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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深忠是紀錄片《鄉村里的中國》的主人公之一。數十年里，他一直執著于自己的夢：關于文學，琵琶，一種存在美和思考的生活。村莊奚落他癡人說夢，不務正業。他也曾嘗試出走，去北京“不知天高地厚地搞文學創作”，在山東各地干苦力討生活，卻一次次潰敗而歸。
現在，杜深忠68歲了。他把自己圈養在沂源山區破敗的老屋內，放棄了土地，也放棄了文學與音樂。回憶起人生，他坦言自己是畏葸不前的“一個懦夫”。這個一生背對生活的人，仍舊保持著痛苦。
把自己放逐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筆下的伊凡習慣將人比作羊群。怯懦、溫順、愚蠢、盲從的羊群。在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中莊鎮的杓峪村，農民杜深忠也用同樣的比喻總結自己的一生。他說農民就是羊群，趕到哪走到哪，自己也是羊，被趕了一輩子。
而現在，杜深忠決心不再順從。他拋棄了土地，幾乎不去地里，也刻意地讓自己不再想起24節氣——作為果農，24節氣一直驅趕著他的一生。
立春，給蘋果樹打藥上肥。谷雨時節蘋果花開，點花粉。小滿套袋，秋分摘袋，寒露采摘。屬于蘋果的日歷，是懸在杜深忠頭頂重復又無望的日與夜。在兩畝蘋果地，90多棵蘋果樹間耕耘近40年后，68歲的杜深忠說他不愿再踏進地里。他說，“我把大量時間用在無謂的事情上。唯獨把自己給忘了。”
讓自己忘記節氣后，時間變得晦暗不清。他用另一種時刻表繼續著自己的生命：1天至少琢磨、攻克《九成宮醴泉銘》里的40個字，7天從頭至尾練習一遍《九成宮醴泉銘》。7天后，周而復始，又是新的40個字。
下午6點鐘，余暉尚能照亮院里土胚掉落的灰黃色墻壁，光線卻幾近消失在屋內。幾乎像是偷光，杜深忠立在靠窗的書桌前，鋪開宣紙，開始寫字。左手按壓著紙，右手臂筋脈凸起，懸肘向前。落筆前，大臂和捏筆的指尖細微顫抖。
保持身躬頭俯的姿勢，杜深忠立在昏暗中，輪廓模糊，與黝黑的農屋融為一體。農屋建于1978年，43年來，除了一些縫補式的修繕，屋內與初建時幾乎沒有任何變化：西邊墻壁上貼滿了孩子們少年時期的獎狀，落款從2008年寫到2013年。東面墻壁灰黑，貼著杜深忠10年前寫的《蘭亭集序》，宣紙褶皺處落滿灰塵。房頂上是超過40年的梁木和椽木，身下的香椿木書桌已用了將近50年。
比物件還要年老的，是杜深忠自己。除了腕肘處不易察覺的動作，杜深忠幾乎靜止，如同生長在書桌前的，一個同樣老舊的家具。昏暗的黑屋子里，他每夜寫作，有時動也不動地一站就是4、5個小時。一片灰黑色的陰影不分晝夜地站在桌前，妻子張兆珍常被眼前的景象猛然嚇到，“每天寫到半夜，像活死人一樣，鬼一樣！”
圖 | 墻上貼的《蘭亭集序》
香椿木書桌是杜深忠當兵復員回村后請木匠打的。20歲出頭時，杜深忠俯在書桌前閉門讀書。在沂蒙山區深處的小村莊，他讀文學雜志，讀四大名著，也讀現代小說。1977年，作家徐遲在《人民文學》上發表報告文學《地質之光》，后來又發表了《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在這張書桌前，杜深忠一遍一遍地閱讀，反復地抄寫，心里感嘆著，“寫得太好了，太美了。”
