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張如柏，漢族，江西省上饒市人，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高級研究員、理事。1957年畢業于中南大學（原中南礦冶學院），后進入成都理工大學（原成都地質學院）從事礦物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直至退休。工作期間，共發表有關礦物學、地球化學論文近100篇，曾于1986年首次在世界上命名了獨立的礦物種Ertixiite(83-42)，為礦物學協會（IMA）接受（承認）而被載入礦物學全書。
上世紀80年代初，一次偶然機會，接觸到了三星堆玉器，意識到要用礦物學的方法去鑒定古玉器的礦物成份及其名稱，從而確定其產出地方，進而揭其中蘊的遠古文化信息。于1995年發表了《中國古代的玉石之路》一文，1998年發表了《四川省的龍溪玉》，1999年美國《GIA》用英文轉載了該文。2001年發表了《廣漢三星堆玉器材料的初步探》論文。
2004年首次提出：用次生礦物（Secondary Mineral）的方法去確定古玉器的次生變化（Secondary Change），于2006年發表了《用高科技方法鑒定古玉的次生變化》一文。2009年，在出版了《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一書（共三冊）。
2007年12月在成都接受大公報記者采訪，2008年3月7日36版，該報用套紅標題《三星堆玉器改寫中國歷史——古蜀文化或為中華文明之源》進行報導。隨后，、四川日報也跟進做了相關報導。
摘 要：大量像出現在四川廣漢古蜀國的玉器上（玉璧、玉牙璋、玉鐲等）、象牙上、以及重約數十公斤、額頭上相嵌（粘）有寶石的水晶頭上等等，說明在當時古蜀國流行規模之大，信教人之多可想而知。起源于中國教傳入后，經過人（可能含中國古羌族人）加工整理逐漸形成系統教理論，沉睡近2000年之后，由傳至中亞地區各國，再傳到中國漢代西域各國，最后回中國內地，這就是的倒流現象。
關鍵詞：；廣漢古蜀國；四川
一、前言
在2022年，我們發表了《論實物及載體在四川廣漢古蜀國的發現——對起源的新思考》一文，引起了學術界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我們又收集了一些資料與實物，對的起源再次進行探討。
有學者曾經說過，“歷史學的生命在于（闡明歷史的）真相和真知，而不是假相和無知”；
“研究古文字，就不能只看到（不止于）殷商甲骨文；研究中華文明不能止于夏、商、周；研究中華文化，不能止于、孔子，是中華文化孕育了，孔子，而不是，孔子創立于中華文化”。
圖2 雕刻座像的玉牙璋左圖為全貌，右圖為頂部放大 牙璋長69cm
科學研究一定要有創新，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人們對客觀事物創新的發現史。所謂創新，就是敢于研究前人從未研究過的東西（學術課題）。但是，研究者一定要親自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或實物），只有這樣，寫出的
才能有說服力，而不能一味地從文獻到文獻（當然，引用文獻也是應該的）地空談闊論，更不能憑空地想象推論。
在已知的一切有關的書籍中，無論中國的、外國的都是千篇一律地宣傳說：“是的‘創始人’（引號是我們加的）”。簡稱為“”或“”。在很多文獻中都說：是從摩耶（Mahāmāyā）夫人的左手窩生出來的，生出來之后，就會走路，共走了7步，一步一朵，走了七步，而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等等。
季羨林（2006）在《季羨林談》一書中，一針見血地說：“……至于中說，
遇到老人、死人、病人的故事，在最原始典里都是沒有的，可能是后來和尚們認為，沒有這些就不能說明出家的原因，因而是編造出來的”。就現在所知，文獻中對的出生年月與死亡年月都眾說紛紜，不過就大致的年份來講，與中國春秋時代的孔子是同一時代的人物，這是無疑的，他們的年齡差距不會很遠，大致在世生活了80年。而孔子生活了73年（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按照中國的紀年順序：三皇（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禹）、商、周、東周、西周、春秋、戰國等等，而后是秦、漢。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在《史記》中都未記載過的黃帝以前的四川廣漢古蜀國，會有大量像出現在玉器上（玉牙璋、玉璧等）？還有頭像巨人（高1.1m）被發現？尤其是玉器上像與中國遠古文化的太極圖、八卦、十二生肖等組合在一起？如果說是起源于，那麼，四川廣漢古蜀這些的出現又如何解釋呢？又據《歷代漢州（廣漢）志》記載：廣漢縣竟有108座（），可見當時該地流行之廣，可想而知。據不完全統計，與廣漢相鄰的什邡、彭州、新都等地就有150多座，時間從周朝直到清朝末年。與廣漢較遠的大邑縣、雙流縣等地也有167座，就連成都市都有數十個，例如，龍潭、章靈、紅瓦、燃燈、燈、石經、太慈、青羊宮（觀）、（院）等等，如果不流行，為什麼在川西平原會出現如此眾多的呢？
