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命運,理解,詮釋

中國文化對命運的理解和詮釋

在中閏哲學思想史上，從春秋時代的孔子開始，許多思想家都有關于命運的思想和解釋。

在孔子那里，命運是一種由自然之天所形成人力所無法抗爭的異己力龜和必然趨勢。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這里，命就是命運。孔子把事業的成敗看做是由命運決定的，而命運是人無法與之抗爭的。孔子的弟子子岌說：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賁在天。這里的聞之，應該是聞之于孔子。據《論語•雍也》記載，有一次孔子的學生伯牛生了重病，孔子在探望時，從說外握著他的手說：難得活了，這是命呀！這樣的人竟有這樣的病！這樣的人竟有這樣的病!孔子認為人們應該畏天命，并且可以知天命。這里的天命與命是同一個意思。

孔子關于命運的思想為孟子所繼承和發展。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力所未嘗致，而竟達到了某種結果的，便是命運。它完全出于天意，無裔人力致之，亦非人力所能致。但是，他又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里強調了人的自覺修養與命運的關系，認為自覺修養是對待命運的方法。立命包含了人對于自己的命運可以掌捤一定程度的主動權的思想。與此相適應，孟子提出了正命與非正命的區別。他說：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同樣是死，但有的死是正常的，有的死是非正常的，犯罪而死就是非正常的。正常之死，人力所不能避免，非正常之死則盡人力而可以避免。

在先秦思想家中，墨子是反對孔子的命運思想的。墨子不認為有人力所無法抗爭的那種命運，他說：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墨子認為，相信那種命運，對國家和人民不利。假若人們都相倌那種生死康病、富貴貧賤、吉兇禍福、成敗得失已經注定的命運，便會失去進取的動力，國將不強，民則不富。但是，墨子又認為，存在一個創造自然界萬事萬物并主宰人類事務的有意志的上天。上天的意志表現在兼愛即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非攻即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等等。墨子是把自己的是非好惡和價值取向都說成是上天的意志，并認為人們要按照上天的意志辦，即法天。法天，為善，天能賞之；否則，為暴，天能罰之。因此，町以看出，雖然舉子提出了非命論，但他實際上是有自己的命運觀的。他實際上是認為，命運是吉兇禍福咎由自取。

莊子認為，命運是一切都受其支配而乂無法知其所以然的一種東西。他說：死生、存亡、窮達、富貨、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署，是亊之變，命之行也。所謂命之行，就是命運的安排。這種安排，任何人都無法擺脫又無法知曉。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在莊子看來，一切看似偶然的，其實都是必然的，是由命運決定的。因此，他反對用智謀、技巧去逃避或抗拒命運。莊子提出：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即智謀、技巧：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莊子認為，用智謀、技巧去逃避或抗拒命運只能適得其反。

在先秦思想家中，荀子的命運之說與以上觀點大相徑庭。荀子既不承認有意志的天，也不承認自然之天能夠形成左右人間事物的力崖:，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響亮口號，不僅包含著上述意思，而且還包含著利用自然規律發揮人的能動性的光輝思想。在荀子看來，談命運就是談一種偶然性，節遇謂之命。所謂節遇，就是偶然的遭遇。正是因此偶然性，才會使即便是有德有才之士，也會懷才不遇；即便是無德無才之輩，也能飛黃騰達。

這個時期，還有一部《列子》。列子即列御寇，相傳為戰國時的道家。《列子》并不是列子自己寫的，它是魏晉時代的人假托列子之名而寫的作品。《列子》中有一《力命篇》，用擬人的手法，寫了人力與天命的一場辯論。力對命"說：你的功力有我大嗎？命回答力說：你有什麼功力，競敢同我比？雙方辯論的結果，命勝力敗。最后，作者通過命之口，對命作了這樣的解釋：所謂命，就是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誰也控制不了，誰也駕馭不了。

西漢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董仲舒命運之說的主要特點，是在備家傳統的天命論中加人了大量的天人感應的內容，具有更加突出和明顯的神秘主義色彩。他認為，天有意志和道徳，天是人的原形，人是天的副本，即所謂人副天數，天創造了人，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實際上他是認為，命運就是人世間的吉兇禍福是由有意志的天來決定的。

東漢時期著名思想家王充的命運之說尤為著名。他認為，命運是指人生吉兇禍福、富貴貧賤的主宰和定數。命，吉兇之主也。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命運是在人受生之初即已確定好了的。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兇矣……命，謂初所泉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也。王充反對天有意志的看法，他的命定思想可以概括為自然命定論。