無論是80年代的《人民文學》、《小說月報》、摘抄本和自己寫的小說，還是《魯迅文集》、《巴黎圣母院》，都被他拋卻在書柜深處。曾經連去蘋果地干活時都要偷偷揣本書的杜深忠，似乎平息了對文學的饑渴。他拿在手里反復翻閱的是歐帖《九成宮醴泉銘》。翻爛了3本書，寫完了超過10令紙，寫過書法的廢報紙一年能賣100多塊錢。
杜深忠幾乎不踏出院門。從前執著的那些追求，都隨著時間從他身上一一拋下。他早先是杓峪村唯一看《新聞聯播》的人，現在，屋里的老式電視機出了故障，他沒有再修。“我今年68歲了，我只想做自己，提升自己。說出來有些可笑，這麼大年紀，提升什麼自己呢。我只是不想這麼渾渾噩噩的。”
他曾經花費690元——家庭大半年的開支，去沂源縣的琴行買了一把琵琶。他形容，“抱得美人歸”。從第一次在村莊喇叭里聽到《春江花月夜》后，琵琶便成了他50多年的夢想，50多年的魂牽夢繞。“琵琶聲太美了，是圣樂，是天籟之音。”買回家后，他騙張兆珍只花了490元。事后說漏嘴，張兆珍與他大吵一架。“六七百塊錢買這麼個東西！要有這錢，我能干多少事兒！”
“人需要吃飯，他得活著。”杜深忠一手指著桌上的煎餅，一手抱著琵琶，幾乎憤慨，“精神也需要吃飯，也需要哺養。你不理解不理解吧！”
而現在，杜深忠拋下了琵琶。曾經愛不釋手的“美人”被裝在琴盒里，躺在沙發上。變成同樣塵封在黑屋子里的，一件9年的老家具。
農民的本份，身處農民角色中被認為應當做的事，他也徹底拋棄了。9月末的杓峪村空氣冷冽，風里能嗅到蘋果和玉米的果香。沂源山區縣道兩旁，農民們支起攤位賣秋收的蘋果和獼猴桃。農戶的屋檐下晾曬著捆好的玉米果實，有的人家玉米已經脫粒，一片片方正的黃色鋪在地面。杜深忠的兩畝蘋果地早在幾年前承包給了別人。山上還留有一小片玉米地，成熟的玉米至今仍在半山腰，無人采摘。
“他不出院子。趕集，買米買鹽，油鹽醬醋，人情世故，他都不管。熬了我一輩子，什麼事兒都沒有成。別人家男的要麼去外面打工，他不干，錢掙不來。莊戶人該管的莊戶事兒也從來不管。整天追求那些虛的，空的，痛苦的只有我。”談起杜深忠，妻子張兆珍恨恨地說，語速極快，手沒有停下包餃子的動作。筷子碰撞著裝韭菜豆腐餡料的盆，發出當當聲響。
聽著這話，杜深忠沉默著，不似從前爭辯，儼然一個孤僻的失語者，背對生活。他走出屋內，注視著院落正對的群山，打量著院里自然生長的一棵榆樹，從前柔嫩的小枝條現在已經亭亭如蓋。“真是玉樹臨風”，杜深忠心想。
他的背影看來堅固。只是回憶往事時，杜深忠稱自己是“一個懦夫”。
尷尬的農民
坐落在半山腰的杓峪村道路盤旋，依60度向上延伸。走在路上，杜深忠向前傾斜著身子，步速極快。遠遠看見村里的人，他像羊一樣低下頭，腳下的步子邁得更大，躲避著可能的寒暄。
見他經過，路邊聊天的婦女立刻緘默，連孩子都停下了玩鬧。他們打量的目光黏在杜深忠身上，像是打量一個村莊的外來者。
“他是有點奇怪。”被問到杜深忠時，村書記張自恩干笑兩聲說，他與村莊格格不入。早在九年前，真正的村莊外來者——紀錄片導演焦波駐扎杓峪村拍攝紀錄片時，就已用鏡頭記錄了杜深忠身為農民的尷尬。
天光漸亮時，陽光跨過破損的木頭門檻，擠進黢黑的屋子，在水泥地投下一步長的亮光。杜深忠蹲在陰影里，左手拿著盛水的塑料盆，右手拿著毛筆，在被光鋪灑的空地上蘸著水寫書法。寫完后，面對著冬季門框外蒼黃的群山，他起身站立，注視著水漬緩慢變干，注視著字跡消失不見。
杜深忠顴骨高聳，雙頰凹陷，紫黑色的臉上皺紋縱橫，雜亂的頭發糾結于頭頂。講話時，能看到一半牙齒已經掉落，缺口空空蕩蕩。穿著黑色破舊棉衣的老農民追著光影寫《道德經》，2012年，焦波第一次與杜深忠遇見時，看到的便是這樣的景象。
