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氣色與才能

如果說面部象征并體現著人的大運，那麼氣色則象征并體現著人的小運。大命是由先天生成的，但仍應該與后天境遇保持均衡，小運也應該一直保持順利。所以，如果光輝不能煥發出來，即使是珍珠寶玉，也和碎磚爛瓦沒有什麼兩樣；如果色彩不能呈現出來，即使是綾羅錦繡，也和粗布糙麻沒有什麼區別。大命能夠決定一個人一生的禍福，小運則能夠決定一個人一段時間的吉兇。

“氣”和“色”是中國古代哲學獨有的概念。“氣”，既是指生命體內流轉不息的綜合性物質，又是指生命的原動力，或稱生命力。它無形無質，無色無味，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客觀存在，在體內如血液一樣流動不息，氣旺者可外現，能為人所見。而“色”，則是“氣”的外在表現形式之一。它是顯現于人體表面的東西，就人體而言，就是膚色。人們日常說某人面部發黑，有不順之事，就是指色而言。古人常把“氣”和“色”這兩個哲學概念拿來判斷人的優劣。中醫學更是認為，“氣”與“色”密不可分，“氣”為“色”之根，“色”為“氣”之苗，“色”表現著“氣”，“氣”決定著“色”。“氣”又分為兩種，一為先天所稟之“氣”，一為后天所養之“氣”。即孟子所說的“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氣”概如此，“色”自然也有先天所稟之“色”與后天所養之“色”的區別。 “氣色”既有后天所養者，它們一定是在不斷運動變化的，所以又有“行年氣色”之說。“生命在于運動”，也說明這個道理。

"扁鵲見蔡桓公"一文敘述的是扁鵲給蔡桓公看病的經過。扁鵲是戰國時代的著名醫生，技藝高超，有起死回生的本領。據說他第一次看到蔡桓公時，告訴蔡桓公他縱情聲色，病在肌理，應及時治療，不能讓病情加重。蔡桓公覺得自己精神很好，沒有哪里不舒服，認為自己沒病，以為扁鵲在嚇唬他，想用危言聳聽騙點錢花，考慮到扁鵲的名氣大，就客客氣氣地把扁鵲送走了。過了十幾天，扁鵲又見到了蔡桓公，告訴他病已入內臟，趕緊治療，還來得及，否則后果難料。蔡桓公認為自己每天能吃能睡，哪里會有什麼疾病，還是把扁鵲送走了。當扁鵲第三次見到蔡桓公時，距離不遠，就轉身走了，也不與他打招呼。旁人很奇怪，問他為何。扁鵲說，蔡桓公病已入骨髓，就是病入膏肓的意思，已無藥可治了。數天之后，蔡桓公果然暴亡。扁鵲第三次見到蔡桓公，沒問情，沒把脈，卻知道他的病情輕重，這是中醫里“望聞問切”四訣中“望”。這個“望”的功夫可不是簡單的技巧，完全來自經驗的沉淀積累，外加天賦。他望什麼呢？就是望本文要講的“氣色”。究竟是望氣，還是望色呢？以扁鵲的醫道功力來講，應當是都望。氣與色連用，氣與色是源與流的關系。氣是根本，色是表象，氣盛則色佳，有光澤，氣衰則色悴，無光澤。可以從睡眠充足、休息得宜的精力充沛狀態與疲憊萬分、憔悴不堪的前后對比中找到答案。如果氣有變化，色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人手、面上的色有主次之分。主色指先天之色，自然之色。物理學發展后，經光譜分析測定和三棱鏡分色，太陽光由七種單色構成：紅、橙、黃、綠、藍、青、紫。在中國古人那里，則根據五行原理，色被劃分為五種，即金為白色、木為青色、水為黑色、土為黃色、火為紅色，這源于金、木、水、火、土五物的性狀。木旺于春天，因此木為青色；火旺于夏天，因此火為紅色；金旺于秋天，因此金為白色；土旺于四季季末，為黃色，這些都能找到一些物理上的根據。而水旺于冬季，屬黑色，即便是五行與四季的相配關系，水的屬性也讓人不解，超過了人們的常識。雨水在夏天最多，古人認為水旺于冬天，大概因為冬天結水為冰的緣故，還因為木旺于春天，而水能生木，木長生旺盛，是吸收水分的緣故，因此水旺在冬天，衰減在春天。金為白色，木為青色，火為紅色，土為黃色，水為黑色，這是主色，也是最基本的色，在這個基礎上生成其他顏色。主色不會輕易改變。

