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命運和算命及八字命理預測

如何理解命運和算命及八字命理預測

人類的歷史似乎存在著這樣一種機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停滯不前，而且問題叢生，原有的發展方式和手段也基本無能為力。于是人們便會陷入對自身命運和前途的思考，同時出現的可能還有困惑與擔憂。每當這個時候，人們往往就會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已有的歷史和人類自身。而每一次這樣的審視，幾乎都能帶來人類社會歷史的一次飛躍。二十世紀中后期，又一個這樣的階段到來了：西方發展模式在創造了空前的科技與工業成就的同時，問題也逐步暴露出來，而且越來越嚴重。經濟衰退、環境問題、種族矛盾、社會問題等等。正在日益猛烈地吞噬著人類的生存空間，人們的幸福感也正在急速下滑。面對這一切，有人認為西方世界正在走向末落，甚至已經到了盡頭。于是很多人又想起了中國古代的思想和文化，主張從中汲取營養以使人類能夠在未來成功地生存和發展。隨之而起的便是世界范圍的對于孔孟之道、老子、《易經》、中醫藥等的關注與研究。
同時受到關注的還有很多被現代人歸為神秘文化的中國傳統數術，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很多此類古籍被整理和出版，出版者大多在序言或寄語中要求讀者批判地閱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去偽存真，古為今用，并相信今天的讀者有這個能力。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在過去的二十多年當中，雖然以四柱命法為代表的各種數術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也出現了很多這一類的著作，但真正貫徹上述精神者卻是鳳毛麟角，尤其是最近五六年出現的一些著作，不僅沒有在發掘合理內核方面有所突破，反而不顧歷史教訓，過分強調和夸大數術的占測功能，忽視甚至放棄了對傳統數術的內在精神、思想、原理、方法的探究，在求術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不可否認，很多傳統數術確有占測功能，探求占卜之術或許也無可厚非。但在當今這個日新月異、理性昌明的時代，僅僅探求占卜之術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更不要說將其作為研究的主要方向乃至唯一目的了。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思想和文化的復興應該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而要實現這種復興，首先必須正確理性地認識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各種占卜數術，作為中國古代長期而廣泛的一類文化存在，無疑也應被包括在認識與繼承的范圍之內，但對于它們的認識和繼承，顯然不能僅僅停留在術的層面，否則無論做得多好，最多也只能算作復古（甚至根本不可能達到古人的水平），而與復興毫不相干。
在這方面，生活于兩千五百年前，被尊為至圣先師的孔老夫子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他在回答學生子貢關于他是否相信《易》中的占筮時說：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又說：《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乎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孔子在這里所說的德，和今天所說的思想品德不同，而是與老子所說道德之德相近，是道的發揮、人文化、內化等，可以近似地理解為崇高的真理、與真理相應的德行、二者合而為一的境界等。孔子不僅這樣說了，也這樣做了。他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以至韋編三絕，終于求到了他所向往的德，并通過《十翼》（通行本《周易》中的《易傳》部分，共有十篇文章，所以稱十翼，其意是說這十篇文章相對于整部《周易》就像翅膀相對于鳥兒一樣）等著述昭示于世。《十翼》不僅因其在相隔六七百年之后，仍能在內容和形式上做到與《易經》一脈相承，完美統一，而創造了中外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跡，而且還以其深刻而偉大的思想成就使《易經》從占卜之書徹底上升為中華文化元典而光照千古。在古代中國，像孔子一樣致力于探究《易經》理與德的人數不勝數，其中不少人因此而成為各個領域的大家。正是他們的成就，匯成了浩瀚汪洋的中國文化，在過去數千年里灌溉和滋養著中華民族。換句話說，在西方文化傳入之前，所有中國人的智慧都直接或間接源于易，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華夏民族是易的民族。從窮易理，求易德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圣賢和中國文化，不僅為古代中國的輝煌提供了強有力的智慧支撐，而且也為整個人類思想與科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這一點上，似乎西方人比中國人認識得更清楚，更深刻。如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Dr.JosephNeedham，1900-1995，英國人，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名譽所長，長期致力于中國科技史研究。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1994年被選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就明確指出：早期現代的自然科學取得偉大勝利之所以可能，就是基于西方的機械論的宇宙的價值。這對于早期現代科學是不能少的，但是還遠遠不夠。知識的增長和科學的進步將迫使人們要接受一種更加有機的自然主義的哲學。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人們就會發現，有一系列哲人已經為此鋪平了道路。——從懷德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爾，從黑格爾到萊布尼茲——但是這種靈感也許完全不是歐洲人的，而且也許這種最現代的歐洲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受到莊周、周敦頤和朱熹這類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現在已經認識到的要多得多。