圖 | 杜深忠在地上寫字
“焦老師，這個透進門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張非常好的宣紙。”杜深忠說。
焦波心中震蕩。傳統敘事里，農民被強加上骯臟、落后、愚昧、麻木的符號。而眼前的農民，“對美的感受太敏銳了”。
這次見面后，焦波當即決定扎在杓峪村，完成國家電影局派給他的題目《鄉村里的中國》。2012年2月4日，農歷立春時，攝制組租下村里的一個小院，拍攝正式開始。
在此之前，焦波曾在自己的老家山東淄博走訪鄉村，15天跑了十來個村子。隨著城市化轉型，他發現多數鄉村已在現代化夾縫中喪失了自我特性，變得“不城不鄉”。與模仿城市范式的其他鄉村不同，位于沂蒙山區最深處的杓峪村仍保留著立春時涂紅羊角、縫春雞、咬春等習俗。在經營蘋果、櫻桃等經濟林果為主的杓峪村，沿著一條盤山小道，深沉厚重的農業文明與外來的工業文明在此進行著碰撞。農耕文化的結構方式逐漸松動、衰退，農民的生活也處在一種混雜的狀態。新與舊之間，焦波交出了他的答卷。
影片中，杜深忠的尷尬隱藏在他與妻子張兆珍的爭論里。家里種的玉米地被獾拱了。妻子張兆珍恨恨地罵，叫杜深忠弄藥把獾藥死。杜深忠不以為然，“你別看獾吃這點東西，獾是國家三類保護動物。獾糟蹋點就糟蹋點吧，人都昧著良心賣假種子。”
“它還是保護動物？農民種點糧食容易嗎，農民怎麼沒有保護？”張兆珍利嘴地反駁。
村里的古樹被村民刨倒，杜深忠遠遠望著覺得心痛，“都弄到城里搞綠化去了，這叫剜大腿上的肉貼到臉上。光看到這點錢了。”話音未落，張兆珍打斷他，“你又管不了。就在這兒窮發牢騷。現在有錢就行了，人家有錢的王八坐上席，你無錢的君子下流坯。”
夫妻倆罕見的和諧時刻發生在村里的春節聯歡晚會上。影片結尾，杜深忠彈奏琵琶，張兆珍唱歌，在不協調的曲調里勉強合作了一首《沂蒙山小調》。歌曲結束，臺上的人退場，杜深忠仍留在舞臺上繼續撥弦，目光專注。他的全情投入和戀戀不舍看來滑稽，惹來村民的陣陣哄笑。“下來，快下來！”直到聽到村民的起哄聲，杜深忠才如夢初醒，提著小馬扎，尷尬地離開。
2013年4月，《鄉村里的中國》在國內公映，隨著這幅具有內在廣闊性鄉村圖景的展開，人們也看到了非典型農民杜深忠：他樸實深沉，保守著自己的審美與思索，還沒有被生活俘獲。一時間，杜深忠受到媒體的關注，成為沂蒙山區的文化名人。
“他的心思不在蘋果地里。他就不想管果園。”張自恩說。影片里，他更是揶揄杜深忠，“你是咱村里的一個才人。就是蘋果比別人管的少點。”
無論是給蘋果花點粉還是給果子套袋，杜家都不如其他農戶。除了做農活不麻利，為人處事上，杜深忠表現笨拙。寒露一過，是秋收的季節。順著一車道的盤山公路，開著卡車的客商會來杓峪村收蘋果。客商身著齊整的襯衣，議價時，杜深忠動作拘謹，顯得被動。不出三個來回，村戶們賣2塊4毛一斤的蘋果被他以2塊3毛5的價格賣出。
他的兩畝蘋果地，是因結婚晚分地時被村民們挑剩的“最孬的地”。種植90多棵蘋果樹的二十余年，收成最好時一年收入三萬，拋去農藥、種子、化肥等成本，掙了兩萬塊錢。多數時候，一年收入6、7千，有時只有3、4千。
這樣的收成在杓峪村屬于偏下。張自恩說，村里167戶，每戶種蘋果的年平均收入約一萬五六，一些大戶一年甚至能收入十來萬。農閑時村民們基本都外出打工，收入也能增加萬八千。
除了村里的事務，張自恩還管著3畝蘋果地，每年蘋果地里收入4萬元。今年，他新蓋了4間房。張自恩不是村莊的個例。與2012年電影拍攝時相比，農民的生活和杓峪村的樣貌已被現代化進程修改。村民們蓋起了新房，門樓氣派，瓷磚貼滿院墻，院外停著小轎車，紅磚瓦房頂間錯落著太陽能熱水器。隔窗望去，家里的擺設也同都市無二。