圖3 雙面玉人，一面是古蜀國的正常的人面像（左）， 一面是有發結的古蜀國的（徒）的人面像
“天竺”一詞出現在我國東漢時期的文獻中，那麼至遲在東漢以前，的商人有少部分就有可能沿著古代的商道到成都定居或做貿易，否則成都不可能出現“小天竺”的街名。
二、情況簡介
據《中亞文明史，卷Ⅱ》資料，“在B.C.3000年，原始人是從位于咸海與里海之間的東歐大草原向西南遷移，他們的主體到達和穿越馬爾吉那與Bactria并在犍地區建立了自己的文化。”
“”一名
河，為“Sindhu”，也曾經譯為“信度”、“身”，意為海洋河流。在的人，有100多個，無論那個都不占絕對優勢。而在我們中國，漢族約占人口的85%左右，其他少數（56個）約占15%左右。中國人講漢語的人占絕大多數。在有179種語言，500多種方言，5萬人口以上的人使用的語言有118種之多，語言的多種性說明人種的復雜性，B.S.古哈（1935）將人種分為尼格羅人（Negroids）、原始澳大利亞人（Proto-Austroloids）、人（Mongoloids）、地中海人（Mediterraneans）、迪納拉人（Alpo-Dinaries）和北歐人（Nordics）等，故人類學家稱為人種博物館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古代，外敵侵入多次，每次入侵均帶來了大量的人口遷入和語言的混入，致使該國語言與人種的復雜性。由于不同的入住，導致了的多樣性。就而言，除有本土的（門教）以外，還有耆那教（Jinas）、、教、、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er，又稱襖教、拜火教），后五種，在人心目中均不是本土，是外來的非本土。人認為：只有才是本土，它的前身就是門教，這種門教在誕生前，就早已在人中有了而存在。此外，在還有密教（是教的混合產物）、錫克教（是與教的混合產物）。因此，也被學術界稱為博物館。有專家（尚金鵬，2007）指出：“與耆那教是土生土長的非傳統（）文化”。我們認為，這種論述是自相矛盾的，為何是土生土長、又是非傳統的呢？在中就有“
東方”的表述，這說明不是本土的東西，是典型的舶來品，如同中國人認為，是外來的，非本土（中國）的，所以不管士如何花力氣宣傳它，中國人就是不信（當然也有少數人信它），所以，在中國不流行，而是中國本土的東西，是它的“娘家”，所以在中國十分流行，這是合客觀情況的。
三、中國遠古時代早有對的認知和文化中可能的中國元素
在《明論》中，記載了夏禹時代有一位曾輔佐禹處理朝政的人，此人叫伯益，他是中國古代知最早的人，他也很可能是中國古書《山海經》
之一。
一組十二生肖像組合在一起的玉器。上右是底部的十二生肖之一的“羊”，每尊都有古文字像圖
伯益確有其人，查《中國大全書》（第二版）敘述：“伯益：中國上古帝王顓頊（顓頊是黃帝的孫子——本文
注）的后代，大業娶女所生，名大費，也作伯翳、柏翳。相傳輔佐大禹冶水有功，被舜賞之，妻以姚姓之女賜姓贏氏而命名為虞。禹即位后，舉伯為禹的繼承人，禹死后，伯讓位于禹之子啟”。
查《中國姓氏大全》[6]一書，確有伯姓，其中敘述如下：“春秋時期，晉國有大夫伯宗，楚國有太宰相伯州犁，
（1）相傳為古代嬴姓祖先伯益（亦作大翳，又稱大費）的后代，（2）商朝末年，孤竹君長子伯夷（墨胎氏）的后代”。故現代上姓伯的人，可能都是伯益的后代。
文獻中說：“伯益知，是中國自古以來知的各種傳說中最早的一種傳說”。此后，在周昭王、周穆王時代也有
事活動的記載。
宗炳的《明論》引《弘明集》卷二中記載：“伯益述《山經》：天（西漢時文獻中稱為天）之國，偎人而爰人”（此處的“爰”可能是“愛”之誤——本文
注，下同），（晉）郭璞解釋：“古謂天即天竺，浮屠（即）所興，偎人之義，亦之訓矣。因亦聞于三五之世矣”。又在《山海經·海內經》中記載：“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可能不是指現今的），天，其人水居，偎人愛之”。前述的“浮屠”是“Buddha”，譯音即是指，“天”可能是“身”的誤讀，其為“Sindha”，其原意即為“”，是由古而來，所謂“三五之世”即指我國古代的三皇五帝時代。
