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氏八字家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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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是艾公子

來源：最愛歷史（solovehistory）

嘉慶九年（1804），85歲高齡的劉墉，奉嘉慶之命，領著賞賜之物，從京城前往江蘇，為家中九十大壽的繼母顏太夫人祝壽。

這場祝壽活動，因有皇帝的參與，朝野上下格外關注。劉墉的同僚和門生，紛紛登門賀壽。

由于劉墉一再表示拒絕接受禮金、禮品等，大家只好在祝壽的對聯上下工夫。

浙江巡撫阮元撰寫的壽聯是：

帝祝期頤，卿士祝期頤，合三朝之門下，亦共祝期頤，海內九旬真壽母；

夫為宰相，哲嗣為宰相，總百官之文孫，又將為宰相，江南八座太夫人。

協辦大學士朱硅請人代作的壽聯是：

夫作宰相，子作宰相，佇見文孫咸宰相，古今一品太夫人，能有幾個？

天許長生，帝許長生，更聞多士祝長生，富貴百年曰壽考，請增十齡。

這些壽聯可不僅僅是對九旬老太表達祝福，里面宰相前宰相后的，更是對這個賡續大清多朝的仕宦家族表達尊崇和恭維。

那麼，劉墉背后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家族？

▲劉墉，民間稱其為“劉羅鍋”。圖源：影視劇截圖

劉墉，即老百姓口中的宰相劉羅鍋，為乾嘉兩朝名臣，因清話本《劉公案》的盛傳而名滿天下。但實際上，劉墉出身的山東諸城劉氏，身負才學和盛名的人遠不止他一個。

諸城劉氏，是清朝年間著名的科舉家族，從順治朝至道光朝，兩百年間，共出了39位舉人、11位進士、8位三品以上高官。其中，以劉棨、劉統勛、劉墉和劉鐶之聲名最盛，后來有 “一門三公，父子同宰”之說。

在清朝，“科甲出身”是漢人進入仕途的主要渠道，而漢人官僚反過來成為滿清王朝鞏固政權的重要支撐。因此，集結了眾多舉人、進士的科舉家族，深入到帝國權力體系當中，成為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開啟諸城劉氏家族清朝仕宦生涯的人，是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劉必顯晚年留下一則家訓： “當官清廉，積德行善，官顯莫夸，不立碑傳，勤儉持家，喪事從簡，耕讀創業，忠孝祖傳。”此訓一出，劉氏子孫莫不遵行。

但往上追溯，劉氏家族在諸城扎根，該始于明朝天順年間的一場大火。

彼時，劉氏始祖劉思源在明初的政府移民行動中，從江南徐州碭山（今屬安徽碭山）遷移至山東日照喜雀窩。然而，不久天降大火，燒毀了劉家人扎根的村莊，于是，劉氏遷到了不遠處的草澗莊。但隨后，許是出于生計考慮，劉思源就讓兒子們各自遷居，自行謀生了。因此，劉福一支，為躲避匪禍，一路奔波，最后來到了諸城逄哥莊（今屬山東高密），成為諸城劉氏的始祖。

諸城是一個怎樣的地方？據乾隆《諸城縣志》載：“諸邑介青徐之交，南北境皆平壤，中為古長城。自西至東山勢綿亙不絕，西北為濰，東南抵海，故山川原隰之利皆可撮而言之。”很明顯，諸城有肥沃豐饒的平原和綿延不斷的山丘，有濰河穿流而過，是一處天然的農耕寶地。

劉福到達諸城后，起先為人做幫工，后來，他也投入到農耕之中，并以此為生，積累財富。

但，農耕并不能滿足家族的壯大和發展。而諸城，不僅是一處農耕寶地，還是一處文化寶地。

北宋蘇轍曾寫詩稱贊這里，說 “至今東魯遺風在，十萬人家盡讀書”。諸城最早為春秋時魯國之諸邑，在漫長的歷史脈絡中，孕育出齊魯文化傳統。

春秋時期，有一個名叫公冶長的文人，鍥而不舍地攻讀經書，是孔子七十二高徒之一。然其久居不仕，只是在境內講學施教，如此，便讓諸城成為儒學最早的傳播地之一。推崇仁孝、禮儀、道德的儒學，在諸城生根發芽。到了明清時期，諸城繼續保持成熟的文教氛圍， “清初青齊、海岱間，人文之盛，足與大江南相匹敵”。

劉氏一族也走上了讀書科考之路。明末，四世祖劉思智補為諸生，這是諸城劉氏從農耕家庭跨入書香門第的轉折點。隨后，五世祖劉通通過日夜苦讀，也考上了諸生。但真正讓諸城劉氏走上科舉仕宦道路的，是上面提到的六世祖劉必顯。