《易經》本為卜筮之書，但以孔子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卻能夠通過它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能求德，作為易之分支，且同為命運占測（包括個體和群體）之用的其他各類數術應該也能夠做到，而且應該更容易做到。因為《易經》中的占卜是先民們在漫長的歲月中從無知與蒙昧中逐步摸索出來的，并沒有與生俱來的系統性或思想性；而后來出現的命理學等數術則是人們依據一定的思想理論創造發明出來的，其中已經注入了古人對世界、自身，乃至天地萬物及其發展變化的認識、態度和經驗教訓。把它們提煉出來，為現代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是完全可行的。由于這樣的理解，便有了透視和剖析傳統數術，探究其思想和精神實質，以求更好地認識和把握命運，乃至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設想和嘗試，因而也就有了這本小書。由于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所具有的與生俱來的、極強的、有機的系統性和整體性，很難用今天對于知識的分類標準和方法將前人注入到數術中的認識、態度等簡單界定為哲學、心理學，抑或醫學等，因而只好權且將它們稱為中國智慧。因而本書的題目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定為命運預測與中國智慧了。
人類對命運的關注由來已久，自從人類有了自我意識，能夠將自身與環境，主體與客體分別開來的時候起，就有了得與失的感受，這種得失的感受即是吉兇觀念賴以產生的現實基礎和心理源頭，正所謂吉兇者失得之象也。考古發現表明：在至少距今八千年前，先民們就已有了明確的吉兇意識以及與此相應的，與動物本能反應有本質區別的各種趨避活動。如在內蒙古赤峰巿興隆洼史前文化遺址中出土的以石塊、陶片和野豬頭擺放成的原始龍的造型，就是當時人們祈求活動的有力見證。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就是人類命運意識的萌芽，也可以說是人類認識和改造命運的開始。但這一時期的人們對命運的認識還處在極低的水平，總是把自身的生死與族群的興衰簡單地歸結為各種自然現象或自然事物所本具的神靈的意志。對吉兇禍福的探究也主要是對主宰者意志的伺求。由此便產生了以萬物有靈和圖騰崇拜為主要內容的原始宗教。
后來，隨著認識能力的不斷提高，那些曾經高高在上的神靈漸次被人們一一打倒，但人類對命運問題的探索卻并未就此止步。和哲學等許多學科一樣，對命運的探究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從宗教與神話脫胎而出之后，也經歷了由淺入深，由低到高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提出了很多關于命運的猜想和假說，并不斷嘗試引入最先進的思想和科技成果，用以檢驗、完善或發展這些猜想和假說，希望能夠揭示命運的真相，并最終把握和主宰命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種命運理論和學說。占星術、相術、風水術、算命術，以及時下非常流行的所謂成功學、未來學等，都可以看做是這一過程在不同時期的產物。

然而時至今日，命運問題仍是人們最大的困惑之一，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目前還沒有一門科學系統的命運學。現有的各種命運理論和學說大多各執一詞，互相矛盾，抑或支離散亂，似是而非。一般人很難從中得出一個對于命運的較為理性正確的認識。而另一方面，當今的時代是人類有史以來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一個充滿機遇與風險、競爭與挑戰的時期。生活于這樣一個紛繁復雜的社會當中，人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希望了解和把握自己的命運。于是為人們提供各類命運咨詢與指導的書籍、職業和機構就應運而興。這本也無可厚非，畢竟有需求就有巿場。可問題是，這其中到底有多少能真正承擔起自己的使命。有不少作者和業者，完全忘記了先賢窮理求德的教誡，根本不清楚自己的社會責任，對各種數術的產生背景和精神實質也是一無所知，人云亦云。或者癡迷于各種占測方法，一味執古復古；或者坐井觀天，穿鑿附會，把傳統數術篡改得面目全非，妄圖自立門派。甚至有些大師居然枉顧命理，無視事實，公開拋出命運讓所有人無路可逃、姓名決定了你的一切等論調，公然宣揚腐朽的宿命論和錯誤的決定論。言下之意，似乎只有求助于他們，命運才有希望。這固然是社會風氣浮躁所致，但也不能不說是責任心與職業道德的缺失。更有甚者，有些人干脆連占測技術和過程也不要了，完全靠著投機取巧、故弄玄虛、裝神弄鬼等手段騙人謀財，根本不管別人的死活。對于這些人，如果只評價為責任感的缺失恐怕就不夠了。與此同時，成功幸福的人生與美好和諧的環境是人們共同的渴望。然而在現實世界當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以償地享有這一切。即使付出很大努力和心血，甚至是生命，也未必能得到。而另外一些人卻能不依靠真才實學而升官發財，左右逢源。正所謂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這是大多數人相信命運存在并給予關注的重要原因。而命運的真相又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的，即使得遇高人當面請教，也還是不免霧里看花，一知半解，更不要說按圖索驥一般去比對那些連編者自己都不知深淺、莫名其妙的所謂命運寶典了。這就在客觀上為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機。尤其當人們遭遇重大挫折或感到世事難料時，更容易聽信那些看似合情合理，實則錯誤甚至反動的言論，在思想和行為上誤入歧途，甚至鑄成千古遺恨。很多迷信活動和邪教組織之所以能屢屢得手，原因即在于此。
在此狀況下，對已有的各種關于命運的理論方法等進行梳理，還原其本來面目，抽取其合理內核，亦即所謂的中國智慧，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雖然筆者并不能完成這一任務，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提出問題肯定是不會錯的。愛因斯坦曾說：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正是因為有了科學巨人的這種態度作為鼓勵，筆者才有勇氣不揣鄙陋，把自己的一些認識和看法寫出來，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如蒙讀者及各界賢達高士不吝斧正，筆者將不勝榮幸與感激。