晉代的文學家潘岳在《西征賦》中寫道：古往今來，邈矣優哉……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圣智弗能豫。這位文學家的命運觀，否定鬼神和圣智對于人的命運的支配作用。在他看來，人的生命有長短之分，人的地位有通塞之別，這是客觀存在的命運現象，鬼神奐能要——鬼怪神仙不能總要，圣智弗能豫——圣人智者不能干預。

前面提到過的南北朝時期的唯物主義哲學家范縝認為，人生命運就是偶然決定，取決于偶然性。他認為人生臂如一棵樹上的花朵，從同一-根樹枝發出來，都有一個花蒂。這些花被風一刮，紛紛落下，有的通過窗簾，掉在褥墊上，有的經過籬笆，落在糞廁邊。掉在褥墊上的，就像王子；落在糞鰣邊的，就像我范縝。人生的命運就像隨風而墮的花朵，飄到何方，落在哪里,純屬偶然。

南北朝梁代有位文學家兼哲學家劉竣，字孝標。此人自少迄長，戚戚無歡，雖自負有才，但官運不通，聲塵寂寬，因此寫了一笵辭多憤激的命運問題專論《辯命論》。這篇專論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命運問題，具有一定的創見。劉峻的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這麼幾條：

——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圣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這就是說，命運這個東西是終然不變的，鬼怪神仙不能干預，圣人賢哲不能謀劃，觸山之力不能抗拒之，倒日之誠不能感動之，它是不可動搖的，它是不可抵抗的。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馬，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這就是說，命運的內容包括：死，生；貴，賤；貧，富；治’亂；禍，福。

—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后笑，或始吉終兇，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回還倚伏。這就是說，人們的命運遭遇是錯綜復雜和變幻多端的。有的人先哭后笑，有的人始吉終兇；有的是不召自來，有的是別人幫助。

—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拙于富資，不遑遑于所欲。這就是說，要做個明白人，去不召，來不拒，生不喜，死不愁，富不悅，貧不憂，采取樂天知命的態度。

劉峻在《辯命論》中還對四位前人的命運說，作了比較，作了評價：

仲任蔽其源一仲任，即王充。有人認為，人們的富貴貧賤，隨操行而至。王充在《論衡》中指出：人的甯貴貧賤都是由命決定的，這就堵塞了隨操行而至說法的源頭。

子長闡其惑一子長，即司馬遷。有人認為，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史記》上記載的一些人物，如伯夷叔齊，可謂善人，卻是餓死的；又如孔子的弟子顏淵，也可謂善人，俱他卻是短命，很早就死去了。然而，有的人不是善人，壽命卻很長。司馬遷的這些記載，闡明了對天命的疑惑。

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蕭遠，即李康，他寫過《運命論》，認為治亂在天。這是論其本，抓住了命運問題的根本。但是，《運命論》不楊其流，對于人的主觀因素這一面沒有展開論述。

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一子玄，即西晉哲學家郭象。他寫過《致命由己論》，認為吉兇由己。這是語其流，強調了人的主觀因素。但是《致命由己論》未詳其本，沒有抓住命運問題的根本。

劉峻的命運觀，總起來說，就是要用自然命定論來反對佛教的有神論。

誰撰劉子書，千載議給如。《劉子》這部書，又名《新論》、《流子》、《德言》等。書的作者是誰，迄今尚無定論。有人說是漢朝的劉歆，有人說楚南北朝梁代的劉勰，有人說是南北朝梁代的劉峻，有人說是南北朝北齊的劉晝，有人說是唐朝的袁孝政......

這部書的體例，近似王充的《論衡》，其中有三章是專門論述命運問題的，即《通塞》、《遇不遇》、《命相》。

《劉子》關于命運的主要觀點娃：

—人之命運，有通有塞。通，順通；塞，堵塞。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壅（引者按：通‘塞’）之至也，非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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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與不遇，命中注定。遇則通，不遇則塞。命運應遇，危不必禍，愚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貴賤吉兇，皆有形象。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柰于天，相須而成也。