劉必顯，字微之，號西水，明朝天啟四年（1624）高中舉人，年僅24歲。但后來屢試不中進士。

明末，由于戰亂連連，劉必顯時常要跟大伙一起到山中避亂。煩躁不安的環境中，人人喧鬧，唯有劉必顯經常打開書本進行朗讀，如入無人之境。

朝代更替，到了順治九年（1652），劉必顯終于考中進士，授官戶部廣西員外郎，成為諸城劉氏家族中第一個由科舉入仕的人才。

似乎有種莫名的巧合，劉氏一族，從劉必顯開始“必顯”。

劉必顯有四個兒子，二子劉果與三子劉棨，相繼考中進士，并擔任了有品位的官職。兩人為官十余載，始終兢兢業業，勤政愛民，均受到皇帝賞識，為諸城劉氏創下了 “清廉愛民”的名聲。

劉果，順治十五年（1658）考中進士，康熙三年（1664）授太原府推官，三年后又改任地近帝都的直隸河間縣知縣。在河間任職期間，劉果以安定為目標，施行仁政，成效極好，深受百姓好評。

康熙九年（1670），康熙南巡路過時，特地召見劉果進行褒獎。那會兒，劉果也是“大膽”，竟向皇帝討起了御書。不過，康熙很爽快地答應了，提筆寫下“清愛堂”。從此， “清愛堂”成為諸城劉氏的象征。

劉果后來升任刑部江南司主事，并參與到《大清律》的修訂之中。由于曾任推官，對訟獄之事了解頗多，劉果在刑律制定上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頗有建樹。

康熙十八年（1679），劉果以母死辭職歸籍，此后不再為官。

六年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25歲的 劉棨考中進士，居家盡孝數年后，才出任湖南長沙縣知縣。盡管只是個小知縣，劉棨為政同樣毫不馬虎，力行有益百姓之事。他曾大力禁止溺斃女嬰的陋習，以維持人口平衡。

▲劉棨。圖源：網絡

康熙三十七年（1698），劉棨因政績突出，升任寧羌州知州。上任后，不巧遇上了大饑荒。

由于寧羌州米倉空虛，無米可貸，劉棨為救濟百姓，前去拜見負責監察州縣的監司，向他借廳倉糧食。獲得同意后，需要自己解決運輸問題。劉棨于是向百姓告示，凡參與運糧之人，運一斗給糧三升。州民們紛紛加入到運糧隊伍中。不到十天，寧羌州就儲備到三千石糧食，保證百姓平安度過饑荒。

地處西北的寧羌州，與東部地區相比，經濟落后。如何提高當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成為劉棨解決饑荒后的又一項任務。

經過實地考察，他認為，轄區內綿延的丘陵是一種有利資源，山上數量頗豐的槲樹，適合進行山蠶養殖，發展相關手工業，從而獲得經濟收益。

但是，寧羌人對“養蠶”二字，十分陌生。劉棨專門派人回諸城招募多名善于養蠶、抽絲的工人，到寧羌州傳授相關技術。隨后，寧羌人用山蠶絲織成綢緞，進行售賣。后來，當地人為了紀念劉棨，稱這種織物為“劉公紬”。

發展經濟以外，教育也決不能落下。劉棨到任后，建書肆，設義學，為讀書人親自講解。在他的任期內，有兩人于鄉試中舉，打破了三百年間寧羌州無人中舉的局面。

劉棨的為官生涯中，多次因賢良、清廉被舉薦升遷，受到康熙帝的重視，一路升到四川布政司，從二品官員。

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南巡路過劉棨所在之地，對他大加贊賞。對此，劉棨特意作詩以謝圣恩： “愿舒一片心如冰，持向青冕答紫宸。”

然而，一片冰心的劉棨，第二年就因積勞成疾猝然離世。

史載，劉棨 “性和厚，為治無所矯飾，遇人溫溫善下，鄉人皆稱之”。這位受百姓愛戴、皇帝賞識的劉棨，便是劉墉的祖父。

劉棨生有十子，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第五子 劉統勛，劉墉之父。

劉統勛入仕后，一路高升，直至官至東閣大學士，是乾隆帝的股肱之臣。去世后，劉統勛成為諸城劉氏第一個獲賜謚號的人，并且，還是鮮少人臣能獲得的謚號“文正”——整個清朝兩百多年，僅有八人獲此謚號。

雍正二年（1724），年僅24歲的劉統勛考中進士，隨后陸續出任右春坊、左春坊官職，從事記注、纂修等工作。

乾隆年間，升任刑部侍郎等職務的劉統勛，開始對朝堂之事發表尖銳意見——劉統勛為人秉直，剛正不阿，若遇貪官污吏、違法舞弊，必要上書彈劾。他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劉統勛。圖源：網絡

