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發這天，正趕上江南地區“梅子黃時家家雨”的特殊時節，而且，也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1949年5月27日，這一天，大上海獲得解放。“巾幗團”系列搶劫案的第一個苦主唐文章早晨出去后在外面轉悠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時分才拎著一包從南京路老字號“萬有全”購買的鹵菜，坐著黃包車回到位于榆林路的家中。
唐文章這年四十掛零，一直到這天晚上八點前，他還從來不曾真正感受過什麼叫苦。唐文章出身于一個買辦家庭，從小生活優裕，一直到上高中時都是有專人接送的。他畢業于一所“野雞大學”——就是當時社會上那種辦在弄堂里、允許曠課、期末考試成績和畢業文憑都可以花錢買的大學，因為是與洋人合辦的，所以教育當局也承認這種文憑，甚至連國外也承認。其實，這種大學出來的畢業生，肚子里有多少貨色社會上都是清楚的。不過，肚子里有沒有貨色跟就業沒有關系，像唐文章這樣有著一個買辦老爸的主兒，端上體面而又有油水可撈的飯碗根本不成問題。唐文章拿到大學畢業文憑后，通過父親的社會關系進了“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按：此處“紗布”系指“棉紗和布匹”）。他對工作其實并無多大興趣，只不過在家閑著覺得悶，就接受了這份非常輕松省心的工作。要說唐文章的運氣，那還真不是一般的好。他因為父親的關系，在交易所的崗位是滬上俗稱的“洋差”——就是不但省心省力、有油水可撈，還可以接觸到核心機密的資料員。唐文章自己不炒股票證券，但接觸到的機密資料是可以悄悄賣給客戶的，一個電話就行，不留痕跡，安全可靠。
這樣干了三年，唐文章算了一下，“二渠道”撈得的錢鈔竟是“主渠道”的數十倍。然后，另一個更大的發財機會出現了。1937年春，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夫人宋藹齡勾結滬上著名大亨杜月笙發起了針對中國著名的“北四行”（即金城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和大陸銀行，這四家銀行是當時享譽金融界的中資銀行，其金融輻射功能遍及長江以北，故被稱為“北四行”）的棉紗“多空大戰”，后來被列入“民國股市三大炒”之一。一向對炒股不感興趣的唐文章這回一反常態，不但沒出賣任何機密，而且在股市中投入大量資金。這是為什麼呢？
其時唐文章的父親已過世，是交易所的老大悄悄關照他，說這次多空雙方都極為了得，一方是雌雄“無冕之王”，一方是有政學系大佬張群做后臺的“北四行”，千萬不要向外界透露機密，但可以自己炒幾把，只要把握得準，保你賺到南天門！這次股票風潮歷時三個月，唐文章根據掌握的機密，時而做空，時而做多，直到那些被盤剝得傾家蕩產的散戶抬棺大鬧交易所，蔣介石命戴笠組織專案調查時方才歇手，臨末一算賬，竟然凈賺了五百多兩黃金！
這個被稱為“上海棉紗案”的案子剛處理完，“七七事變”就發生了。這時的唐文章，除了老爸留給他的不菲遺產（房子、存款、金銀珠寶、古玩字畫）外，還有自己掙得的數百兩黃金。他雖然不大關心時事政治，但對下一步路數卻拿捏得很準，當即決定離開交易所，從此什麼都不干，兩口子過一份滋潤日子就是。所以，抗戰開始后上海灘的“孤島時期”、“淪陷時期”他都得以平安度過。抗戰勝利后，軍統局在上海追查漢奸大搞“劫收”，知道唐文章手頭頗有“黃白綠”（黃金、銀元、美鈔），卻找不到搞他的借口。1948年8月18日，國民政府下令實行幣制改革，以金圓券取代法幣，強制將黃金、白銀和外幣兌換為金圓券。唐文章事先通過外電得到消息，即把自己的“黃白綠”藏匿到當年“野雞大學”的一個老同學那里，此人名叫曹秉笙，其時已是美國籍的美軍少校翻譯。次日，國府法令一公布，新組建的市警察局經濟警察大隊隨即派員到唐文章的宅第搜檢“黃白綠”，卻一無所獲。唐文章的財產得以保全，算是一得；不過也有一失，原就患著冠心病的老婆在那伙如虎似狼的警察登門搜查時受了驚嚇，病情加重，醫治無效，一個月后撒手歸西。
唐文章夫婦一直沒有孩子，老婆去世后，唐文章換了一種活法，除了繼續過著以往那種奢侈的生活外，還經常留宿妓院，或者召妓來家。有好友勸他生活不要如此糜爛，謹防染上花柳病，還是重娶一房，好好過安穩日子。唐文章卻不以為然，因為他有心病：如果續弦，那勢必要娶一個比自己年輕許多的女子，自己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財產豈不落入對方之手？于是繼續我行我素。不料半年后，好友的話就應驗了——唐文章果真染上了花柳病！
唐文章因急性淋病去求醫，檢查時發現同時還染上了二期梅毒。那個時候，患了梅毒要想痊愈，其概率與染上了肺結核一樣，通常只有帶病生存期的長短，而沒有徹底痊愈的希望。直到盤尼西林（即青霉素）問世，這兩種病才算摘掉了“絕癥”的帽子。不過在當時，盤尼西林不但價格奇貴，而且非常難買，因為那是進口藥，又時值國共內戰，藥品緊缺，盤尼西林的價格最貴時甚至等同于黃金。當然，對于唐文章來說，只要看得好毛病，錢不是問題。他通過朋友找到了新成區的一個私人西醫汪某，這個大夫醫術平常，搞盤尼西林等緊俏西藥卻有穩定渠道，所以一些有錢的花柳病患者都上門相求，人多時得排隊，如果運氣不好，排了半天隊，藥卻用光了，那就得另約時間。
這天就是這樣，唐文章自下午兩點進診所一直等到五點，總算輪到他了，藥卻沒了。汪大夫說你明天上午來一趟吧，不用排隊。唐文章頓時惱了，少爺脾氣發作，險些掀翻了診所的桌子，還要砸藥櫥，總算被人拉住。他是有預約的，汪大夫自知理虧，當下答應連夜搞到盤尼西林，上門為唐文章注射，不收出診費。唐文章這才悻悻而歸。路過“萬有全”時，順便買了一包鹵菜。回家開門一看，當天的《申報》已經來了，于是開了一瓶花雕，一邊喝酒一邊看報。報上刊登了聲明，說本報奉命停刊，這是最后一期《申報》了。唐文章是《申報》的忠實讀者，自是頗有些遺憾。因為是最后一期了，所以他看得特別仔細，正看時，外面傳來了敲門聲。
唐文章住的是自己的房子，那是買辦老爸留給他的遺產，完整的一套石庫門宅院。夫婦倆住不了那麼大的面積，就分出一部分出租。妻子去世后，唐文章又騰出一小部分出租，現今一共有三家住戶。這天，兩家房客全家外出，整套石庫門就剩唐文章一人。他在聽見敲門聲的第一時間，下意識地以為是汪大夫來打針了，立馬奔到天井去開門，連腳上的皮拖鞋都來不及換，就在雨水打濕的青磚地上踩過。
大門打開，唐文章卻是一愣。外面站著三個打著綠骨紅面油紙雨傘的青年女子，高低胖瘦不等，不過臉面都還說得過去，特別是為首那個三十來歲的高個子，一看便知十年前必是美人。唐文章沒有思想準備，一時瞠目結舌：“你……你們……”
高個子嫣然一笑，嗓音宛若百靈：“儂是唐先生？哦，里面去說吧。”
唐文章不由自主地放三女進門，隨手把大門掩上。進了前客堂，轉身剛要讓座，收了雨傘的三女手里都變戲法似的亮出了手槍，兩支勃朗寧、一支左輪，齊齊對準他：“不許喊！不許動！否則，要你性命！”其中那個豐滿女子一腳把唐文章剛才坐在上面喝酒看《申報》的椅子踢到墻前，命唐文章坐上去，雙手抱住后腦勺，雙肘擱在自己的大腿上。唐文章不敢反抗，只好乖乖遵命。他剛坐下，左右兩側就被槍口抵住：“老實點兒！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不知道？那告訴你——雙槍王八妹聽說過嗎？”
唐文章一聽“王八妹”三字，話都說不利索了：“知……知道，我……在《申報》上看到過……”
“知道就好！聽著，我們是王八妹的貼身衛士，今天奉王司令之命來拜訪你，商借幾斤金子。”說話的女子把匕首架在唐文章的脖頸上，“借不借？”
保命要緊，唐文章只得答應。他生在上海長在上海，過的是上流社會的生活，精通英語，舉凡跳舞、唱戲、騎馬、開汽車、溜冰、游泳、打回力球、吃法國大菜、泡妞之類的有錢人的那套活法無一不精，算得上老派“克臘”一個，這會兒卻沒了主意，不但乖乖交出了保險箱鑰匙，還主動說出了密碼，甚至沒忘記提醒對方把鑰匙插進鎖眼后要切斷電源，否則會觸電的。
就這樣，三個女強盜輕而易舉地打開了保險箱，取走了唐文章密藏在內的二十六兩黃金、五百美元、十一件首飾、三塊名表。然后，她們就地取材，割開了被單連結成布繩，把唐文章綁在椅子上。其中那個豐滿女盜還想用抹布堵嘴，被高個子美女阻止，說看在他尚肯配合的份兒上，就不堵了吧，諒他也不敢叫喊——須知子彈無情啊！
這話還真說到唐文章的心里去了。一個多小時后，直到聽見房客一家從外面回來，他方敢呼救。房客推門一看，自是大大吃驚，給唐文章松綁后問明情況，說這得報警啊。唐文章卻有點兒擔心，生怕因此而得罪了王八妹，回頭遭到報復，連性命都不保。再說今天上海剛解放，警察局還不知由誰掌管。正說著，房客的大兒子小薛從外面回來了，他是在稅務局工作的，說今天上海各政府部門都已由共產黨接管了，稅務局下午剛開過會，軍代表讓大家不必有顧慮，原先干什麼的還干什麼，照常辦公。稅務局這樣，警察局肯定也一樣，聽說今后警察局會跟老早一樣，仍稱“公安局”了（1937年前滬上警察局稱為“公安局”），過幾天就要掛出新牌子。所以，該去報案還是應該去報案。
于是，唐文章就由小薛陪同著前往已經摘掉了舊牌子但還沒掛新牌子的榆林分局。誠如小薛所言，分局警察照常辦公，人比平時還多了些，因為除了原舊警察，還有一些前來接管的軍代表，根據內部安排，軍代表在完成接管后將全部留下，就地轉業為人民警察。上海解放伊始，刑事案件頻發，5月27日當天，全市三十個區分局就接到群眾報案兩百余起，其中不乏像唐文章所遭遇的那種惡性暴力案件，當然也包括兇殺案。當下，分局軍管組領導即指派軍代表賀德祥帶兩名留用老刑警衣福根、龔滔前往唐文章家勘查現場。
因為是下雨天，現場留有多個明顯的腳印，三案犯穿的是嶄新的“永固”膠鞋，尺碼分別是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由此推斷其身高與唐文章所說的相符。不過，看來她們并不缺乏反偵查意識，保險箱以及家具上面并未留下她們的指紋，問了苦主，方知案犯的手指上都貼了橡皮膏（即醫用膠布）。案犯打開保險箱，劫取里面的財物后，又重新鎖上并帶走了鑰匙。好在唐文章有備用鑰匙，打開后發現保險箱內多了一方人造絲帕，上面用粉紅色絲線繡著三個核桃大的空心字：“巾幗團”。
