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于《易》及其卜筮態度

孔子對于《易》及其卜筮態度

其一，孔子起初只把《易》看作卜筮之書，卻并不主張卜筮，認為缺乏智謀的人才頻繁卜筮。他以前也是這樣教授弟子的。所以，當看到老師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賀時，作為學生的子贛(即子貢）覺得老師前后矛盾，因而才迷惑不解地詢問。孔子不僅指出他理解上的錯誤，而且耐心地開導他，指出《易》一書產生于紂乃無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諱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義思想（文王仁）和憂國憂民意識（其慮）。孔子是樂其知(智），賞識蘊藏在《易》一書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其二，孔子晚而好《易》，并一度熱衷于占筮。這從吾百占而七十當一語可以看得出。年輕時不主張占卜的孔子，為什麼老了卻又熱衷于占笟了呢？這大概與孔子50歲后，尤其是在周游列國時所經歷的人生坎坷和挫折有關。在到處碰壁、壯志難酬的境況下，孔子一度感到力不從心、吉兇難料，因而不得已利用《易》來占卜，看看運氣如何。這其實與他以前所教導學生的知謀遠者，卜筮之繁也正相吻合。表明即使圣賢，在遭遇坎坷、陷人窮途末路之際，也會一時陷人迷茫而求助于占卜。

其三，一度頻繁地占筮使孔子對《易》不時翻閱、詳加研究、反復玩味，以至于韋編三絕，最終琿解了《易》的本質，從而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即不滿足于卜筮而喜歡其文辭了。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孔子形成了對《易》的全新認識。發現《易》有古之遺言，即文王遺教。在孔子看來，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后《易》始興也。這與《論語•八佾》所記載的孔子關于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感嘆，正相吻合。正是在古之遺言里，孔子發現了《易》所蘊含的深刻哲理，即故《易》剛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剛；愚人為而不忘，x人為而去詐。這也就是孔子所認可的《周易》之德義所在。

其四，孔子發現《易》所蘊含的德義后，就把德義認作《易》之本質，因而放在首要的位置。這從他一再強調《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徳義耳也，就可以看出來。盡管如此，孔子也并不否定卜筮，只是把卜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孔子將《易》的內容大致分為三個層次，即贊、數、德，并認為：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X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可見，德在三者中域于最高的層次，是《易》的本質之體現。沒有達到這個層次均為史巫之筮，均未洞悉《易》之思想真髓。

其五，孔子在洞悉《易》的德義本質后，雖然并不否定卜筮，但強調以德行仁義來求福求吉，而把卜筮視為最后的選擇：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這與其以前對于弟子關于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的教誨，是完全一致的。可見，在這一點上，孔子學《易》之前與學《易》之后的認識，是一以貫之的。在孔子看來，沒有德行的人，神靈也不會去幫助他，所以這種人也不必占筮，誠如《論語•子路》所說：‘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由于孔子晚年特別喜好《易》，以至達到著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關于《易》的言論，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現在。它們和其他西漢以前古書中連續記載的有關孔子的文獻一樣，并非假托，當為《論語》一類的文獻。鮮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68歲返魯之后），曾對成于他之前的幾種《易》文獻進行過系統整理和研究，并為之作序。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易》殘卷附錄《易傳》六篇，分別是《二三子問》、《系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據廖名春等學者考證，這些應為戰閏中、后期的作品，不會晚于《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在《二三子問》中，記載了孔子與子貢等學生討論《易》的對話。從以上資料可見，孔子晚年確實喜歡讀《易》，認真鉆研《易》，以致韋編三絕，還向學生傳授過《易》。按照傳統的說法，認為孔子將他對于《易》的理解作成《十翼》。但是，經后人對《十翼》進行研究，發現其與傳統說法不一致，認為《丁翼》大概為孔子口述，由其弟子記載，經過幾代傳授，到戰國中期，才最終成書。

綜上所述，根據相關文獻，孔子年輕時就接觸了《易》，但并未深人研究，不了解《易》的本質，只把《易》視為卜筮之作，自己也斷不了占卜，但并不主張頻繁卜筮；到50歲后，孔子漸漸喜好《易》，以至于居則在席，行則在旗。這里的行應該是出行、出遠門，就是外出到當日不能間到住所的地方。統觀孔子一生，除了在34歲至37歲出行齊國之外，出行時間最長的就是周游列國了。由于孔子好《易》在其晚年，所以，居則在席，行則在旗,應該指的是孔子周游列國時期。所謂韋編三絕也當是指這期間的情景。這期間（55〜68歲），孔子經歷了從天命之年到耳順之年的變化，而學習與實踐的結合、驗證，則使其對《易》的研修也經歷了由表及里、由淺人深，由不知本到知本的過程。使得孔子最終認為《易》的本質在于徳義，而非卜筮，因而才說:《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綜上所述，關于孔子對于《易》及其卜筮的態度，可以大體分為三個階段：50歲以前，尤其是年輕時，把《易》視為卜筮之作，但并不主張頻繁卜筮，也不大相信卜筮；50歲后，尤其是在周游列國期間(55~68歲），孔子漸漸喜好《易》，面對--再遭遇的困厄使其一度熱衷于卜筮，但在實踐的磨礪和檢驗中，漸漸認識了《易》之本質，到60歲后就不大卜筮了，并且把《易》視為德義之作，即他說《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

孔子這些話，講得再明確不過了！孔子雖然與史巫都應用《易》，都講卜筮，但最終卻同途殊歸：史巫從中所要的是卜筮之吉兇，而孔子從中所注重的則是德義、仁義，認為廣泛積徳者，沒有必要通過祭祀以求福祉；躬行仁義者，沒有必要通過卜筮以求吉祥。

但是，時下某些（包括個別著名易學家）熱衷于借《周易》而宣揚占卜的人，卻摘取帛書《要》中吾百占而七十當的話，大肆宣揚孔子熱衷于占卜。這是典型的斷章取義，是違背史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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