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男猴的命運和婚姻
陳輝（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發展學院教授）
本書有點像一部婚戀。 基于深度訪談資料呈現的婚戀情節，生動展現了農村青年務工者婚姻戀愛過程中的困惑、焦慮和無奈。書中論及的閃婚閃離、臨時夫妻、跨省婚姻、婚姻失敗等現象，現實中有無數農村青年正在經歷。作為當局者，他們共同演繹著青年務工群體的婚戀困境。
騎自行車的農民工夫婦
一
我2008年在浙西農村調研時遇到一個案例。東子是80后，在杭州打工時與河南姑娘曉芳熱戀，年底把曉芳領回家過年。當東子父母得知曉芳懷孕2月有余，甚是歡喜。母親悉心照料，誠惶誠恐。家里買了許多煙花，那個除夕之夜格外絢麗。
初一早晨， 河南的長途打破了幸福。曉芳父母堅決反對這門婚事，下命令讓女兒立即回家。當時全國正遭遇大范圍降溫降雪災害，回家的長途汽車已經停運。無奈之下，曉芳父母讓親戚從河南農村開車長途跋涉，克服艱難冰雪路況，十萬火急地把曉芳接回。看著汽車遠去，東子父母百般滋味，想起準兒媳肚里的孩子，心痛不已。
曉芳走后，就再也 不上了。
此后，東子又和云南農村的春燕戀愛。二人 絡認識，不久春燕懷孕。女方勉強同意婚事，二人很快結婚。只是孩子不到兩歲的時候，兩人鬧矛盾，春燕離家出走，去杭州打工，長期分居后辦了離婚手續。此后，東子又談了幾個女朋友，分分合合，曲曲折折，都沒能成婚。目前孩子由爺爺照顧（奶奶已去世），東子則間斷性打工，三代三口生活困頓。
東子的故事并非特例。這種農村男青年的婚戀困境，在中西部農村更加突出。許多老年人感嘆：好不容易花大價錢討個，生了娃，一走，這個家幾乎就算毀了。
二
婚戀困局中，農村務工女青年也有自己的苦惱。在外打工期間，她們確實擁有戀愛自由的機會，勇敢追求和品味屬于自己的愛情。遺憾的是，在從夫居婚姻主導下，農村女青年超出通婚圈（特別是跨省）的自由戀愛，往往面臨著巨大風險。之一，自己父母大概率反對，不希望女兒遠嫁。第二，即便男方父母不反對，但這種家庭往往經濟困難，不好娶媳婦。自己如果選擇忠于愛情，也要提前做好在男方家鄉過苦日子的心理準備。第三，突破層層障礙后的異鄉婚姻生活，因為缺少娘家的多元支持，特別是在面對矛盾和壓力時孤立無援，就會不斷抱怨自己嫁得太遠。婚后每次不如意，都會生更多悔意。心浮氣躁事端多，婚姻穩定性更低。
人們常說婚姻是戀愛的墳墓，但對于大部分農村外出務工女孩來說，婚姻中的更大隱患不是瑣碎日常消磨了愛情，而是其戀愛和婚姻往往發生在不同場域，難以統一。務工期間的戀愛大多發生在異鄉城鎮，奶茶的甜蜜、咖啡的苦澀、玫瑰的、逛街時的愉悅、KTV里的歡快、酒吧里的沉醉，這些和現代都市戀情高度匹配的消費和生活方式，伴隨著青春躁動和荷爾蒙釋放，對農村青年男女來說是最深刻的洗禮和啟蒙。大部分務工女孩帶著這些感受和想象回到鄉村過日子，難免會產生巨大落差。無論在物質還是在精神上，都容易形成另一種意義上的文化。
也許更可怕的是，一些務工女孩在經歷男友死纏爛打、費盡心機追求后墜入愛河，可能懷了孩子，甚至生下了孩子，直到跟準老公回準婆家時才發現，在城里衣著光鮮、出手闊綽、情話綿綿的瀟灑青年在老家其實生活窘困，可能只有一間半土房、幾畝地和多個未婚兄弟。相比剛才說的城鄉生活落差，這簡直是更為重大的打擊，更夸張地展現著農村務工女孩戀愛與婚姻之間的對立、沖突甚至。
一對農民工夫妻到江邊說話
三
針對青年農民中的種種失范問題，我們不能用泛道德化視角去審視和評價。他們正在經歷一種新的，被流動、分化、非均衡、城市化、市場化、不確定性裹挾著的巨大婚戀轉型。這種婚戀實踐并非傳統婚戀所能解釋，需要新的分析框架。正是從這個角度上講，本書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通過婚備競賽、婚戀技術、婚戀風險、婚戀失敗、重返光棍等概念，構建了一個“發展、婚姻市場與婚戀轉型”的整體性框架，用于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的普遍性婚戀困境。
