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論語中表現了孔子視富貴如浮云,安貧樂道的句子
【原文】
子曰：“飯疏食①，飲水②，曲肱③而枕④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注釋】
①飯疏食：飯，這里作動詞用，指吃飯。疏食，粗糧。②水：古代以“湯”和“水”對舉.“湯”指熱水，“水”就是冷水。③肱（gong）：上臂，這用泛指胳膊。④枕；用作動詞。
【譯文】
孔子說：“吃粗糧，喝冷水，彎過手臂當枕頭，也自有快樂在其中。不仁義的富有和尊貴，對于我來說，就像天邊飄浮的云一樣。”
【讀解】
這一段夫子自道，我們在《雍也》篇里孔子贊美顏回時已經說到過。無論孔子還是顏回，都是安貧樂道的典范，這一段文字與《雍也》里孔子贊美顏回的那一段文字一樣，也都成了安貧爾邁精神的著名表述。
2. 《論語》十二章中那幾則體現了孔子“安貧樂道”的精神
《論語》每篇標題取自首章首句中的兩個字，各篇之間沒有時間的先后順序，每篇內各章之間也沒有共同的主題。
作為說理文，《論語》還很幼稚。不過先秦說理文的一些文體特征，在 《論語》中已有萌芽。
語錄體是《論語》文體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記錄孔子的只 言片語，或是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的對話，都比較短小簡約，還沒有構成單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孔子的主要思想： A、政治思想。
以“禮”和“仁”為核心。 以“禮”為支柱的治人之學 。
以“禮”為支柱的治人之學實際上就是孔子的治國思想。孔子繼承了西周以來把禮作為治國之經緯的思想，認為禮是治國之本，形成了以禮樂教化治國安邦的總體思路。
孔子對周禮抱著很尊敬的心態，而在實際上又有所損益。在繼承中創新，目的是為了救世。
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禮”的，在《論語》中多次談到自己對西周禮樂的向往。子曰：“周監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八佾》）“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述而》）這態度談和感情畢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為周禮再好，也只是代表一個逝去了的時代，盡管那個時代曾經確實是輝煌的。 “禮”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軍旅、冠婚喪葬、朝聘、會盟等等方面的禮節儀式。
孔子認為，注重“禮”的內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內在精神終究還要靠外在形式來體現。所以對這些禮節儀式，孔子不但認真學習，親履親行，而且要求弟子們嚴格遵守。
他教育顏淵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他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理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泰伯》）對于違背禮法原則的行為，他總是給予嚴厲的批評和抵制。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對禮的僭越，他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他批評“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他諷刺地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佾》）宰我欲去三年之喪，他斥之為“不仁”（《陽貨》）。
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則，是“博學于文，約之以禮”（《顏淵》）。因為“禮”的內在精神是維護宗法等級制度，所以和每個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
行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禮”，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違禮。因此，孔子不但明確提出“正名”的主張，而且還通過編修《春秋》，對種種違禮僭越的行為進行了譏刺貶斥。
“禮”所講的行為準則，也具有教化性質，要義是要求人們通過加強修養，自覺地約束自己，達到人際關系的協調，因而在精神上與“仁”“德”互相滲透貫通，所以孔子明確地把二者結合起來，認為“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
在政治上，他反對使用強制性的刑法，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為政》）。 如果孔子果真面對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形勢，一味地維護周禮，那他肯定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保守派。
但是，事實上，他對周禮也有許多不滿之處，并在推崇周禮的前提下，對周禮進行了許多“損益”。如“周禮”重視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遲問知時則主張：“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雍也》）子路問事鬼神的問題，孔子明確地告訴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他的弟子都認為“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輕鬼神，革新了“周禮”的基本精神。
又如“周禮”規定的宗法制、世襲制在孔子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舉賢才”（《子路》）打破了親親尊尊，主張“學而優則仕”（《子張》），向社會打開了取士的大門。 以“仁”為支柱的修己之學 1.1 孔子對執政者提出了“正己”的要求，孔子認為，在任何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中，執政者與臣民的關系是最基本的。
而在二者當中，孔子又最注重執政者的作用，認為執政者的好壞決定了社會治理的好壞。因此，他對執政者的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就是“正”。
當季康子問政與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顏淵》）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雖令不從。”（《子路》）又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這就是說，執政者必須從端正自身開始，通過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眾（正人）。
這樣，才能造就一個良好的秩序社會。這就是古代的所謂“典范政治”的基本要求。
執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風行雨施，及與下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 在這個基礎之上，他進一步推論，認為政治過程是一個由修己到治人的連續過程。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在孔子看來，修己為為政之本。安，就相當于今天的社會穩定。
社會何以能穩定？不是靠壓迫和欺詐，而是要在“修己”基礎上建立社會的正義和規范——禮樂刑政一整套東西。朱熹注云：“圣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