詢問周圍鄰居，唐宅對面王姓人家的男主人提供了一條線索。案發當晚，晚飯后他去附近老友家下象棋，比三個女盜提前幾分鐘出門，行走方向是一致的。三女腳頭快，超越他時在說話，因為當時他不知道對門唐先生遭劫，她們說了些什麼他根本未曾留意，只依稀記得好像是說“運氣好”、“這一趟跑得值”之類。三女的滬語都帶著一點兒不是很明顯的浦東腔，嗓音比較好聽，似乎還透著幾分嗲。
二、發現贓物回到分局，已近午夜。賀德祥叫上衣福根、龔滔去食堂吃了簡單的夜宵，返回刑偵隊辦公室開案情分析會。根據領導安排，賀德祥是專案組組長。小伙子在部隊是偵察班長，此刻市公安局還未掛牌，軍方接管代表的身份仍是軍人，衣、龔兩人按照舊時的規矩，對軍爺的稱呼抬高一級，士兵稱班長，班長稱排長，因此說話時一口一個“賀排長”。賀德祥聽著覺得別扭，便說咱們以后就是同事了，革命不分先后，您二位是刑偵界的老法師，還得對我這個新手多多指教，就叫我“小賀”吧。
言歸正傳，賀德祥先要了解的是女盜所說的雙槍王八妹是何許人。衣福根、龔滔便向他介紹了此人的基本情況——
王八妹，本名王百器，1906年出生，江蘇省金山縣金山衛鎮扶王埭（鄉村小集鎮）人氏。此女出生后，因眉毛濃黑，略呈八字，故取乳名“八妹”。王家家境貧困，王八妹自小由父母作主給錢圩鄉八字橋吳姓理發師作童養媳，十六歲上遇一算命先生，說此女命犯“六沖”，首克其夫，公婆聞此憂心忡忡，備一小轎將其送回娘家，認作義女了事。回到娘家的王八妹為謀生計，跟著村里人販賣私鹽。王八妹生性粗野，有一次，她販運的私鹽被緝私警奪去，王八妹氣憤難平，返鄉途中至江浙界河時，看到緝私營機船上幾名鹽警正在吃喝，就打死了船上的鹽警，奪了他們的錢和槍。此后十來年，王八妹浪跡于金山、平湖一帶及太湖周圍，拜太湖鹽霸李大漢子為老頭子，從事武裝販運私鹽活動，白天販鹽，晚上搶劫，成為江、浙、滬交界地區風云一時的女匪。
1931年，國民黨當局在太湖地區清剿土匪，王八妹在逃往奉賢鄉間途中被軍警抓獲，當場在她身上搜出兩支短槍。當時，上海的《申報》登了這則新聞，雙槍王八妹之稱就此流傳開來。不久，幫會動用關系疏通，王八妹獲釋。隨后的幾年里，她就在浦東奉賢南橋經營茶館。由于雙槍王八妹的名氣，各路江湖人物都愿意結識她，她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1937年抗戰爆發，王八妹在奉賢鄉間收集長短槍三十余支，組成抗日游擊隊，首次出擊，就擊斃日軍九人。不久，她與浙江平湖抗日自衛隊隊長謝友勝結為夫妻，組成“江南挺進隊”。隨后，王八妹率部在嘉興等地打了幾次伏擊戰，殲滅日軍數十人。國民黨當局隨即將“江南挺進隊”收編，給了王八妹一個官職：“江浙滬邊區護航縱隊司令”。
王八妹率部游擊于兩省一市邊區，頻頻出擊，多次襲擊日偽軍，獲得不菲戰果；同時也時不時跟中共領導的新四軍、抗日游擊隊“發生摩擦”。抗戰勝利后，王八妹“護航縱隊”的番號取消，部隊改編為“平湖縣保安總隊”，王仍任司令，并以地方士紳身份當選為平湖縣參議員。1948年1月，王八妹先是擔任“浙江省第一區戡亂工作團副總隊長兼平湖縣勘亂建國大隊大隊長”，后又改任“京滬杭警備司令部蘇浙沿海游擊第一縱隊司令”。
王八妹在上海灘的名氣經久不衰，坊間對其評價不一，對其身份的界定也有幾種說法，諸如女土匪、強盜頭子、抗日英雄，等等。上海解放前夕，報紙還刊登了以《聲名永不減》為題的介紹王八妹的文章。平湖、金山一帶相繼解放后，王八妹下落不明。
衣福根、龔滔你一言我一語正說著，已經內定為分局副局長的軍管小組副組長老朱來了，他擺擺手示意繼續，坐在一旁靜靜聽完后說：“根據情報，王八妹已在上海解放前夕率部逃往大洋山以及周邊島嶼去了。那三個女強盜自稱是奉王八妹之命，這個情況是真是假必須查個明白。”
老朱離開后，三刑警先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龔滔的妻家就在金山衛，對王八妹這個地方名人時有耳聞，有一次陪妻子回鄉，甚至還親眼見過在鎮上閑逛的王八妹，還有四個佩槍女子尾隨其后，可見王八妹是有貼身衛士的。那麼，今天作案的那三個女案犯是不是王八妹的貼身衛士呢？龔滔說不見得。為什麼這麼說呢？
一是從唐文章所描述的那三個女盜的體形判斷，似乎并不強健，跟他親眼所見的那四個女土匪的體形不可同日而語。須知擔任貼身衛士的首要條件就是個頭兒高大，才好擋子彈，若王八妹遇到危急情況（比如負傷）可背負其逃跑；二是據唐文章所說，那三個女盜膚色都比較白嫩，據此判斷應該不是常年在露天活動，這跟王八妹衛士的條件也不相符。龔滔見到王八妹那次，在金山衛住了四天，每天早晚都看見王八妹的部隊在鎮外空場上出操，其中有十幾個女子，估計那就是王八妹的衛士班了。試想，每天在野外活動的人，怎麼會膚色白嫩？三是三女盜在唐文章的保險箱里放了一方“巾幗團”絲帕，這個舉動上有兩處與江湖規矩不符：其一，留絲帕就是江湖人所謂的“留字號”、“報名頭”，但凡有此一舉，那必定會留在明處，而女盜卻留在暗處，而且是鎖在保險箱里；其二，據唐文章說，三女盜出場伊始已經亮過字號，自稱是雙槍王八妹派她們來借金子的，按說留字號的話那也該留王八妹的名字，不可能留一個江湖上聞所未聞的什麼“巾幗團”。而王八妹是個老粗，想破腦袋大概也想不出“巾幗團”這麼個字號。因此，龔滔認為這個案子應該跟王八妹沒有關系。
另一老刑警衣福根也同意龔滔的觀點，還補充說：“苦主的保險箱里另有一些值錢的東西，如銀器、古玩字畫、野山參、麝香什麼的，這些并非多沉重的東西，她們卻沒有順手牽羊一并劫走，這也不像土匪起家的王八妹幫伙的行事風格。”
賀德祥點頭表示贊同：“那就先撇開王八妹這條線，我們商量一下接著應該怎麼調查。”
一番討論后，刑警決定通過調查贓物下落來追查案件線索。不過，大家都認為這活兒不好干。在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銷贓渠道太多，要想對贓物進行布控很犯難，尤其是眼下剛剛解放，“黃白綠”特別吃香，地下黑市泛濫，“黃牛”多如牛毛，僅僅三個刑警，這活兒簡直沒辦法干。更糟糕的是，衣福根、龔滔兩個老刑警原先掌握的耳目，也因社會秩序混亂大多銷聲匿跡了，只剩兩三個小蝥賊可供驅使。
賀德祥說，再困難咱們也得干下去，能做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接下來，三人對布控什麼贓物進行了討論。黃金、美鈔可以先往旁邊放一放，因為這是市場上“黃牛”大量吃進的緊俏貨，估計女盜暫時不會出手，首飾也是這樣；三塊名表和那只用來裝贓物的小巧精致的英國“LCN”名牌皮包，倒是很有可能會盡快脫手的。分析到這里，三刑警已經有了目標——舊貨商行和鐘表店鋪。專案組馬上定下了偵查計劃：賀德祥負責跟各分局軍管組聯系贓物布控；衣福根負責走訪街坊鄰居；龔滔走訪唐文章，指望他還能回憶起什麼有價值的細節。
第二天上午，賀德祥上班后立刻給各分局軍管組打電話拜托布控事宜。一個圈子下來，尋思本分局的布控看來沒人為專案組代勞了，干脆自己往各派出所跑一趟，正好可以跟基層同志熟悉一下，以便日后開展工作；另外還可以順便跟幾個熟識的戰友見見面，聊幾句。
主意打定，賀德祥便騎了輛估計是舊刑警前一陣辦案時收繳的贓物自行車出門而去。第一站是平涼路派出所，沒想到，進門竟然就撞到了運氣——他一眼看到已經內定為派出所長的原部隊同營二連連長閆金海的桌上赫然放著一個棕色牛皮包，不禁一怔，怎麼和三個女盜裝贓物時從唐文章家帶走的那個包有點兒像啊？他只顧盯著那個包看，竟忘了跟閆金海打招呼。老閆一撇嘴，說這個小賀，進了分局，連老首長也不認了！旁邊兩個熟識的戰友跟著起哄。賀德祥這才回過神來，連忙敬禮，然后說閆連長我看這個包有點兒眼熟，是從哪兒來的？
軍管會昨天剛接管市局、分局、派出所，全局工作尚未正式展開，各分局、派出所互相之間還沒有通過氣，閆金海這邊對昨天發生的那起搶劫案毫不知情，當下就問是怎麼回事。賀德祥匆匆簡述了一遍，然后去看那個牛皮包，顏色已經對上，再看尺寸，長七寬五也對得上，正面包蓋上那塊黃銅銘牌上的英文字母正是唐文章所說的“LCN”！閆金海聽了案情，笑說算你小賀運氣好，接著喊了一聲“老何”，話音剛落，一個背脊有點兒駝的老警察不知從哪里冒了出來，把發現這個包的情況介紹了一下——
今天上午，老何騎著自行車來派出所上班，半路上經過菜市場，忽然前面人群中閃過一張熟悉的臉，正是以往隔三差五時不時要被提溜進警察署的小偷丁二賴。若是在以前，老何肯定得過且過，向來沒有“主動出擊”之說，即便被苦主當道攔下還常常推三托四，打著官腔讓人家走程序，先報案，等上司指派下來讓干這茬活兒時再出警，至于能不能破案，即便破了案是否追得回贓款贓物，那就要看苦主的造化了。可是打昨天開始，情況不同了，上海解放了，共產黨已經接管了警察局，軍代表給大伙兒開會時說：“歡迎大家和我們一起干革命，愿意留下的可以提出申請，經審查批準后成為一名光榮的人民警察。”干警察的都是人精，老何馬上聽出第一句話是客氣，后面那句才是真的：是否能留用要經過審查。至于審查什麼，以老何的理解，無非就是一看歷史情況，二看現實表現。五十出頭的老何干了三十多年警察，除了吃警務飯其他什麼都不會，要養活一家子，只有繼續干警察。他沒有歷史問題，也沒干過欺男霸女傷天害理之事，這方面應該經得起審查，剩下的就是現實表現了。所以，今天老何看到人群里有丁二賴，尋思這小子大清早出來，無非就是為了撈點兒什麼，于是立刻作出反應，來不及下車就大喝道：“丁二賴，你給我站住！”
丁二賴已經發現老何了，正想躲藏，可是沒來得及。聽老何一聲大喝，倘若在往日那肯定乖乖站下，聽候處置，可是今天卻不同，聽見大喝反而立馬分開人群往旁邊弄堂里逃。老何便知必有問題，當下把自行車往旁邊一個菜攤上一靠，讓菜販子給看著，拔腿就追。丁二賴十五六歲，身手靈活，人也精明，按說要逃脫老何的追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不過今天運氣不好，逃不多遠，為避讓迎面過來的一輛自行車，一個跟頭摔在水洼里。等到爬起來想再逃，老何已經站在跟前了。隨同丁二賴一起落到老何手里的，還有那個“LCN”牛皮包。老何一看就斷定是贓物，連人帶包提溜到派出所。剛剛給閆金海說了情況，賀德祥就來了。
老閆問賀德祥：“你看你是自己訊問，還是和老何一起？”
賀德祥尋思先得查明白這個包究竟是不是唐文章的，如果不是，那豈不多此一舉？于是就說要不我先把這個包拿去讓遭搶劫的唐先生辨認一下，這邊你們先訊問著。
唐文章辨認之下，馬上斷定這確實是他昨天被搶劫的那個包。因結論下得過于迅速，賀德祥有些懷疑，正沉吟著該怎麼措辭，唐文章看出了這一點，說賀同志您可以把包里面最大的那個內袋翻過來看看，上面有我用毛筆寫的名字和購買時間。賀德祥一看，果然里面寫著“唐文章”及“民國三十三年仲秋購”的字樣。