圖 | 杜家院子
村子變化巨大，杜深忠的住所卻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無論是張兆珍多年不止息的抱怨，還是破舊衰老的屋子，都提醒著杜深忠作為農民的“失敗”。沂源紅蘋果清脆多汁，色薄芬芳，有“江北第一果”之稱。甜蜜馥郁的果實背后，杜深忠說，“這些年在果樹上付出的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價得不到三份收入。無可奈何地在土地上掙扎。身心疲憊，失望透頂。”
“沒有藏身之地”
杜深忠心里有一個理想的鄉村標準。他認為村民應該講道理，尊崇文化。這樣的期待眼下看來虛幻，不切實際。在村莊，文化的崇高感正在經濟觀念和金錢意識的沖擊下漸漸淡薄。村莊里的等級和階層正被收入水平重新定義。
而現在，作為村里的“文化人”，作為“無錢的君子”，杜深忠感受到的是村莊對他的拒絕。“用你的時候夸你，不用你的時候只剩貶低。”
杜深忠出生于杓峪村，成長于杓峪村。在村莊，人們過著一種無意識的生活，在習慣的生活方式和規則中不加思考地呼吸，吃飯，睡眠，干活。生活吝嗇地關閉了想象力與通往思考的契機。杜深忠不想圈在村中，他想要走出去，在密不透風的生活里打開一條縫隙。
從學生時代起，杜深忠就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看到的詩句，無論是《蜀道難》還是《赤壁賦》，“愛不釋手地抄寫”，一遍一遍地寫。他喜歡看書，讀《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風斗古城》。在山里，一本書往往多人傳閱，《苦菜花》書頁丟失得七零八落，拿到手里時書脊處被彎彎扭扭的鐵絲固定著。每到周末，他就翻兩座山頭去縣里的新華書店借書，兩毛錢借一次，回來就讀，如饑似渴。
高中畢業在石家莊當了五年炮兵后，杜深忠復員回家。在父母為他娶妻蓋的新房里，他閉門讀書，專注文學創作，沒有心思結婚。鄰居老太太說，“他爸不給他送壺水去，他都不知道要吃飯了。”
在農村，“如果25歲還沒有結婚，你就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從那時起，高齡未婚的杜深忠就變成村莊的另類。他把苦悶寫進文字里，寫對愛情的憧憬，也批判黃土文明的保守和落后。那些3萬字、5萬字的小說從杓峪村走出，寄往各地的大小編輯部，又一次一次地被退回。
多方壓力下，34歲的他妥協，決定結婚。
縫隙出現在1987年寒冷的冬天。杜深忠收到從北京發來的、來自人民文學函授中心的通知，邀請他去魯迅文學院學習。通知上寫著，“有很大的創作潛力”。這8個字點亮了蕭瑟的冬日，也點亮了他十幾年來積郁的失意。
與張兆珍結婚的第二天，杜深忠翻過大山，攥緊從村里借來的200塊錢，坐上了從濟南開往北京的火車。列車搖搖晃晃，他尋找的東西從未如此之近，他覺得有什麼東西正要沖出胸膛。
圖 | 杜深忠的書柜
北京，一個想象之中又在想象之外的城市，一個被氤氳霧氣籠罩的城市。結束動蕩時期的北京在杜深忠眼里是灰藍色。人們穿的衣裳是灰藍色，建筑是灰藍色，城里人說話輕柔文明，也像一團灰藍色。站在紅綠燈矗立的路口，他望著擁擠的街道上，人們騎著自行車風一樣穿過。“騎車的，開車的，路上看不見一個閑人。”繁忙熙攘近在咫尺，他甚至不知道怎麼邁出腿過馬路。