客色，指后天變化之色，隨時間而變化，四季、喜怒、早晚都有不同的表現。這可以解釋一種人生現象：有的人在夏天氣色很糟，但到了冬天，金冷水寒的時候，氣色卻好轉了；有的人恰恰相反。可以做這樣一種解釋：夏天氣候炎熱，心情浮躁，血氣不暢，因此氣色不佳；到冬天，氣候宜人了，因此氣色順暢而佳。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有一則關于他觀氣色的佳話。某一天，德謨克利特在街上偶然遇見一位熟識的姑娘，于是德謨克利特便和她打了招呼：“姑娘你好！”，第二天德謨克利特再一次碰到與頭一天同樣打扮的那位姑娘時，卻這樣打了個招呼：“太太，你好！”一夜之間，姑娘變成了太太，這種變化竟然被德謨克利特一語道破。那麼，德謨克利特是如何看穿那位姑娘一夜之間的事情呢？這是他仔細觀察那位姑娘的氣色，再細說一點是觀察姑娘主色與客色微妙的變化，再加上眼睛活動，走路姿態等一系列舉止的結果。

吉色與兇色：人講究趨吉避兇，吉色代表吉祥順利，兇色兆示兇險惡禍。有時聽人講，某人滿臉黑色，多半在走霉運。這個黑色，不是五行上的黑色（合于五行的黑色是正色，吉色），而是兇色。

從氣數上來鑒別人才，是在于宏觀上考察一個人的才能品德與平生際遇的關系。這里不妨先討論一下人們常講的“有才能”與“運氣好”的關系。有才有德的人，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奮斗，一點一點地積累經驗，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但他究意能成功到什麼程度呢？這就不僅僅與能力、品德相關了，也要考慮到他所處的環境和時代特征。比如周瑜，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英才，可惜有比他更智慧的諸葛亮擋在他前面，使他黯然失色。如果時空隧道將周瑜換置到沒有諸葛亮這種天才人物的時代中去，他會不會有光芒四射、耀照千古的成就呢？這是一個值得再研究的問題，答案或許是：也許會，也許不會。為什麼如此呢？還是因為時機與環境。這就要看周瑜的氣數如何了。換句話講，“氣數”一詞也包含了時機與環境因素，還有他個人自身的性格、生命力等多種因素。如果把人的才比作命，時機比作運，那麼命運之說就帶有現代色彩了，至少宿命論色彩就不再顯得那麼濃厚。才能可以逐漸提高，因此命可以自己掌握和控制，但時機與環境卻不能任由自己選擇，因此運是由外不由己的。如此一來，即可理解，命運相濟，一個人才可以取得絕對成功的道理了。那種才能不是很高，但卻處在歷史的浪峰上的人物，也是可以找到現實根據的，因為他處在了一個特殊的時機和環境中，或許他自己不愿意上去，但趕鴨子上架，環境把他推了上去。

才能與時機誰主誰次呢？人還是可以自己去創造機會的。從歷史的宏觀角度看，小環境、小機遇，個人可以創造和爭取，但大環境、大前提則非個人力量所能為了。就像管仲一樣，跟著公子小白，并沒有什麼政績；到齊桓公那里，國家安定了，他的治政才能發揮到極致而名傳千古。有懷才不遇者，除不得明主之外，也感嘆“時不利兮難不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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