返回派出所，老何已經問明了丁二賴的口供，說是昨晚在他家附近的垃圾箱里撿到的。初時以為是個破包，心想拿回家也好，可以把沒損壞的皮革剪下來賣給弄堂口的小皮匠，哪知拿回家用抹布擦干凈一看，竟是一個完完整整的七八成新的好包，老爸指著上面的銘牌告訴他，這是英國名牌，全新的要賣四五十大洋一個哩。丁二賴就尋思把它拿到舊貨店去賣個十塊八塊的。今天上午，丁二賴拿著這個皮包，想去找菜市場對面專門修理雨傘、箱包的徐老頭兒了解一下，看值幾個錢，回頭也好跟舊貨店主討價還價，沒想到正好撞到老何，被他斷然一喝嚇了一跳，下意識地拔腿就逃，結果就給拿下了。
閆金海對賀德祥說：“這事兒聽下來跟我們派出所沒有關系，那我就把這小子交你帶走，由你們專案組處置就是。”
賀德祥如此這般聽下來，滿懷的期望已經變成了肥皂泡泡，暗忖那丁二賴說的多半是真的，調查當然是需要調查的，但如若這小子跟本案沒有什麼關系，是關是放還得打報告請示，那豈不是自找麻煩？于是就說：“人，我要帶去指認撿包的現場，但指認完了我還得送他回派出所，是你們抓的，還是由你們處理吧。”
老閆笑道：“你小子倒還挺鬼的。好吧，我這邊幫忙幫到底，讓老何和你一起去指認現場，否則丁二賴說的上海話只怕你聽不懂。”
賀德祥帶人之前，先跟丁二賴談了談，大意是昨天發生了一起什麼樣的案件，現在分局組建了專案組進行調查，這個包已經證實確是被劫財物中的一件，所以希望你對我說實話，否則，那就不是在派出所待一會兒了。丁二賴再次申明他說的是實情，于是，賀德祥就和老何帶上他前往昨晚撿到包的那個垃圾箱去查看。接著，又去了丁家，向丁二賴的父母、鄰居了解丁二賴昨天傍晚的活動情況，得知他并無作案時間，因此并不存在給女盜望風之類的嫌疑。老何征求賀德祥的意見后，讓丁二賴待在家里不要離開，這幾天如若有事兒找他，必須隨叫隨到。
回去的路上，賀德祥向老何請教這該是怎麼一回事。老何的三十多年警察生涯中有一半時間干的是刑警，盡管并無建樹，但分析這種情況還是有經驗的，當下就說了自己的見解：女盜用這個包裝了贓物離開現場，行至這里，把包里的贓款贓物分藏于各自身上，把皮包扔進了垃圾箱。估計這并非分贓行為，而是一種反偵查的手段，她們預料這個皮包肯定會被人撿去，然后，拿到舊貨店出售；而警方呢，肯定要布控的，那就可以把警方的調查視線引開。
賀德祥倒抽了一口冷氣：“那三個女人這麼陰險？”
老何微微一笑：“這算不上什麼新鮮的反偵查手段，估計也是從小說或者電影里學來的。”
賀德祥馬上聯想到“巾幗團”這個名稱，不住點頭稱是。
接下來，專案組自然就有活兒干了：走訪平涼路一帶的居民、商鋪，詢問是否有人看見過那三個女盜。了解下來的情況跟上午衣福根走訪榆林路的居民、商鋪一樣，有人曾經看見昨天傍晚有那樣三個女子出現過，但誰也沒留意她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以及停留了多長時間，干了些什麼，當然更別指望正好有哪位認識三女中的某一個——在偵查工作中，這種情況不是沒有，但出現的概率極低，如果撞上，那叫運氣好，而人的運氣不可能一直都好的。
兩天過去了，贓物布控沒有什麼進展，偵查工作陷入了僵局，這使專案組三位刑警很是郁悶。這種郁悶，一直持續到5月30日中午，就被另一種情緒——憤怒——替代了。
三、譚老板的噩夢上海市提籃橋區有一條馬路叫霍山路，霍山路上有一家“大眾盒廠”，這是一家有一百多名工人的冷門專業工廠，專門根據客戶要求制作各種各樣的盒子，印章盒、印泥盒、墨盒、化妝品盒、珠寶首飾盒、拜盒（舊時用來裝名帖的一種容器，以紅木、黃銅、白銀等為材料）、百寶盒、糕點盒、酒盒、醫用棉球盒一直到骨灰盒，只要客戶說得出，該廠都能制作，所用材料根據要求從尋常木頭、石頭直到水晶玉石、黃金白銀應有盡有。
“大眾盒廠”的老板名叫譚介錦，湖南茶陵人氏，據說系曾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譚延闿的族親。其父倚仗著這份關系，民國前期在上海海關謀得一份差事，官位不高，但絕對是個肥缺，不說受賄，光是薪餉以及各種雜七雜八的津貼、車馬費、夜餐費、加班費什麼的加起來就夠他供養三個大小老婆了。譚介錦系大老婆所生，長房嫡子。老爸原是想讓他做官的，譚延闿雖然不在人世，但其影響猶存，憑此再加上金錢打點，給譚介錦弄一個不大不小的官職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至于往下是否能夠有所發展，那就要看兒子的本事了。卻不料譚介錦自小喜歡的不是攻讀書本，學習成績雖然不錯，但鉆研的卻是刻章雕玉之類。老爸倒也開通，說此乃天意，你喜歡雕蟲小技，那就讓你自己發揮，往這條道上發展吧。譚介錦二十歲上，老爸去世，他就用分得的遺產開了這麼一家盒子工廠。十多年下來，經營得不錯。
“大眾盒廠”占用的地皮，系譚介錦的老爸生前跟杜月笙賭博時贏得的一塊空地，不算大，但也有三畝，分家時因譚介錦要開廠，所以就給了他。譚介錦斥資建廠房時，還造了一幢小洋樓作為其住所。三年后他娶老婆，就作為婚房。這是當時江南地區比較流行的廠宅合一、前店后宅的格局。抗戰勝利后，譚介錦通過朋友關系，從大發“劫收”財的一個“軍統”大特務手里以比較便宜的價格買下了一輛1940年出廠的二手美國福特。譚介錦動手能力頗強，他不像其他老板那樣聘用專職司機，而是自己開車，即使出去應酬也不例外，喝酒后照樣駕駛，反正那時交警不查酒駕，只要不把汽車開得七拐八彎，是不會被攔下的。
這天上午九點多，譚介錦開車外出。他平時一向沉默寡言，獨來獨往，別說廠里的襄理、賬房先生，就是他的老婆也不知道丈夫今天去哪里、去干什麼。這輛黑色福特開出“大眾盒廠”大門后，不過五分鐘，忽然去而復歸。門衛對于這種情況并不奇怪，因為譚老板的記性有時會發生短路，什麼東西落下了回頭來取的情況隔三差五就會發生一次。使門衛不解的是，轎車出去時只載著譚老板一個人，此刻副駕位置上卻多了一個人——一個用淡黃色寬檐亞麻帽把大半張臉擋得嚴嚴實實只露出下巴頦的不知路數的女人（根據白皙的下巴作出的判斷）；而后面車窗原本是打開著的，此刻卻已關閉，還扯上了窗簾，因此后排座椅上是否坐著人就不清楚了。
轎車穿過前面的廠區，直接開到被圍墻隔開的只有一個月亮形門洞可供進出的后院，在那棟小洋樓前停下。譚家是雇傭保鏢的，這個保鏢真名不清楚，人都喚他“和尚阿四”——究竟是否出過家，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和尚阿四”一手少林拳打得很好，還會硬氣功，槍法也不錯，不過他那支手槍已經在前天根據市軍管會的布告上交分局了。當初雇傭“和尚阿四”時，譚介錦給他明確過安保職責：因本廠的原材料和成品中有黃金白銀玉石以及珍貴的烏木，所以那些東西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至于老板以及家室的安全，還在其次。為什麼呢？因為譚介錦相信不會有人動綁他或者家人的腦筋，上海灘比他有錢的老板車載舟裝都數不過來，哪個強盜瞎了眼睛來綁他？不過，“和尚阿四”每天的有些時段還是待在后院譚家院子里，因為譚太太不能容忍一個整天游手好閑卻拿著比賬房先生還高出一截薪水的大男人到處晃蕩，說這會帶壞其他工人，還規定上下午各兩個小時必須到后院聽她使喚，干些零碎雜活兒，實在沒活兒干，就教其九歲的兒子打拳。此刻，譚介錦的轎車去而復歸，“和尚阿四”正在教習拳術。師徒倆看到轎車，并不吃驚，自顧飛拳踢腿。
轎車駕駛座這邊的車窗搖下了半扇，傳出譚介錦一貫的沙啞嗓音：“阿四，你去把我房里那口保險箱搬下來，放在后備廂里。”
“和尚阿四”聞聲收式，囑咐少東家：“少爺，你別亂跑，去樹下蹲馬步。”
譚少爺對“和尚阿四”比對爹媽還買賬，答應一聲，乖乖地照辦。片刻，頗有膂力的“和尚阿四”便獨自把那口二百來斤的家用保險箱從二樓老板臥室搬了下來，放在福特的后備廂里。轎車再次啟動，開出廠門，往上海東北角市郊接合部的五角場方向駛去。
“和尚阿四”注意到老板戴著一副大框架的墨鏡，對少東家說：“你爸今天戴的這副墨鏡很好看，肯定是外國貨，就像以前七十六號特工戴的那種。”
少東家頓時來勁：“是嗎？一會兒我跟媽媽說，叫她給我也買一副。”
而這時，譚介錦戴著那副大墨鏡，已經把轎車開到了五角場。六十多年前的五角場，跟今天的五角場當然不好比，那時該地還是一個四周被田野、小河包圍著的集鎮，沒有高樓大廈，鎮外就是成片成片的農田，農田間時不時可見鋼筋水泥碉堡，那是國民黨軍隊為“守衛大上海”建造的。譚介錦把福特停在距離鎮外通往吳淞的那條公路二十多米的一個碉堡前，車尾對著碉堡門，正好擋住了公路上過往行人的視線。譚介錦坐在駕駛座上，大墨鏡后面，是求助無門的絕望眼神。
對譚介錦來說，剛剛經歷的一切簡直就是一場噩夢——
譚介錦今天出門是去跟新成區的一個英國佬談生意的，對方正準備回國定居，愿意將手里的一批薄鋼板削價出售。譚老板比較關心時事，以此分析國內的經濟動向，他認為西方國家將會聯手對新中國進行經濟封鎖，諸如鋼板、銅板、白鐵（鋁）、五金配件之類的商品必定會成為市場上的緊俏貨，所以，他想果斷出手買下來。他駕駛著轎車經過三角地菜場的時候，由于人多，被迫減速行駛。忽見迎面走來一個三十來歲的高個兒女子，沖他連連招手。譚介錦還以為是哪個認識自己的朋友家眷，便踩了剎車。那女子雙手扳著開啟了一大半的車窗，嘴里一迭聲說道：“先生！幫幫忙！我的朋友腳扭傷了，麻煩你捎她一段路，到公濟醫院就下來。謝謝先生！謝謝先生！”
譚介錦這才發現路邊另有兩個打扮得很時尚的俏麗女子，其中一個穿淺綠色連衣裙的由她的同伴攙扶著，一只腳懸空，不敢著地，臉上表情痛苦。三角地這邊以前是美租界，后來與英租界合并改稱公共租界，已經開發上百年了，其時屬于僅次于原法租界、西區公共租界的熱鬧地段，別說譚介錦這種腦子里從未有過治安防范意識的老板了，即便是個吃警務飯的巡捕，置身四周市聲嘈雜人頭濟濟的環境中，又是面對著扭傷腳的美女，那份職業性的防范意識只怕也會煙消云散。當下，譚介錦根本沒有想過是否有什麼不妥，幾乎是不假思索地點了頭，下車拉開后車門，讓高個子和她的同伴把傷者扶上車。高個子安置好她們后，返身坐在副駕駛座上，嘴里又是一連串的“謝謝”。
公濟醫院1953年改稱上海第一人民醫院，院名延續至今；三角地菜場作為上海最早的一家室內菜場，也還存在。上百度地圖查詢，這兩處地方不過六百余米距離，開車轉眼就到。譚介錦想把車停到急診室門口，副駕駛座上那高個兒女子指了指停車場一角：“就停那里吧。”
事后想來，這其實是一個很明顯的破綻，哪有載著傷者的車不停在急診室門口的？可惜譚介錦沒有意識到，照辦了。當時私家車鳳毛麟角，英國佬設計的醫院停車場面積又大，一眼望去空蕩蕩的。譚介錦把車停妥，剛想下車相幫扶人，耳畔驟然響起一個跟之前的語調截然不同的聲音：“不許動！”他下意識地側過臉，頓時驚呆了——那高個兒女子手持左輪手槍，黑洞洞的槍口正對著自己！還沒回過神來，背后一聲嬌叱：“老實點兒！”后腦勺上也頂上了一件硬物！