圖8 在、奏樂、拜（上）和拿“琴”演奏（下）
由此可見，
“”的概念，遠在夏代及其以前，就已在中國古人心目中存在，最早文字記載的是伯益。其實，《山海經》一書，是記錄了自遠古到春秋戰國以前的古人所見所聞的傳說，后人把這些傳說故事匯編而成的。其
可能遠非一人所能完成，該書是一部集體作品，最終是某一個人再串編起來，集成一部著作，流傳至今。書中所提及的一些怪異的動物，可能都是遺傳基因發生變異的結果。
前已敘及，“創始人”（引號是
加的）的與我國春秋時代的孔子是同一時代的人物，而早在我國的五帝（黃帝、顓瑣、帝嚳、帝堯、帝舜）以前就存在了。《華陽國志·蜀志》中，開頭一句是：“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至皇帝……”。此處的“人皇”即指“伏羲”。可見，古蜀國的歷史及其文物（玉器、青銅器等），與伏羲、皇帝有關，在古蜀國玉器上曾發現了伏羲氏的風姓（H）字樣和“絲”字，“”字，故而可以肯定，在遠古，“絲”與“”早就結下了不解之緣。
研究《史》、《魏晉南北朝史》的專家們都應聽說過（或看過）有《明論》一書，該書中提到的伯益知的論述都未曾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因為在史研究中，學者們都可能有一種固定的、傳統的觀點，即認為；是外來的（即由傳入），這就把的起源做了“結論”，故此在《明論》中縱然有
中國古代（在夏、商、周以前）早有（當時可能不叫，是一種活動）存在，也認為這是中國古人的傳說，而加以排斥。這樣一來，就把一個正確的東西（指）被錯誤的觀點所否定了。研究者是根據自己的立場來對古史材料的取舍做出不該做出的誤判，故而信史就變成了“偽史”了。在文獻[7]中的
就犯了這種不該犯的錯誤。現今我們發現了大量的有關起源于中國四川的證據，就應該要像起源于中國和櫻花也起源于中國那樣，把起源于中國的發話權拿回來。一旦這個觀點（起源于中國的觀點）認可，將會產生深遠影響，有學者說，甚至會改寫世界史！
為了進一步說明不是起源于，我們再提供有關資料供專家參考。
英國《每日郵報》2010年11月15報導：“一家中國公司在阿富汗的Mesaynak銅礦山開礦時，意外地發現了一處建立在古絲綢之路上（公元）2700年以前教，成為又一項考古發現。考古學家說，這座是位于喀布爾（Kabul）以南30km處。這座始建于公元前7世紀（B.C.700年）教里有數座舍利塔，有150多尊大小不一教雕像，還有裝飾著黃金和錢幣的壁畫，其數量之多，可以裝滿阿富漢博物館，實物證據的發現，從時間上了公元2500年之說。”換句話說，此比出生時還要早近200年左右，由此可以斷言，（）不是的創立者，在他之前，在中亞地區早已存在了。
古蜀國的龐大樂隊在奏樂，有笛、簫、箏、豎琴等等，有座在上的，有跪著.右圖是在彈奏豎琴
另據美國遺傳學者J.H.Ge
運用DNA技術測定，即基因考古學（Ge
ical Archaeology）手段證實，是中國伏羲裔古羌人后代，或即是說，是中國的古羌人。在一本1924年出版的《史略》中，曾敘述：《“（Sakyamuni）”中的“釋迦”（二字）為種族之名，義云能也，其族屬于利亞人種中的黃種人。“牟尼”（二字）者，寂為賢人之義》。這就是說，“”一詞，實際上是老百姓（）給的尊稱，原意可以理解為“黃種人中的賢人或能人”，正如中國人對某種有特殊技能的人的尊稱那樣。此外，在1943年出版的（史）一書中，也有類似的敘述。故而DNA測定表明，（）是古羌人后代也不足為奇了！故中說，是黃皮膚的黃種人（中國人就是黃種人）。遠古時期的古人是從高原進入的。也可以從四川經云南進入而達。從人類學角度來講，在現今的那加蘭邦和阿姆邦，這二個邦的人，都應當具有利亞人血統的基因。至于是如何傳去呢？中外交通史研究專家早有論述，早在B.C.2000年（即公元前2000年），有一條從四川成都出發經過云南保山，騰沖進入的密，而后沿依洛瓦底江進入的商道（即的貿易商道），把成都出產的絲和其他日用品運去，再從向西運到歐洲，擔任運輸任務的是中國的古羌人和古彝人，時至今日，在東北部的一個叫做那加蘭邦（邦相當于中國的省）有中國古羌人的后裔在該地[1]。Naga（那加）即是“龍”的意思。有一個少數叫做那加族。那加族即是“龍人的族”，那加蘭邦是否可以理解為“龍人的省”呢？世界上只有中國人自稱是龍的傳人，其他的人不叫龍的傳人。那加蘭邦位于東北部，與、中國接壤。我們在廣漢古蜀國玉器上發現了“絲”字與“”字，由此可見，是“絲”把“”帶去，所謂絲綢之路的最原始的起始點是在成都，最早應稱之為“絲路文化”（其中應包括有“文化”）。由于“絲路文化”的暢通，把中國龍的概念也帶入文化之中。