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建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者按】由于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國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時間和環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響。但考古人員積極復工，創造工作機會，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點頻出。
除了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外，還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樣值得關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特別邀請9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者，撰寫總結性稿件，對過去一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使2020年的田野考古深受影響，導致很多發掘項目滯后或縮減。盡管這一年的重新開啟甚晚，考古人克服重重困難，仍然取得可喜的考古成果。隋唐時期，帝國在空前統一的遼闊疆域內，各族人民互相交往融合，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局面。手鏟釋盛世華章，妙筆書多元一體，是2020年隋唐考古的主旋律。在“文化潤疆”下的邊疆考古為重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提供實證依據，對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的價值。
文化潤疆，邊疆考古成果注目
唐朝墩古城遺址
唐朝墩古城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奇臺縣縣城東北，西距北庭故城遺址約30千米，地處絲綢之路新北道之上。2013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探明唐朝墩古城遺址的整體面貌，摸清城址的規模、形制、年代序列和文化內涵，響應絲綢之路沿線遺址文化遺產保護、展示與利用的號召，自2018年起，經國家文物局批準，中國人民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連續三年對唐朝墩古城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等工作。基本確認了唐朝墩古城遺址性質為唐代庭州蒲類縣縣城，始建于唐貞觀十四年(640)前后，沿用于高昌回鶻時期，至公元14世紀的蒙元時期逐漸廢棄。
2020年發掘古城中心的高臺遺址，發掘面積600m²。遺址整體形制布局坐西朝東，建筑平面呈長方形的特征。遺址由內外墻組成，墻體由土坯壘砌，北外墻殘長約28米，南外墻殘長約25米，南、北外墻相距約12.3米，外墻于遺址西側繞弧線形相接，東側北外墻向南、南外墻向北分別轉折出2-3米的墻角，形成東門門道。外墻內側發現有青磚面及柱礎。內墻靠近高臺中部，與外墻平行，目前僅發現南內墻和北內墻。北內墻兩側壁面發現連續的壁畫遺跡。綜合遺址的整體面貌及遺跡現象，經初步判斷，唐朝墩古城高臺遺址可能為一處高昌回鶻時期前殿后塔回廊式佛寺遺址。
另外還清理出灰坑14個、房址1處、墓葬7座，出土遺物包括陶器、瓷器、銅器、鐵器、木器、骨器、動物骨骼等。此外，工作隊還對南城墻進行了勘探調查，考察了吐虎瑪克城址等周邊遺址。考古工作揭開了唐朝墩古城遺址的神秘面紗，古城建制證明了中央對邊疆管轄的悠久歷史，中心高臺遺址的新收獲體現出佛教對新疆北部產生的深刻影響。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位于新疆巴州尉犁縣境內，東距營盤古城47公里，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烽燧。孔雀河烽燧群由11座烽燧組成，呈西北-東南向沿孔雀河北岸分布。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由烽燧本體、居住房屋等建筑構成的一處軍事設施遺址。遺址位于紅柳沙堆上，沙堆呈橢圓形，上小下大，底邊東西長約60米，南北最寬35米，原始高9.8米。修筑烽燧時，對沙堆頂部和周邊有意識地進行過處理。
烽燧平面方形，底邊長9.4、殘高約5.6米。烽燧由土坯壘砌，三層或四層土坯夾一層蘆葦草，中部夾有胡楊木。烽燧南側護坡由土坯壘筑。烽燧以西有房址，三開間，墻體局部殘存草拌泥皮和白灰墻面，房址內發現有涼炕、灶、柱洞等遺跡。
以烽燧為中心，在沙堆四周發現5處灰堆遺跡，其中1、2、3、4號灰堆為各類生活垃圾的堆積，5號灰堆為烽燧風蝕坍塌后形成的堆積。出土各類遺物1230余件（組），質地有陶、銅、鐵、木、漆、紙、皮、草、紡織品等，其中包含有珍貴的紙文書、木牘786件。