這等情勢，譚介錦只有俯首聽命的份兒。就這樣，他被迫戴上了對方遞過的大墨鏡，接受對方的指令，乖乖地驅車回廠，把保險箱裝進轎車后備廂，又遵照對方的指令開到了五角場。此刻，譚介錦只求能夠保全自己的性命。
三女盜說話倒也算數，到了五角場，讓譚介錦交出保險箱鑰匙和密碼，把箱內的三十兩黃金、兩百多枚銀洋、十三件首飾全部劫掠（股票、債券、借條、合約等未動）后，沒傷他一根毫發，保險箱鑰匙也還給他了，只不過臨離開時把他的雙手綁在了方向盤上。那個偽裝傷者的美女強盜還對他嫣然一笑，拿出一塊六寸見方的人造絲帕，上有用粉紅色絲線繡的“巾幗團”三個核桃大小的空心正楷字，說是奉雙槍王八妹之命，送給譚先生留個紀念，以后江湖上如若遇到有誰跟你過不去的，只要出示這方絲帕，對方只有買賬的份兒。說著，用絲帕蓋住了譚介錦那雙被綁在方向盤上的手。
其時，公路上正好有一輛滿載著全副武裝的解放軍的卡車緩緩駛過，譚介錦的手雖然被綁著，可是伸出手指就能長按喇叭（后來他就是用這個動作呼救的），這樣一來，肯定會引起解放軍的注意。不過，譚介錦沒有這麼做——如果那三個女盜回過頭來賞他幾發子彈，那性命就沒了。
譚介錦就這樣被劫了。他的被劫，想想應該比唐文章還窩囊。
四、重組專案組警方對于此案自然是無比震驚，已經內定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長的市軍管會公安部部長李士英立刻下令嚴查該案，如果確系與5月27日榆林路那起搶劫案有關，應串案并偵；并指示榆林分局偵查“5.27”搶劫案的專案組前往提籃橋分局會商，以確定是否系同一伙案犯作案。
提籃橋分局抽調了四名刑警偵查該案，他們與榆林分局的賀德祥、衣福根、龔滔三刑警交換了意見，案犯的人數、外貌特征、作案工具（槍支）和作案手法（都是在手指上貼了醫用膠布）都能對上號，由此斷定確系同一伙案犯作案。于是，經市局批準，兩案串案并偵，由提籃橋分局刑偵隊指導員宋寶道擔任組長，賀德祥為副組長。
宋寶道是山東乳山縣人，三十五歲，曾在上海公平路碼頭上當了七年搬運工人。二十三歲時，經一曾在碼頭上受過他幫助的法租界工部局下級官員的介紹，進入法捕房當了一名看守員。兩年后，因替關押對象私遞信函被開除，但他也因此參加了革命工作——那個關押對象系中共地下黨員，為其介紹了一份公開職業——給“包飯作”（舊時私營的專為公司、小廠、商店等提供午餐的食堂）打工，那“包飯作”其實是中共地下組織的一個交通站，宋寶道則成為了一名地下交通員。1942年，交通站被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破壞，宋寶道轉移到蘇北參加了新四軍。因為曾在法捕房干過，他被分配到情報部門。一年后，加入中國共產黨。上海解放前一個月，宋寶道奉命化裝潛入上海從事情報工作。華野大軍兵臨城下時，宋寶道不幸被捕，關押于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提籃橋分局，已被敵人圈定執行槍決，但尚未執行，上海就解放了。接管提籃橋分局的軍管組領導是其戰友，就把他留了下來，內定為刑偵隊指導員，由于公安局尚未掛牌，對外只說是軍代表。
之前宋寶道曾率領刑警勘查現場，還跟苦主譚介錦談了半個多小時，因此他對“5.30”劫案的情況是清楚的，可是對“5.27”劫案卻不甚明白。當下，賀德祥等三人把“5.27”劫案的案情以及這兩天的調查情況作了介紹，然后眾人分析案情。榆林分局三刑警沒有料到的是，提籃橋分局刑警對于案犯來路的推斷正好與他們相反——三女盜很可能是王八妹匪幫成員。
提籃橋分局的刑警持此觀點，當然是有理由的：一是三女盜都持槍，據唐文章、譚介錦二苦主陳述，其架勢還真像以前見到過的巡捕房包打聽和汪偽“七十六號”特工，一看便知對手槍并不生疏。試想，上海灘能玩槍的女人有幾個？除了“軍統”（后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女特務之外，那就是王八妹那伙人了。二是根據宋寶道從市局政保處一位老領導那里獲悉的最新情報，王八妹已于5月8日被國民黨方面任命為“國民政府浙江省平湖縣縣長”，“縣府”設在大洋山（位于杭州灣與長江口交匯處海面上的一個島嶼，當時屬崇明縣，1950年劃屬嵊泗縣）。按照國民黨方面的“戰略方針”、王八妹匪幫的一貫做法和其對上海的熟稔，該匪幫的“掌門人”王八妹必然會急于在上海布設密點，而且不止一兩個。所以，連續作案兩起的三女盜應該是王八妹的部屬，趕在上海解放伊始的當兒就急不可待地作案，既是為籌措活動經費，也是趁機制造混亂。
至于賀德祥等三人之前排除王八妹匪幫涉案的理由，提籃橋分局的刑警認為也站不住腳：膚色白皙，可能因為三女盜以前就是王八妹安插在上海灘的“地下人員”，她們長期生活在都市，所以有此膚色；至于那方“巾幗團”的絲帕，應該是出于混淆偵查視線的考慮（從拋棄裝贓物的那個皮包來看，案犯是具有這種意識的），同時也是為了制造混亂、擾亂人心。
兩種觀點發生了碰撞，榆林分局三刑警中，衣福根、龔滔是舊警察，不敢充分發表自己的見解，只有賀德祥敢說話；而提籃橋分局宋寶道那三個部屬，雖然也是舊刑警，但其中的楊瀛君、許仁俊分別是地下黨、團員，另一刑警祝耀輝也是進步分子，參加過中共的地下活動，所以，他們都敢于充分發表意見。賀德祥就明顯處于劣勢了，而且他于刑事偵查純是新手上路，跟對方三個行家里手爭辯的結果可想而知。最后，由組長宋寶道定奪，他當然是支持自己部屬觀點的。于是就定下了偵查方向：從調查王八妹在上海的密點著手。
這時的專案組已有七名成員，分局和各派出所也吸納了一些由原地下黨組織介紹過來的進步群眾，在警務人員的指導下協助干一些雜事兒，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志愿者。專案組不管到全市哪個區調查，只要給派出所打個電話，就會有人在約定的地點等候，給刑警介紹情況、帶路，以及傳喚受調查人員，有時還相幫做筆錄。所以，專案組對王八妹在滬聯絡點進行查摸時，倒也沒有特別不順手的感覺。
賀德祥原以為宋寶道雖說以前在法捕房干過，但他干的是看守員，到新四軍后干的是情報工作，估計對刑事偵查工作的了解程度比自己也高不了多少。哪知，宋寶道投入工作后，一出手就使賀德祥覺得自己是門縫里看人，把領導看扁了。
宋寶道是個很有想法的人，他當年在法捕房當看守員時，一心想調往刑事部當一名包打聽。外國人掌管的捕房固然也講點兒人情，買點兒面子，但更注重工作效率和質量，對用人的要求比較嚴，宋寶道的那位朋友即便開口，人家也不一定買他的賬，所以宋寶道就決定自學。他有小學四年級的文化，除了買遍了市面上買得到的中外偵探小說，一遍又一遍地看，還跟包打聽、刑警交朋友，他們把逮捕的人犯押送看守所時，他準備好茶水和香煙，還打電話叫外賣送點心，刻意奉承，殷勤款待。為的啥呢？就是想聽聽人家是怎麼破的案、逮的人，了解的詳細程度比記者還記者。另外，他對在押人犯很和善，值班時沒事就跟人家聊天兒，了解其作案手法、失風原因。如此費錢費力，不為別的，就是為間接積累刑事偵查經驗，哪天逮到機會進了刑事部，就可一顯身手，出人頭地。
可惜的是，在法捕房期間，宋寶道始終沒當成刑警，不過后來做地下工作時，他學得的這一套用于收集情報也能奏效。如今，真正當上了刑警，他多年的積累終于派上用場了。
調查王八妹的關系網，宋寶道采取的方式是：先派刑警分赴全市三十個分局（市區局二十個、郊區局十個）看守所，直接向所方索閱人犯登記材料，從案由判斷是否跟浦東方面的土匪強盜有關系；再向看守員了解在押人犯中是否有比較有名的匪盜，如有的話，立刻訊問，不問別的，單問是否認識王八妹，是否與其打過交道。如此折騰了三天，專案組手里已經有了一張王八妹在上海灘的關系圖。
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掛牌。那天晚上，專案組開會商議分工調查事宜。宋寶道晃晃手里的那沓材料，說我數了數，一共有三百二十三名對象需要調查，我們運氣好的話，會從中發現線索……剛說到這里，突然電話鈴聲大作。電話是分局值班領導打來的，說剛接到市局政保處的指示，要求專案組立刻停止有關王八妹匪幫線索的調查。宋寶道放下話筒，把電話內容對專案組刑警一說，大家都感到奇怪。老宋自己倒已經明白了，說可能我們專案組的調查妨礙了政保同志正在進行的對王八妹匪幫的監視，那好吧，服從命令，停止調查，我們另外再想辦法。
后來案件真相大白后，專案組諸刑警都暗自慶幸，還好有市局那個電話，因而停止了對此環節的調查，因為事實證明之前的推斷是錯誤的，三個女盜跟王八妹匪幫根本沒有任何關系——這里面的具體情節，容后細說。
當下，專案組重新分析案情，梳理線索。午夜時分，總算從一團亂麻中理出了一個線頭：不管案犯是王八妹匪幫成員或者是來自其他方面的什麼人，她們作案兩起，收獲頗豐，堪稱一槍一個準。那麼，她們是通過什麼渠道獲取苦主唐文章、譚介錦家中肯定有“貨”的信息的呢？
這個問題，之前榆林分局專案組三刑警討論過，而且專門指派刑警龔滔去向苦主唐文章了解。會上，龔滔說了一下向唐文章了解的情況，于是就牽涉到一個人——本文開頭曾經提及的新成區西醫汪某，此人了解唐文章的經濟狀況，又清楚地知道5月27日傍晚唐文章從其診所離開后直接回家，會不會是他向女盜透露了這個信息，甚至他就是女盜的同伙？
專案組認為，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尚需看另一個苦主譚介錦的信息被透露是否跟汪某有關，決定次日派員走訪譚介錦，另外，還需要再次向唐文章了解其財產、家庭信息可能被泄露的其他渠道。
6月3日，兩撥刑警分別走訪苦主唐文章、譚介錦。賀德祥、衣福根、龔滔三人跟唐文章談了將近兩小時，但未能獲得什麼有用的信息。唐文章說關于他的財產情況，“家有金銀鄰有秤”，外面肯定有所知察，別的不說，他的物質生活條件就是明擺著的。還有那口家用保險箱，當初買回來時，搬場公司的工人從車上卸下來，當場就引起圍觀人群的一陣驚呼，畢竟這年頭上海灘擁有私人保險箱的屬于鳳毛麟角。至于跟別人的交往，以前比較多，抗戰后就少了，待到老婆死后，那就更少了。而且，他所交的朋友都是世家子弟，自身經濟條件都很好，人的素質也高，從來不跟黑道匪幫打交道，相信不會跟案子有關系——那些朋友都知道他將重要物品存放于銀行保管庫（那些朋友們自己也是這麼做的），只要向女盜露點兒口風，5月27日那天，女盜必定會逼著他交出銀行保管箱密碼，連夜去銀行把東西拿出來。那可就不是損失二十六兩黃金和幾件首飾的事了。