《劉子》這些觀點，都是沿襲舊說，沒有什麼創見。

唐代的兩位文學家一柳宗元和劉禹錫，寫過幾篇論天的文章，都談到了命運問題。柳宗元的《天說》一文認為，天、地、元氣都是物質，它們同瓜果草木的性質一樣，沒有意志，不可能對人賞功罰禍；世界上的萬物，都是功者自功，禍者自禍，與天無干。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說：變禍為福，易曲為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劉禹錫進一步提出了天人交相勝的觀點。他在《天論》一文中說，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的職能在于生萬物，人的職能在于治萬物。天有天的作用，人有人的作用。兩者相互區另IJ，各自有規律；兩者相互作用，天人交相勝，天勝人并不是有意識的，而人勝天則是有意識的。這兩位志同道合、交誼很深的好朋友，他們的命運觀超越了前人的見地，包含宥樸素的辯證法因素。

曾經跟著韓愈學習古文的唐代文學家李翱，寫過一篇《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哉?

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為?

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

對曰：是皆陷人于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

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日貪也，利于己者寡，而利于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

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日廉也，利于人者鮮，而賤于道者多，故不為也。何智之有焉?

李翱既反對富貴以智求之的觀點，也反對富貴矜以為命的觀點，他提出了人們行為的一個準則——利于天下者多則為之，利于人者鮮則不為。這種命運觀，是和倫理觀結合在一起的。

宋代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說過三不足的名言，其中第二句就是天變不足畏。他在駁斥天命論的時候還說：茍命矣，則如世之人何?如果說事情都是由天命決定的，那還要人干什麼呢？

宋代的理學家朱熹，是信奉天命論的。他認為人的不同瑯賦，都是天所命，泉得淸髙者便貴，泉得豐厚者便富，柬得久長者便壽，柬得衰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在朱茲看來，人的宮貴、貧賤，聰明、愚蠢、長壽、短命，統統是由人的察陚決定的，而人的稟賦又是天所命。所以，歸根到底，還是夭命決定一切。

洪仁訐所寫的《英杰歸真》，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國洪秀全等人的命運觀。這篇文章指出，人們的生老病死、富貴貧賤，都沒有定數，都不是命中注定的。如果說死生、富貴是由天命決定的，那麼，為何人世間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各異的事實呢！

近代思想家章太炎的一些著作，也談到過人的命運問題。他在《天論》一文中，把自然現象和人類禍福嚴格區分開來，認為恒星產生人類是自然現象，但是恒星沒有意志，所以人的禍福與恒星無關。他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指出，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要改變舊中國黑暗落后的面貌，不能靠天命，只能靠人們的努力。

著名思想家梁啟超的命運觀值得一提，他認為，宇宙間表面上看來紛紜浩繁的事物并不是雜亂無章的偶然堆積，事實上，它們之間是有一條因果相續的有序鏈條，具有一定的規律性，是有章可循的。人們遭受的任何際遇和承受的任何后果都不是無端的，不是突如其來的，其間必有業因。一個人究竟應該承受什麼樣的命運，完全是他自己自造自得、自力自擇的結果。凡造業者既必受報，無所逃避，無所差忒，自其因果相續之際言之，確有自然必至之符。無以名之，強名曰命。

現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對命運的肴法耐人尋味，他有一篇《論命運》的短文，其中說：

其實‘先定’是沒有的，即使有，也無用先知。如果有先定的命，命中注定你將來要發財，到吋自然會發財，命定你要做官，將來自然做官，命定了將來要討飯，自然要討飯。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轉變，又何必要預先知道呢！

我說的‘命運’和他們所說的不同，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談命，如孔子說：‘知天命。’莊子說：‘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炱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說：‘節遇之謂命。’我說的‘命’就是他們所說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他來而來；‘節遇’是無意中的遭遇，這才是‘命運’的真意。所以‘命運’的定義就可說是一個人無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沒有理由可說。背如說現今的一代是偉大的，我‘幸’而生在這時代，也有人說現今的時代娃受罪的，我‘不幸’而生在這時代。我們生在這時代可以說是幸或不幸，但我們為什麼生在這時代，便沒有理由可說。

命和運不同：運是一個人在某一時期的遭遇，命是一個人在一生中的遭遇。某人今年中了特種獎券，是他今年的‘運’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還不一定，因為他將來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時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運好。在一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命好。

普通所謂努力能戰勝‘命運’，我以為這個‘命運’是指環境而言。環境是努力可以戰勝的，至于‘命運’，照定義講，人力不能戰勝，否則就不成其為‘命運’。孟子說：‘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如果一座墻快要倒了，你還以為命終，立在下面，因而壓死，那是活該，不能算是知命，又如逃答報，有人躲在一個不甚安全的地方，不意炸死了，這是他的‘命’不好,也是他的遭遇不幸。努力而不能戰勝的進遇才是命運。

