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杜甫詩中表達對戰爭中人民苦難同情的詩句
《兵車行》是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名篇，為歷代推崇。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也作“耶娘”大眾翻譯為前），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2. 杜甫詩的詩歌創作分幾個階段
杜甫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一生寫詩一千四百多首。其經歷和詩歌創作可以分為四期。
一，讀書和漫游時期（三十五歲以前）
這一時期曾先后游歷吳、越（今江浙一帶）和齊、趙（今山東北部、河北南部），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以后在洛陽遇李白，二人結下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后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后又遇于東魯，再次分別，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一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詩。后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于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其后，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四、西南飄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返成都。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大量名作。
綜觀杜甫一生思想是“窮年憂黎元”，“致君堯舜上”，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于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傅，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后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3. 杜甫詩及其表達情感
《前出塞九首》（其六）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
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賞析】：
詩人先寫《出塞》九首，后又寫《出塞》五首；加“前”、“后”以示區別。《前出塞》是寫天寶末年哥舒翰征伐吐蕃的時事，意在諷刺唐玄宗的開邊黷武，本篇原列第六首，是其中較有名的一篇。
詩的前四句，很象是當時軍中流行的作戰歌訣，頗富韻致，饒有理趣，深得議論要領。所以黃生說它“似謠似諺，最是樂府妙境”。兩個“當”，兩個“先”，妙語連珠，開人胸臆，提出了作戰步驟的關鍵所在，強調部伍要強悍，士氣要高昂，對敵有方略，智勇須并用。四句以排句出之，如數家珍，宛若總結戰斗經驗。然而從整篇看，它還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而只是下文的襯筆。后四句才道出赴邊作戰應有的終極目的。
“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詩人慷慨陳詞，直抒胸臆，發出振聾發聵的呼聲。他認為，擁強兵只為守邊，赴邊不為殺伐。不論是為制敵而“射馬”，不論是不得已而“殺傷”，不論是擁強兵而“擒王”，都應以“制侵陵”為限度，不能亂動干戈，更不應以黷武為能事，侵犯異邦。這種以戰去戰，以強兵制止侵略的思想，是恢宏正論，安邊良策；它反映了國家的利益，人民的愿望。所以，張會在《杜詩府粹》里說，這幾句“大經濟語，借戍卒口說出”。
從藝術構思說，作者采用了先揚后抑的手法：前四句以通俗而富哲理的謠諺體開勢，講如何練兵用武，怎樣克敵制勝；后四句卻寫如何節制武功，力避殺伐，逼出“止戈為武”本旨。先行輔筆，后行主筆；輔筆與主筆之間，看似掠轉，實是順接，看似矛盾，實為辯證。因為如無可靠的武備，就不能制止外來侵略；但自恃強大武裝而窮兵黷武，也是不可取的。所以詩人主張既擁強兵，又以“制侵陵”為限，才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浦起龍在《讀杜心解》中很有體會地說：“上四（句）如此飛騰，下四（句）忽然掠轉，兔起鶻落，如是！如是！”這里說的“飛騰”和“掠轉”，就是指作品中的奔騰氣勢和波瀾；這里說的“兔起鶻落”就是指在奔騰的氣勢中自然地逼出“擁強兵而反黷武”的深邃題旨。在唐人的篇什中，以議論取勝的作品較少，而本詩卻以此見稱；它以立意高、正氣宏、富哲理、有氣勢而博得好評。
4. 論杜甫詩的愛國思想及其藝術表現
4、對人民的熱愛。
在揭露統治階級罪惡的同時，作者更多地表現出了對人民的深切熱愛和同情關心。統治階級實施罪惡行為的對象是勞苦大眾，而作者亦是其中受害的一員，有切膚之痛，訴諸筆端時，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心聲，不愧為人民群眾的代言人。
在《寄柏學士》中作者吟出了“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環有堵”由此可見作者對人民的拳拳關愛之心。更有“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⑧”（《詠懷五百字》）的一顆火熱心腸，愛民之情盡顯無遺。