中國古代用于占測吉兇禍福的方法很多，但只有四柱法被稱為命法或命學，日常生活中人們也只把用干支表示的出生時間（俗稱四柱或八字）叫作命，而不這樣稱呼其他數術的考察對象，以致后來有不少人，甚至是專門的命學業者和研究者，都誤把四柱當成了命運的本體。這不僅從一個側面充分說明了四柱命法在古代數術中的崇高地位和突出代表性，也有力地證明了四柱命法對中國歷史文化和民眾心理的深遠影響。這就是本書在眾多的傳統數術當中，唯獨把四柱法選作討論對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再者，四柱命學的創立和每一次重大發展都是由古代優秀的知識分子參與并完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們的最高理想和使命認同，由他們發明或改造完成的四柱命法不可能僅僅只有占測價值，通過對它的剖析，完全可以深入了解古人的命運觀、世界觀、人生觀，以及他們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的觀念、見解和態度，為我們今天的人們提供借鑒和參考。
四柱命學是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指導下，融合天文、歷法、中醫、宗教、倫理、心理等多領域成果與思想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個較為系統的古代命運學說。作為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體系，它肇于（珞琭子），衍于李虛中，盛于徐居易。《珞琭子》是一篇賦文，其作者已不可考：有人認為是古之隱士，自號珞琭子；有人認為是南朝齊梁時期的道家陶弘景（465—536年，字通明，號華陽隱居，晚號華陽真逸，又號華陽真人，謚貞白先生，丹陽秣陵，即今江蘇南京人）；還有人認為該賦文在宣和（1119—1125年，宋徽宗年號之一）至建炎（1127—1130年，南宋高宗年號之一）年間才在社會上見到，因此其作者應是北宋時人。但不論如何，后來的四柱命學確實是在它的基礎上形成的。因而該賦被認為是天下命論之母。

真正意義上的四柱命學創立于唐代，唐憲宗元和（806—820年）年間，有個叫李虛中（761—813年，字常容）的人，官至殿中侍御史。他平時精究陰陽五行之理，能根據出生的年、月、日的天干地支推算出人一生的貴賤壽夭，吉兇禍福，并以應驗準確而聲名遠播。李虛中死后，韓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唐代杰出文學家，哲學家）為他撰寫了墓志，其中就有這方面的記載：喜學，無所不通，最深于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義，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歷翁莫能與之校得失。李虛中是有史可考的用干支生克來分析和推斷命運的第一人，但并無著作傳世，《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中所收錄的《李虛中命書》均是后人假托之作。

北宋初期的徐子平進一步發展了李虛中的命法，將出生時辰的干支也納入了分析體系，加上原來的年、月、日的干支，共為四柱八個字，四柱命法的基本模式就此確立。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用干支推命的方法才被稱為推四柱或批八字。雖然后來的學者對四柱命法又作了很大的完善和提高，但基本思想和方法皆源于子平。為了紀念徐子平對傳統命學的巨大貢獻，人們也經常把四柱命法稱為子平術或子平法。徐子平本人也未留下著作，現在看到的《淵海子平》一書是宋末子平法傳人徐升（也稱徐大升或徐彥升）編輯整理的。《淵海子平》是歷史上第一部權威性的命學專著。從書中來看，子平命法的最主要成就有三點：一是確立了四柱推命的基本模式，二是首重用神，三是設立格局，分配六親，使論斷各有主屬。其不足之處也有三點：一是神煞雜陳，二是保留了納音推命，三是別立外格。《淵海子平》本身在內容編排上較為混亂，且訛誤之處頗多，不足以作為學習和研究古代命學的最佳范本。

以上就是如何理解命運和算命及八字命理預測的全部內容，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解夢佬算命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