太倉州御史毛之玉丁憂在籍期間，大肆收受賄賂，身為御史知法犯法，性質十分惡劣。劉統勛將此事上書彈劾，使得毛之玉被連降三級。

而最有名的，莫過于劉統勛對權臣發起的挑戰。他彈劾三朝老臣、大學士張廷玉發展朋黨，彈劾軍機大臣訥親辦事推諉。

劉統勛在上奏中提出，張氏及其世姻姚氏，占據了登仕者的半壁江山，人數極多。雖然當中不是人人皆可出頭，但劉統勛認為，這不過是張廷玉故意“抑其升遷之路，使之戒滿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的布局策略。

而對訥親，劉統勛則說他“屬官奔走恐后，同僚亦爭避其鋒，部中議覆事件，或輾轉駁詰，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

乾隆收到劉統勛的奏折后，先是頗為震驚，區區一個御史竟敢上書彈劾朝廷倚重之臣？但冷靜過后，又是欣喜的，此等敢言直諫的官員的出現，是“國家之祥瑞也”。

▲乾隆。圖源：影視劇截圖

當然，在最終的處理上，乾隆還是選擇為兩位大臣說話，認為這些事應該是不存在的，從而保全了權臣的顏面。同時，也肯定了劉統勛直言上諫的行為。最后，不忘警告其他人，不要企圖把彈劾權臣作為晉升的捷徑，擾亂朝堂綱紀。

盡管乾隆沒有解決劉統勛提出的問題，但這一次上諫，讓乾隆狠狠地記住了他，這才有了后來的重用。

劉統勛也沒有讓乾隆失望。他始終勤勤懇懇、不遺余力，力求造福百姓，佐君輔國。

乾隆十八年（1753），劉統勛與尚書策楞行視江南河工，查探高郵堤決口的原因。一查，發現是一起貪污導致物料虧空的“人為事故”。于是，就揭發了高斌、張師載貪污一案。順便給全國水利之臣發出警告，讓他們不敢造次，收斂貪污行為。此后，相關的人禍確實減少了，百姓不致受苦。

除了厘正風氣，在治水實操上，劉統勛也有巨大貢獻。他曾多次進行實地勘察，提出了引河減輕堤口壓力的辦法，繪圖上奏，監督施工。最終，成功治水，大惠黎民百姓，因此，人們在黃河邊上為他建立了生祠。

由于劉統勛政績突出，乾隆對這位漢臣十分看重，將劉統勛與鄂爾泰、張廷玉、傅恒、來保一同稱為“五閣臣”。

雖然，數十年的君臣相伴中，也有因意見相左發生爭吵、降職處分等情況，但總體上，乾隆對其十分恩寵，總是為他破例。

在他外任陜西布政使時，因統領軍務的需要，乾隆特賜他孔雀花翎，劉統勛成為第一個獲賜花翎的外任文官。

乾隆三十六年（1771），劉統勛被任命為首席軍機大臣，打破了這一職位不得任用漢臣的慣例。

兩年后，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的某個清晨，在劉統勛一如既往的入值路上，這位70多歲的老者忽然舊疾復發，原路返回。乾隆聽聞后，立刻派御前大臣攜藥前往救治。然而，還是沒來得及挽救這名股肱之臣的性命。

劉統勛去世后，乾隆親自到其府邸祭奠時，乘著轎子來到正門，發現無法通過——門實在太小了。乾隆下轎，步行入內，環顧這位清廉、樸素的能臣的宅子。回到乾清門時，乾隆終于忍不住，向身邊的臣子說： “如劉統勛方不愧為真宰相，汝等宜效法之！”

趙翼曾作詩說 “清白門無暮夜金”，記的便是舊時湖南巡撫曾派人暮夜呈上千兩銀子，行賄劉統勛，而遭到劉統勛一把拒絕的事。

▲趙翼與劉統勛、劉墉父子交好。圖源：網絡

憑借生前忠君為國和廉潔奉公，劉統勛死后 “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賜祭拜，謚文正”。這都是漢臣難得的殊榮。

乾隆十六年（1751），劉統勛的長子劉墉中進士，時年32歲。這一年，剛好是劉統勛做主考官。

理論上，科舉考試中需要回避，但劉統勛沒有，這不免引發外界猜測，盛傳劉墉被欽點狀元。當然，這并不是事實。劉統勛的不避嫌，也從另一個角度表明他的公正，敢于面對朝野的檢視。

中進士后，劉墉先進入翰林院做庶吉士。雖然是翰林院中最下等的職位，但是，干得好就是最容易升遷的職位——天子近臣預備役。

入仕沒幾年，還沒干出點啥成績，劉墉就因為父親劉統勛在巴里坤、哈密駐兵一事上失旨獲罪而受到牽連，被奪職下獄。

郁悶透了。

不過，隨著劉統勛危機的化解，劉墉官復原職。不久，出任安徽學政，后調任江蘇學政，開啟自己的興學政治生涯。

▲劉墉畫像。圖源：網絡

江蘇學政一職，與他省學政有所不同，這是由江蘇的經濟、文化地位決定的。作為清代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江蘇士人及其背后的科舉家族，勢力強大。乾隆對劉墉的職務安排，大有深意。

