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測命運之：富貧、貴賤、壽夭、吉兇、盛衰、禍福
與“命”幾乎同等重要的，是“時”的概念。王充所謂的“時”，是指來自外界的，不取決于自己的，不可預測的，變化多端的力量。這種力量僅次于“命”，對人生有巨大的支配作用。“時”與“命”的不同之處在于，“命”是在每個人的內部支配其人的力量，“時”是在每個人的外部支配其人的力量：它們的相同之處在于，它們都是與人的操行努力無關的非人所能控制的力量。王充認為，窮達禍福之來，不僅取決于“命”，而且也取決于“時”。《禍虛篇》云：“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后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后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發終死，前后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道遇適然，命時當也《命祿篇》云：“故夫臨事智愚，操行淸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于天，故坦蕩恬忽。”《定賢篇》云：“時厄，圣不能自免。”也就是說，“時”和“命”一樣，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與人的操行沒有關系，它主要來自人周圍的環境，和“命”一起支配著人的一生。
如果說富貧、貴賤、壽夭、吉兇、盛衰、禍福等主要取決于“命”的話，則遭、遇、幸、偶、累、害等更多地取決于“時”。
“道”意指意外災難，這種意外災難和《氣壽篇》所說的那種來源于“所當觸值之命”的意外災難不一樣，后者是命中注定會有的，是不可抗拒的，而前者則是偶然遇到的，是否為害取決于那人的命祿情況與災難程度的對比。命善祿盛之人，能夠擺脫災難較輕之禍。《命義篇》云：“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以圣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為害，故稱遭逢之禍……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有時盡管遇禍之人命善祿盛，但所速之禍卻更大，這時便不能逃過災難了。《命義篇》云:“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命善祿盛”是一個人所襄受的“命”，“遭逢之禍”是一個人所遇到的《時”，二者共同對人發生作用時，其結果取決于二者力量的對比。《命義篇》云：“替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
“遇”是指與主相投的機會，也是實現祿命的條件。《命義篇》云：“遇者，遇其主而用也。雖有菩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可見“遇”在實現祿命方面的重要性•《逢遇篇》云：“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可見“遇”是與努力無關的，偶然得到的一種機會。世俗認為，‘‘遇”者都是有才能品行的人，不遇者都是無才能品行的人，因而譽遇者，毀不遇者。王充則認為，“遇”、“不遇”取決于“時”，而不是取決于才能品行。《逢遇篇》批評世俗的看法道：“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又提出自己的看法道：“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資；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污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于堯之廷。”這里說明“時”具體表現為君主的作用。這種作用是來自人們周圍的環境的，雖說不是命中注定的，但同樣是支配人的，不可以人的努力改變的。
“幸”的概念，是指遭遇與努力相反的情況。好人遇禍為“不幸”，壞人得脫為“幸”。它也取決于“時”的偶然作用，盡管有些情況下“命”也能起作用。《命義篇》云：“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三種情況中，前兩種是與“命”無關的，后一種是與“命”有關的，主要都是不可捉換的“時”在起作用。與“幸”相似的概念還有“偶”。“偶”是指與君主相投，和“遇”的概念差不多。《命義篇》云：“偶者，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菩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三種情況中，前兩種是與“命”無關的，后一種是與“命”有關的，主要都是不可捉摸的“時”在起作用。“幸”、“偶”是指同做一件事，卻由于不可預見的外力而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的偶然情況，而且是與人的才能品行無關的。《定賢篇》云：“免于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操行所能卻也•”《幸偶篇》云：“俱行道德，禍福不均；并為仁義，利害+同。”“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并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幸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僥幸也。”不僅人類有“幸”、“偶”，動物也有：“非唯人行，物亦有之……物善惡同，遭為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連圣人也會遇到不幸偶：“以圣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眾多矣！”總之，“幸”、“偶”是一種偶然性概念，與人的操行無關，而影響人類生活甚巨。
“累”、“害”的概念，是指人們遭到來自周圍環境的損害，而且這也是與人的品行好壞沒有關系的。《累害篇》云：“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于被累害者，智不明，閨塞于理者也。”他認為，“累害自外，不由其內”，“俱由外來,故為累害”。換言之，即人是否遭受累害不是由他個人努力與否決定的，而是由外來的偶然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因素造成的*《累害篇》又云：“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間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而且，不僅人類是這樣，其他一切生物也莫非如此：“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這不是取決于人自己的：“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日：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在“禍”、“福”方面，王充也在強調“命”的決定力童的同時，強調了“時”的決定力童。《福虛篇》云：“天下善人寡，惡人眾。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惡死，何哉？”這也就是《舊約•傳逬書》第七章第十五節所說的“有義人行義，反致滅亡；有惡人行惡,倒享長壽”，第八章第十四節所說的“義人所遭遇的，反照惡人所行的；又有惡人所道遇的，反照義人所行的”的意思。對于這種絕不容人樂觀的現實圖景，王充是用“命”和“時”來解釋的，那麼，“命”與“時”的關系如何呢？王充認為只有“命”好“時”利時人才會有好的命運，否則，則仍會有壞的命運。但這種“命”好“時”利的情況，在人生中毋寧說是相當罕見的，因而人生也就只能是以不幸為主了。《命義篇》云：“故夫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祿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是與命祿并者也：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中不遂成，善轉為惡，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兇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命”和“時”一起，成了決定人生的兩大主因。王充先生的這些觀點正是后世命理學的主要觀念和操作方法，唐代李虛中大師的五柱論命體系就叫“祿命法”。我們在以后的學習實踐中會更多地接觸和感受到這種“命”與“時運”的無奈，琪氣天時不可思議的強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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