另一撥刑警，提籃橋分局的楊瀛君、許仁俊、祝耀輝去了“大眾盒廠”走訪譚介錦。譚老板性格比較內向，遭此不幸，加上他平時就兇悍如虎的妻子的河東獅吼，又適逢黃梅天這種潮濕悶熱的氣候，已經病倒，雖然沒有終日臥床，也得大服中西藥物。刑警登門時，他剛喝下一碗湯藥，苦得不住地咂嘴巴。這種病怏怏的狀態，加上河東獅在一旁虎視眈眈，當然不宜作深入交談。也就不過二十來分鐘，刑警就告辭而出。
三刑警商量，總不見得白跑一趟吧，譚老板談不出什麼，是否可以找他的屬下聊聊呢？三人都認為此法可行，就去了廠部辦公室，那里只有財會股長（即賬房先生）孫先生一個人在，戴著老花鏡，算盤打得爆豆響。見刑警進門，說聲“稍等”，打完這一輪，用毛筆記下數字，這才起身相迎，遞煙沏茶熱情接待。刑警跟他聊了幾句閑話，把話題轉到了譚老板遭綁架這件事上，說孫先生你對此有什麼高見？孫先生緩緩搖頭，嘴里吐出四個字：“不大好說！”
這就是說，他對此是有看法的，只不過有顧慮不便吐露。這下，刑警來了勁，盯著對方追問，還反復表態肯定會保密，總算把他說動，終于說出一個名字來——杜登高。
杜登高就是譚介錦的保鏢“和尚阿四”。據孫先生介紹，此人系江蘇省金山縣人氏，出生于金山衛，自幼父母雙亡，流浪要飯為生，十二歲去了少林寺，待了五年，學得一些武功。后來當過兵，還參加過“八一三”淞滬抗戰，負傷后離開軍隊。之后是怎麼混的就不清楚了，只知道抗戰勝利后那一年，他受雇于譚老板，做起了保鏢。聽譚老板閑聊時說起，他是從南市那邊的一家國術館把杜登高聘來的，當時杜在那里當武術教頭。
刑警問孫先生：“您老認為這個人怎麼樣？”
孫先生跟譚介錦是親戚，按輩分譚介錦該喚其表舅，所以他對譚介錦這次遭遇不測也頗上心，顯然已經考慮過案犯是從哪里獲得的有關譚老板的信息這個問題。他聽譚介錦說起過被劫的詳細過程，對女盜報出雙槍王八妹的名頭之舉印象猶為深刻，當下就說：“剛才我說過，這個杜登高的出生地在金山衛，如果我沒有記錯，雙槍王八妹也是金山人氏，出生在金山衛。”
三刑警一怔，先前聽對方說的時候對于這一點倒是疏忽了，現在經孫先生一提醒，立即意識到這確實值得注意，于是就問孫先生對杜登高是否有懷疑。后者說，杜登高在譚介錦出事前的兩三天里曾經出去過幾次，雖然時間不長，每次就是一兩個小時，不過這是之前從未有過的，為此還被老板娘說了幾句。
專案組對孫先生所反映的情況很是重視，正副組長交換意見后，宋寶道便指派刑警衣福根、許仁俊前往南市找那家國術館的老板了解杜登高的情況。衣、許到南市打聽下來，那家國術館早在抗戰勝利后第二年就關閉了，好在國術館館主就住在附近，便找上門去。館主姓查，回族人，是南市一帶頗有名氣的譚腿高手，聽說曾參加過國術擂臺賽，打敗過洋人。如今查館主已經六十開外了，依然身板挺拔，說話中氣甚足。
據他介紹，杜登高當初是由他的一個叫史保綱的師弟介紹過來的，史曾經擔任過國民黨軍隊的國術教官。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大約兩個月，史保綱駕著一輛汽車來南市找他，把負傷的杜登高托給師兄，說這是部隊上的一位弟兄，在前線為救他負了傷，請師兄照料。說罷，留下五十枚大洋就匆匆開車走了。查館主就收留了杜登高，杜傷愈后，上海華界已經淪陷，杜登高就留在國術館當了一名教頭。查館主回憶下來，說平時跟杜登高閑聊時曾聽他說過他跟王八妹是同鄉，好像還攀著點兒親戚關系；此外，杜登高還是青幫弟子，時常有幫會中人來找他。
專案組決定繼續往下調查，那就要去金山王八妹的家鄉了。6月4日，刑警賀德祥、衣福根、許仁俊受命前往。當時交通不便，刑警又無交通工具，只有跟尋常外出旅行的老百姓一樣乘車搭舟，一去一回花了將近兩天時間。6月5日傍晚，三刑警返回專案組駐地，匯報說杜登高確系王八妹的同鄉，他的出生地史家宅距王八妹的出生地扶王埭只有五里地，不過，杜王兩家并不沾親帶故，而且沒有證據表明兩家曾有過什麼來往。
但是，據曾給王八妹匪幫燒過飯的劉廚子說，抗戰期間，他曾親眼看見杜登高到過王八妹的駐地，是和上海灘的幾個青幫人物一起來的，其中有杜月笙的弟子何真新，杜登高的身份應該是隨從或者保鏢之類。當時，王八妹設便宴款待上海來客，特地請原本不可能與那班青幫客人同桌吃飯的杜登高入席，說杜登高是她的同鄉，希望他在上海灘得到大家的關照。劉廚子上菜的時候，正好看到杜登高向王八妹敬了一杯酒。
刑警順便問了問王八妹是否有貼身衛士。劉廚子說王八妹的衛士是清一色的男子，都是身強力壯的同鄉族親小輩。那麼是否有女性呢？有的，那是貼身勤務兵。她們有的有槍，有的沒有。有槍的也不是王八妹配發的，而是她們自己想法搞到的。刑警又根據唐文章、譚介錦所述，大概其說了一下那三個女盜的體態容貌，向劉廚子查證是否有那樣的勤務兵，劉說從來沒有見過。
如此，專案組認為基本可以排除案犯系王八妹的貼身衛士之說。之所以懷疑杜登高，是因為他是王八妹的同鄉。既然三女盜與王八妹無關，那懷疑杜登高的理由就不存在了。不過，賬房孫先生說到的杜最近的幾次看似不正常的外出，還是需要查證一下。次日，偵查員正要去盒廠找杜登高談談，忽然傳來一個消息，說杜登高被市局抓去了。宋寶道往市局打電話詢問是哪個部門抓的人，回話說是政保處。于是，就請提籃橋分局領導出面跟政保處聯系，要求向杜登高了解關于兩起搶劫案的線索。獲得許可后，怕夜長夢多，宋寶道立刻叫上兩個刑警前往市局。
杜登高的被捕跟王八妹無關，卻跟幫會有關。他在抗戰前參加了漢奸常玉清（常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就已淪為漢奸，停戰后即遭到國民政府的通緝）的黃道會，抗戰初期，汪偽“七十六號”還沒有成立，日本憲兵隊即指派黃道會對滬上抗日進步人士進行綁架、暗殺，有人舉報杜登高也是參與者之一（后來查明其與此類犯罪無涉，從輕發落，收容教養三年）。
偵查員到市局對杜登高進行了訊問，杜說最近的幾次外出都是受原來的幫會成員所托，為他們辦事，而且都有人證。這樣，就基本排除了他的涉案嫌疑。
6月6日，專案組開了半天會，指望找到新的偵查方向，卻沒有任何結果。午后，副組長賀德祥回了趟榆林分局，向領導報告這兩天的工作情況。匯報完正要告辭返回提籃橋分局，市軍管會一位領導來分局檢查工作。這位領導是賀德祥的同鄉，賀德祥入伍伊始曾給他當過通訊員，兩人見面，領導就讓他多待一會兒，聊聊老家的情況以及賀德祥目前的工作。這一耽擱，差不多就是一個小時。中間，專案組長宋寶道曾來過電話找賀德祥，可當時賀德祥和軍管會領導聊得正投機，分局領導便沒有打斷他們，賀德祥甚至根本不知道組長找過他。
等賀德祥返回提籃橋分局，專案組辦公室卻是空無一人。他馬上意識到十有八九又發生案件了，急忙去問刑偵隊領導，果不其然，提籃橋區公平路上的“第聶伯旅館”發生持槍搶劫案，據稱作案者是三個長得稍有幾分姿色的年輕女子！
五、案發“第聶伯”當時的公平路一帶住著一些白俄，沙俄時期都是貴族和官員，“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國，其中有一些來到上海，自謀職業，時間長了，有了后代，子承父業。公平路裕福里弄堂內有一家“第聶伯旅館”，就是白俄僑民齊克從其曾當過沙皇軍隊上校的老爸手里繼承下來的。旅館不大，也就七八個房間，很整潔，都是齊克的家人擔任侍者，服務良好，收費也公道，用現在的說法就是性價比高，在滬東小有名氣，生意還不錯。
這天午后，來了一男一女兩個旅客，男的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禿子，女的三十歲出頭，燙發，膚色白皙，長相略俏，眉宇間透著幾分妖冶。兩人要開鐘點房，說好兩小時。按照公安局新頒布的規定，住旅館開房間，不管是整夜住宿還是臨時性的鐘點房，都必須出示相關證明，外地來滬出差的，公家單位憑單位證明，私企、店鋪則憑本公司（店鋪）的蓋章證明，個人則憑工作證，沒有職業或者無工作證者則須憑戶口本或者當地派出所的證明。這項旨在穩定社會治安的規定，在具體執行中，卻被打了折扣——白天開鐘點房四小時以下的沒有證件、證明也沒關系。旅館業對此作出的解釋是這樣的：白天在旅館待四小時，跟在公共浴室洗澡、茶館品茗、飯館用餐是一樣的，洗澡、喝茶、吃飯不必憑證件、證明，那麼開鐘點房也是可以通融的。
這對男女就是在沒有出示證件、證明的情況下入住“第聶伯旅館”的。這種事老板齊克見得多了，知道必是一對野鴛鴦，既然新政府沒對這種男女茍且之事作出限制規定，旅館方面絕對沒有生意上門往外推的道理，就讓他們登記了姓名、住址，然后將其安頓在二樓拐角處的那個房間。
順便說一句，齊克的這個安排是另有用意的。旅館以前曾經發生過野鴛鴦被男女某一方甚至雙方的配偶聯手跟蹤前來現場捉奸的情況，捉奸者往往會對提供方便的旅館也產生忿恨，順手打砸。齊克在吃了虧之后，特地請來匠人師傅對旅館進行了改造，在二樓拐角處另外設了一道門，直通陽臺。陽臺是跟鄰居家合用的，有直接通往地面的樓梯，這道樓梯就設在兩家之間的一條只有八十厘米寬的夾道里，出口沒有門戶，誰都可以上下，但通常并無外人出入——除了旅館里的那些野鴛鴦偶爾遭遇捉奸時。
盡管野鴛鴦遭遇捉奸的概率很低，但齊克本著未雨綢繆的精神，對每對被安排在二樓的野鴛鴦都要關照一下拐角處那道門的情況，當然不會說“捉奸”，他相信野鴛鴦們的智商，如果這點兒領悟力都沒有，還配通奸？
今天來開鐘點房的這對男女在登記本上留下的姓名是丁嘉楨、封艷娟——以齊克的經驗，通常都是假名，不過他認的是錢鈔真假，對姓名是真是假通常都是忽略不記的。那二位看來并非第一次進行這種活動，聽了齊克的介紹，兩人臉上露出不以為然的神情，仿佛是在提醒旅館老板：您這是多此一舉了，我們絕無被捉奸之虞。齊克讀懂了那層意思，及時告退。出事后警方的調查表明齊克的感覺是準確的。那二位，男的配偶是個富家女，三年前因車禍傷了腰椎，就此臥床不起；女的則是寡婦暗娼。這種對象，當然不必擔心有人會棒打鴛鴦。
不過，世事難料，意外也是經常有的。這對野鴛鴦碰上的就是絕大多數通奸者一生也不會碰上的意外——兩個小時后，他們正準備離開，哪知一開門，外面走廊里卻一字兒站著三個女子。還是那個讀者們想必已經熟悉了的陣容，為首的那個手持左輪手槍，另外兩個端著勃朗寧，三支槍口冷冰冰地對著野鴛鴦，語氣也是冷若冰霜：“不許動！舉手！轉身！靠墻站著！”
在人槍口下，不敢不從命。野鴛鴦縱有千般不愿，也不得不照辦。三個女盜站在兩人背后，先命令封艷娟退后兩步，蹲下，摘下所有首飾——黃金項鏈、戒指、耳環，連同錢包一并交出；然后用槍逼著她從丁嘉楨身上取下金表、金筆、戒指以及錢包。女盜在丁的錢包里發現空白支票一張、提貨單一張，遂逼他在支票上寫下提取現鈔三千萬元，對那紙提貨單卻是不屑一顧，看也沒看就放回錢包，扔還給他。還說看他老實聽命，那支原本已經沒收但因開支票又還給他的關勒銘金筆就算了，讓他自己好好保存著留作紀念。