“絲路文化”之路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稱之為“文化”之路。在歷史上，任何一條商貿道路的開通，其功能都是多方面的。在上世紀90年代曾出版了《絲路文化》一書，共三卷，即沙漠卷、草原卷和吐蕃卷，論述東方文化是如何從三條道路傳去的過程，書中也提到了“絲綢”與“（）”。但從時間上來講，書中所敘述的“絲綢”與“”，遠遠晚于廣漢古蜀國的“絲綢”與“”是從四川成都經云南、傳播去。也即是說，“南方絲綢之路”是黃帝時代之前就有了，在《史記·夏本紀》中就記載了有岱畎絲（產的絲）、絲（柞蠶絲）、漆絲（家蠶絲）等等。而“北方絲綢之路”是在隋、唐時代才出現的，前者是從成都出發，后者是從長安（西安）出發。
這是一座高××公分，寬××公分，重××公斤的水晶，浮刻有右旋的“卐”，座在上
時至今日，文化中“龍”的影子隨處可見，除上述提及的Naga（龍）以外，例如的“龍軍”（Nagasena），“大龍”（與中國遠王相對應），“龍宮”（與《西游記》中的東海龍宮相對應），“龍樹”（Nagariuna），此又譯為“龍猛”等等。
在中的“Bhiksu”譯為“比丘”，相當于中國的“和尚”；“Bhiksum”譯為“比丘尼”，相當于中國的“尼姑”（的“修女”）；“Upsaka”譯為“優婆”，相當于中國的“善男”；“Upasika”，譯為“優婆卡”，相當于中國的“信女”。這樣，中國的“和尚”，“尼姑”，“善男”，“信女”的稱呼完全對應于的古意思。在有一個總管眾神的神稱為“閻摩”（yama），中國人叫“王”（簡稱“”），在《西游記》就有敘述。
中國遠古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在《經》中有描述，其中與的十二神相對應。
中國遠古文化中的“卍”（左旋）與“卐”（右旋）號在文化中也有表現。在中有《卐字續》。這種左旋與右旋號實際上由魚太極圖演變而來。在太極圖中，也有左旋與右旋之分，的身穿的那種道袍身背后繪的是左旋太極圖，而在一尊的畫像中，其袒胸露懷的前胸位置刻劃的是右旋卐，但也有左旋卍，這個左旋號（卍）也是原始——中的雍仲的教徽，其意義是“永恒”，“永生”。這個號（左旋）在中國周原遺址中有發現，在西亞的“halaf”女神的肩上也有發現，在國內的四川彝族文化中，左旋（卍）與右旋（卐）都有發現，某些國外的團體也用了這個右旋號。如果我們不去考慮如何去解釋它們，所有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這個號，其原點肯定在四川廣漢古蜀國，即都是從古蜀國傳播出去的，而不是起源于西亞。
我們在古蜀國玉器上看到，古蜀國人在時，頭上戴的帽子邊緣就刻劃有“卐”或“卍”號。
在的Mobenju-Daro古遺址中，發現有三只眼和拿三叉戟（Trisule）的神，這與中國《》中的拿三叉戟有三只眼的楊戩何其相似？！此外，在古文化中有Linga（）崇拜（三星堆有大量性崇拜玉器發現）和母神崇拜（與我國紅山文化的那個大肚子的“中親”一樣）。這些在中國遠古文化中早就已經出現了。
在古文化中，有很多“神”，這與中國的遠古傳說中的神十分雷同。例如：Surya（蘇里雅）——太陽神：Vayu(伐內)——風神；Parjanya（帕捷尼亞）——雨神；Varuna（伐樓那）——；Indra（茵）——雷電神；Apas（阿帕斯）——水神等等。中國古典《卦神榜》中有：雷公、雷母神，風婆婆神，雨神等等。在三星堆玉器上就有太陽月亮的情景，古蜀國人肩膀掛上一個類似于《》中的武松帶上那種“枷鎖”，地上向著太陽和月亮，我們認為這是在祭太陽與祭月亮。中、印兩國神話的人物如此雷同，說明文化的長期存在，是中國文化向傳播呢？還是文化向中國傳播呢？這是歷史學家的研究課題。研究彝族文化史的專家認為，中華文明史至少在萬年或萬年以上。而的文化史，經考古學專家研究是在公元前3000年才開始出現了河文明（J.Marshall et.al. 1926年）。那種認為中國文化是受所謂文化影響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眾所周知，在古代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叫做貴霜（Kushān）王朝時代，它是由中國古代的大月氏（Indoscythae）人所創建的。時間大約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100年直至公元40年左右，建立貴霜王朝的第一個首領是丘就卻（丘姓是中國古代以今山東淄博市的臨淄北的古地名，營丘的丘來賜姓的），他統一了各部落自立為王，在位三十五年，國號貴霜，其國疆土范圍是，以現今的阿富漢都興山南北為中心，北達錫爾河，東到克什米爾，南到巴基斯坦東部，西到東部，是當時中亞一個大國，可能還包括了現今的北部廣大地區。貴霜王朝傳到的迦膩色迦王朝（Kanishka），此時，面積更大，恒河上游是其領土范圍，該國文化十分發達，在線幣有丘就卻的雕像像在一起，可見，在貴霜王朝流行。由大月氏建立的貴霜王朝，起初用希臘文，后
