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這兩句有歧義。因句前沒有主語，究竟它的主語是什麼？中國古代的注解家分兩派，一派說與字之前的主語是《周易古經》；另一派就說是圣人。例如我們說漢代的易學，其中一個家派叫作九家易，它收集九個人對《易經》所作的注解，所以叫九家易。它以天為乾、地為坤，于是就說這段其實不是解釋萬物，只是解說《周易古經》的卦爻和卦爻有關的一切。下文的萬物亦不是真正的萬物，而是我在《易經講堂一•周易概論》說到占筮時，三百八十四爻加起來是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策數。這一萬多個策數，就是實際萬物的象征。萬物既指真正的萬物，也指卦爻。接著的知周乎萬物，只是指知道整

個卦爻的情況而巳。道濟天下，亦只是說《易經》這個理論能夠幫助天下人做一切的事。這種說法，由漢代的九家易開始，一直到清代的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疏》都承繼了。《周易集解》是唐代李鼎祚撰寫的，李道平替這本集解再作洋細解釋就叫作纂疏，是《易》注的名作。如果進一步深人研究《易經》，這本是必備的經典之作。《周易集解》本身已經很好，而《纂疏》解釋得更加好。《纂疏》繼承了九家易的說法，認為與天地相似一句是指《易經》本身。到了今天，至少徐志銳教授的《周易大傳今注》和陳鼓應、趙建偉教授的《周易今注今譯》，都認為是指《易經》來說的。這個說法大概是原來的意義之一。由于《十翼》的作者要將《周易古經》的義蘊提升，從哲學的高層次來解釋，他要找出為何《周易古經》是這樣，為何它有道理，故他采用了戰國時的哲學和當時科學的一切知識（我們今天不稱之為科學,而說是自然哲學），他找到自然哲學中能夠引申發揮解釋《周易古經》、將它的迷信變成哲學道理的內容作為理論的根據。所以表面上是解釋《周易古經》的占筮內容、體例，背后是他體悟的自然哲學。因此，各位要明白一語雙關或指桑罵槐，即說話同時有兩種不同的意義、能夠有兩個不同的發揮角度，才明內《十翼》的真正意義。所以當他在解釋《周易古經》時，用的全都是哲學觀念。你可以忘記他在解釋《周易古經》，把它當作是哲學著作更為合理。因為他本身就是用這個哲學來解釋《周易古經》的；所以單據《周易古經》原義來解釋這段文字,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因為舍棄了高級的哲學，只采取低層次的解釋。所以后來兩千多年來絕大多數的注解家，都認為不應當只是解釋《周易古經》原義，更應解釋它所發展的哲學思想。因為不局限在《易經》,而當它是在解釋宇宙人生的哲理，豈不更偉大？于是這個想法就成為兩千年來公認的想法。所以我們今天也應忘記筮法，用哲學觀點解釋才是善于學習！所得才更多!

其實與天地相似的主語不應是《易經》而是圣人。因為圣人深入掌握了《周易》所蘊含、指示的宇宙人生最高之理，所以他的思想行動就與天地非常相似。為何不用相同？因為人體與天地根本不同，人的作為與天地更有主客、大小的不同。因此只可稱為相似而不能說是相同。

故不違，所以他的思想行動并不違背《易》的道理，即不違背天地的道理。為何它能夠與天地相似？記得在第二次《易經講堂二•乾、坤、屯三卦闡微》，我解釋乾卦《文言傳》的最后一段，說圣人能夠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是因為他能夠與天地相合，天人合一，所以他的想法和做法自然而然地與天地一樣。不過圣人也要經過長時期的體驗領悟才可以。所以不違是說思想行動不違背天地的規律。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與天地相似，是說《易》與天地準。

知周乎萬物，講的是天。‘‘知就是乾知大始的知。這是說，天能為萬物始。

道濟天下，講的是地。道就是行。這是說坤作成物，所以地能利濟天下。

旁行而不流，朱熹《周易本義》說：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用行權解旁行，用守正解不流，講得挺好。

那麼，行權是什麼意思呢？權本是桿秤的秤砣。稱量東西時，秤砣要不停地移動，而不是固定于一處，所以權就有了變通、權變的意思。行權即講變通，這很重要。《孟子•離婁上》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盡心上》也說：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可見孟子對行權很重視。《中庸》講中，又講和，也是這個意思。做事情有經，還有權；有常，也有變。如果只知經、常而不知權、變，就會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之類的錯誤。以戰爭為例，打仗講究以正合，以奇勝。《孫子•軍爭》所說的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這是正；而《始計》所說的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這就是奇。可見打仗也有經、權。交戰時，不僅要知經，而且要知權。《孫子•謀攻》說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毛澤東講游擊戰的打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也是這個道理。宋襄公在泓之戰中，以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古老戰法與楚交戰，這是知經而不知權，也就是被毛澤東諷刺為奉行蠢豬式的仁義道德。因此，必然會失敗。又比如，黨的政策要不左不右，這是原則。然而，有原則性，還要有靈活性。有時在具體問題上，就要左一點或右一點，這就是靈活性，也就是行權。

在《易》經中，旁行即行權，不流即守正，也就是符合禮。行權不越禮，就是旁行而不流。所謂不違、不過，是講天地所作所為都是對的。用今天的哲學語言說，就是符合真理，沒有違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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