然后，女盜拿出準備好的繩子，命封艷娟綁住丁嘉楨的手足，又動手把封綁住，將兩人捆作一團，撕了兩方被單堵住嘴巴。臨走時沒忘記留下一塊六寸見方上面繡著“巾幗團”三個字的人造絲帕，還告訴野鴛鴦她們是雙槍王八妹的衛士。女盜離開“第聶伯旅館”后，直奔附近的外灘銀行，順利提取了支票上開出的三千萬元現金。
這個案件的案犯特征、作案手法、作案武器等均與之前兩起案件相符，故提籃橋分局經報請市局批準，決定交由提籃橋分局、榆林分局聯合專案組負責偵查。組長宋寶道隨即跟那對男女苦主見了面。
誠如“第聶伯旅館”老板齊克所估料的，那個女的報的是假名，住址也是假的。其真名叫張鳳琴，三十三歲，住本市江寧區，系無業寡婦，有兩個子女，生活來源除了靠亡夫留下的一些積蓄和親戚周濟外，公開的就是幫人做做針線活兒掙點兒小錢，暗的就是出賣肉體。那個男的報的也是假名假址，真名叫李貝空，住北站區天目路。
李貝空的經歷比較復雜。他于1906年出生于上海的一個中醫世家，那時中醫子承父業現象很普遍，反正政府并不規定行醫必須持證，只要病家認可就行，若是沒有本領治死了人，官司是不會吃的，因為法律中沒有“非法行醫罪”，但若是被死者家屬砸了診所挨了揍，那也沒地方申冤。李貝空的祖父、父親醫技平平，但沒有遭遇過被砸被打事件，李貝空也就繼承祖業做了一名郎中，十七歲開始獨立行醫，開出的方子不必經父親審閱即可直接讓病家去中藥鋪照單贖藥。二十歲上，做了三年中醫的李貝空對西醫產生了興趣，進了公共租界工部局辦的“西醫醫士速成學校”，三年后又去日本留學，專攻西醫。回國后重新行醫，打出的牌子就不一樣了：“學貫中西二道，西中雙術齊施”。這種情況別說民國時期了，就是現在也不多見，所以最初確實吸引了一些患者，中西結合治療也確實有一些效果。但若想根治毛病，那不管中醫西醫，都得憑真才實學，以及扎實的臨床經驗。這兩點李貝空都缺乏，因此，輝煌了兩三年，漸漸就門庭冷落了。
不久，抗戰爆發，李貝空的一位當初公共租界“西醫醫士速成學校”的同學其時已是國民黨軍隊的軍官，來滬招收醫務人員。找到李貝空，說了說情況，李貝空正考慮關閉了診所另謀出路，當下一口答應。到部隊后，李貝空被任命為上尉軍醫。他在部隊一直待到抗戰勝利，復員時已經是中校軍銜了。不過，以當時大量裁減軍人的情況，別說是中校了，就是將軍退伍也得自謀出路。但這難不倒李貝空，他回到上海后，通過朋友用部隊給的那筆退伍費做了幾筆投機生意，十足賺了一票，然后以此為資金，做起了西藥掮客兼西藥商。不久，又娶了個富家女做老婆，身價頓升。
可惜好景不長，才過了一年好日子，其妻就因車禍癱瘓。李貝空的生意照舊，經濟收入未減，但家庭遭此一劫，以往的生活軌道就大幅度傾斜了。李貝空請了傭人、保姆各一照料病妻，自己在外面結交了幾個女人，今天在“第聶伯旅館”幽會的張鳳琴就是其中之一。其時上海解放不過十一天，新政府還沒騰出手來宣傳“新社會、新風尚”，別說像李貝空這樣軋姘頭的，就是去妓院嫖娼也不受禁止。哪知，跟張鳳琴開房間幽會固然算不上一回事，可是意外遇到搶劫，不但損失了手表、戒指等財物，還被迫開出了三千萬元的支票。以當時的物價，三千萬元可以在市區購置一幢兩上兩下的普通民居；如果不買房，開一家布店或米行也綽綽有余。所以，對于李貝空來說，損失是頗慘重的。不過，李貝空還是感到有些慶幸，因為女盜竟然放過了那紙提貨單！
這張提貨單上所列的商品，如果拿到市場上去銷售，大約可值上百兩黃金。那是什麼商品呢？盤尼西林（即青霉素）！本文開頭已經交代過，那個時代，由于戰爭的原因，盤尼西林十分緊俏，而李貝空則屬于上海灘極少數有渠道從海外直接購得盤尼西林的西藥掮客之一。這張提貨單上的盤尼西林，就是他在上海解放前兩天委托一位逃離大陸的朋友在香港代購的。先前李貝空遭搶劫時，最擔心的就是女盜把提貨單拿走，沒想到對方拿出單子只掃溜了一眼，就扔在一邊了。這也是他那麼爽快地按照女盜的意思開具三千萬元支票的原因，當時他只想她們三位趕快離開。
宋寶道聽李貝空作了上述陳述，問他：“你有沒有什麼仇家？”
“沒有！不管以前行醫也好，在舊軍隊也好，抗戰勝利后回到上海灘做西藥生意也好，跟別人打交道一向客客氣氣，從來不得罪人，有時甚至寧可吃點兒虧。老話不是說‘吃虧是福’嘛！”
“再問一個可能涉及你個人隱私的問題，不過我希望你能夠如實回答——你的妻子癱瘓后，除了結交姘頭，你是否還去過妓院？”
李貝空的神情有點兒尷尬：“這個……曾經有過。”
“你的妻子或者她的家人是否知曉？”
李貝空搖頭，解釋說其妻的娘家人早在年初就去了海外，滬上只有幾門平時沒有來往的遠親，他們不會關心其妻的情況，更說不上對其行蹤進行監視了。
其實，宋寶道的思路已經觸及了破案的核心，只是當時沒有意識到。這并不怪他，因為前面交代過，他雖有從事警察職業的經歷，但干的卻是看守員；后來從事過情報工作，卻跟刑事偵查不是一碼事。所以，他這個專案組長此刻對李貝空的詢問不過停留在本案的發生是否是其妻家族的報復行為上，沒有跟前面已經發生的另外兩起作案情節類似的搶劫案聯系起來考慮。從這點來說，宋寶道的刑偵業務水平純屬新手上路。不過，要說這個新手組長此舉純屬多余那倒也未見得，因為他在接下來舉行的案情分析會上向一干刑警說了跟李貝空、張鳳琴的談話情況后，立刻有幾個刑警同時想到了一個問題：“巾幗團”在十二天內連續作案三起，收獲頗豐，其成功的原因除了膽大妄為、精心策劃之外，跟能夠掌握苦主的財產情況和行動軌跡是分不開的。問題也由此產生，三個受害者互不相識，分別住在不同的區域，她們是通過什麼途徑獲取這三個人的準確信息的？
類似的問題，在第二起搶劫案發生后，專案組偵查員就曾經討論過，但僅限于唐文章、譚介錦的財產方面，沒有從行蹤這一塊兒去考慮。現在發生了第三起案件，而且案犯是專門等著受害者出門幽會的時候下手的，那疑問就明顯了——“巾幗團”是怎麼知道三個苦主的行蹤的？
思考到這一步，再往下推論就順理成章了。三個苦主各自有親朋好友、人際關系，如果把他們的每個關系劃一條延伸出去的直線，要是這些直線互不接觸，“巾幗團”方面就不可能獲取三人的相關信息。而眼下發生的案件證明女盜確實獲得了三個苦主的相關信息，那只能有一種解釋：唐文章、譚介錦和李貝空肯定有某個相同的社會關系，而他們并不知道這個社會關系跟另外二位也相識；“巾幗團”方面呢，恰恰跟那個社會關系熟識，于是就順利獲取了那三人的信息——包括財產情況和行動軌跡。
理清了這一點，專案組諸君再往下一想，不禁驚出一身冷汗。女盜特地制作了“巾幗團”的人造絲帕作為她們這個犯罪團伙的旗號，看來是準備大干一番，作案目標絕對不會僅限于唐文章、譚介錦、李貝空三人，而是應該有一份名單，這份名單上的人都是她們的作案目標。因此，警方必須迅速偵破該系列案，否則，還不知“巾幗團”會作下什麼樣的驚天大案。
專案組立刻作出決定，分頭走訪三個苦主，詳細了解他們的社會關系。
六、橫向線條就在刑警分頭走訪唐文章、譚介錦、李貝空的時候，忽然獲得一條信息：“大眾盒廠”有一個員工外出時，偶然在馬路上看見那天搶劫盒廠老板譚介錦的三個女盜中的一個！
譚介錦那天在三角地菜場遭遇女盜，其中一人以腳扭傷為由上了車，誘騙譚去了附近的公濟醫院。然后，譚老板在公濟醫院停車場被女盜用手槍逼住，被迫就范，乖乖隨著她們返回工廠，命保鏢“和尚阿四”把那口家用保險箱搬上了車。事后，刑警曾根據譚介錦的敘述，分別走訪了三角地菜場、公濟醫院、五角場和“大眾盒廠”，向路人、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盒廠員工了解情況，可是未能獲得有價值的線索。
在刑事案件的偵查中，雖然上述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調查程序，但是真正從中獲得破案線索的概率畢竟不是很高，對這樣的結果，專案組眾人也就心平氣和地接受了。原以為這條路是走不通了，沒想到，還真應了那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老話，“大眾盒廠”有一個叫陳引娣的女工當時就在三角地菜場買菜，距譚介錦上當受騙的現場也就十幾米，目睹了譚老板菩薩心腸做好事讓那三個女人上車前往醫院的一幕。不過，陳引娣當時并不知道譚老板遇上了大事，看過也就算了，沒往心里去。
那天陳引娣自己倒是遭遇了大事，她的六旬老父病逝了，回娘家和兄弟姐妹一起為老父辦喪事，她負責到附近的三角地菜場買菜，制備喪宴。那時候，尚無“喪事從簡”之說，喪家通常都要盡力操辦，否則，即便自己覺得良心上過得去，也忍受不了親朋好友的指指戳戳，甚至會因此影響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所以，陳家這喪事一辦就是七天，昨天方才回廠上班。陳引娣的崗位是檢驗工，負責對產品進行抽查，她在車間里走來走去時，聽見幾個女工在議論譚老板遭劫之事，不禁好奇，駐步打聽，這才知道那天她見到的那三個美貌女子原來是強盜，還是雙槍王八妹身邊的衛士（群眾當然不知道專案組已經排除了這種可能）。這下，就引發了陳引娣對該案的關注，原本早已遺忘的一幕又重新出現在眼前。她把那三個女強盜的面孔一個個在腦子里過濾，隱約覺得其中有一位似曾相識。
陳引娣的性格比較沉穩，也很仔細，否則，廠里不會百里挑一選中她當產品質量檢驗員。盡管她已經知曉刑警正在查訪該案，可是，她根本沒打算主動找上門向刑警報告這一情況（確切地說，應是“感覺”），她雖然對譚老板遭劫伊始那一幕看得很仔細，可即便全部提供給刑警也無法成為有用的參考。她說三個女強盜中的某一個好像曾經在哪里看見過，刑警肯定要問個詳細，可是她說得出來嗎？
本來，這件事也就悶在肚子里了，可巧的是，6月7日早晨，陳引娣在從盧家灣區的夫家坐車往提籃橋區的“大眾盒廠”上班途中，經過四川中路時，在電車上注意到有個身穿天藍色鑲白邊連衣裙的女子從人行道上走過，面容酷似那三個女強盜中的一個。陳引娣立刻往車門口擠，也顧不上上班了，中途下車，想瞅個明白。下車的車站離剛才看見那個女子的位置大約有五六十米，陳引娣一路小跑趕到那里，那女子已不在原地。站在路邊東張西望，忽然看見對面馬路弄堂口一群人圍著一個叫賣活鯽魚的流動小販在爭購，其中就有那個女子。陳引娣心中一喜，正要穿馬路，忽然“當當當”駛來一輛電車，只好駐步等候。待到電車開過去，目標卻已不見了！
即便如此，陳引娣還是決定把此事向公安局報告。因為根據她的觀察，該女子手里提著一只買菜用的“杭州籃”（當時滬上居民對一種來自浙江的長圓形竹籃子的稱謂），據此可以認定她應是住在附近的。
