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猴一生命中注定
有書君說
蔡元培“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他被稱為“楷模”、“完人”，不僅是因為他在中國教育史、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痕跡；
更在于他憑借一己之力，改變了中國大學的模樣與精神，為新創造了必備的條件。
蔡元培，無疑是近代教育的先驅者。
今天，便讓我們重溫歷史，一起進入蔡元培的故事中，感受一百多年前先前輩的遠見卓識。
放下與堅持，見證了一個人的理想
1861年1月，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紹興府的一個儒商世家。
從小天資聰穎，17歲中秀才、22歲中舉人，23歲便通過殿試，中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
翰林院，從來都是養才儲望之所，是入閣拜相、成為封疆大吏的重要踏腳石。
若一直呆在這里，等待他的便會是平步青云的錦繡前程。
然而，隨著“中日甲午海戰”和百日維新運動的失敗，讓蔡元培開始對未來產生動搖。
此時的蔡元培已不是那個初出茅廬的少年，幾年的生涯，讓他看清了大清的黑暗和制度的腐朽。
而大量西學的，也讓他正視中國的現狀，思考中華未來的出路。
他同情維新義士的壯舉，卻又覺得他們想法過于單純，與其寄希望于皇上的旨，不如寄希望于“培養之人才”。
蔡元培舍棄了堂名利，開始重間鄉里，他要在根源上，為中國解決人才問題。
他回到紹興后，任紹興中西學堂，提倡新學教育。
如此一來，便招來了不少的非議：遺老覺得他棄孔孟而教洋學，有違禮法常倫；眾人覺得他棄功名而當先生，是為自斷前程。
可他并不以為然，他堅信教育才是改變中國命運的唯一途徑。
這一次新式教育的推廣，在中引起了巨大反響。同時，也讓他對西學知識更為好奇。
蔡元培當時所學所知，皆是眾人吸取改進后的西學，而并非真正的知識。
他希望可以親自接觸科學，學習更加先進的科學知識與文化理念。
于是，他又一次選擇了放下手中一切，決定去往德國念書。
蔡元培一次次的成功讓人羨慕，可他一次次的放棄卻又讓人感到遺憾。
人們不明白，為什麼他每次面對唾手可及的希望時，都選擇放棄，選擇重新開始；也不明白他既不追求名位，又不貪求利欲，他究竟想要什麼。
其實，他從不在乎物質生活，聲譽影響，他只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讓國人獲取更多的先進知識，可以為中國打開一條不同以往的革新之路。
為了這個理想，他雖百棄而不悔，雖萬死而無怨。
自由與包容，賦予了北大新的靈
1911年冬，蔡元培回國，被任命為臨時教育總長。
當時新剛剛成立，蔡元培深知“任重而道遠，艱難當累月”。
他循序漸進地推進教育，先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而后又制定了《大學令》和《中學令》，為中國教育制度搭起了框架。
此后不久，袁世凱竊取了果實，成為了大，蔡元培決定辭去教育總長一職。
袁世凱希望借助蔡元培的名望，來天下文人的支持，于是便想挽留他：“我代四萬萬人堅留總長！”
而他早已知道袁世凱的野心，果斷拒絕道：“元培亦對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富貴不能，威武不能屈，蔡元培一直都堅守著自己的本心。
袁世凱下臺后，他被邀請出任大學校長一職。
以前，大學叫作京師大學堂，是官僚或富豪前來鍍金的地方。
在學校里，學生皆是老爺，教員都稱大人。學校沒有學習的氛圍，學生也沒有念書的心思，與其說它是大學，不如說它更像“衙門”。
友人都勸他別去這個是非之地，可他早已下定決心，誓要改變北大，讓北大成為全國文化的中心。
1917年1月9日，大學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
蔡元培提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的觀點，并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
一是抱定宗旨
二是砥礪德行
三是敬愛師友
這篇演講，不僅驅散了籠罩北大多年的烏云，還賦予了北大一個新的靈。
一上臺，他便開始了大刀闊斧的。先是辭退了思想陳舊、品行不端的教師，然后開始“囊括大典， 羅眾家”，到處尋找新學人才。
蔡元培貫徹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得北大有了中國大學史上最輝煌的名師陣容。
既有主張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魯迅；也有堅持舊文學的黃侃、辜鴻銘、劉師培；還有李四光、王仁輔、丁文江等這些國內的頂尖人物。
