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一、廣泛強烈的藝術對比 吳敬梓采用廣泛而又強烈的藝術對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各種類型的人物形象，成為《儒林外史》諷刺藝術最顯著的特色。他在刻畫人物時，常常并不直接說明自己的意圖，而是通過尖銳的對比，在作品的字里行間透露出深刻的含意，引導讀者一道去愛其所愛，憎其所憎。
王冕、虞育德、杜少卿、莊紹光等是作者理想中“振興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現，成為衡量全書人物的尺度，力求達到“敷陳大義”和“隱括全文”的目的。王冕屬正面的形象，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與主張。
二、真切傳神的細節描寫 吳敬梓通過真切而又傳神的細節描寫，揭示各種人物豐富復雜的內心活動和獨特的行動，反映各類社會矛盾，構成《儒林外史》諷刺藝術的另一特色。讀過《儒林外史》的人，誰也不會忘記馬二先生和王玉輝這兩個人物。馬二先生心地善良，慷慨疏財、仗義扶危是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同時他也有迂腐的缺點，在游西湖的過程，表現得十分清楚。
三、利用藝術夸張，產生強烈的諷刺效果。我們知道，夸張是為了增強效果采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質是形象的強化。范進中舉發瘋，胡屠戶打了范進一巴掌，再也回不過手指來，都是寓諷刺于夸張之中，這些高度的夸張突出了本質。范進對名利的潛心追求把命運押在科舉業上，若癡若狂的精神狀態；胡屠戶的勢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質。作者把這些真實本質的東西通過變形、夸張，成倍的夸大，使其原形畢露。這樣就達到意趣橫生，諷刺之光四射，給人留下強烈的印象，起著深刻批判作用。
四、清新生動的文學語言 吳敬梓用清新而又生動的文學語言，幽默而又帶著冷嘲熱諷的筆調，表達他的思想感情和塑造鮮明的藝術形象，使《儒林外史》在語言運用方面也取得突出的成就。全書的語言是生動的富有表現力的，同時也非常準確、凝練、并善于運用白描的手法進行藝木創造。
2. 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魯迅所說“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就是對其諷刺藝術的概括。
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儒林外史》最真實地描繪了一代儒林的真相，在冷靜如實的敘述中，使人物形象自身的言行構成諷刺。
對哭貢院的周進，中舉發瘋的范進，宣揚舉業的馬二先生等，作者均未顯出任何褒貶，做出任何評價，但這些形象本身，無不產生諷刺效果。當然，在真實的基礎上，《儒林外史》也并不排除夸張，但這夸張也是委婉而含蓄的。
另外，《儒林外史》也通過人物性格發展變化所構成的前后對比形成諷刺。例如胡屠戶在范進中舉前后的變化等，在對比中取得了諷刺的效果。
3. 怎樣理解《儒林外史》中的諷刺藝術
一、對比的諷刺藝術：對比是這部小說的為了突出諷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戶對范進中舉前后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的對比。中舉前稱他為“現世寶”、“癩蛤蟆”，中舉后稱他為“賢婿老爺”、“天上的文曲星”；對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舉前說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舉后夸他“才學高，品貌好”；兩次的賀禮也不同，中舉前是“一副大腸和一瓶酒”，中舉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錢”；離開范進家的動作神態也不同，中舉前離開時是“橫批了衣裳，腆著肚子去了”，中舉后離開時是“千恩萬謝，低著頭，笑咪咪地去了”。
通過對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貧愛富、趨炎附勢、庸俗自私的典型市儈形象躍然紙上。還有對眾鄉鄰的對比：范進中舉前對范家揭不開鍋，在死亡線上掙扎而不聞不問，范進中舉后趕緊送酒送肉，搬桌拿椅。
作者對他們嫌貧愛富的心態，進行了強烈的諷刺。對比之中寫出人性淡薄和世態炎涼，極富諷刺意味。
除了同一個人物的前后對比，作為一部諷刺小說，《儒林外史》還塑造了一批體現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與體現社會腐敗的反面人物進行對比。 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莊紹光、遲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眾多貪污腐敗的官僚們。
這一鮮明的美丑對比，大大地增強了小說的諷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顯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極致。 二、夸張的諷刺藝術 在小說中，吳敬梓對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細節加以適當的夸張，把重點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顯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給人看，這是勾畫諷刺人物的一個很出色的手法。