接到陳引娣的報告后，專案組正副組長宋寶道、賀德祥交換了意見，認為這是一條重要線索，當下便決定全體出動，到四川中路那邊去調查。在四川中路派出所的配合下，經過一天多的走訪，終于查到了那個穿天藍色連衣裙提“杭州籃”的女子。
此女名叫車文艷，二十七歲，浦東南匯縣惠南鎮人氏，九年前嫁到上海，是個有三個子女的全職太太。車文艷的丈夫趙黎明是國民黨海軍上海槍械修造所的工程師，上月已經隨同敗逃的國民黨海軍離開上海，是去了臺灣、澎湖列島抑或東海距滬較近的舟山群島等敵占島嶼，那就不清楚了。據說，趙當時正在吳淞口的軍艦上檢修艦配武器，事先并不知道這個情況，不料軍艦突然奉命啟航。事后，車文艷哭了個死去活來，還要撞電車跳黃浦，被一干親友攔住。
刑警對車文艷丈夫的服役單位發生了興趣。槍械修造所，那不是很容易搞到手槍嗎？難道“巾幗團”女盜使用的左輪、勃朗寧就是通過這條途徑搞到的？專案組討論下來，認為“巾幗團”系列搶劫案的動靜鬧得已經有點兒大了，不僅上海市局，就連華東公安部領導都已知曉，所以偵查工作必須細而又細，中間一定不能有疏漏，免得上面空歡喜。因此，決定先對車文艷秘密監視，并調出她在原國民黨警察局戶口檔案中留下的照片，請三個苦主辨認。
唐文章、譚介錦、李貝空三人辨認下來，唐文章說“就是這個女人”，譚介錦則搖頭說“不像”，另一個反復辨認下來，說“好像蠻像”。專案組正猶豫是否應該和嫌疑女子直接接觸時，6月9日，陳引娣再次前來報告，說她已經回想起來，那個“似曾相識”的女子，是她有一次去看望居住在南市大境閣康樂里的姐姐（去年因分娩大出血而歿）時，在弄堂口遇到的。當時那女子正好坐著一輛黑色雪佛蘭轎車從外面回來，轎車開不進弄堂，就停在弄堂口，開車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奶油小生，為該女子拉開車門，攙扶她下車，兩人握手道別。這一幕，盡落圍觀居民眼中，陳引娣聽人們議論說這個女的好像名叫“阿麗”，住在該弄17號前客堂樓上。陳引娣對偵查員說，前天來報告的那個提著“杭州籃”買菜的女人跟“阿麗”不是同一人，她倆長得很像，不過，“阿麗”的皮膚要比那個女人白，表情動作有些嗲。
專案組于是兵分兩路，一路傳訊車文艷，與其當面接觸，了解其最近的活動情況；另一路前往南市大境閣康樂里調查“阿麗”其人。兩路的調查結果很快反饋回來，車文艷沒有作案時間，而“阿麗”確有其人，但此刻已經不住在該處了。
“阿麗”自1947年3月至1948年11月租居該弄17號劉家前客堂二樓，當時租房不簽合同，而此女系房東的朋友高興寶介紹來的，高沒說過她姓甚名誰，操何營生，她入住后自稱“阿麗”，劉家和鄰居也就這樣稱呼她。該女從不拖欠房租，逢年過節還會給房東送一份禮物，所以劉家對她頗有好感。至于“阿麗”是干什麼的，那就說不清了，因為她自己從未說過，而其作息時間也是一天一個樣，沒有規律可循，所以誰也猜不透，又不好問她。自1948年底搬離后，沒人知道她的去向。刑警試圖尋找那個介紹人高興寶，調查下來，這人曾經是“軍統”特務，上海解放前七八個月就銷聲匿跡了。
如此，專案組只好把調查方向重新調整到對三個苦主的走訪上。根據之前的分工，刑警衣福根、祝耀輝去跟唐文章談話，龔滔、楊瀛君去走訪盒廠老板譚介錦；賀德祥、許仁俊則去找李貝空，組長宋寶道留在分局負責匯總和協調。
6月11日下午，三路人員集中在提籃橋分局，大伙兒的臉上終于露出了些許笑意，因為匯總的情況讓眾偵查員看到了一絲希望。跟那三位推心置腹談下來，他們都承認自己以前曾經有過逛妓院嫖娼的行為。專案組一干刑警之前就一直想從這三個苦主以往的生活軌跡中尋找出一根橫向線條，這根線條應該是與他們各自的縱向線條相交叉的。刑警們相信，只要找到這根線條，那也就等于找到了破案的方向。現在，這個方向終于找到了——三個苦主都曾有過嫖娼的經歷，他們的行蹤之所以被女盜所知，應該是與此有關的。
接下來，專案組匯總了三個苦主嫖娼的相關情況——
唐文章于1945年初開始嫖娼，至今接觸過三個娼妓，都是福州路會樂里的，先是“順風香”的一對雙胞胎姐妹，本名不知，藝名“順風雙香”，姐姐人稱“大香”，妹妹人稱“小香”。抗戰勝利后，“順風香”的老鴇杜三娘因上海淪陷期間出賣了藏匿于妓院的兩個“軍統”地下人員遭到清算，杜三娘夫婦被捕，“順風香”被查抄，十八名妓女也被一并拘留。這件案子僅僅一個多月就判決了，杜三娘夫婦遭處決，財產充公；“順風雙香”等十八名妓女被遣散，并勒令不得在滬居留，之后不知去向。
唐文章其時逛妓院已經有了癮，“順風香”一出事，他隨即轉向，去了也在會樂里的另一家妓院“鶯燕院”。“鶯燕院”比“順風香”小，只有十名妓女，其中掛頭牌的藝名“春燕歡”，本名不知。唐文章看中了“春燕歡”，幾次往來后，便按照妓院的慣例對其“包周”。所謂“包周”，就是嫖客每個星期的哪天（通常是晚上）與指定的某個妓女幽會，指定天數從一天到七天，指定七天的則稱為“包全周”，不是“包全周”的嫖客可以指定具體是周幾。“包周”的嫖客須在上周六預付下周的費用，而妓院方面必須保證被“包周”的妓女在嫖客指定的時間（或時段）內不接待其他嫖客，即使“包周”嫖客不來也不能破例。
唐文章與“春燕歡”建立了三年“包周”關系，每周所包的時間有一天，也有過兩天或者三天。這種關系一直維持到去年11月唐文章查出患了性病，“春燕歡”擔心自己被傳染，就通過老鴇向唐文章提出中斷“包周”。唐文章已經算是老嫖客了，自然知道這一行的規矩——根據行業規定，遇到這種情況時，要在行業內部通告，這樣，上海灘所有妓院就都知曉唐文章重病染身，且會傳染給別人，于是，他就會被全市妓院拒絕。
“大眾盒廠”老板譚介錦是三個苦主中年齡最小的一位，今年三十三歲。不過，他的嫖娼歷史已有十四年，早在抗戰爆發前，他就開始逛妓院了，但不是常客，偶爾去溜達一趟，尋求刺激而已。一直到抗戰勝利前一年，才有了一個“包周”對象，每周包一天，周周不缺，雷打不動，即便是逢年過節也不例外。那個妓女本名叫顏俊萍，藝名“小詩仙”。民國時上海四馬路（即福州路）的妓女中，會點兒琴棋書畫的大有人在，精通烹飪、制衣的也不在少數。當時附近報館的夜班編輯處理好版面交排字車間后，通常會三五成群地去四馬路喝花酒（由妓女陪酒）。席間，這班文人墨客自恃風流才子，輪流吟詩作詞、彈琴唱曲，陪酒妓女也不含糊，樣樣都能奉陪，其才藝可見一斑。更有甚者，有時車間排字師傅搞不定版面，會拿著小樣過來要求加段文字或添首小詩補白，而編輯恰恰飲酒過量，昏昏欲睡，才思淤塞，旁邊陪酒的妓女就會代勞。次日見報，竟也能天衣無縫。
顏俊萍就是這樣一個妓女，因此人稱“小詩仙”。“小詩仙”供職的妓院也在會樂里，名喚“群芳館”，有二十四名妓女，“小詩仙”的才貌屬于中等檔次。不過，譚介錦本人與“才藝”兩字搭不上界，所以在他眼里，對方已經是個了不得的才女了，一向對其疼愛有加。譚介錦跟“小詩仙”的來往終止于一年前，因為“和尚阿四”悄悄向譚介錦透露，說老板娘命他跟蹤老板，譚介錦知道老婆已經起了疑心，咬咬牙斷絕了跟“小詩仙”的來往。
第三個苦主李貝空一年前在四馬路慧福里“妙香閣”結交了一個藝名“東閣飛仙”的妓女，以滿足其在與幾個暗娼來往之余的另一種需要。“東閣飛仙”算不上漂亮，但她跟李貝空同是浦東奉賢人，李貝空念舊，一聽那口熟悉的鄉音，也就不去計較對方的顏值了。據李貝空告訴刑警，他和“東閣飛仙”在一起的時候，以飲茶喝酒聊天居多，很少上床。兩人盡管干的不是同一個行當，可聊得非常投機，幾乎到了無話不談的程度。不過，兩人在一年多前已經中斷了關系。因為“東閣飛仙”開口告貸，說要做黃金買賣，且張口就是數根大條（大條，指老秤十兩一根的金條）。李貝空當然拒絕，于是兩人就不再接觸了。
據三個苦主所說的情況看來，其各自交往的妓女都應該知曉他們的經濟、家庭情況以及日常生活規律。這些人中，唐文章最先交往的那對雙胞胎妓女“順風雙香”應該已經不在上海，刑警認為可以忽略不計，其余三個妓女“春燕歡”、“小詩仙”、“東閣飛仙”所在的妓院都在四馬路，前兩個在會樂里，后一位在慧福里，這兩條弄堂相隔不遠，三個妓女互相之間可能認識，甚至在干這一行前就已認識，抑或是同鄉、親戚之類。總之，專案組認為這是自案件偵查工作鋪開以來發現的唯一的“橫線”，遂決定據此展開調查。
七、水落石出刑警分析，“春燕歡”、“小詩仙”、“東閣飛仙”三女不可能是直接對三苦主實施搶劫犯罪的“巾幗團”成員，否則，三個苦主肯定早已認出她們來了，此刻也用不著一干刑警大費周折地折騰了。最大的可能，是她們向其他人提供了唐文章、譚介錦、李貝空三人的情況，然后，指使他人作案。鑒于作案者是女性，根據妓女們的交往圈子，那三個打著“巾幗團”旗號的女案犯，很有可能也是妓女，或者曾經從事過這一行。為便于開展工作，專案組向領導要求增派了兩名女警，是從提籃橋分局和榆林分局看守所臨時借調出來的留用女看守員——當時刑偵隊并無女刑警。
那麼，下一步工作如何開展呢？專案組長宋寶道點子比較多，他想出了一個外圍調查的法子。根據經驗，絕大多數妓院老板都劣跡斑斑，跟幫會、惡霸、反動分子沾邊，要想了解那三個妓女的情況，應該先從三家妓院的經營者著手。于是就給黃浦分局打電話了解那三家妓院老鴇的基本情況——
“鶯燕院”的老鴇名叫周金鳳，江蘇鹽城人氏，其夫系糞把頭，夫婦倆均是青幫分子；“群芳館”的老鴇名叫劉仙蓮，“一貫道”骨干，其夫原是“黃道會”成員，已于抗戰后病死；“妙香閣”的老鴇名叫戚妙香，未婚，以前當過國民黨警察局的女警察，系國民黨員。宋寶道派了三名刑警前往三妓院管轄地黃浦分局，從被該分局拘捕的幫會惡霸分子中找了幾個人犯，不問其他內容，單問周金鳳、劉仙蓮、戚妙香三人的情況。這三個老鴇都是黃浦區的黑道“名流”，自然一提便知，幾個人犯便盡其所知，一一道來。
6月13日上午，專案組請黃浦分局出面傳訊周金鳳、劉仙蓮、戚妙香。她們到分局后，由專案組刑警訊問，先拎了拎她們各自解放前所犯的事兒，那三人頓時臉如土色，瑟瑟作抖。然后，讓她們說說其經營的妓院和妓女的情況，漸漸把話題引到那三個妓女身上。
據三個老鴇分別陳述的情況來看，“春燕歡”、“小詩仙”、“東閣飛仙”都有涉案疑點，她們三人不但互相認識，而且來自同一個地方——浦東奉賢，是由同一個人介紹給三家妓院的。那人名叫沈王廷，滬上華界頗有名氣的一個“白相人”，青幫骨干，與黃金榮同一個輩分，連杜月笙見之都會客客氣氣喚一聲“先生”。沈王廷已在抗戰勝利次年病亡，其家屬也在上海解放前夕全部去了香港，所以沒法兒對三妓女的情況進行進一步了解。三妓女終年住在妓院，據說她們的老家在抗戰爆發伊始就遭到日寇飛機轟炸，家人全部被炸死。