在學生方面，蔡元培也在提倡真正的自由，學生們擁有選擇課程的權利，而且無論是否有學籍，都可以來北大旁聽，華羅庚、沈從文、等都曾在北大當過旁聽生。
彼時的北大，再也沒有了舊官僚的陋習，而是真正實現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
胡適的老師，哲學杜威曾說：
“世界上著名大學的校長很多，但從沒有一個校長像蔡元培先生一樣，能對一個和一個產生如此大而深遠的影響。”
可以說，蔡元培以一己之力，將這所維新變法時遺留下的舊書院，變成為中國現代大學的楷模，成為了能與世界一流大學相媲美的存在。
在那個烽火連天、動蕩不安的歲月里，北大終成了他理想中的學術殿堂。
思想的種子已然，新的理想之花，也將在未來綻放。
科學與美育，為未來教育指明方向
之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去往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商討戰后事項。
北洋本希望可以通過這次會議，廢除掉外國在中國的范圍，并讓外隊從中國撤軍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
可卻遭到的各國列強的拒絕，并決定將德國在山東半島的特權都轉交給日本。
雖然北洋軍閥也有過，可基于列強的壓力，打算在這樣的合約上簽字。
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蔡元培與眾人商討后，決定通過學生，向北洋施壓，繼而影響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決定。
1919年5月4日，大學學生和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余人齊集前，高呼口號“外爭、內除”，并引發“火燒趙家樓”。
隨后出面控制事態，并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其中北大學生便有20人。
當天晚上蔡元培便與眾人商議營救之事。幾天后，被捕學生便得以獲釋。
這次雖然了勝利，可卻也讓學校的氛圍卻又有了新的變化。
一些學生開始無心向學，而是熱衷于各種演講、活動；而且無論是學生或教師，稍有不滿，便以、等極端方式與上層對抗。
這正是蔡元培最為擔心的，當一個人嘗到權力的滋味后，欲望與需求恐怕難以滿足。
所以，蔡元培一直主張“學術”，他并不希望學生們涉及太多政事，這樣不利于未來的學習。
在他看來，五四精神除了為追尋“德先生”與“賽先生”，即和科學外，還應該尋找一項更為重要的東西——“美育”。
他所有的教育理念都是基于這個基礎而來的，他認為人有兩種欲望，即占有欲和創造欲。
占有欲為物質生活而服務，是為科學；創造欲是純然無私的想法，歸于藝術。
若人人充滿占有欲，必戰爭不已，所以必需要有創作欲，以藝術為調劑，才能和平。
1928年，蔡元培籌建研究院，又一次強調起“文化進步的國民，既然實施科學教育，尤要普及美術教育”的理念。
“以美育喚醒國人，以美育救亡圖存”，成了他未來十幾年的教育主張。
甚至在他彌留之際，依舊想著“科學，美育。”
也許這份主張在當時并不被人看好，但在的今天，我們逐漸感受到了它的深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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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中有這麼：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
回首百年，蔡元培先生可謂是，以非常之人成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
他一生致力于“教育”，追求真理，不避險阻；堅守信念，不畏浮云。
他以“知識”為本；以“包容”為道，將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教育事業。
羅家倫說：“千百年后，蔡先生的人格修養，還是人類向往的境界。”
蔡元培的人格魅力，他的愛國精神，百年間仍光芒不減。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正是因為他的出現，中國青年才能在那個亂世中，擔負起拯救中國的大任。
也許在他之前，中國尚有奴性，但自他之后，中國的骨頭真正硬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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