己又創造了貴霜文，在貴霜王朝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當時的犍（今巴斯基坦白沙瓦地區）與克什米爾成了心。公元前二年，“博士第子景廬，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屠經》，這是到中國內地最早來的和尚，此人正是大月氏人”。有學者認為，大月氏人是古羌人的后代。
四、實物描述
為了使學術界認識并了解古蜀國的遠古文化教的淵源關系，除了我們在文獻公布的有關實物照片外，現在我們再公布一些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實物照片，供研究的專家參考。
圖11 彝文中出現的右旋卐與左旋[卍]（上）[9] 和的教徽卍（見亞洲新聞周刊，2022.6
一把玉牙璋，其形狀與常見牙璋一樣，所不同的是，在此牙璋的頂端分叉處，雕鑿一個雙腿盤座在上的和尚（徒），右手五指拼攏，垂直向上指天，左手手心上放置了一只器物，人物神采奕奕，雙目炯炯有神，整個牙璋長69cm（其中，和尚高13cm），分叉處寬12cm，下部柄處寬9.8cm，厚度約0.3cm，其材料為透閃石玉，即龍溪玉。
牙璋乃古人祭天之用，為何在其分叉之處雕鑿了一個盤腿座在上的和尚（徒）呢？足見牙璋在古蜀國除了祭天、祭地、祭祖先外，其另一種功能可能是祭，若如此，則古蜀國之流行可見一斑，當時人們對的與崇敬之情可想而知。
一件雙面人玉頭，其十分稀奇之處是：一面是頭上有發結的古蜀國，這說明古蜀國當時有信（），他們把頭發梳成發結以似與一般古蜀國人有別。另一面是普通的古蜀國人，頭戴“V”字形帽。這件玉器充分說明，當時古蜀國教十分盛行，信人眾多，他們和睦相處，共同生活在一個和睦、友好的大家庭里。
收教有關的古蜀玉器
一組盤腿而座像（和尚）與十二生肖、古文字組合的玉器，每尊均座在上，他們背后那個“板”與人是一個整體，但形狀不同，每尊的側面浮雕一種動物（十二生肖中的一種），每尊的后背“板”上陰刻了一個頭，手中各拿了不同的飾物（如，凈水瓶，，太陽輪等等），“板”的背后兩邊有數量不一的古文字（均未標出）。
用阿富汗產出的著名青金石（Lazurite）礦區Badakhsan所產生的青金石礦物鑿雕而成像。重750克，高15.5cm，寬7.0cm，平均厚度2.5cm，這種礦物的化學式是(Na, Ca)8Si6Al6O24[(SO4), S, Cl(OH)]2。Badakhsan（巴迏赫尚）礦區位于阿富汗的興都山東部的柯爾奇河流域地區。該地是向中亞傳播的重要節點地，此件青金石出現在四川古蜀國，充分說明，當時的長期性與影響力所及。
此外，在古蜀國，還發現了用水晶雕鑿而成像頭，共發現×個，其重量從14.01kg~32.44kg不等，高度從38~48cm不等，共有二種類型。
類型Ⅰ，頭上有發結的，與四川樂山大的頭部十分相似，每尊水晶頭上的發結數目不同，從80~180個不等，每個發結的直徑大小從1.0~3.2cm不等。
類型Ⅱ，的頭發辮成“山”字形，即分成三到四束頭發，從額前凸向頭頂，再由頭頂與后腦勺向上梳理頭發組成一體，然后用黃金做成一個大發篐做成“”狀（類似鳳凰衛視的選美冠軍載的標志）飾物，把頭發固定篐起來，使之不會脫落，在其上相嵌（粘）了寶石。文獻中的的發型可能都是由此類發型演變而來。
現將此二種類型水晶頭各擇一種描述如下：
一尊水晶頭，重22.91kg，高48cm，與文獻中公布的頭像和四川樂山大頭像基本一致。此水晶頭的發結約128個，每個發結直徑為1.2~1.5cm不等，其頭頂大發結直徑約8cm左右，比較此水晶頭與樂山大（唐朝）像頭和文獻上的頭像，由此可以看出，此水晶頭遠早于樂山大頭教文獻中的頭像出現的時間，故而可以肯定，世界上此種類型像頭原產地在四川古蜀國無疑。
收教有關的古蜀玉器
“山”字型水晶頭，重14.04kg，高48cm，胸前相嵌（粘）有13顆不同顏色的寶石，水向成弧形排列有九顆寶石，中間向下有二顆寶石，左、右各一顆寶石，這些寶石直徑平均為0.3cm，額頭的一顆紅色寶石直徑為0.5cm，冠狀上的紫色寶石為橢圓狀，長軸2cm，短軸為0.8cm，頭發先梳成條狀，從前額經頭頂與后腦勺的頭發組合起來，編成“山”字形，再用相嵌（粘）有寶石的黃金發篐固定起來。由此可見，目前流行在頒獎大會上的冠軍飾物，在遠古的古蜀國就出現了。
一位雙腿盤座在上的奏樂的，他手中拿著類似于“月琴”的樂器。此乃是一個龐大的樂隊在演奏的之一。這個樂隊中有吹類似于“排簫”的樂器。我們還在一件慶豐收的情景玉畫版中，見有吹笛子的、的、吹鎖吶的等等。