三個來自同一地方的女子，跟三個互不相識的嫖客打得火熱，熟知三男的相關信息，然后，這三個嫖客遭到了搶劫，損失甚大。據此推論，“巾幗團”實施搶劫犯罪的信息來源，只能是這三個妓女。可是，三個老鴇所提供的情況中也就只有這一點可以作為疑點，其余并無可疑之處，如果落在律師手里，盡可以為她們作無罪辯護——警方不能僅僅因為這三個妓女的嫖客都遭搶劫了，就認定她們是劫匪的內線。而且，三人的交往也不算密切，除應嫖客之約外出吃花酒或者去嫖客選定的地方過夜，平時很少外出；互相之間見面更少，即便其中某人過生日，也只是準備一份禮物，請妓院管事派人送去；三起搶劫案發生前后，她們都在妓院好好待著，未見反常情形出現；很少跟外界通信，最多也就是年底收到一些賀年卡之類，等等。總之，三人并不具備策劃作案的現實條件。
專案組對此進行了討論，最后想到了一種可能：搶劫案確與三妓女有關，她們向“巾幗團”提供了三苦主的相關信息，但僅限于她們所知曉的三嫖客的財產情況、家庭住址、從事職業、家庭成員等，至于他們近期的日常活動，則因已經斷絕交往毫不知情。“巾幗團”獲悉三苦主的上述情況并將其定為作案對象后，隨即對這三人悄然進行調查，查摸到他們的活動規律后下手作案。
不過，要找到三女盜的下落，無論如何也要從那三個妓女著手，調查信息是如何泄露的，為此，刑警查閱了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留下的檔案，找到了“春燕歡”、“小詩仙”、“東閣飛仙”的從業登記底卡，發現上面登記的籍貫和出生地果然如三個老鴇所說是江蘇奉賢，卻沒寫是奉賢的哪個鎮。組長宋寶道說，那我們就跑一趟奉賢，查一下那三位的來龍去脈再說。
可是，數名刑警去奉賢查了兩天，卻什麼信息也沒打聽到。6月15日晚上，專案組再次開會研究應該如何進行調查。這回，大家想到了三個妓女的另一條來路。她們是由同一個人——沈王廷——介紹給妓院的，盡管沈王廷已病死，其家人也全部去了香港，但沈王廷這樣的幫會分子、白相人，社交圈一定很廣泛，別的不說，師弟兄和徒子徒孫就有不少，這些人里很可能有人知道沈王廷跟三妓女的關系以及三妓女各自的情況。
是否可以通過這條途徑試一試呢？大家議來議去，認為不一定有把握，而且費時費力，如果另有省時省力的辦法，就應該用其他法子。這時，榆林分局的留用刑警衣福根把一個空煙盒拆開后，在上面寫了兩行字，遞給副組長賀德祥。賀德祥看著，眼珠子一亮，頻頻點頭，隨即遞給組長宋寶道。宋寶道看罷也連連點頭，然后對大伙兒說：“這里有一個方案，請大家討論，看是否值得一試？”
衣福根提出的方案核心是四個字：敲山震虎。具體做法是，傳喚三個妓院老鴇中的一個，讓其向妓女“密告”警方對其進行調查的消息。按照正常邏輯來說，如果三妓女確與該案無涉，那肯定對此無動于衷；如果與“巾幗團”有瓜葛，那無疑會作出反應，先是互相串通，然后是急著跟“巾幗團”聯系，通風報信。她們若要跟“巾幗團”取得聯系，或者離開妓院直接去跟“巾幗團”見面，或者打電話、寫信，或者托人捎話，只要她們有動作，刑警就一定能抓住她們的把柄。
出于謹慎，專案組反復進行研究，最后決定傳喚“妙香閣”老鴇戚妙香。因為在三個老鴇中，戚妙香的底牌最爛：抗戰前當過國民黨女警察，系國民黨員，抗戰后又積極參與反動會道門“沉香道”，作為“沉香道”的七名頭目之一，一直活動到上海解放后被市軍管會取締。按照軍管會的規定，公安局隨時可以拘捕她。戚妙香自己也知道這一點，那天刑警傳喚她了解“東閣飛仙”的情況時，她只道是要逮捕了，嚇得魂不附體。專案組相信這當兒指令她配合忽悠“東閣飛仙”，她肯定俯首聽命，說一不二。
6月16日，戚妙香被派出所傳喚。專案組長宋寶道、副組長賀德祥出面跟她談話，問了問這兩天“東閣飛仙”的情況，說你可以悄悄告訴她政府正在對她進行調查。戚妙香連忙搖頭，連稱“不敢”！直到聽賀德祥說明這是正式指令后，方才遲遲疑疑地點頭。宋寶道告訴她，“妙香閣”已在警方的嚴密監控之中，你不必干涉她的任何行動，有什麼情況，比如她要外出、收到信件電報、接聽電話等等，只要隨時向大門對面煙紙店柜臺上送張紙條報告就行了。按照我們說的去辦，將來處理你的歷史問題時可以作為立功行為予以考慮。
當天午后，最近一直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東閣飛仙”忽然出門了，沒有化妝，腳下趿拉著一雙皮拖鞋。在門外監視的刑警許仁俊一個激靈：呵，果不其然啊！隨即向一起監視的便衣女警裘寶瑛使個眼色，兩人悄然尾隨。“東閣飛仙”進了相隔五六十米的妓院“群芳館”，入內逗留了五六分鐘后出來，返回“妙香閣”。裘寶瑛尾隨“東閣飛仙”返回“妙香閣”，許仁俊則守候在“群芳館”前。片刻，只見“小詩仙”匆匆出門，步行數十米，進了另一家妓院“鶯燕院”。
許仁俊在門外守候，這時，另一刑警龔滔騎著自行車趕來配合。十來分鐘后，“小詩仙”、“春燕歡”雙雙出門，出了會樂里后叫了一輛三輪車，沿四馬路往西而去。許仁俊、龔滔隨即上了自行車，兩人這一跟，一直跟到大西路，進了一條名喚“明華坊”的弄堂，見兩個妓女叩開了19號的大門。在里面停留十來分鐘后，兩人出門，在大西路上叫了兩輛黃包車，一人上了一輛，返回四馬路會樂里。
明華坊19號隨即被專案組監控。稍后，“小詩仙”、“春燕歡”、“東閣飛仙”即被專案組拘捕。三人已經訂了攻守同盟，初時企圖抵賴，但她們怎是刑警的對手，幾個回合之后就只有老實交代的份兒。于是，案情終于真相大白——
“小詩仙”、“春燕歡”、“東閣飛仙”（真名分別是顏俊萍、彭維珍、桑茂盛）與直接進行搶劫作案的女盜祝小年、南好花、錢菊芬都是浦東川沙、南匯、奉賢三縣父母雙亡的孤兒，童年時被當時活躍在浦東的一個江湖上人稱“飛天嘯”的雜耍班班主徐永藍收養，進行嚴酷的訓練，企圖把她們打造成“角兒”。抗戰爆發后，“飛天嘯”的雜耍班受到了影響，勉強支撐到1940年底，終于沒法兒正常運營下去，只好散伙。“飛天嘯”是青幫中人，便把班子里六個十二歲至十八歲的女孩兒托付給師父沈王廷。
沈王廷雖以“白相人”著稱，但并不像“滬上三大亨”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那樣有錢有勢，自己收留不了六個女孩兒，就把她們介紹到“陸家班”去唱戲。半年后，“陸家班”班主約見沈王廷，說只能收納其中的三個——祝小年、南好花、錢菊芬，其余三個不是唱戲的料，在本班繼續留下去，只怕誤了她們的大好前程。無奈，顏俊萍、彭維珍、桑茂盛只好回到沈府。沈王廷稍后因事去了南京，他一走，一向反對接收顏俊萍等人的其妻章天蘭隨即以沈王廷的名義跟四馬路三家妓院聯系，把顏俊萍、彭維珍、桑茂盛“介紹”過去。就這樣，三個女孩兒稀里糊涂成了妓女。待到半月后沈王廷從南京返滬，章天蘭佯稱顏俊萍等人已經不辭而別。一直到八九個月后，沈王廷方才獲知真相，這時當然一切都晚了。
此后，原“陸家班”的六個女孩兒就成了戲子和妓女。“陸家班”并非什麼有名的戲班子，在江南戲劇界的地位、名氣都在可有可無之間。這樣的戲班子，當然也不可能培養出什麼角兒，因此祝小年、南好花、錢菊芬三人在伶界也就跟彭維珍、桑茂盛、顏俊萍在娼妓行業一樣，不過就是混個溫飽。這樣到了抗戰勝利后的第二年，“陸家班”的班主病死了，戲班子只好解散。祝小年、南好花、錢菊芬姐兒三個沒有其他謀生手段，只好去老城隍廟批了些梨膏糖，開了家只有一個門面的小店鋪，出售糖果、香煙之類，賺一些小錢謀生。有時生意不好，手頭拮據，揭不開鍋，就向三個妓女姐妹求助。
“春燕歡”等三人的賣淫收入當然比她們三姐妹多得多，倒也并不吝惜，每每出手還很大方，而且從來不求回報。如此一段時間下來，祝小年、南好花、錢菊芬三人感到不好意思，就商量如何償還。可是，她們糊口尚且還感到犯難，哪來多余的錢鈔償還？這樣翻來覆去多次商議，總是不得要領。今年年初，她們三個從一個搬遷的鄰居處得到了幾箱子人家要丟棄的小說，三人原本是文盲，后來在雜耍班子、戲班子待著，跟著讀過七年書的顏俊萍識得一些文字，晚上閑著無事就在燈下翻看。其中的一些《福爾摩斯偵探集》、《霍桑探案集》等偵探小說吸引了她們，接連看了多遍，還經常暢談讀后感。終于有一天，她們想到了仿效書中情節進行搶劫作案，接連干上幾票，撈得若干錢財后好好過日子。
今年4月中旬，祝小年三人以“吃花酒”為名給妓院打電話，把顏俊萍等三個姐妹約了出來，專門商量此事。顏俊萍、桑茂盛、彭維珍三人很講義氣，頭腦也簡單，聽了她們三個的打算，竟然異口同聲熱烈支持，還表示愿意提供作案經費。祝小年、南好花、錢菊芬已經研讀了一段時間的偵探小說，自以為有了這方面的知識，便端出了她們的方案，說經費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需要作案目標的信息，遂要求三個妓女姐妹提供合適的作案對象。那三個妓女還是第一次聽到什麼福爾摩斯、霍桑之類的故事，對祝小年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當下就在三人的啟發下想到了唐文章、譚介錦和李貝空三個目標。六姐妹研究下來，認為從各個方面看來都“極其合適”，遂立刻著手做準備工作。當天，她們仿效小說中的情節，給自己這個團伙起了個名字——“巾幗團”，還佯稱系雙槍王八妹的衛士，以增加威懾力。
祝小年三人學的是雜耍和刀馬旦，練過武功，在同齡女子中算得上“身手不凡”，膽子又大，打定主意后，即用三妓女提供的活動經費著手準備：一面輪流監視三個目標，一面準備匕首，又從道具行（即戲劇用品商店）購買了演現代戲所用的道具手槍，還自己動手繡制了“巾幗團”的絲帕。作案時間是經過精心考慮的，選在5月27日上海解放當天，為的是利用解放伊始社會混亂作掩護。全部作案過程包括贓物的選擇、拋棄等，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作案機會的選擇具有相當的靈活性，她們對三個目標跟蹤時，伺機決定幾時動手，這種不確定性對于苦主來說更加突然，保證了她們的作案成功率。
專案組的敲山震虎計起到了作用，當“東閣飛仙”從老鴇口中得知警方對她產生了懷疑時，根本來不及考慮什麼，立刻向同伙報警。另外兩個妓女也跟她一樣沒有任何反偵查經驗，隨即去向祝小年三人報警。三個女盜倒是顯得比較鎮定，她們準備深夜后上屋頂翻天窗進入鄰居家，從鄰家后門脫身逃遁。不料，傍晚時分刑警就登門了，三人被一網打盡，贓物、贓款和作案工具也一并繳獲。到案后，三女盜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
1949年9月3日，上海市軍管會對該案進行了宣判，分別判處祝小年、南好花、錢菊芬三人無期徒刑；三個妓女顏俊萍、彭維珍、桑茂盛分別獲刑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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