這一安排，應與劉墉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上奏揭發安徽捐納貢監亂象有關。他在奏折中提到，當地貢監生人數很多，但他們既不參加歲考，也不去學習，不學無術，橫行鄉里，負責考核的教官也拿他們沒辦法。因此，他提出要調整捐納貢監生的管理辦法，整頓學風。

如此見識，受到了乾隆的認可，于是，江蘇學風的整頓也交到了劉墉的手上。

在任三年，該是成效不錯，否則，乾隆也不會在其任江蘇學政時題詩曰： “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這是諸城劉氏的又一項殊榮。

在民間，劉墉聲名大振，則與他多年來清廉為官、公正判案的事跡息息相關。當時，民間對其評價很高，把他比作包孝肅（包拯）。說書藝人以他為原型，半虛構地塑造出《劉公案》鼓詞中的父母官形象，寄寓百姓對清明吏治的向往。

乾隆四十七年（1782），御史錢灃彈劾山東巡撫國泰貪縱營私，劉墉奉旨偕同和珅、錢灃趕赴山東審理此案。期間，和珅有意偏袒國泰，錢灃據理力爭，劉墉主持正義，終使國泰伏法。

▲影視劇中的劉墉與和珅。圖源：影視劇截圖

不過，劉墉在乾隆朝的仕途，始終比不上父親劉統勛。這與乾隆后期極度寵信和珅有關。面對乾隆專寵于和珅，劉墉多少有些“躺平”，采用模棱、滑稽的方式來消解困境。

和珅當權時，朝臣紛紛效仿他奢華的風格，集體穿戴華麗去上朝。對于這種行為，劉墉很瞧不上，故意穿著破舊的衣服上朝，在朝班的行列中顯得尤其“突出”。

他有一次忍不住說：“吾自視衣冠體貌，無一相宜者，乃能備位政府，不致隕越者，何也？寄語郎署諸公亦可以醒豁矣！”我不跟風，顯得格格不入，但也不至于在官場摔跤跌倒，這是什麼原因呢？諸位應該都清楚啊！言外之意，是要大家憑實力做官，才能站得穩，行得遠。

劉墉與和珅的斗智斗勇，直到乾隆死后才落下帷幕。

▲劉墉與和珅。圖源：影視劇截圖

與乾隆不同，新天子嘉慶對劉墉十分信任，以“定冊元老”待之，并借助劉墉的力量，徹底鏟除和紳勢力，澄清了官場風氣。

于是，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顏老太的九十大壽，嘉慶會親自下旨祝壽了。

為繼母祝壽回京沒多久，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05年1月24日），劉墉便離世了。嘉慶獲悉后，加恩晉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賜謚號 “文清”。

由于劉墉書法成就突出，嘉慶還命人將其書法作品摩勒石上，是為《清愛堂石刻》。

劉墉病逝后，嘉慶在諭旨中專門提到，讓劉墉的侄子劉鐶之赴京處理喪事。這個劉鐶之，是劉氏家族出任高官的最后一人。

劉鐶之幼年喪父，撫養于伯父劉墉家，從小便受劉墉教誨，學識出眾。乾隆五十四年（1789），劉鐶之高中進士，先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官至兵部尚書，為從一品官員。

數十年宦海浮沉中，劉鐶之曾因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事件而獲罪貶官。但嘉慶惦念他是劉墉之后，手下留情，改為留用。后來，劉鐶之在行政改革、緝捕逆匪等政事上屢有建樹。

道光元年（1821），劉鐶之去世，道光嘉許他 “明白敢言”，賜謚號 “文恭”。

自劉鐶之逝世后，諸城劉氏在科舉上考得功名之人日益減少，雖仍有多人為官，但都是州縣七、八品的小官員，再也沒有出過深入朝堂的高官。隨之，劉氏家族在朝堂上的影響力銳減，聲望大不如前。

但換個角度來看，劉氏子孫實則為官在基層，一直恪守清廉家訓，為百姓干實事，發光發熱。也因此，諸城劉氏家族以幾位名臣為首，眾多基層官員為輔，樹立了世代流傳的好名聲。

有研究者指出，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社會混亂、秩序顛覆的政局下，曾一度興起劉墉研究熱，究其原因，是當時社會急需清廉官員、樹立循良行政法規。這股研究熱潮的出現，與當年《劉公案》的誕生異曲同工。

如今，“科舉家族”的輝煌和榮光已不復存在，但諸城劉氏，早已憑借獨特的家學和為官風格，為后世留下了值得窺探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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