一組在吹奏樂器的古蜀國樂隊，其中有彈豎琴的、吹鎖吶的、吹笛的、吹排簫的等等，有的座在上，有的地上，這是否是在做時古蜀國在奏樂呢？由此看來，中國的音樂史、樂器史是否要改寫呢？
一尊高××厘米，寬××厘米，重約××公斤的水晶，座在上，盤腿而座，右手五指拼齊，指向天空，左手中托上一只凈水瓶，念念有詞，后面的“大屏幕”光芒四射，頭上有發結。
四川彝族文字中出現的左旋（卍）與右旋的（卐）號，右圖中的卍是雍仲笨教的教徽。
五、的倒流——再回到中國
已故的國學季羨林說，他研究五十余年，發現了的倒流現象，他教倒流的公式是：（起源）——（傳向）中國——（再傳回），即起源于。
收教有關的古蜀玉器
我們認為，的倒流不是生所提出的“－中國－”公式，而恰好是相反，即“中國（起源）－（傳向）—（經過）中亞—西域－（再傳回）中國”的公式。即是是起源于中國，而后經過從四川到的古商道傳播到，再經過中亞諸國傳到中國漢代西域各國，最終再傳回到中國內地。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的倒流”的觀點，即：“中國－－中國”公式。如果說，是起源于，為何當再傳回時，在不流行？而應其自生自滅呢？這說明在沒有根基，因為人的是門教，他們一直把當成為舶來品，人們為什麼硬是要“拉郎配”呢？相反，因為起源于中國，中國是它的“娘家”，當傳入后，到阿育王朝向外傳播，再由中亞、西域各國再傳回中國內地，自然而然受到中國老百姓的歡迎，故而在中國內地至今長久不衰。
為了闡明的回流，我們必須明確幾個基本概念。
1）中亞的概念
中亞”（Central Asia）,即是指亞洲中部，此名由來已久，曾稱之為“高地”。中亞“一詞最早為德國地理學家洪堡（Ａ.Von.Humbolde）提出。現今教科文確認中亞地區包括有：阿富漢、中國西部高原、北部、東北部、高原、巴基斯坦以及前蘇聯諸中亞境內各個地區范圍之部分地區（參見C-78ICONF, 636/3，巴黎，1979年2月12日文獻）。
2）西域的概念
在文獻中，所謂西域應當包括有大西域與小西域之分，前者包括了今天的與接壤的克什米爾、帕米爾、蔥嶺等地（還包括前蘇聯中亞各國的部份地區），后者是專指我國境內的漢朝所稱之為的西域三十六國而言。
3）教傳播的中亞、西域主要簡介
a）康居國，又稱康國，即今之烏茲別克斯坦的Samarrand（撤馬爾漢）地區，在《史記》、《漢書》、《魏略》等中稱康居，《書》稱康國，其疆域范圍大致包括：塔什干（Tashkend）以北，今吉爾吉斯坦西南部和塔吉克斯的北部的部份地區，最南部可能與中國古代大月氏國所管轄的華氏城（今瓦爾拉巴德）為界，還包括了郅支城（今吉爾吉斯坦的奧什市地區）。其都城位于Afrasiah或Kasansh。
收教有關的古蜀玉器
b）國：（Partava）為古語，在中世紀的語中，將Partava改稱為Partu。在《希臘古地誌》中寫為Parthyaca，在中寫為Pahlava。另一名Bokhara,在《漢書》中譯為，《隋書》譯為安國，《書》譯為安國或捕豁，或捕喝。
據《中國大全書 卷4》資料，國又稱帕提亞國（Parthian Empire）是公元前247－公元前224年古代王國，其位置相當于現今的呼羅珊（省）地區，東部與阿富漢接壤，公元前二世紀，一個游牧遷至帕提亞，與當地土著民眾融合之后，經過發展建成了一個王朝，漢文稱之為國，文獻稱為帕提亞王朝，該王朝東北與康居和大月氏（即今之土庫曼斯坦）相接壤。
該國王子安清（即后來人們稱之的皈入安世清），曾來洛陽譯。
c) 大月氏（Indoscythe）[12]，是公元前二世紀以前居住在我國西北地區的古代，在《史記》、《漢書》、《魏書》均稱作大月氏，后因戰爭原因，大月氏遷往西部中亞地區的現今伊塞克湖地區，在Ｂ.Ｃ.139－Ｂ.Ｃ.129年間，烏孫大月氏迫使大月氏被迫南遷至達阿姆河北岸，公元前一世紀大月氏征服了大夏（中亞古國）建立了強大的（）貴朝。
d) 西漢時期西域都護府諸國名稱：
西域都護府包括今爾自治區全部，東到，南與自治區接壤，北到今天的塔城，西南部到帕米爾，西到今天的哈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坦東部的廣大地域，包括有大宛國、烏孫國、于闐國、龜茲國、鄯善國、車師國、焉耆國等等，這些小國都各自有自已的語言。
至于東漢時期的西域都護府所管轄的范圍，與東漢的西域都護府的管轄范圍基本一致，故而歷史上總稱為西域三十六國。
4）的回流及其路線