出土的這批木牘、紙文書，主要見于1-4號灰堆中。文書內容豐富，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學等諸多方面，許多內容尚為國內首次考古發現。其中軍事文書數量最多，內容詳細記錄了與克亞克庫都克烽燧有關的軍鎮、守捉、烽鋪館驛等各級軍事設施名稱，多數軍事機構和防御線路均不見于任何歷史文獻記載。文書內容顯示各級軍事機構運行正常，并通過“符帖牒狀”、“計會交牌”等方式傳遞軍情和政令，并對該地實施著有效戍守管理。出土文書顯示烽燧遺址為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下軍事設施，在唐代被稱為沙堆烽，同時也是一處游弈所治所，屬于焉耆鎮東境軍事防線——“樓蘭路”上一處基層軍事管理機構。
積極開展多學科合作，成果顯著。銅器金相分析有青銅、黃銅兩種。開展動植物考古，灰堆中的大量動植物標本，發現34個不同的植物種類，包括糧食作物六種：水稻、青稞、大麥、小麥、粟、黍；園藝作物九種：桃、杏、棗、核桃、沙棗、西梅、亞麻、蔥、葫蘆等。動物標本初步鑒定有馬鹿、野豬、黃羊、馬、牛、羊、驢、駱駝、天鵝、白鷺、魚等，其中以野生動物為主。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的考古發掘，實證了唐王朝對西域的有效管治，填補了歷史文獻關于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下軍鎮防御體系記載的空白，對了解大唐西域軍鎮鎮防體系、唐代軍事制度、邊塞軍事生活、補缺軍事文獻遺漏等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北庭故城考古
2020年北庭故城的考古工作分別在內城西門城墻外側、內城北門外側和內城北門南側三個地點展開。
內城西門城墻外側發現一個回鶻時期依托城門增建的建筑遺跡，平面長方形，用夯土和土坯建造而成，出土有滑石制作的石圭形器。發掘了西門的護城壕遺跡，護城壕距城墻約20米。不同位置的護城壕寬度不同，城門門洞附近的護城壕上口寬度為9-10米，深度為2.9米。城門以外的護城壕加寬，上口寬度約20-30米。護城壕出土了典型的唐代聯珠紋蓮花瓦當。
內城北門外側發現有護城壕，出土蓮花紋瓦當。在內城北門南側發現鋪磚地面，由素面磚、蓮花紋磚混鋪而成。蓮花紋方磚，四角為唐草紋，中間的花心以蓮瓣為主題紋樣，外側一圈聯珠紋。
繼續發掘外城南門內側附近的6號建筑基址，為一座高臺式佛殿基址，東西殘長24米，南北殘寬21米，殘高6.5米，由上、下兩部分構成，下部為高大的夯土臺基。整個佛殿基址外圍發現部分圍廊遺跡。
內城北門南側的8號建筑居址，根據疊壓打破關系和瓦當等材料，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是一處自唐代到宋（包括遼和西遼）元時期不斷重建的重要建筑所在。子城夯墻發現兩次修補遺跡。出土文物有唐宋時期的錢幣、蓮花聯珠紋瓦當殘片、地磚、筒瓦殘片、陶器和動物骨角器等。
10月24日，北庭故城考古40周年紀念活動在北京舉行。北庭故城考古以實物證明唐代中原王朝在新疆有效的治理和絲綢之路的繁榮暢通，相關考古發現和研究，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闡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和“四個共同”的重要實物教材，對于貫徹落實“文化潤疆”工程，實現新疆的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伏俟城考古調查
文獻記載吐谷渾“夸呂立，始自號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伏俟城遺址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石乃亥鄉鐵卡加村。伏俟城東連西平（今青海西寧）、金城（今甘肅蘭州），南下可達益州（今四川成都），西通鄯善（今新疆婼羌），是古代連接東西交通的重鎮。“伏俟”為鮮卑語，漢意“王者之城”。2019年公布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8、2019年，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伏俟城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取得了極為豐碩的成果，是吐谷渾王城多年未有的突破性新發現。
厘清了內城的建筑布局，發現并確定了外城北墻和城門，在外城南部發現房址和灰坑，并在外城以外的東、北、西三面發現城址4座，夯土高臺5座，人工堆筑高臺1座，居住址1處。
城址分內外兩城，外城大致呈南北向長方形，東西1442-1600米，南北1960-2200米，總面積3.29平方公里。外城東面有南北向平行并列的兩道墻體，間距363-454米，墻上發現有門址。墻寬3-4米，墻外有寬3米的壕溝。外城東墻中部內側發現夯土臺1座，其上繩紋瓦片堆積豐富。外城內發現數處房址和灰坑。外城以外區域發現11處遺跡，包括城址4座，夯土臺5座，居址區1處，人工堆筑高臺1座。
東部南城四面墻體地面略有存留，邊長110-138米，東墻中部開一門，門寬13米；城內中部有一夯土臺，夯土臺上及周圍發現大量繩紋瓦片，城外壕溝寬7-8米，深2-2.5米。東部北城邊長207-254米，東、西、南三面城墻基本完好，東、西墻各開一門，東門寬11.5、西門寬10米，墻內兩側有曲尺形夯土建筑，探孔內發現大量木炭、燒土及動物骨骼殘骸。東墻中部也有一門，門寬11.5米。城內中部偏西有一長40、寬18米的夯臺，現存高度2.6米，斷面夯層清晰。城墻外壕溝寬18米，深2.6米，壕溝內有多層淤土，包含木炭、動物骨骼及折線紋陶片。
