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歲的羊今年60幾了
11月7日，中國在杭州舉辦“生命接力·救在身邊”全國人體捐獻工作十周年宣傳活動。“一個人的樂隊”在活動中演唱歌曲《感受生命》。他們都是27歲的澳大利亞人菲利普捐獻的受者。視覺中國供圖
米智慧在清潔菲利普的紀念石。中青報·中青 記者 楊杰/攝
重慶市人體捐獻紀念園，兩棵樹相擁而長。中青報·中青 記者 楊杰/攝
譚道必在女兒家中展示自己繡的鞋墊。中青報·中青 記者 楊杰/攝
菲利普·安德魯·漢考克先生身體的一些部分活在5個中國人身上。一名成都醫生得到了他的，一位有兩個孩子的母親移植了他的左腎，位于重慶的鄉生了右腎。一個曾以開卡車為生的年輕人換上了他的一只，另一只則給了雙目幾近失明的農婦。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之一醫院有許多間手術室，2022 年5月9日，菲利普躺在其中一間，被宣布腦死亡。他蓋著一層藍色的布，眼睛也被蒙住了，醫生、和 成一排，低著頭，屏著呼吸，“向偉大的捐獻者默哀”。
摘取的手術隨后開始。菲利普的臟器被放入金屬盆里，泡裝溶液。醫護人員端著盆出門，拐進另外三間手術室，兩個患者和一位肝硬化晚期病人正等待著尚有溫度的進入體內，賭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一兩天之后，兩只也再次看到這個世界。
5個的新主人互不相識，當時誰也不知道，改變他們健康和命運的“好心人”，是一位27歲的澳大利亞人。
“他是我們的王子”
被推進手術室前，菲利普的親人跟他做了最后的告別。、母親、哥哥和妹妹圍在床邊，嘴里小聲念著什麼，60多歲的彼得·漢考克拉著兒子的手吻了又吻。那天重慶下著雨，已是晚上10點，這個身材高大的男人沖出病房，沖下樓，難以抑制地對著雨天哀號。
他接到消息趕到中國時，兒子已在接受搶救，沒了意識。兩年后，彼得回憶起兒子跟他最后一次交談，是在越洋里，當時菲利普正忙著玩一款游戲。幾天之后，他就發病了。
“他是一個相當獨立的人，他作了決定，別人很難去改變。”彼得告訴中青報·中青 記者，大概七八歲時，菲利普想當一名教師。16歲他開始對吉他感興趣，然后是東亞文化。他參加過“漢語橋”比賽，拿了第二名，到玩了3周。大學畢業后，他決心來重慶，成為西南大學的一名外教。他買了兩把吉他，和在家中的一樣。
菲利普有種獨特的幽默感，照片里常常在笑，家中的墻上到處是他年輕的笑容。坐在空蕩的房間回憶兒子：節時，家人們把巧克力蛋在四處，“菲利普總是找到最多的那個”。
“他是我們的王子。”說。
菲利普熱愛冒險，在保存的兩段里，他嘗試蹦極，從高空一躍而下，風吹歪了他的臉，他失去了對四肢的控制，呼吸急促，有些害怕，著陸時說著“酷”。另一段里，他把看著像一只大蜘蛛做成的烤串嘴里，咯吱咯吱嚼了起來。
他去了中國的很多地方。一張照片里，他穿著古代武士的鎧甲，騎白馬，舉刀望向鏡頭。
菲利普在23歲時確診了糖尿病，和哥哥一樣。父母給他寄了很多針頭，他每天要給自己打三四針，有時不得不在外出吃飯前停下，照著肚子來一針。身邊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個病人。一位在菲利普身后“認識”了他，“他是個非常陽光的人，畫像里展示得都不夠。”
18歲的時候，菲利普和母親討論過捐獻，他說，活著想做個教育者，死了也想捐獻幫助別人。“大多數的年輕人不會在這個年紀討論這些，不管是在中國還是澳大利亞。”彼得說。