自從在Ｂ.Ｃ.2000年從四川省沿著一條古商道的起點成都，經云南保山到的密，再向西到達時，產生于四川（當時可能不稱）思想、禮儀，隨商道而傳到，此時尚未出生，與中國孔子是同時代的人物，而卻是在此之前或更早的時候就傳到了，而這種傳播與絲（綢）是不可分割的，因為我們在三星堆古蜀國玉器上發現了“絲”字與“”字。而絲的發明與蠶的馴化有關系。野蠶馴化為家蠶是在Ｂ.Ｃ.3500（即公元前3500年）年由中國人完成的，即是由黃帝原配夫人嫘祖（四川人稱之為蠶母娘娘）所為。由此推算，中國人早在公元5500年左右就完成了野蠶家養后吐成了絲，所以，在三星堆古蜀國玉器上出現了現今的“絲”字，在四川省鹽亭縣（嫘祖家鄉）金雞鄉元樂村就出土有金蠶、青銅蠶。在成都市古代有蠶市，在成都市新都區管轄的龍橋鎮，曾挖出有“蠶市之墟”的石牌，據考證此牌是東漢時代的產物。在古之中，有“絲”字（Pattia），“綾”字（Prnga）、“錦”（Citra），而在三星堆古蜀國玉器上，不但有“絲”字，而且有“”字，故可以肯定，在中國的遠古時代，“絲”這種日用品與“”文化，早已傳至，而絲這種商品遠消至歐洲。如果不是這樣，歐洲人為何對絲綢會如此情有獨鐘呢？由于絲路文化的開通，作為洋海貝也會隨商道進入中國云南、四川也不足為奇了。如前所述，成都市的“天竺街”地名，表明在東漢時期（或之前）商人早就與成都有商貿往來了。
收教有關的古蜀玉器
為了進一步闡明的傳播路線是從中亞經西域傳入中國內地，請看下列史料。
在阿富漢的罕撤（Hunza）有很多遺址，此處是徒與商人來往于中亞必經之地。在巴米揚（Bamiyang）有巨大像（現已被），此可與中國四川樂山像相比，在一個叫做吉爾吉特地方，有一座塔，其中有用寫教圖書，在喀布爾地區的Teperuaranjan發現有。
在烏茲別克斯坦的Surkhan Darg地區，發現了有貴霜王朝的錢幣，陶器，其上有頭。在Darakhcha-Tepe地方發現有（神）殿，在其他地方發現了建筑群，其中有供僧團（Sangha）的大廳。
在土庫曼斯坦的一個叫做謀夫地方塔里發現了用書寫在樺樹皮上教（經）手抄本。
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楚（chū）河流域的Krasonrechensk（克拉桑雷琴斯克）教遺址中，有用抄寫的。
此外，在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及查謨地區均有遺址被發現[15]。
當在中亞地區傳播開來之后，隨著商貿活動的不斷發展，徒與商人往來頻繁。的思想理念由中亞向東傳入西域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在西域與中亞各國接壤的康居國、國、于闐國、樓蘭國、龜茲（唸求與慈）國等等，最先接觸。這樣，
康居國的姓康，有名的是康安世清。龜茲（今庫車）國的著名摩羅什（也有學者說是古羌族人后代），等等。傳入西域教，在有具體的表現，例如，在拜城的克孜爾的石窟中有群，共236個，開鑿于公元3世紀止于公元5世紀（或9世紀），時間之長令人不可思議，實為罕見，足見興旺盛況。此外在古代龜茲國（即現在的庫車縣）之管轄范圍地區，是西域的“心”，也是從西域向中原內地傳播的重要節點[15]，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向東推進，在甘肅的又成為的又一個節點，莫高窟的發現了世界，它是一個藝術博物館或者稱之為“沙漠中的美術館”，共有735個洞窟，它始建于公元366年，連續1000年以上，界把它稱為“藝術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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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的云崗石窟也是東傳的重要節點之一，那里有大量石雕。在陜西省的臨潼市的慶山的地宮中曾發現裝有舍利的金、銀棺槨而轟動界，在河南省嵩山少林，浙江省杭州市的靈隱，的棲霞都是的傳播點。在向東傳播時，還可能在青海、甘肅境內向四川傳播，有學者（吳焯，1992）認為：“四川早期教傳入可能是從青海省東南進入四川的青海道”。據他考證，在四川省的、什邡、樂山、彭山及宜賓、川東的忠縣（按：現重慶市管轄）等地均分布有早期傳入四川教雕像，并均發現于崖岸之中，時間約在東漢到魏晉南北朝之間。值得一提的是，在彭山、宜賓教雕像中，有胡人（即當時的外國人，可能中亞或西域來的）形像。在《華陽國志》“蜀志”中的郫縣部分，就記載有：“冠冕大姓：何、羅、郭等”，有學者認為；其中何姓，羅姓可能都是早期（漢代）入蜀傳的西域人的后代。
另外，從語言學上來講，進入我國漢代的西域各國之后，這些小也用本國的語言把的翻譯成本國語言以便于傳播。例如：“Buddha”一詞，漢文譯為“”，“”，“浮屠”等等。
Buddha 龜茲文 pud或pud
Buddha 康居文 pwty, pwtty