東北小城邊長52-54米，城內中心有一邊長10-14米的夯臺；東墻中部開一門，門寬4米。西北部小城邊長70米，城內有一邊長5-6米的夯土建筑，地面采集到大量陶片和寬扁形器耳殘塊，陶片紋飾有繩紋、折線紋、水波紋等。
采集的木炭和動物骨骼標本經測年為426-657年，屬北朝至隋唐時期，可知伏俟城外圍遺跡點屬于吐谷渾伏俟城周圍的附屬建筑。
內城位于外城南部，規模較小而城墻高大，東向開一門。在內城西北角發現大量瓦片，分板瓦和筒瓦兩種。瓦大多有紋飾，板瓦外面紋飾有繩紋、折線（葉脈）紋、四葉紋、麻點紋等，瓦內面多飾麻點紋；筒瓦外多飾繩紋和折線紋，內面飾麻點紋。個別板瓦、筒瓦外面有模印或刻寫的“兲”字，可能是“天王”二字的合體。首次發現和辨認出來北朝隋唐時期的吐谷渾遺物。在內城東門內采集的木炭標本測年為公元973-1049年，可知北宋對伏俟城進行了重新利用和改建。
伏俟城結構完整、形制獨特，內涵豐富，對于我們重新認識吐谷渾的國家形態、都城建制、物質文化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窗口，也為認識北方地區其他少數民族政權都城形態提供了一個范例。
云南大理五指山遺址南詔時期官家寺廟建筑群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等對五指山遺址進行發掘，發掘面積6000平方米。五指山遺址位于大理市太和街道陽南村西，北距太和城僅600米。遺址發現春秋戰國、漢晉、南詔、元明等不同時期遺存，主體遺存為南詔時期，發現建筑基址14座、夯土臺基2處、磉墩155座、石墻63道、踏道3道、溝23道、磚瓦窯2座，出土瓦片40多噸，瓦當、滴水、鴟吻、有字瓦、陶器、釉陶器等8100多件，支釘、墊片9200多件。
五指山遺址發現南詔早期的塔基、高低錯臺及移柱造的建筑，同時還發現佛像、經幢、善業泥印模、塔模、香爐及字瓦等佛教遺物。從建筑結構及出土遺物來看，五指山遺址是南詔都城太和城的重要寺廟功能區。一號建筑基址，東西長41.5、南北寬20.6米，由大殿、南北廊道、天井、門廊、南北闕臺、院內平臺、大門等部分組成獨立院落。大殿為長方形，面闊三間9.9米、進深三間11.6米，地面鋪綠釉方磚。大殿分為高低錯落的兩臺，高差1.3米，為形制獨特的內外堂式建筑。大殿東側以碎瓦疊砌為月臺，西側有排水溝環繞。大殿東向洱海，正對洱海東側獨立山體（紅山）。
二號建筑基址為塔基，由內外兩道方形石墻組成，總體平面形狀呈“回”字形。內層石墻以石塊及紅粘土壘砌，圍合為方形塔身，塔身南北長4.6、東西寬4.1米。外層石墻為基座，基座南北長8.6、東西寬8.8米。
三號建筑基址座西向東，東西長33.5米、南北寬28米，由大殿、朵殿、南北廊道、天井、門廊等部分組成獨立院落。大殿居中，平面略呈“凸”字形，面闊12、進深11.7米。大殿正中有臺階，殿內磉墩排列不規則，地面斜鋪方形青磚，。大殿南北兩側有方形朵殿，朵殿邊長4.8米，北朵殿正鋪綠釉方磚。三號建筑基址下疊壓有兩座南詔早期磚瓦窯，窯室平面為梯形，較寬的一端留有煙道。釉陶經幢為空心八面體，直徑15厘米，表面施黃釉，幢頂有“唵阿羅般石（若）那□尼”大字，幢身寫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神咒及含有“嵯耶”字樣的經文。出土釉陶香薰蓋為八瓣蓮花形，有排煙孔，表面及內壁均可有梵文。遺址東部是南詔時期生產磚瓦建材及釉陶器的窯場。
太和城的經幢
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考古
2018年3.15熱水墓群被盜事件震驚全國，涉案文物達到646件，針對本次被盜事件，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于2018-2020年對該墓葬（編號2018血渭一號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工作。
2020年航拍全景
墓葬為木石結構多室墓。由地上和地下兩部分組成。地上為墓園建筑，平面呈方形，由塋墻、祭祀建筑，以及封土和回廊組成。
地下部分由墓壙、墓道、殉馬坑、照墻、殉牲坑、甬道、墓門、墓室組成。2020年對地下部分進行全面發掘，發掘表明墓壙與封土不完全重合，墓壙西壁和南壁各有一施工通道，四壁有內收的二、三、四層生土臺，在墓室上部平鋪有厚0.4-1米的礫石防盜層，墓壙東南部發現一平面呈長方形的殉牲坑，殉牲坑頂部鋪有成排棚木，棚木下有橫梁和立柱，四壁由土坯塊壘砌而成，東端有臺階狀通道和木門，底部發現大量被肢解的動物骨骼，主要以牛、羊、鹿為主，還發現馬騾、駱駝等。墓壙填土還發現有殉人和卜骨。
殉牲坑全景
墓道位于墓壙東側，呈臺階狀，臺階面上發現大量綠松石珠、黑、白石片，還有金飾片、琉璃珠、彩繪木器、鐵器等，其中，以鑲綠松石的金象飾片最為獨特精美。墓道內發現殉馬坑，呈南北長條狀，坑內殉六匹完整的公馬，年齡在4-6歲間。在墓道與墓壙銜接處發現照墻遺跡，由墓壙底部起建，石砌基礎，上層由土坯塊壘砌，有二、三層臺，臺面上鋪成排的穿木；甬道東端連接墓道，西端為墓門；墓室由主室和北1、北2、南1、南2四個側室組成，墓室平面呈長方形，頂部鋪有南北向成排的棚木，墓室均為石砌四壁，中間平鋪有木梁，墓室內發現有木構件，主室底部設有紅磚棺床，棺床上平鋪一層黑、白石片，并放置棺槨，棺槨四周有大量散落的琉璃串珠，推測棺槨上應有帷帳。在棺木上發現有彩繪和貼金。
墓室全景
主墓室西壁石砌基礎
主墓室木構件
帶具、馬具