即把否定的東西加以放大來產生極強的諷刺效果。 吳敬梓在真實的基礎上，透過夸張這個放大鏡，把生活的黑暗擴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層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內涵，讓諷刺顯得犀利而深刻。
如人人皆知的范進中舉后因驚喜過渡而發瘋的這一幕，這種夸張的諷刺藝術可謂達到了極致。 當范進面對突如其來、從天而降的大喜時，他那顆因飽經辛酸折磨而變得麻木的心靈，承受不住這強烈的刺激。
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后一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
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著，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 作者從范進幾十年的辛酸悲苦來寫這極度興奮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現象表現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邏輯，將當時的讀書人熱衷“科舉”，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癡，驚喜若狂，乃至發瘋這種社會現實加以夸張的描寫，從而達到了尖銳的諷刺效果。
第五回中，寫嚴監生之死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臨時了還不忘燈盞里點的兩莖燈草，唯恐費了油，直到趙氏挑掉一莖才斷氣。
透過這樣的細節描寫，恰到好處的夸張，把嚴監生那貪婪吝嗇的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活靈活現。 三、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 小說在諷刺過程中，把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結合起來，挖掘現象產生的社會根源，從而在諷刺過程中起到對社會制度進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它所寫的事情是公開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足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 不過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
但這麼行下來，習慣了，雖也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經它特別一提，就動人。” 吳敬梓以客觀的態度去處理事情，不以主觀偏見去遮蓋對象的豐富內容。
整篇小說雖以描寫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現象為目的，但并沒有因要顯露出描寫對象的戲劇性，而忽視人物的客觀真實性。在他筆下，諷刺對象并不是無惡不作的壞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著綜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這樣，諷刺才更真實、深刻。
而諷刺這一創作手法，它本身就有著嚴肅性。作者必須對社會、人生作出認真的觀察和思考。
在這點上，吳敬梓對他所生活的社會現實有著敏銳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見識，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認識到封建科舉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顛倒的社會風氣，認識到生活在這一現實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們的一些病態心理。
同時吳敬梓的創作態度也是非常嚴肅的，既不是人身攻擊，也不是隨意嘲笑，而是把這司空見慣的不合理現象進行提煉、概括、典型化，從人性被壓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惡本質。他是懷著一種悲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變態過程。
可以說作者是站在高處來俯瞰人生，以喜劇的形式來表現悲劇的內容。 綜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諷刺手法是多種多樣的，豐富多彩的。
在喜劇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筆鋒伸進人物最深的精神層面中，從而揭露這些悲劇性的社會原因，啟發讀者，尤其是讀書人對人生價值、對生活、對社會的深刻思考。笑中帶淚，是這部小說諷刺藝術的精華所在。
