拽都拽不過去。”
而他認為，ALS的患病群體年齡大都在40到60歲之間，是家庭和社會的中堅力量，且夫妻只要一方患病，另一方定然會被同時卷入，照料伴侶的飲食起居，無法再正常工作。因此，他告訴那些投資人，一個家庭就算砸鍋賣鐵也會花上幾十上百萬救治ALS患者，因為一個人垮掉，就意味著一個家庭的垮掉。
“ALS每年新增2.6萬人，我就按現存10萬人來算，每個人愿意花100萬去治，就是1000個億啊。”
他同時將自己已經掌握的幾千人病友群以及逐步完善的患者大數據作為談判的籌碼，告訴投資者，你都不用推廣，消費者的市場，我直接對接給你。
于是，100多位投資者中，最終也有一兩位被游說成功，同意支持ALS的新藥研發。
而樊東升認為，ALS仍然是值得投資的研究項目，因為，ALS與阿爾茨海默癥、帕金森病等常見病同屬于神經退行性疾病，它們的發病機理相似，而ALS是其中病程發展最快的疾病。從資本角度來講，ALS能夠成為一個完美的研究模型，若是研發出對ALS有效的新藥，很可能就直接打通了神經退行性疾病的治療通路。
蔡磊（左二）、樊東升（左三）、魯白（右三）
蔡磊深諳這一點。2021年年初，他就順利說動原本致力于研究阿爾茨海默癥的陳功教授開始轉向ALS研究。
陳功于2019年辭去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終身教授席位，返回國內，加入粵港澳中樞神經再生研究院，為解決重大腦疾病進行神經再生方面的研究。
2013年，他所在的團隊，就用一個神經轉錄因子將老年癡呆癥小鼠腦中的膠質細胞成功再生為神經元，在國際上是首例。
神經元再生技術若發展成熟，則包括ALS在內的一系列神經退行性疾病都能被攻克。
用段睿的話來說，這就好比掃雷，“就是你點開一個空去，‘嘩’一下全開的那種感覺，啥都能治，只是對這個效果更好，對那個效果差一點，這種感覺是很痛快的”。
在蔡磊的鏈接下，包括陳功教授、清華大學魯白教授等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都與從事臨床的樊東升建立了聯系。
原本，完整地走完新藥研發的全流程大概需要8到10年的時間，在各種資源被充分聚合的情況下，陳功告訴南風窗，這個進程最快能加速兩年。而諸如陳功的研究，前期在國外已經進行了幾年的實驗，如今，在蔡磊的推動下，有望在明年取得初步成果。
蔡磊和死亡之間，戰火遠未平息。為了募集更多的資金，以及獲取更高的社會關注，他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即將發起全球第二次“冰桶挑戰”。
1978年，蔡磊出生于河南商丘一個貧苦的軍人家庭，穿著帶補丁的衣服上初中，后來父親早逝，家庭負擔沉重，他總想凡事比別人做得更好些。考試要拿第一，打游戲要比別人好，就算體格較小，但只要有地痞流氓敢欺負他，他一定跟對方大干一架。
“我知道自己干不過他，但是你敢挑釁我，我就敢跟你干。從來不服輸，我就這樣的一個人。”
（文中段睿、舒白、王瑾為化名）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趙佳佳
編輯 | 李少威
新媒體編輯 | 煎 妮
排版 | 文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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