還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種為天下窮苦人民的幸福而我犧牲的精神，其格調之高，可光照千古。 作者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詩句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會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這一矛盾的同時，也寄寓了對人民的深深同情，同此類的詩句如“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
（《驅豎子摘蒼耳》）“況聞處處鬻男女，割忍慈愛還租庸”等，無不飽含著作者對人民的無限同情和熱愛。在書寫人民的巨大苦難時，作者始終懷著一顆暖暖的關愛之心，為人民的痛苦而痛苦，為人民的疾苦而大聲疾呼減輕稅賦。
即使在隔了千年之后，我們仍能感受到他那顆火熱的。4、對人民的熱愛。
在揭露統治階級罪惡的同時，作者更多地表現出了對人民的深切熱愛和同情關心。統治階級實施罪惡行為的對象是勞苦大眾，而作者亦是其中受害的一員，有切膚之痛，訴諸筆端時，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心聲，不愧為人民群眾的代言人。
在《寄柏學士》中作者吟出了“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環有堵”由此可見作者對人民的拳拳關愛之心。更有“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⑧”（《詠懷五百字》）的一顆火熱心腸，愛民之情盡顯無遺。
還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種為天下窮苦人民的幸福而我犧牲的精神，其格調之高，可光照千古。 作者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詩句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會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這一矛盾的同時，也寄寓了對人民的深深同情，同此類的詩句如“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
（《驅豎子摘蒼耳》）“況聞處處鬻男女，割忍慈愛還租庸”等，無不飽含著作者對人民的無限同情和熱愛。在書寫人民的巨大苦難時，作者始終懷著一顆暖暖的關愛之心，為人民的痛苦而痛苦，為人民的疾苦而大聲疾呼減輕稅賦。
即使在隔了千年之后，我們仍能感受到他那顆火熱的心的溫度，同時也溫暖著我們的心。 二、杜甫詩表現愛國思想所用藝術手法特點的探討： 杜甫詩的愛國思想不是說教式地表現出來的，而是通過運用純熟的藝術手法表現出來的。
他的詩歌風格多種多樣，是一種集大成式的，他的詩不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藝術性，是思想與藝術的完美統一。 而在眾多的藝術手法中，從大的方面來說，取得最大成就的是現實主義。
這與詩人獨特的人生經歷是密切相關的，他的詩大多取材于人民的現實生活，和社會現實密切相連。加之作者本人的性格深沉，思想深邃、感情真摯又飽經憂患，發之為心聲的最好辦法便是采用現實主義。
因此，善于用典型化手法對現實生活作出典型的藝術概括，就是杜甫詩的藝術表現手法中的一個突出的特點。而作者的愛國思想也被這種手法很好地體現出來。
1、善于用典型化手法對現實生活作出精練的藝術概括。 從詩人許多有名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善于從眾多的事物中選取最有代表性者，又從眾多的現象中提煉出本質，挖掘意蘊，加以集中概括，通過個別來反映一般，以此來表現出作者的愛國思想。
比如：《石壕吏》中那位老嫗被頻繁戰亂中兵役所造成的悲慘遭遇，“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的悲慘現象，所反映的雖只是一個家庭的家破人亡，實際上是反映出了戰亂中千千萬萬個家庭的共同命運，而作者對人民所遭受的苦難的深深同情也就寄寓在這當中了，同樣的手法在《兵車行》中被如法炮制，路上那個“行人”所述的遭遇，“或從十五北防河⑨，便至四十西營田⑩。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這種十五便從軍，頭白還戍邊的悲慘遭遇也是千萬個征夫戍卒的共同命運，作者對人民的熱愛與同情也由此而得到體現。 更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千古名句，它千百年來都一直震撼人心中，究竟原因就是它對現實生活中的黑暗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作出了高度的藝術概括，它把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嚴重的貧富懸殊一針見血地捅了出來，封建地地主階級的奢侈揮霍與農民階級的食不裹腹、民不聊生、被餓死凍死現象的嚴重對立被形象地刻畫了出來，而這人們肯定要問，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如此不合理的現象呢？作者的批判矛頭對準了整個統治階級，對勞苦大眾這一被剝削階級的深深熱愛和同情也相應地被淋漓盡致地抒發出來了。
而這正是作者采用典型化手法對現實生活作出精練的藝術概括，由現象到本質，由個別到一般這一手法特點的最有力地體現。 2、粗中有細，細中見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