主室內繪有壁畫，多已剝落，局部保存有白灰地仗和黑紅彩。主室內發現一男一女兩個個體的人骨。側室位于主室的南北兩側，每側各有兩間，與主室間有過道相連，過道頂部平鋪有棚木，過道內設有木門，側室間有隔墻，側室四角及各壁中間均有立柱和替木支撐頂部的過梁，底部有木地栿，北2側室發現有特制的木床，出土大量的皮革、織物。墓室被盜擾嚴重，但仍然出土了大量遺物，包括金銀器、銅器、鐵器、漆器、木器、陶器、絲織品、皮革、串珠、寶石、貝類、珊瑚等，最為關鍵的是，在棺槨東側出土一枚銀質印章，“外甥阿柴王之印”，為解決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提供了重要信息。
金容器及裝飾品
人物形像金箔
印章
黑龍江渤海遺跡專題調查
按照2020年度工作計劃，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市縣文博單位組成聯合考古隊，對牡丹江市轄區、海林市以及林口縣進行了田野考古調查工作。此次考古工作共調查了87處遺跡，牡丹江市轄區41處，海林市25處，林口縣21處。有城址、聚落址、墓葬、巖畫和長城遺跡五類。遺跡包括城址11座，其中平原城6座、山城5座；聚落址67處，多分布于牡丹江流域；墓葬7處，多處墓葬保存狀況一般；巖畫1處，為群力巖畫，巖畫繪制在峭壁中的一塊巖石壁面上，其上有一塊伸出的石板遮擋風雨，巖畫距江面約30米；長城遺跡1處，為牡丹江邊墻之牡丹江市轄區段，牡丹江邊墻為順山勢就地取材修筑，墻體分為土墻、石墻、山險墻、山險四種類型。
遼寧城子山山城遺址
城子山山城位于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涼泉鎮城子溝內，坐東向西，平面呈“∞”形，由石筑城、土筑城兩部分組成，城墻總長7197.9米。本年度按計劃發掘了城子山山城1、2號門址。1號門址為山城東門；2號門址山城南門。發掘面積500平方米。1號門址清理出完整的門道、兩側墩臺和墻體、門內側護坡、門內東側馬道等遺跡現象，出土了大量高句麗時期板瓦、筒瓦和瓦當殘塊、銅器、鐵器等。2號門址，僅清理出門道西側墻體和門外護坡局部，出土大量高句麗時期建筑構件。經過發掘搞清了門道的結構和兩側墻體的壘砌工藝，為南墻墻體和門道的維修、修繕工程提供了考古依據。
絲路研究
文化交流，總是滲透在諸多細節之處，通過對一些細小的文化現象的分析揭示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從2016年開始，以“不起眼的交流，不經意的發現”為副標題的東西文化交流著作《絲路豹斑》出版，從一些顯而易見但是少有人關注的細節來研究諸多文化交流的痕跡。2020年《絲路豹斑（續集）》重磅推出，該書以“絲綢之路”為線索，將諸多文化交流現象串聯在一起，論述了古代中國與希臘、羅馬、中亞、西亞及古印度之間存在的文化交流。
與該書風格相同的還有《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叢書，圍繞唐風胡俗與絲路藝術，考察新近出土的絲路文物，解讀人類瑰寶的視覺心態與圖像模式，復活外來文化的細節。《黑石號上的“宮廷瓷器”——中古沉船背后的政治經濟史》以“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為題，從沉船發現的宮廷瓷器中的東方文化因素，探討了絲綢之路開拓的地理圖景及東西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與交融，其中許多信息是傳世文獻中未見的。
政策引導，石窟寺考古順勢而為
宗教考古專委會成立
2020年11月27日，中國考古學會宗教考古專業委員會在重慶市大足區舉行成立大會。宗教考古是以有關宗教遺跡和遺物為研究對象的考古學分支，屬于歷史考古學領域。是運用考古學方法研究宗教有關遺跡和遺物的人文社會科學。成立中國考古學會宗教考古專業委員會，以期整合全國各地以佛教考古為主的宗教考古研究力量，充分發揮考古學調查、發掘、歸納、整理、分析和研究實物資料的優勢，為從事歷史考古和歷史時期宗教考古及相關領域的學者搭建學術合作平臺，以推動和促進宗教考古學科的建設與發展。
在國家文物局統籌與協調下，以中國考古學會宗教考古專業委員會為核心學術組織，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等高校為重要學術指導單位，與各地石窟寺的管理和研究單位緊密合作，共同推進石窟寺考古工作和石窟寺考古人才的培養與輪訓。
云岡學與敦煌學并蒂蓮生
2020年6月24日，“云岡學”建設座談會在山西省太原召開，這標志著云岡學從1984年提出，終于邁出關鍵一步。專家學者從云岡學的學科定位、研究的內容和對象、理論方法云、課題規劃與經費等方面建言獻策。云岡石窟石窟院多年來依托大同云岡石窟，深挖云岡文化內涵，在文物、宗教、考古及維修保護和生態保護等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為云岡學的學術研究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敦煌學”，是陳寅恪先生1930年在《敦煌劫余錄》序言中正式提出，是以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大量寫本文獻而漸次形成。敦煌學是以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史跡和敦煌學理論等為主要研究對象，包含上述研究對象所涉及的歷史、地理、社會、民族、哲學、宗教、考古、語言、文學、音樂、舞蹈、建筑、科技等等諸多學科的交叉學科。云岡學以云岡石窟為核心建立學術體系，研究內容要包括石窟考古、石窟藝術、佛教歷史、文化交流、遺產保護、大同地區的區域歷史、地理、水文等方面，以及北魏時期的城市及寺院建筑等。把云岡學建設成為開放的學科，吸收和借鑒敦煌學、龍門學的建設經驗，建立云岡學的學理體系，開創自身的理論與方法。
