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本命，就是人生年的干支。這種做法很早就有了，《三國志·魏書·方技傳》云，管輅會算命，他過魏郡，與太守鐘毓談《易》，管輅說他能算出“君生死之日”。算生，果真“如言無蹉跌”，分毫不差，這可把鐘毓嚇得夠嗆，趕快說：“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甭給我算了，聽天由命吧。醫者不自醫，算者則不然，管輅就能算自己。弟弟問他，大將軍待你不錯，“冀當富貴乎？”管輅長嘆自己沒那個命了，“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弟弟問怎麼回事，管輅列舉了自己一堆短壽的特征，并說：“吾本命在寅。”果然，第二年，管輅四十八歲時就去世了。
所謂本命年，指同人生年干支相值之年，嚴格地說是60年一遇，但傳統上以生年分為十二屬，如生于寅年屬、生于卯年屬兔等，這樣一來，本命年就每12年得一遇。
從前，像管輅那樣，民間普遍認為本命年為兇年，，有一套“當頭坐，無喜必有禍”的說法，因而把本命年視為人生中的一道“坎”，產生了穿紅內衣、系紅腰帶等憑借“紅色崇拜”以驅邪護身的民俗。本命的禁忌還有很多。《新唐書·李泌傳》載：“代宗將葬，帝（德宗）號送承天門，而輼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德宗屬馬，午在方位上為南，與承天門在同一個方向，所以靈車要避開正道。但德宗沒聽：“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乃“命直午而行”。《續資治通鑒·宋仁宗皇祐元年》也有類似的故事，正月庚戌（干支也用于紀日、紀時）張士遜喪，仁宗“車駕臨奠”，第二天他對輔臣說：“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仁宗屬狗，在平常年份每遇庚戌之日，就都屬于本命禁忌，但他覺得君臣情感可以超越之。
洪邁《容齋隨筆》云，白居易“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從沒到30歲時開始直到75歲，差不多每年都有。“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這是兩頭的，再看中間的：“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青山舉眼三千里，白發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如此等等。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本命年的，“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而以甲子之年寫得最多，“火銷燈盡天明后，便見平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準擬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準擬身年六十，游春猶自有心情”。那首“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算是呼應了上一個本命年的“應悟”。應悟時而未悟，老來方悟，往往悟之已晚，該是人生的一條普遍規律了。白詩中直接提到本命年則有《七年元日對酒》：“今朝吳與洛，相憶一欣然。夢得君知否，俱過本命年。（自注曰：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同歲崔何在，同年杜又無。（自注曰：余與吏部崔相公甲子同歲，與循州杜相公及第同年。秋冬二人俱逝。）應無藏避處，只有且歡娛。”自覺“我甚似樂天”的蘇東坡，自然把這手也學了去，“龍鐘三十九，勞生已強半”；“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我年六十一，頹景薄西山”云云。兩人的“年齡詩”，在洪邁看來，“玩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過本命年時的荒唐事，如徽宗屬狗，汴京城內乃禁止屠狗；元仁宗屬雞，天下乃不準倒提雞之類，拙文曾有道及，此處不贅。遼代的本命年極有特色，又稱再生禮或覆誕禮。《遼史》載，此禮“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但是，“惟帝與太后、太子及夷離堇得行之”。夷離堇，“統軍馬大官”也，尋常人物不能過。過的時候儀式非常繁瑣，而且不是到了本命年，更不是在生日的那一天，就皇帝來說，是“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先要在“禁門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解夢佬主輿”，還要“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岐木”。到吉日那天，“以童子及產醫嫗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箙（箭袋），立于室外”。然后，“皇帝出寢殿，詣再生室。群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釋服、跣。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過，產醫嫗致詞，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皇帝臥木側，叟擊箙曰 ：‘生男矣 。’”等于把皇帝降生的情景重新模擬一遍，主演就是皇帝本人。大家過足了戲癮之后，皇帝還要大赦、宴群臣。
本命年的習俗豐富多彩，即便從今天看來屬于糟粕的成分中，也能一窺傳統觀之端倪。因此我們要以敬重的心態對待它們，不能輕易地嗤之以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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