通過這番粗略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從中作出如下判斷：判斷之一：在幾千年的搜長歷史中，人們關于命運的學說，始終存在著對立的見解，始終存在著分歧的觀點。

在如何看待天命這個問題上，就有三種不同的主張：一種是主張畏天命，如孔子；一種是主張反天命，如墨子；一種是主張制天命，如荀子。在如何估計人力作用這個問題上，也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否定人的作用，如《列子》；一種是強調人的作用，如抑宗元、王安石，一種是認為天有天的作用，人有人的作用，如劉禹錫。

定命論也有兩種：一種是唯心主義的定命論，如朱崁；一種是機械的定命論，如王充、劉峻。

此外，有人宣揚因果報應論，有人宣揚不可知論，有人宣揚宿命論，有人宣揚天人感應論，有人宣揚吉驗竹相"論，等等。

判斷之二：從這幾千年來的歷史全過程來看，唯心主義的命運觀——天命論、宿命論，總是占著統治地位。在以往的社會里，這是不可避免的格局。這個格局的形成，有其社會根源，有其認識根源。

從社會根源上看，這是由于統治階級要利用唯心主義的命運觀來愚弄人民群眾。墨子和柳宗元都揭示過這個社會根源。墨子說：命者，暴王所作，天命論是殘暴的帝王們編造出來的。柳宗元說：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也。統治階級熱衷于言天，鼓吹唯心主義的天命論，就是為了愚弄老百姓。

從認識根源上看，這是由于人們對許多命運現象無法解釋。劉禹錫呰經分析過唯心主義命運觀產生的認識根源，他以操舟為例：船在小河里劃行，快、慢、停、航都由人操縱，即使擱淺或翻船，人們也知道其原因。在這樣的條件下，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反之，在大海里航行，狂風遮曰，波濤洶涌，船的快、慢、行、止都不能由人莩捤，只好聽天由命。理明不言天，理昧而言天。人們所以言天，就是因為埋昧，不明白，不慷得各種命運現象的道理。

判斷之三：隨著歷史的前進，人們關于命運問題的探討，雖然不斷擴展，逐步深化，但是，并沒有形成命運的科學。

唯心主義的天命論、宿命論、命運不可知論，還有什麼吉驗竹相說之類，都是不科學的。機械的定命論，也是不科學的。

應該肯定，某些前人的具體觀點，如荀子的制天命說，劉峻關于命運內容的概括，王充關于機遇的分析，潘岳的鬼神莫能要，圣智弗能豫的觀點，柳宗元、劉禹錫、王安石等強調主觀能動性的作用，都包含著真理的因素。可是，他們的論述，并沒有揭示人世間命運的基本規律。借用劉峻的話來講，這些命運說不過是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沒有解決命運的根本問題。所以，不能構成一門關于命運的科學。

1934年間，魯迅寫過兩篇題為《運命》的雜文（運命即命運）。一篇收在《花邊文學》中，一篇收在《且介亭雜文》中。他在這兩篇雜文中指出：——運命并不是中國人的事前的指導，乃是事后的不費心思的解釋。

這句話的意思是：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命運觀并不是科學的指南即事前的指導，而是不費心思的、經不起實踐檢驗的、不科學的事后的解釋。

—運命說之奄不足于治國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歷的，倘若還要用它來做工具，那中國的運命真要‘窮’極無聊了。這里講的運命說，指的是長期以來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唯心主義的、迷信的、宿命論的命運觀。中國幾千年的履歷——歷史，已經明明白白地證明，這種命運觀是不足于治國平天下"的。

——但我以為信運命的中國人而又相信運命可以轉移，卻是值得樂觀的。不過現在為止，是在用迷信來轉移別的迷信，所以歸根結底，并無不同，以后倘能用正當的道理和實行一科學來替換了這迷信，那麼，定命論的思想，也就和中國人離開了。

魯迅認為，人們相信運命可以轉移，這是值得樂觀的，但只有以科學來代替迷信，才能正確認識命運這個東西，離開定命論即宿命論。

我們回顧幾千年來的命運說，有必要進行歷史的反思。魯迅這兩篇雜文，就是中國命運說的‘‘歷史反思篇。這兩篇雜文中的精辟論斷，正是這位思想巨人對中國命運說進行歷史反思而作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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