龍門石窟申遺成功20年紀念活動
去年是龍門石窟申遺成功20周年。2020年10月19日的“龍門石窟保護研究成果發布暨龍門石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二十周年學術交流大會”召開，龍門石窟研究院院長史家珍發布了龍門石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二十年取得的六大重要考古新成果。作為龍門石窟申遺成功20周年系列活動之一的“絲路華光——敦煌、云岡、龍門石窟藝術聯展”也在洛陽博物館對外展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三大石窟首次舉辦的大型藝術聯展。
龍門石窟申遺二十周年會議考古成果發布現場
六大重要考古成果，包括奉先寺遺址考古發掘、擂鼓臺三洞窟前遺址考古發掘、香山寺遺址發掘、萬佛溝第1窟窟前建筑遺址發掘、西山北坡僧人墓地發掘、瘞窟考古清理的新發現。寺院遺址、古墓葬等文化史跡的調查和考古發掘，在龍門石窟周邊寺院遺址的歷史文化研究、寺院布局、歷史沿革、寺院與石窟開鑿關系的新認知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并為豐富龍門石窟的文化內涵、開展寺院遺址保護規劃和文化展示、建設遺址考古公園、發展文旅產業等提供詳細的資料，也將極大地推動中國佛教寺院建筑考古、佛教史研究和龍門石窟研究的深入發展。
全國各省市石窟寺重新調查
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充分利用當地文博單位、高校和企業力量，組建了150余支調查隊伍，組織了近2000人參與全國石窟寺調查工作。各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省域石窟寺專項調查實施方案，石窟寺專項調查任務緊、專業性強，基本都是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牽頭，聯合省市博物館、省內各高校的文化遺產研究院以及各地文物部門，組織開展調查工作。調查內容主要包括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基本情況、病害風險情況、保護管理情況和安全防范情況等。
全國調查任務已取得顯著進展，共計完成4532處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現場調查工作，覆蓋了第三次全國不可移動文物普查資料的80.96%，已完成1366份調查報告，全面摸清全國石窟寺保存現狀、分析主要風險。
石窟寺考古報告出版，潛力十足。2020年出版的石窟寺考古報告有《新疆庫車蘇巴什佛寺遺址石窟調查報告》、《肅南馬蹄寺石窟群》兩部。
配合遺址公園和申遺，城址考古老樹新葉
洛陽城遺址
隋唐洛陽城宮城明堂、天堂遺址區和九洲池遺址區之后，宮城北部玄武門遺址區也納入保護片區，2020年配合玄武門遺址區進行考古發掘。目前已探明玄武門遺址的建筑形制、確切位置和沿革變化，理清了應天門、玄武門等宮城建筑群的空間關系，并發現隋唐至北宋時期宮城的形制變化特點和遺址遷移方向。目前已發掘出唐時期的門道、墩臺、馬道、城垣遺跡，以及疊壓在唐代玄武門遺址之上的宋代建筑基址、水渠、花坑等遺跡。唐時期的玄武門為單門道過梁式建筑結構，門道寬6.3米，東西兩側為寬13.9米、進深16.5米的墩臺。墩臺兩側與城墻相接，城墻南側有東西向直坡式馬道，馬道長約50.5米。北宋時期的建筑遺跡位于隋唐玄武門及兩側的城墻遺跡之上，共發掘出3處建筑基址。F1為一座面闊五間的建筑基址，F2為南北向廊道基址，F3處的早期基址僅殘存部分磉礅、包磚溝等遺跡，晚期基址為早期建筑廢毀后的改建遺跡。唐時期的城門到了北宋時期改建成了宮殿，宮城的中心隨之向北偏移，從側面證明了唐宋時期宮城的遷移軌跡和形制變化。在F1和F2基址中間，還發掘出一條南北走向的磚砌水渠，長30米，均寬1.4米，深1.6米，據推測應為當時道路的路溝或排水設施。在F2廊道基址東側有花坑遺跡，內有12排南北向條狀溝槽，每條溝槽內有數量不等的圓形花坑。
隋唐洛陽城遺址在宮城核心區遺址公園建設基本完成的情況下，開始著手隋唐洛陽城里坊區遺址公園的建設，以正平坊的考古與遺址公園建設為試點，以完整的正平坊的考古發掘與展示為目標。從2020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對正平坊遺址進行全面考古發掘。
長安城遺址
隋唐長安城2020年考古工作以隋仁壽宮唐九成宮和驪山華清宮朝元閣兩座離宮的考古發掘最為顯著，因為隋唐時期的建筑規模大，結構復雜，早晚多次沿用，所以發掘時間比較長。
隋仁壽宮唐九成宮是隋唐兩朝的一處避暑行宮，遺址位于今陜西省麟游縣城區。為配合九成宮文化廣場規劃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第一工作隊時隔二十五年后重啟九成宮遺址的考古發掘。2019年4月-2020年8月對隋仁壽宮唐九成宮4號殿址進行了科學發掘，實際發掘約2300平方米，發現宋元院落遺址1座、太湖石造景3處、元明時期山民卵石院墻1處、清代卵石所砌道路1條，出土各類遺物400余件。發掘表明4號殿址坐北朝南，初建于隋代，唐代沿用隋代殿基并整體有所增高抬升，外圍且有增建和擴建。殿體由殿階基、西慢道、殿面礎石和殿基周匝散水四部分構成。發掘顯示，4號殿基明顯可分隋唐兩期，從現存柱礎分析，唐代殿面大致可復原為東西38米、南北25米，面闊九間，進深三間，是一座殿基高達4.2米的高等級臺式殿堂建筑。結合歷史文獻，再從位置和地形特點分析4號殿可能為唐高宗與武則天駐蹕過的寢殿——咸亨殿遺址。