接收到魯迅文學院學習通知的有700多人，結果來了四、五千人。東四八條上課的大禮堂被擠得水泄不通，青年們人手一本雜志。《小說月報》，《收獲》，雜志一出很快被一掃而光。人山人海的文學青年來自城市，來自部隊大院，來自各地政府機關，杜深忠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因為“我是唯一的農民”。
新的知識爆炸式地從西方傳來。圖書館里擠滿了人，連地攤上都擺的都是西方哲學書籍。巴爾扎克，狄更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達達派，歐洲現代派小說，都進來了。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杜深忠看了兩遍都沒有看懂，覺得晦澀、無法理解。圖書館浩瀚如海的書籍更讓他感到畏懼，“天下的好故事都被寫盡了。像我這樣的人，可能有只言片語塞進書里嗎？”
當青年們懷抱著憧憬扎進新世界時，杜深忠心灰意冷。他寫的文字被老師推薦去各個編輯部，依舊沒有回聲。唯一的贊賞被掖進心里，再也沒有被拿出來過。他記得文學院的老師曾說，“你讀過《老人與海》嗎？你的心理描寫寫得真好，像海明威。”
北京不是“奶與蜜的流淌之地”。在北京，他是個一無所有的莊戶人，在城市知識分子占主流話語權的文學圈，他縮在邊緣，更準確地說，他不在里面。解凍時期的熱情沒有給他更多的希望，相反，他被徹底擊垮了。
命運合攏縫隙，將他重新驅趕回沂蒙山區。杜深忠將沒有留在北京的原因歸結為自己的自卑，懦弱。1987年冬天過后，他回到杓峪村。他說，“在北京，我沒有藏身之地。”
“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文學夢破碎后，杜深忠又回到村莊的慣性中，呼吸，吃飯，睡眠，干活。他懷著遺憾，也接受了派發給他的命運。“不可能躋身那個行列了，不可能的。老天爺就要我當農民，所以我在土地上苦苦地掙扎。”書還是繼續讀，逮住什麼看什麼，只不過已經沒有了目的，僅僅是為了打發時間，緩解內心的躁動。
“一天也不著急，頭頂火炭不覺熱。”站在“黑屋子”里，張兆珍催促著丈夫。以往杜深忠總會激昂地回應。但這份理直氣壯在提起女兒小梅時消失得無影無蹤。說起小梅，杜深忠神情變得凝重，每一聲都像是嘆息。
小梅上初中時需要70塊錢的學雜費，杜深忠沒有在開學那天按時交給小梅。或許因為少年的自尊心像霜花易碎，或許是敏感地知曉家庭無法負擔兩個孩子上學。等他借到錢時，小梅決定不再讀書了。
學生時代小梅的獎狀還貼在墻上——讀書時，她像讀了大學的弟弟海龍一樣努力用功。14歲，小梅輟學去濱州打工。“一件新衣裳都舍不得買，把錢都供弟弟上學了。”
圖 | 杜家墻上貼著兩個孩子的獎狀
不能連孩子的學費、學雜費都掙不出。虧欠里，作為父親的杜深忠外出打工，希望改變生活。每年從給蘋果套完袋到蘋果摘袋的時間是農閑時節，這段時間，他連著5年去山東雷州“殺”玉米。
與掰玉米不同，“殺”玉米要砍倒玉米秸稈。玉米葉鋒利，葉片上有絨毛，刺在身上又癢又疼。成熟的玉米密密匝匝、浩浩蕩蕩，一眼望不到頭，人鉆進去就看不見蹤影。拿著鐮刀，彎下腰，一根又一根，重復十幾遍，可能才前進一小步。覺得腰痛難忍時，杜深忠抬頭，無邊的金色跳蕩在眼前，無邊的前面還是無邊。
“殺”出一畝地30塊錢，每天兩畝地能賺60塊錢。因為過度勞累，5年內，他掉了13顆牙齒。