基于這個理論框架，我們可以發現：當前新生代農民生活中的種種痛苦、焦慮、失范以及非理性，都源于婚戀轉型中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之一，青年農民工的婚戀生活具有兩棲性。戀愛在城，成婚在鄉。婚戀關系高度嵌入在城鄉關系之中，這種二元屬性在當前經濟條件下更大程度上影響著務工青年的婚戀命運。第二，全國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都處于高度分化之中，地域之間愈發不均衡，進一步誘發農民工群體的婚姻壓力和婚姻風險。第三，身處婚戀困局的青年務工者及其家長為了應對婚姻壓力和風險，為了避免婚姻失敗，紛紛采取更大強度的經濟支持和婚姻干涉。這些基于個體家庭理性的婚姻風險應對策略，反而容易誘發群體非理性，不同程度加劇婚戀轉型的速率和婚姻失范的強度，風險被進一步放大。總之，當代中國農村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困境，是在勞動力城鄉間周期性流動、農村分化加劇、婚姻市場競爭激烈、家庭發展高度卷入城鎮化、家庭發展壓力劇增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綜合癥候。
本書 的深層思考在于：半工半耕生計中，農村青年的婚姻家庭秩序的變遷邏輯和動力機制是什麼？農村青年的美好家庭生活秩序何以可能？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我們欣喜地看到，近年來中庭學研究不斷涌現出新成果，特別是在農村婚姻家庭研究方面，越來越多的學者不再局限于聚焦邊緣群體，亦不再滿足于新現象、新問題的單一性解釋，而是嘗試對農村正在發生的多類婚姻家庭現象進行整體性關照和綜合性解釋。在解釋變動的問題復雜性和形成機制方面，基于深度訪談的定性分析、多點調研的類型化思維和區域比較視角的研究優勢得以更多發揮。本書正是這種研究路向和旨趣的大膽探索和實踐。中國婚姻家庭研究十分需要這種宏大敘事。
四
另一個懸而未解的問題是：婚戀困境背后，中國農村青年家庭再生產為何還能基本有序，并未發生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描寫的婚姻家庭危機。這個問題同樣值得深思，從而轉型期中國農村家庭更深層次的保護性機制。大體說來，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值得 。
一方面，以父代責任和子代孝順為內核的家庭，在應對家庭婚姻轉型風險中發揮著關鍵性保護作用。父代不僅通過辛勤勞作為子女成家提供更大化經濟支持，還可能極其執著地掌控子女婚姻。那些苦口婆心的嘮叨甚至脅迫，有時不是傳統包辦婚姻的“”，而是子代婚戀迷局中的關鍵拯救。許多青年男女，也會從孝順角度來謹慎應對婚戀選擇。如果子代發展難以脫離父代支持，那麼傳統父權在不同程度削弱子女婚戀自主性的同時，也發揮著婚姻風險防范效果，具有一定的底線保護作用。
另一方面，當代中國城鄉結構中蘊諸多保護性因素。現有農村土地制度是對農村務工群體的關鍵保障，加之各種扶貧、兜底所構建的保障體系，不僅可以讓務工者有鄉可返、有家可安，還給那些婚姻失敗者以底線保障。農村男青年只要勤勞肯干，較少會因為失婚而破產，農村女青年失婚后也有更多機會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不能回避的是，失婚家庭兒童的教育和保障問題日益突出，需要構建和完善相關支持體系。
綜合兩方面來看，真正保障婚戀自由、防范婚戀風險的，并不能單純寄望于農村青年個體的理性選擇和婚戀技術，還要依托傳統家庭和現代制度所形成的保護性結構。
我們有理由相信，伴隨著中國經科和技濟的發展進步，當更多企業在產業分工體系中有能力分享更例產業利潤的時候，各行業工資水平普遍提高，有更大實力提高保障力度，越來越多的農村外出務工青年有能力在城鎮安家，婚戀統一性有望提升。
當然，即便到那個時候，我們也不能樂觀地認為農村青年可以實現徹底的婚戀自由。戀愛與婚姻的，是現代人普遍要面臨的問題。愛情是善變的，所以為了增強兩性關系的穩定性，必須通過婚姻制度來加以確定和保護。婚姻的本質不是為了愛情，而是為了限制。這種限制，是現代家庭秩序的根本保障。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工群體的婚戀二元性矛盾，既展現著城鄉關系的特殊性影響，也反映著現代人婚戀關系的一般性難題。這種婚戀困局，不會因為經濟發展而消失，但會因城鄉差別減小而弱化。
本文為《婚戀轉型：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實踐》（宋麗娜著，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 年7月）一書序言，澎湃新聞經 刊發。
責任編輯：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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