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一、廣泛強烈的藝術對比 吳敬梓采用廣泛而又強烈的藝術對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各種類型的人物形象，成為《儒林外史》諷刺藝術最顯著的特色。
他在刻畫人物時，常常并不直接說明自己的意圖，而是通過尖銳的對比，在作品的字里行間透露出深刻的含意，引導讀者一道去愛其所愛，憎其所憎。王冕、虞育德、杜少卿、莊紹光等是作者理想中“振興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現，成為衡量全書人物的尺度，力求達到“敷陳大義”和“隱括全文”的目的。
王冕屬正面的形象，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與主張。二、真切傳神的細節描寫 吳敬梓通過真切而又傳神的細節描寫，揭示各種人物豐富復雜的內心活動和獨特的行動，反映各類社會矛盾，構成《儒林外史》諷刺藝術的另一特色。
讀過《儒林外史》的人，誰也不會忘記馬二先生和王玉輝這兩個人物。馬二先生心地善良，慷慨疏財、仗義扶危是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同時他也有迂腐的缺點，在游西湖的過程，表現得十分清楚。
三、利用藝術夸張，產生強烈的諷刺效果。我們知道，夸張是為了增強效果采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質是形象的強化。
范進中舉發瘋，胡屠戶打了范進一巴掌，再也回不過手指來，都是寓諷刺于夸張之中，這些高度的夸張突出了本質。范進對名利的潛心追求把命運押在科舉業上，若癡若狂的精神狀態；胡屠戶的勢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質。
作者把這些真實本質的東西通過變形、夸張，成倍的夸大，使其原形畢露。這樣就達到意趣橫生，諷刺之光四射，給人留下強烈的印象，起著深刻批判作用。
四、清新生動的文學語言 吳敬梓用清新而又生動的文學語言，幽默而又帶著冷嘲熱諷的筆調，表達他的思想感情和塑造鮮明的藝術形象，使《儒林外史》在語言運用方面也取得突出的成就。全書的語言是生動的富有表現力的，同時也非常準確、凝練、并善于運用白描的手法進行藝木創造。
2. 請幫忙分析《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漢書》以來許多官修的史書中大都有《儒林外史》，那是寫“儒林”（知識分子群）的“正史”。
吳敬梓用小說形式描寫“儒林”，所以取名“外史”。 一、《儒林外史》以寫“儒林”為中心，旁及當時的官僚政治和社會風尚。
抨擊以八股取土的科舉制度，從而揭示封建末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嚴重危機，諷刺和暴露了以封建科舉制度為中心的種種社會黑暗現象的實質。諷刺了一大批所謂的達官貴人，名流紳士，揭露了出他們污濁丑惡的靈魂。
在吳敬梓生活的清朝，統治者嚴酷地統治文化思想，文人一觸忌諱，就大禍臨頭，許多慘絕人寰的文字獄就是例子。因此，作者不得不費盡苦心，讓小說中的人物生活在明代社會。
而這又顯得十分自然，因為八股取土的科舉制度本來是明代初年開始的。 “八股文”必須以“四書”、“五經”中的詞句命題，所以又叫“四書文”，“五經文”，而“制義”、“制藝”、“時文”等等，則是它的別稱。
其特點是：一、“代古人語氣為之”，即所謂“代圣賢立言”；二、有固定的程式。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完全是統治者桎梏知識分子思想的工具。
然而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總要在政治上謀出路，而要找的路就不得不“由科舉而進”。結果是人云亦云，成為沒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的應聲蟲。
更何況應試時又有一套嚴密的挫折銳氣、消磨廉恥的“場規”。這方面，明末散文家艾南英在《應試文自序》中描寫得很詳細：“面目不可以語妻孥，”但仍循規蹈矩，“噤不敢發聲”。
如此僥幸中選，作了官，當然俯首貼耳，甘作統治者的爪牙。 《儒林外史》通過許多人物故事，生動地表現了八股取士對一般知識分子的支配力和誘惑力。
例如周進，考到六十歲還連一個秀才也撈不到。不僅在物質生活上受困苦，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受屈辱，周圍的人都嘲笑、欺壓他，以致連一年十二兩銀子的館也從不牢，不得不跟著做生意的姐夫到省城去混飯吃。
就是在這時候，他仍不曾絕望于科舉，一看見幾十年夢想著的貢院，就要進去看看。結果在里面觸景生情，哭得個死去活來，直到眾客人答應幫他湊錢捐監進場，參加考試，這才“爬到地下、磕了幾個頭，……不再哭了”。
又如五十四歲的老童生范進，考了二十多次才中舉人，而當這個不相信會實現的夢想竟然實現的時候，驚喜交集，以致發了瘋。 科舉制度給人帶來的功名富貴是很現實的。
周進發達之后，原先侮辱他的梅玖恬不知恥地在別人面前冒充他的學生把他先前寫的對聯結也小心地揭下，象寶貝一樣藏起來，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相與。曾經輕視他、辭掉他的館的薛家集的人也斂了分子，買禮物來賀喜，后來竟供起他的長生祿位牌。
范進中了舉人之后，不說旁人，就是幾天前還臭罵他的胡屠戶，馬上就換了一副嘴臉鄉紳張靜齋也馬上來賀喜，恭維了一通之后，又送銀子，又送房子。 作者在諷刺科舉制度反動性的同時，也諷刺了它的腐朽性用八股文取土，本來是一種愚民政策。
但統治者還嫌不夠，竟然分開反對做學問，只許作八股文。周進做學道，有一個童生要求面試詩詞歌賦，他變了臉教訓他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于是命令“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著膊子，一路跟頭又到大門外面。”
這樣，準備應試的人就只知道，而且只能夠作八股文了。 雖然統治者制訂了所謂的場規，但那種考試實際上弊竇百出。
八股文作得好也不一定能考取，考取的不一定善作八股文。先前，周進連秀才都屢考不中，但捐監之后，卻立刻考取舉人、進士、扶搖直上。
他做了學道，不等試卷交齊，就可以先取范進為第一名，魏好古為第二十名。更有甚者，巡撫衙門的潘三可以設法用匡超人作替身，替金躍考秀才。
這樣的考試制度，如何能拔取真才？所以已經做了學道的范進，為了報答老師的恩情，要照應考生荀玫而當幕客開他的玩笑時，他竟連大文豪蘇軾都不知道，還愁著眉說：“蘇軾既然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 作品所反映的這樣情況是可以找到印證的。
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六中曾指出明朝的秀才舉人之流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后、字書偏旁，清朝的情況更壞，王士縝《香祖筆記》卷八中記載一位“老科甲”不知《史記》為何書，司馬遷為何人；卷五中記載一位“太學生”不知《昭明文選》。 這種腐朽的科舉制度不僅把一般知識分子培養成庸妄無知而不自知的人，更把他們培養成墮落無恥而不自覺的人。
范進本來很老實，中舉后死了母親，就聽了張鄉紳的話，換掉孝服，到湯知縣那里去打秋風，現出種種丑態。荀玫中進士后做了工部員外郎，怕“丁憂”誤了做官，就打算匿喪不報；身為人倫師表的周司業、范通政也居然贊成，自愿設法替他“奪情”。
口里說“從不曉得占人寸絲粟的便宜”的嚴汞生。竟沎泎船家，關王天大的豬，霸占第第的家產。
所有這些科舉中人為了功名富貴，什麼丑事都做得出來，不僅不以為恥，反而認為應該如此。偶然有真正的品德、做學問的人，就會受到冷嘲熱諷，被看做書呆子。
高翰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