他也沿京滬鐵路刻過站牌，從山東德州一直刻到江蘇徐州。先在石碑上寫好字，再用鉆頭刻下站名。一天25塊錢。心腸好的同鄉老板會給口水喝，管幾頓飯。多數情況下，披星戴月地干完活后，連個吃飯的地方也沒有。農民外出打工時是沒有地方睡覺的。鋪一把草，睡在沒有遮擋的站臺上已經算不錯。更多的時候是露宿街頭。鐵路旁雜草叢生，夜晚蚊子很多，睡覺時掛個小蚊帳，蚊子密密麻麻地趴在蚊帳上。白天收蚊帳時輕輕一握，滿手是血。
濟南太陽毒辣，一個夏天回去，杜深忠的頭發被曬成了紅色。有人問他怎麼這麼洋氣染了個紅頭發，他只能無奈地苦笑，是啊，去濟南染的頭。
杜深忠選擇對生活順從，卻也不敢完全沉入鄉村生活，不管去哪兒，他都習慣帶著書。有時累得飯也不想吃，水也喝不下，還是得翻翻書。在鐵路上干活時，行進的綠皮火車車窗內總會扔出旅客們看完的書和雜志。他撿起來，一本又一本堆成了一摞又一摞。他不挑，每本書里都有那麼一兩篇好文章，好書法。一旦看到了，就拿剪刀剪下來，貼在自己的摘錄本上。
像杜深忠一樣外出打工的農民不在少數。大型企業缺少，沒有工業支柱產業的沂源縣在經濟發展上始終處于劣勢。從90年代開始，村莊里的人開始外出打工。多數是干農活，或去淄博、張店的燒磚場里搬磚，去工地上干活。
2012年，同村的張自軍在貴州工地打工時，從腳手架摔下后去世。回鄉下葬時，張自軍年紀尚幼的兒子站在棺材旁，指著墓穴問，“那是俺爸爸的家嗎？”
“對了，這是你爸爸的家。”爺爺回答。
“門口怎麼這麼小？”
“不小，這里頭很寬敞。”
關于打工時和城市、和城里人的相處，杜深忠不愿多說。“衣衫襤褸，邋邋遢遢，愚昧，無知，麻木。這不該是莊戶人的符號。農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被逼著出去的。簡直是拿人肉換豬肉吃。”深吸一口煙，他低聲說。
打工賺到的錢與海龍讀大學的學費相比杯水車薪。杜深忠講起海龍和小梅的童年。是一個寒冷的冬夜，窗外下著紛紛揚揚的大雪。他俯在桌上寫毛筆字，聽著兩個孩子鉆在被窩里說悄悄話。“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升旗的時候我都想掉眼淚。”小梅說，海龍接話，“那種場合誰能不想哭！”天亮了就是禮拜一，孩子們在盼望中艱難入睡。鵝毛大雪沒有要停的趨勢，就那麼下了一整夜。
院內積雪漸厚，反射出熒熒亮光，照進屋內幾乎像是晨曦。兩個孩子興沖沖地穿上最周正的衣服，系好紅領巾就結伴出門了。杜深忠還在睡夢中，犯了懶，聽見他們離開的聲響繼續睡了。
越想越覺得心慌，他匆匆披上雨衣去找孩子們。雪還是簌簌地下，杜深忠辨認著孩子們幾乎被雪掩蓋的足跡，順著四串腳印前往學校的方向。到學校后，在給老師和學生燒水喝的草棚下，他看到兩個孩子挨著鐵鍋睡著了。他們腳上鞋底的雪還沒有化，急忙脫下濕透的鞋襪，他握住孩子們的小腳。他們的腳，冷得像冰。
用火柴點著火，烤干襪子，把孩子們喚醒。貼著教室的門縫，杜深忠聽著打鐘聲，12下，凌晨剛過。那個瞬間他被愧疚淹沒。“如果我沒有去，小孩的艱難很難想象。”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家里甚至沒有一塊用來看時間的時鐘。
回家的路上，杜深忠立刻買了一塊表。在深至小腿的雪地里跋涉，與千萬次走向上的山路相同，他佝僂著背，低頭，彎腰，踽踽向上。太陽的光芒躍出山脊，眼前是地窖般巨大破碎的山村，他再一次更深地，明白鄉土的貧瘠。
“天地一片大光明”
