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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論《周易》幽明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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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陳杞世家》論贊說: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司馬遷所說的幽明之術,指的是作為卜筮術數的《周易》能夠顯示無形之幽,有形之明,預測政治人事的吉兇趨勢。從上古三代至春秋時期,巫史卜祝頗不易分>漢代史官雖然與卜祝分離,但作為天官仍與卜祝有著血緣聯系。司馬談受《易》于楊何,司馬遷從父習《易》,都是因為太史必須掌握《周易》術數。司馬遷真誠地相信《易》術,這不單純是出于史官的職業思維,而是涉及世界觀和歷史觀的根本問題,它構成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的重要內容,表明司馬遷相信神學目的是事物發展變化的第一推動力,是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史記》中的《易》占材料不是孤立的,它與書中幾百條關于星占、祥瑞、災異、占夢、預言、鬼神、善惡報應、五德、三統等天人感應材料一起,共同體現司馬遷對天人之際的思考和探討。

《史記》的一些篇章記載了《易》占事件,《陳杞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三次記載周太史和齊懿仲卜陳完,卦兆表明田氏八世之后將取代齊侯;《魏世家》、《晉世家》兩次記載畢萬卜仕晉國之事,卦象顯示畢萬之后必大。此外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和《齊太公世家》等篇章中也有一些占卜記載,《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更是為占卜者所作的傳記。這些占筮材料大都在《左傳》等先秦古籍中找到原始依據,司馬遷以肯定的態度把它們寫入《史記》,它們也就成為研究《史記》思想的重要依據。《史記》在記載占卜之后必載應驗結果,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司馬遷根據古籍作史——《左傳》等古籍就記載了不少占卜的應驗情形,像《史記》所載的陳完、畢萬之卜在《左傳》之中都有占驗記載。但更為重要的是,司馬遷相信卜筮能夠預測天命神意。《史記•龜策列傳》、《日者列傳》就是記載占卜者為統治者決策提供神學依據的業績。《太史公自序》說: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兇。略窺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從這些話可以看出,司馬遷對日者、龜卜都是充分肯定的。《史記集解》引張晏注,以為《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已缺,今本為褚少孫所補。但傳記的基本思想傾向與《太史公自序》是一致的。司馬遷認為只有通人達才才能關注這些精深的《易》術,因為《易》術所揭示的是天道性命這一類深微的問題,圣如孔子者也只是到了晚年才喜愛《周易》。司馬遷在《田敬仲完世家》論贊中說: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齊,懿仲之卜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這就是說,田氏代齊并不完全是由歷史態勢的發展而導致的,而不過是應驗當初占卜征兆而已。《周易》這種幽明深遠的術數揭示了田氏代齊的神明之意,不管齊國公室怎樣努力避免覆滅的命運,也不管田氏有無政治野心,事態的發展最終都難以逃脫天地之定數。《田敬仲完世家》就是以遵厭兆祥為傳記主題。《史記》中的這些《易》占材料雖然對研究司馬遷思想有一定價值,但它所體現的是司馬遷思想中的時代局限和認識局限,不宜給予積極肯定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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