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柱八字預測學中的象的思維方式是"說不可說"，什麼是四柱預測學中的象呢？"象"的思維究竟屬于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呢?國內有的學者認為"象"的思維方式屬于形象思維，或者是形象思維中的一種。也有學者注意到，"中國哲學中的意象都是經過某種抽象而具一定概括性的類化意象，不同于藝術中那些個別的、具體的意象。"②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形象思維。但也沒有說出象到底屬于什麼樣的思維方式。
"象"的思維不屬于感性認識和形象思維，當然更不屬于抽象思維，而是結合了兩種思維方式的一種更高級的思維。
關于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兩方面來說。眾所周知，人的意識把握世界是通過兩種基本的形式，一種是感性的，即形象思維，一種是理性的，即抽象思維。任何思維方式的產生，都源自于人的需要。感性認識的產生，源自于人們把握事物的表面特征和外在形象，以滿足其生物本能的需要。理性思維的產生，源自人們從個別中認識一般的本質和規律，以進行實踐活動的需要。形象思的產生，源自于人們以典型化的形象反映社會生活的需要。那麼，象的思維方式的產生，源自于人的哪種需要呢?筆者認為，它源自人們對事物"不能說，不可說，卻又必須說，不得不說"的需要。
中國哲學很早就認識到，作為天地本原的"無限"是不可言說的。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對"無限"的任何言說都意味著一種肯定，而肯定同時意味著否定，意味著存在一種與之相對立的存在物。而"無限"的"道"是包羅萬象的，是不可能有與之對立的存在物的。所以禪宗講"第一義"(亦即本質、本原)不可說，"說似一物即不中"(《古尊宿語錄》卷一)。說出來的，都是"第二義"。老子的這個思想，得到了先秦諸家的普遍認同。因此，孔子對天道、天命等"形而上"的存在不愿多說。以至于他的學生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治長》)。
但對儒學來說，不說"道"又不行。因為儒家跟道家、禪宗的價值取向是相反的。道家是無為，以無為至無不為的，順其自然。當然可以以"無"為本，不去言說道。說多了反而不能"順其自然"了。儒家的價值取向是積極有為的。例如孔子要恢復周朝的禮法制度，"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當時就有點"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味道。既是如此，就必須使周朝的禮法制度和自己的努力獲得"形而上"的支持，這樣就在《論語》中出現了一個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孔子不愿多說天、道、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反復地提起天、道、命，把自己的行為、理想和價值觀說成是"謀道"、"憂道"、"弘道"，以此作為自己和他人的精神支柱。這就造成了"道"不能說，不可說，又必須說，不得不說的尷尬局面。這個矛盾當然必須解決。孔子晚年一直在學《易經》，那種以"象"來表示天、道的方法，可能有助于改變他那種一方面追求"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境界，另一方面卻又因無法言說而不能"聞道"的狀況。
孔門弟子繼承了老師的遺志，《說卦》、《文言》、《彖傳》、《序卦》的出現，尤其是《系辭》的出現，將六十四卦象和卦辭、爻辭作了重新的解讀，終于產生了儒家哲學的本體論。孔子心儀的一套禮法制度，通過六十四卦象而獲得了形而上的"道"的支持而成為"天理"。但《易傳》只是從世界本原的角度論證了"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為"天理"，并未論證"五常"(仁、義、禮、智、信)。至宋代理學，以太極為"誠"，生出陰陽五行，五行配五常，仁、義、禮、智、信也才得到了世界"本質"的形而上的支持。
所以，四柱八字預測學中象的出現、發展，出于建立社會禮法道德的需要(必須說，不得不說)和哲學自身發展規律(認識到道之不可言說)之間的矛盾。《系辭》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但是，"圣人立象以盡意"。就很明確地指出，這意雖不能直接言說，卻可以通過對"象"的解讀來領會。
"象"的思維不僅僅存在于哲學思維領域，也廣泛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這種存在也是出于這種"不可說，又必須說"的原因。但"不可說"的原因各有不同。例如，謎語就是屬于"象"的思維，其"說不可說"是因為，不說，謎語游戲無法進行，說了，則謎語不成其為謎語。于是只好使用"象"來說"意"。中國封建社會的杰出小說《紅樓夢》也是用了"象"的思維。其"說不可說"又不同。作者稱自己一生經歷眾多變故，胸中塊壘，不吐不快。但直接地說又怕惹出麻煩。不得已將一生之事，以"甄士隱(真事隱)"，"賈雨村言"寫出。道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是在以"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方式，向接受者傳達某種"弦外之音"。
從"象"的制作者的本意來說，是要向人們傳達出、揭示出事物的內在聯系和含義，即事物的"本質"。從這個目的來說，最好的方法當然就是使用概念、判斷和推理的理性方法，"是"或者"不是"，清楚明白，不會產生歧義。但在社會生活的很多場合，直接使用理性的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質，清楚地說出自己的本來意思，會引起使用者不愿看到的其他后果，故不可用，而情勢又要求必須揭示出此種意義，于是便只好通過各種暗示的方法作出曲折的反映表達，期望接受者能"意會"。這種思維方法傳達出的"象"，往往是模糊的，多義的。其真正含義，往往只有特定的對象能"心領神會"。這就避免了作者若是以形象或抽象的方式直接表示時所帶來的諸多顧忌和不便。這種思維方法，是慣常以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二分的人所難以理解的。但它卻是廣泛地存在于中國社會生活之中。這就是四柱八字預測學中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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