朝元閣遺址位于西安市臨潼區驪山西繡嶺第三峰峰頂北端，海拔高度約697米。遺址主體原為唐華清宮南側驪山禁苑的中心建筑。2018-2020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配合朝元閣遺址維修保護工程，對朝元閣遺址進行發掘，發掘面積1550平方米。全面揭露了夯土高臺、主體建筑、東西踏道、北廊房、東西廊房、西側附屬廊房等唐代遺跡，并清理了疊壓在唐代遺址上方的晚期建筑基址。通過三年發掘可知，唐代朝元閣是把山頂原有地貌修整成一座現存高度達6米的夯土高臺，以高臺為中心布置主體建筑、東西踏道、北廊房、東西廊房、西側附屬廊房五個部分。遺址出土了保存相對較好的木地栿、壁柱等唐代木構實物，諸多特殊的構造做法，為研究盛唐時期的木建筑技術提供了實物資料。遺址出土了有“北六官泉”和“六官泉南”銘文的板瓦。研究認為“六官泉”是天寶六載、官窯燒制、用于溫泉宮的省稱，“北”“南”表示方位。
白帝城遺址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以峽江地區大遺址保護和遺址公園建設為契機，對白帝城進行持續23年的考古工作。白帝城遺址位于重慶市奉節縣瞿塘峽西口的長江北岸，東控荊楚，西扼巴蜀，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2020年考古人員對白帝城遺址中的子陽城遺址進行了成片發掘，其中子陽城皇殿臺、中間臺兩個高臺遺址清理揭露了一批漢代、六朝、晚唐五代和南宋建筑遺存，確認了子陽城遺址東漢始建、六朝沿用、晚唐五代筑臺、南宋拓展的歷史演變過程，建立了子陽城遺址的年代序列，為探討歷代白帝城的空間變遷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歷年考古工作表明，白帝城遺址存留有戰國、漢、三國、東晉、唐、五代、北宋、南宋、明、清不同時期的遺存，類型豐富，年代序列完整，特別是三國巴東郡、唐夔州、宋夔州路、南宋白帝城、明瞿塘衛等各時期城址疊壓分布，是峽江地區古代城址發展演變的重要見證。
考古前置，構建基建考古新模式
河北省基建考古
2020年8月，連云港市博物館配合孔望書苑小區項目進行考古發掘，共發掘墓葬61座、灰坑40座、灰溝7條、井2座、建筑基址1處、道路遺跡1處。出土器物及標本共計336件（套）。墓葬時代涵蓋漢代、晚唐、北宋、明清至近代，以晚唐至北宋墓葬為主。墓葬類型有土坑墓、石室墓、磚室墓、磚石混合墓，墓葬形制特殊多樣。該處墓地在隋唐時期成為村落，從漢到明清變化明顯，兩漢時期為墓地，隋唐時期成為生活區，晚唐至北宋晚期又復為墓地，直至明清時期。為研究連云港海州地區漢唐時期的社會面貌、經濟發展及喪葬習俗提供了新資料。隋唐時期生活遺址區的發現，還為尋找海州古城的位置提供了新線索。
浙江省基建考古
衣錦城是五代吳越國時的城市，是“一軍十三州”中衣錦軍軍治所在，也是吳越國王錢镠的葬地。城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臨安區錦城街道，2017年以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臨安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設的考古工作中較系統地對衣錦城址進行了多次考古發掘及勘探，已基本明確該城址城墻、城門、護城河及城內道路等框架性遺存和三世祖廟、生祠等重要建置的分布情況。考古工作表明，衣錦城是晚唐五代時期錢镠新建的第一座城，平面總體呈東南缺角的不規則五邊形，面積約0.47平方公里。2019-2020年，在原城南小學區塊發掘揭示衣錦城南城墻和南城門遺跡。
南城墻為近東西向，揭露長149米，由城墻和城墻基礎兩部分組成。城墻底寬8.23米，殘高0-0.75米，南壁殘存長方磚錯縫疊砌包邊。城墻基礎底部寬25.70米，南側用鵝卵石、北側用長方磚包砌，中間全部用沙、石、土夯筑。城墻內緊鄰城壁處有散水和道路，均為東西向。揭示的城門位于東西向南城墻的中部，城樓墩臺南北寬17.4米，東西殘長10.5米。城樓北側尚可見通城門的道路殘跡，一門三道，三條道路緊鄰，寬4.6-5.9米不等。除南城墻、城門及道路外，還在發掘區北側發現有院落、水井、排水溝等遺跡。整個院落布局嚴整，并規劃有完善的排水系統。
山東省基建考古
合莊南墓地位于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政府西北約30公里，為一處唐代中晚期的家族墓地，保存狀況較好。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對墓地進行發掘，揭露面積約620平方米，共清理唐代中晚期墓葬25座。墓葬成組分布，墓向大體分為東向和南向，東向墓葬多有墓門和斜坡墓道；南向墓多無墓門和墓道。墓葬皆為土坑豎穴磚室墓。墓室形狀以舟形（梯形）墓為主，另有兩座圓形墓。多數為單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少部分雙人和三人合葬墓，合葬墓中骨骼擾亂現象較普遍。合莊南墓地出土隨葬品豐富，尤其是各類不同器形和釉色的瓷器，如三彩爐、白釉藍彩碗、黃釉獅等。該墓地的發掘為研究濟南乃至魯北地區唐代中晚期的喪葬習俗、區域經濟、乃至文化交流與貿易等課題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聊城繩張墓地位于聊城市開發區北城街道繩張村西南。發掘晚唐、五代墓葬21座。皆為土坑豎穴磚室墓。墓室形制有四種，7座圓形或方形弧邊穹窿頂墓，1座長方形墓，3座舟形墓，以上墓葬皆有墓門和斜坡墓道，多雙人葬，存在二次祔葬現象。10座長梯形墓，無墓道、墓門，皆為單人葬。出土隨葬品種類豐富，共出土14方墨書墓志。