Buddha 文 bwt, but
Buddha 大夏文 bodo, boddo, buodo[17]等等。
可見，傳入中亞、西域之后，為了傳播，由轉譯為本國文字進行傳播、宣傳這是十分正常的。然而，也有直接從譯為漢文的，例如摩羅什翻譯的《浮屠經》是直接從譯出的。
由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勾劃出一條傳播之路。即起源中國西南的四川，它的時間大約在商代以前的黃帝時代或更早，當時就有一條在公元前2000年從成都經過云南保山、騰沖進入的密，再向西傳入。傳入教到了時代，此期間可能是的理論形成積累的過程。到了的阿育王朝時期，大約在公元前259年~260年之間[15]，阿育王派遣使臣向外傳播。從此時起，克什米爾（Kasmira）、巴基斯坦、阿富漢（拉合爾－白沙瓦－喀布爾－米巴米揚等沿線均有遺址）向西北的中亞地區（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烏爾別克斯坦均有）傳播，再折向東部經我國古代西域各國，將傳入中國內地。
晉朝的和尚和唐朝的玄奘和尚所謂的去“西天取經”，其實是去進行實地考察（）和進行學術（玄奘），他們二人早在國內本身就有較高深教知識，玄奘在講經受到了的熱烈歡迎。
與玄奘去是從我國地區沿回傳之路逆向而行到達的，不過后來從南下，經錫蘭回國（廣州），而玄奘仍然由陸路回國（長安）。
在，不是它的國教，所以在人的心目中是舶來品，這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就有“
東方”，“是黃皮膚的黃種人”的記載。所有經可能都不是所寫的，都是后人（和尚）假借他的口氣來寫的。所以中開頭都有“如是我聞”字樣。
例如，《說長壽滅罪護諸經》（罽賓國沙門波利奉詔譯）開頭一句是：“如是我聞。一時在王舍城耆崛山中，……”。
《說經》（姚秦三摩羅什譯）開頭一句是：“如是我聞，一時，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丘僧千十人……”。
《說》（曹魏天竺三康曾譯），開頭一句，“如是我聞，一時，住王舍城耆 崛山中，與丘眾萬二千人俱……”。
“如是我聞”，是第三人稱，是否可以理解，都是后人“聽”說的，但在編寫時，早已故去，因而推斷是后人假借的來寫的，可能絕非本人所為。但是，也有經開頭沒有“如是我聞”字樣。
寫的人是否有中國人或中國血統的外國人（古羌人）？如果有，是否也有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內容呢？值得專家們去探究。
我們認為：正如一位德高望重的專家所說，對待科學研究，要有“弱德持恒不回首”的精神。
我們還應當指出，在古蜀國還出土有一定數量的天珠，其上有古文字像，這是否說明，與天珠有關系呢？據一位族告知，在典藉中，天珠被稱為“寶”，別名叫“桑培羅布”，在《五部遺訓》一書中，也提及了天珠，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將另文討論此問題。
當一件新生事物出現在人們面前時，學者們總是拿過去所學的那一點點知識來進行判斷，是肯定或是否定這件新生事物，這是十分正常的，提出“相對論”時，有多少人出來反對他，哥伯尼提出“日心說”時，甚至被判絞刑，今天我們提出“源于中國論”，有疑是正常的，在今天，那些質疑新生事物的學者們，數十年前你們想到了在今天會有手機嗎？有洗衣機嗎？有互聯
嗎？
在今天，可能有極少數學者還未看過或聽說過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技史》的這部巨著。學者J.A.戈爾諾的“所有文明都
白種人”的荒繆論點必須底。這種論點蘊了目的。
“中國文化西來說”的錯誤論點，必須要在我們頭腦中清除掉，實際上，是“文化東來說”，有的高科技的理念在古蜀國的玉器或青銅上就有表現，只是不被人們認識罷了，中國有的學者不去仔細研究中國老祖宗遺留下的東西，而一味地跟著別人走，甚至否定自己老祖宗的東西，我們是否還要做啟蒙性的工作呢？
六、結語
本文是純粹的學術討論，只討論的起源，不涉及的理論、體系、分類等，更不涉及其他。
本文內容乃我們在學習過程中的體會，文中不妥之處，請國內外專家們匡正。韓愈（唐）在講到老師的作用時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所謂“學問”，就是應該去“學”，而后去“問”，這里所謂的問，是救教諸方。對于非專業的我們來說，本文又是一篇拋磚引玉之作，是問的繼續，誠心的不恥下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