“無論是家庭生活還是物質生活，別人看我都是特別失敗。”聊天時，杜深忠反復嘟囔著這句話。在村莊，唯一能和他談心的是杓峪村會計張自芹。張自芹推動鄉村文化和書法的展示，村里的春節聯歡晚會也是他組織和導演的。焦波說，杜深忠和張自芹聊天時，總是回想當年村莊的綠水青山，對村莊環境遭到的破壞，二人義憤填膺，罵娘放粗口，一聊就聊到大半夜。
2018年春天，張自芹摘下鮮嫩的椿芽準備送人。騎著摩托車下村里的斜坡時，與迎面駛來的汽車相撞，摔下山后被送往醫院，搶救無效后去世了。
張自芹的遺體送回村里時，杜深忠沒有去。殯葬那天，也不敢去。一整天，他在屋內坐立難安，聽著隱約的葬禮聲反復踱步。“寒夜難眠做酒徒”，擰開一瓶白酒，他獨自一人喝完了劣質的老白干，直至酒醉失去意識。醒來時，已是第二天凌晨4點。
“我沒有朋友了。天地之間沒有人和我對話了。”杜深忠說起時語氣平靜，渾濁的眼里噙著淚水。“天就是我朋友，地就是我朋友，太陽是我朋友，月亮是我朋友。”
張自芹死后，杜深忠覺得死亡的陰影開始逼近這副日漸衰老的身體。他把自己關在屋內，立在書桌前，用極慢的速度一遍一遍地寫。點畫瘦硬，落筆嚴謹，筆下的字是：人玩其華，我取其實。還淳反本，代文以質。
圖 | 杜深忠寫字的書桌
歐帖《九成宮醴泉銘》，他寫了40年。直至今年，才悟出一些意味。吃飯時，杜深忠聊到書法突然興起，他快步走向桌子，拿起一本已翻閱斑駁的字帖，指著字說：歐陽詢的筆畫太有意思了，有時嚴正規整，有時又有幽默。多一點不行，少一點不行，近一點不行，遠一點不行。他叫你理解他，讓你猜他寫字時是什麼心理。你要不斷地揣摩啊，真是趣味無窮。
欣喜涌上他的臉。“瘋了，瘋了。”張兆珍無可奈何，看著他的欣喜若狂沒有停止咀嚼。杜深忠也不惱，甚至笑著，“都這麼說，都這麼說。”
吃喝、游玩，村里的大小事務都拒絕，杜深忠從沒有被生活淹沒。除了整日不出院地寫字，他唯一的外出是一個人上山。從杓峪村向上登，便能登上尹家崮。山頂平展開闊，峰巔周圍峭壁如削。這座山陪伴了他的童年，青年。他記得兒時的山更加蔥郁繁茂，他爬上柏樹，踩著枝條奔跑，可以不挨土地地順著柏樹林一直跑到山的那頭。
而此刻，接納他老年的，仍是這座山。在經歷了數次被外拒絕和向內塌縮后，鑿開生活厚重的墻壁，杜深忠鉆進一條縫隙。在雨天聽著淅瀝的雨聲，在秋天聞著果實垂落在土地里山野的味道，感受著山的蓬勃，草木的清甜，看桔梗怎樣在風中顫抖。像是重新認知世界，杜深忠再次用“美”形容，形容給予他尊嚴的自然，形容生命。
圖 | 從尹家崮俯瞰村莊
踩著羊腸小道上濕滑的紅頁巖向上攀，他到達了山頂。腳下是懸崖，他坐在荊棘叢中眺望著沂蒙群山。背對一切，山風無定向地繞山而行，穿過樹林后便像一波波綠色的海浪。杜深忠吟誦起詩：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
跨過荊棘叢時，杜深忠突然說，我覺得自己此刻就是這樣的境地。向下是懸崖萬丈，向前是荊棘叢生，只能硬捱著，繼續走下去。他從未想過死亡，也沒有給自己選好埋葬自己的一方土地。在心靈深處重建的狹小空間，乘著書法這一葉扁舟，他終于覺得篤定。他只想繼續寫下去。
月亮在群山之中升起，杜深忠又一次寫到了深夜。夜空里傳來一兩聲鳥叫，蟲鳴聲迭起更顯夜的靜謐。爬山時，他在荊棘叢中采摘的粉色蘑菇排成一排，晾在被潔白月光照耀的窗下。屋子仍然黝黑，頭頂的燈泡仍然昏暗，杜深忠揣摩著，用身體、用心靈寫著，他說，“天地一片大光明。”
- END -
撰文 | 楊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