繩張墓地為晚唐五代時期博州城北一處公共墓地，出土明確紀年的墓志，對于確定唐代博州城、聊城縣的位置，博州城內的里坊，外圍的羊馬城，近郊的官道、鄉村、草市、周邊的湖泊、河堤等地理景觀都提供了資料，為山東地區的唐墓研究提供了難得標尺。
配合聊城碧桂園國岳府地產項目建設發掘12座唐墓，其中磚室墓9座，土坑豎穴墓1座，甕館葬1座、磚棺墓1座。墓葬形制有穹隆頂馬蹄形、盝頂馬蹄形、舟形和圓形，由墓道、墓門、墓室三部分組成。出土器物有瓷器、三彩器、陶器、鐵器、銅器、珍珠、貝殼、骨梳、漆器、墨書墓志磚、墓志銘碑等近百件套，為魯西地區增添了一批唐代中晚期墓葬資料。
陜西省基建考古
為配合咸陽國際機場改擴建工程，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咸新區空港新城發掘一批漢唐時期墓葬。其中2020年的重要考古收獲有：一座完整的隋代家族墓園——隋王韶家族墓園和兩座唐代紀年墓葬。隋王韶家族墓園規模宏大，結構完整；兩座墓葬形制完整，紀年明確，壁畫精美，具有重要藝術和考古價值。
隋王韶家族墓園：隋王韶家族墓園由方形圍溝和7座墓葬組成，圍溝形成的兆域南北長147.7米，東西寬138.5米，面積21360平方米，是目前所見的規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隋代墓園兆域。墓園內埋葬王韶、王韶嫡長孫王弘、西魏原州刺史王楷（王韶之父）長子王顯、王楷長孫王仕通等數代七人。
隋王韶家族墓園分布圖
7座墓葬均為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土洞墓，坐北朝南。編號M1的王韶墓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系地面有封土的7天井雙室土洞墓，全長60米，深13.6米。墓室內共出土各類隨葬品67件（組），散亂分布在墓室和壁龕內，器形可辨有武士俑、鎮墓獸，騎馬俑、立俑及陶豬、陶雞等。編號M3的王仕通墓與M2、M6墓葬形制一致，為斜坡墓道2天井的前后室土洞墓，水平總長22.12米，墓室底距地表深7.6米。墓道略呈口小底大狀，東、西兩壁底部隱約可見紅色底欄。墓室內共出土各類陶罐、銅錢和墓志等隨葬品4件（組），據志文知墓主為北周原州刺史、冠軍侯王楷長孫王仕通，終于北周保定年間，隋開皇九年遷葬祖塋。
M1王韶墓墓室（西-東）
王韶墓出土侍女俑、陶雞
編號M6的王顯墓共出土66件（組），主要分布在前室，以騎馬俑和立俑為主。王顯為王楷長子（應為王仕通之父），終于北周，與王仕通同日遷葬。編號M7的墓葬規模僅次于M1，且位于兆域正中，為斜坡墓道3天井的前后室土洞墓，水平總長25.2米，墓底距現存地表深7.84米。墓室內共出土各類隨葬品59件（組），有武士俑、騎馬俑、立俑，陶罐、陶瓶，銅釵、銅鏡、銅飾等。編號M4的王弘墓與M5形制相近，為單室土洞墓，水平總長23.68米，墓室底距地表深7.32米，墓室呈北寬南窄的梯形。墓室內共出土陶罐、銅鏡、帶鉤和墓志等隨葬品7件（組）。王弘系王韶世孫，宇文愷外孫，11歲夭亡，開皇十五年與早夭的北周廣城公段永（爾綿永）孫女段娘娘冥婚合葬祖塋，并與王韶同日下葬。
王顯墓出土的執盾俑、小冠俑、鎮墓武士俑
M7出土的陶瓶
隋王韶家族墓園內的7座墓共出土文物200余件、墓志4合。墓葬分布規律，形制統一，是目前所見的保存最為完整的，也是唯一有圍溝兆域的隋代家族墓園。該家族墓墓主身份明確，出土物較為豐富，是北周至隋代考古的重要發現，為了解北周至隋家族墓地的特征、成員的埋葬規律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兩座唐代紀年墓，相距200米，其中一座為唐代馬政康善達墓（M13）；另一座夫婦合葬墓（M67），墓主夫婦均為皇室姻親。
唐代馬政康善達墓（M13）：編號M13是帶有圍溝和封土的5天井單室磚券墓。圍溝平面呈南北向長方形，南部中間一段向南凸出，模擬墓園出口。墓葬南北水平總長42.5米，由斜坡墓道、5個過洞、5個天井、4個壁龕、甬道和墓室組成。該墓封土僅存底部，近圓形，底徑19米。墓室為明壙磚券，穹隆頂已坍塌，四壁也已被破壞。底部近方形，不見鋪地磚，南北4.5米、東西4.7米，未見人骨。共出土各類隨葬遺物102件（組），多為放置在壁龕內的騎馬俑和立俑。
唐康善達墓正射影像
唐康善達墓出土陶俑
這座墓葬內發現多組保存較好的墓葬壁畫，保存情況較好。墓道東、西二壁繪青龍、白虎引導的出行隊列。以墓道東西兩壁的胡人馴馬圖和胡人牽駝圖最為生動。胡人深目高鼻，身體后傾，左手牽韁，右手揮鞭，正在馴服一匹低頭掙扎的白馬。出行隊伍內可見華蓋、誕馬及持弓箭的侍從，隊伍下方有數條靈蹄獵犬，或趴臥、或昂首張望、或奔跑。考古人員根據墓志發現，這座墓葬的墓主人叫康善達，曾任左驍衛親衛、咸陽監等職，是初唐時代的馬政官員（為朝廷養馬的官員），據墓志記載，康善達之父亦任牧監，很可能是原州（今寧夏固原）粟特人。墓道壁畫所繪的馴馬、牽駝者皆為胡人形象，或許與墓主人的族屬和生前生活有關。M13圍溝區域還有一座墓，為5天井單室土洞墓，墓主身份不明。兩座墓葬東西并列，間距5米。
唐康善達墓墓室壁畫
唐康善達墓墓道東壁壁畫胡人牽駝圖
唐康善達墓墓道西壁壁畫馴馬圖