4. 請幫忙分析《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漢書》以來許多官修的史書中大都有《儒林外史》，那是寫“儒林”（知識分子群）的“正史”。
吳敬梓用小說形式描寫“儒林”，所以取名“外史”。 一、《儒林外史》以寫“儒林”為中心，旁及當時的官僚政治和社會風尚。
抨擊以八股取土的科舉制度，從而揭示封建末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嚴重危機，諷刺和暴露了以封建科舉制度為中心的種種社會黑暗現象的實質。諷刺了一大批所謂的達官貴人，名流紳士，揭露了出他們污濁丑惡的靈魂。
在吳敬梓生活的清朝，統治者嚴酷地統治文化思想，文人一觸忌諱，就大禍臨頭，許多慘絕人寰的文字獄就是例子。因此，作者不得不費盡苦心，讓小說中的人物生活在明代社會。
而這又顯得十分自然，因為八股取土的科舉制度本來是明代初年開始的。 “八股文”必須以“四書”、“五經”中的詞句命題，所以又叫“四書文”，“五經文”，而“制義”、“制藝”、“時文”等等，則是它的別稱。
其特點是：一、“代古人語氣為之”，即所謂“代圣賢立言”；二、有固定的程式。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完全是統治者桎梏知識分子思想的工具。
然而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總要在政治上謀出路，而要找的路就不得不“由科舉而進”。結果是人云亦云，成為沒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的應聲蟲。
更何況應試時又有一套嚴密的挫折銳氣、消磨廉恥的“場規”。這方面，明末散文家艾南英在《應試文自序》中描寫得很詳細：“面目不可以語妻孥，”但仍循規蹈矩，“噤不敢發聲”。
如此僥幸中選，作了官，當然俯首貼耳，甘作統治者的爪牙。 《儒林外史》通過許多人物故事，生動地表現了八股取士對一般知識分子的支配力和誘惑力。
例如周進，考到六十歲還連一個秀才也撈不到。不僅在物質生活上受困苦，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受屈辱，周圍的人都嘲笑、欺壓他，以致連一年十二兩銀子的館也從不牢，不得不跟著做生意的姐夫到省城去混飯吃。
就是在這時候，他仍不曾絕望于科舉，一看見幾十年夢想著的貢院，就要進去看看。結果在里面觸景生情，哭得個死去活來，直到眾客人答應幫他湊錢捐監進場，參加考試，這才“爬到地下、磕了幾個頭，……不再哭了”。
又如五十四歲的老童生范進，考了二十多次才中舉人，而當這個不相信會實現的夢想竟然實現的時候，驚喜交集，以致發了瘋。 科舉制度給人帶來的功名富貴是很現實的。
周進發達之后，原先侮辱他的梅玖恬不知恥地在別人面前冒充他的學生把他先前寫的對聯結也小心地揭下，象寶貝一樣藏起來，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相與。曾經輕視他、辭掉他的館的薛家集的人也斂了分子，買禮物來賀喜，后來竟供起他的長生祿位牌。
范進中了舉人之后，不說旁人，就是幾天前還臭罵他的胡屠戶，馬上就換了一副嘴臉鄉紳張靜齋也馬上來賀喜，恭維了一通之后，又送銀子，又送房子。 作者在諷刺科舉制度反動性的同時，也諷刺了它的腐朽性用八股文取土，本來是一種愚民政策。
但統治者還嫌不夠，竟然分開反對做學問，只許作八股文。周進做學道，有一個童生要求面試詩詞歌賦，他變了臉教訓他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于是命令“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著膊子，一路跟頭又到大門外面。”
這樣，準備應試的人就只知道，而且只能夠作八股文了。 雖然統治者制訂了所謂的場規，但那種考試實際上弊竇百出。
八股文作得好也不一定能考取，考取的不一定善作八股文。先前，周進連秀才都屢考不中，但捐監之后，卻立刻考取舉人、進士、扶搖直上。
他做了學道，不等試卷交齊，就可以先取范進為第一名，魏好古為第二十名。更有甚者，巡撫衙門的潘三可以設法用匡超人作替身，替金躍考秀才。
這樣的考試制度，如何能拔取真才？所以已經做了學道的范進，為了報答老師的恩情，要照應考生荀玫而當幕客開他的玩笑時，他竟連大文豪蘇軾都不知道，還愁著眉說：“蘇軾既然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 作品所反映的這樣情況是可以找到印證的。
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六中曾指出明朝的秀才舉人之流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后、字書偏旁，清朝的情況更壞，王士縝《香祖筆記》卷八中記載一位“老科甲”不知《史記》為何書，司馬遷為何人；卷五中記載一位“太學生”不知《昭明文選》。 這種腐朽的科舉制度不僅把一般知識分子培養成庸妄無知而不自知的人，更把他們培養成墮落無恥而不自覺的人。
范進本來很老實，中舉后死了母親，就聽了張鄉紳的話，換掉孝服，到湯知縣那里去打秋風，現出種種丑態。荀玫中進士后做了工部員外郎，怕“丁憂”誤了做官，就打算匿喪不報；身為人倫師表的周司業、范通政也居然贊成，自愿設法替他“奪情”。
口里說“從不曉得占人寸絲粟的便宜”的嚴汞生。竟沎泎船家，關王天大的豬，霸占第第的家產。
所有這些科舉中人為了功名富貴，什麼丑事都做得出來，不僅不以為恥，反而認為應該如此。偶然有真正的品德、做學問的人，就會受到冷嘲熱諷，被看做書呆子。
高翰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