楊知什和龐大家夫婦合葬墓（M67）：距離M13二百多米，編號為M67，這座墓葬由斜坡墓道、5個天井、5個過洞、4個壁龕、甬道和土洞墓室組成，南北總長33.5米。甬道內建有石門，門扉上可見模擬門釘的線刻花朵。墓室平面近方形，東西長3.9、南北寬3.5米。生土棺床設于墓室西壁下，立面砌磚裝飾，未見葬具和人骨。甬道東西兩壁和墓室四壁均有壁畫，是在生土壁面刷上白灰后直接繪制。墓室北壁可見一方桌，桌上整齊地擺放裝有食品的盤。東壁為樂舞圖，畫面中間為兩位站于圓氈上的舞者，兩側為樂隊。據墓志記載，墓主為楊知什和龐大家夫婦，開元廿七年（739）合葬于洪瀆原舊塋。楊氏夫婦與武周、唐兩朝皇室皆有姻親關系，地位顯貴。楊知什是隋納言楊士達曾孫，終官左驍衛郎將。楊士達是武則天的外祖父，楊知什侄女系唐玄宗元獻楊皇后，即唐肅宗的生母；楊知什妻龐大家，曾祖卿惲曾參與玄武門之變，父承宗任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
唐楊知什夫婦墓全景
唐楊知什夫婦墓墓室東壁樂舞圖壁畫
唐元大謙羅婉順合葬墓：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陽城考古隊對陜西省秦漢新城政府儲備用地開展了考古發掘，發掘唐代元氏家族墓葬，發現元大謙、羅婉順夫婦合葬墓。墓葬為五天井，第5過洞兩側有龕，墓葬總長35.8米，深9.5米。墓室內一側有磚砌棺床，葬具及墓主骨骼無存。隨葬品除墓志兩合外，出土銅錢、陶燈、塔式罐、陶人俑、陶動物俑等113件（組）。其中一方墓志，便顏真卿是為墓主人元大謙妻羅婉順所寫墓志。羅婉順墓志，全稱《大唐故朝議郎行絳州龍門縣令上護軍元府君夫人羅氏墓志銘》，由其“外侄孫特進上柱國汝陽郡王李琎”（唐睿宗李旦之孫）撰寫。志石高寬均為51.4厘米，楷書27行，滿行28字，共728字，有界格。志蓋周圍裝飾花草及四神，志蓋篆書：唐故龍門令元府君夫人羅氏墓志之銘。墓志中的撰文為顏真卿38歲所書，為其早年書法珍品，是目前國內唯一經由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顏真卿早年書法，填補了顏真卿早期書法成長的空白，具有劃時代意義。
河南省基建考古
安陽隋代漢白玉石床墓：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樾龍臺小區建設工地清理了隋開皇十年麴[qū]慶墓。墓為帶長斜坡墓道的單室磚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甬道、墓門、墓室、石床等組成，全長9.68米，方向187°。墓道向南，為斜坡式，長3.3米，寬1.1-1.57米；甬道長2.4米，寬1.4米，甬道南部東西壁各有兩個壁龕，壁龕內各立1位石質持劍武士俑；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外弧，南北長3.58米，東西寬3.5米；石墓門由門額、門頰、門板、門檻、門砧等構成，已殘；墓室地面鋪磚，四壁磚砌，二層平一層丁結構壘砌，墻殘存最高1.8米。圍屏石床位于墓室北部，由床榻、床座和圍屏組成。床榻由三塊青石組成。床座長方形，由漢白玉制，有壼門。漢白玉圍屏，七塊，背部為一塊獨版，東西各三塊。石床雕刻有圖案，圖案紋飾有彩繪和貼金，脫落較為嚴重。床榻刻有團蓮和忍冬紋；圍屏圖案分十二單元，刻有墓主日常生活場景和宗教典故；床座的圖案最為精美，有瑞獸、神像、圣火壇等，圖案具有濃厚的祆教和早期佛教風格。石床前立一塊石屏風。石屏風前后均有陰線雕刻。四邊刻一周聯珠紋，正面刻有題記，右下角為駟駕出行圖，左側為歇山頂的樓閣建筑和花草樹木。甬道口放置兩合墓志，墓主人麴慶及夫人韓氏。從墓志記載可知麴慶為麴氏高昌國第一任國王麴嘉之孫，生前曾為北齊平陽王府參軍事，遷司馬，振威將軍。麴慶死于隋代開皇十年（590年），葬于相州相縣靈泉鄉。麴慶夫人韓氏為昌黎夏城人。未見人骨架。墓葬的隨葬品較為豐富，日用瓷器、素燒瓷模型、素燒瓷俑、素燒瓷鎮墓獸、石俑等各類文物共計120余件。這些文物做工考究、造型精美，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鄭州創新街小學北校區項目的考古發掘，清理出商至明清以來豐富的文化遺存，成為研究鄭州城市形態和文化內涵的重要樣本。尤其是唐宋一直使用的南北向道路、宋代的溝渠以及形制多樣的灶址、部分殘留的柱礎石等遺跡的揭露，為探討唐宋鄭州城的布局規劃以及該區域與東邊開元寺這一重要城市地標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線索。
三門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澠池山韭溝墓地發掘了后唐威勝軍節度使史敬镕的墓，為仿木結構磚室紀年墓。
考古成果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突顯，不僅為我們研究中華文明史、塑造全民族歷史認知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社會、歷史意義。2020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受疫情影響而改變的一年。2020，總結盤點成績喜人，規劃展望未來可期。所收集的資料多來自網絡的考古公眾號和報紙等媒介，難免掛一漏萬，敬祈海涵。
（鳴謝提供圖片的陜西省考古院李明、龍門石窟研究院路偉等先生。）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