菲利普是中國第七位外籍捐獻者，重慶的首例。
眼睛
陳顯均有時會在生活的間隙突然想起菲利普，“他之前在做什麼，他在國外是一種什麼生活”。他在 上查菲利普喜歡什麼音樂，是不是像自己一樣喜歡Beyond那樣的樂隊——這有點奇怪，一個人去世一年后，才開始認識他。
陳顯均以前是渣土車司機，34歲，有兩個孩子。妻子在一家火鍋店工作，一家人住在重慶市大足區的出租屋里，等待回遷房蓋起。他幾乎沒離開過距離重慶市區約50公里的大足，也不想離開。
當地的房地產項目造就了一棟棟瘦高的樓，高速公路漸次修起，他和他的車子承接了城鎮化進程中的廢料，拉著泥土砂石往返于工地和棄土場，一天15到20趟。那輛紅色的卡車他開了五六年，載重30噸，相當于半節火車車廂，有時不可避免地在新馬路上留下一路泥。
每天，他的工作就是排隊，等著挖掘機裝車。一起跑車的人里，提一個人名不如提。他不是那種自來熟的人，但小鎮上走幾步就能遇到熟人，他隨時給人遞煙。
2022 年秋天的一個傍晚，陳顯均幫人拉完一車土，主家留他吃飯，他端起涼粉，往上一抻，涼粉斷了，粘著辣椒水，水恰好濺進他的右眼。他沒當回事，繼續吃飯。
第二天，那只眼睛開始發紅，流淚；第五天，一起床、睜眼，他忽然看不清東西了，“感覺你在大霧里面，是一片白的”，他以為是眼花，使勁眨了眨，還是看不清。
重慶多霧，那是貨車司機頂害怕的東西。陳顯均以前在霧里出過事。2007年，他開卡車的第二年，和同事跑車，那天霧特別大，能見度很低，陳顯均坐在副駕駛位上睡著了，后來不知怎麼突然醒了，剛睜眼幾秒鐘，車撞了，側翻在隔離帶上，他的頭發和衣服口袋里都是玻璃。
2022 年，致命的白霧開始在他的眼睛里擴散，當它接近瞳孔時，陳顯均就看不見了。之一次見的醫生說是辣椒水造成的灼傷，“可能要換”。
“我當時嚇傻了，沒想到這麼嚴重。”他換了家醫院，還是一樣的說法，只能排隊，等了一年沒等到，醫院建議他轉到重慶醫科大學附屬之一醫院。在那里，陳顯均看到排隊登記的本子上，名字密密麻麻的，不曉得要等多久。
“我又沒有其他手藝活，只會開車，眼睛都看不見了，還開什麼車，你就沒職業了。”他直直地盯著前方，陷入沉默。
依靠一只眼的生活打翻了平衡。他上下臺階時，總有一腳要踩空的感覺，接別人遞來的煙，也總是控制不好距離。朋友問他眼睛怎麼了，他說得了角膜炎，不多解釋。他在街上走，不愿跟人對視，總覺得路人看他發白的眼睛，流的是另外一種眼光。他降低了車速，不敢再開夜車。他的生活也像一輛開進了的車。
有一次，他在電視上看到新聞，通常要取用，盡快移植到受體上，一家外地醫院可以保留角膜一兩周再做手術。新聞一晃而過，他仔細回想節目和醫名字，去 上反復查了，卻沒找到，“不然肯定就去外地做了”。
陳顯均沒想到，轉機在兩三個月后出現。那天下大雨，他在附近鎮上修高速公路，上午10點接到醫院，“你是不是要換，現在馬上到醫院來。”他借了朋友的車，開回家一個多小時，收拾東西，接上妻子，開始往重慶市區開，因為大雨，排隊上高速公路就等了一個多小時，到重慶已是下午五六點。到醫院不出一個小時，他就被推進了手術室。
那是他平生之一個手術，免不了害怕。“以前看做骨頭的手術，醫生帶著工具箱叮叮當當，跟修車師傅一樣。”
他躺在手術臺上，背上冒汗，亮光照下來，他那時視力已經越來越差，只覺得有個東西在眼前晃來晃去。剪掉了他的睫毛，在眼皮和眼袋位置各打了一針。好的那只眼睛拿布蓋上，“想睜開看，但又害怕。”
手術只用了一個多小時，無影燈剛一滅，陳顯均已能看見，又養了幾天，回到家，妻子遠遠地在門口比劃數字，他終于又能看清了。
出院時，陳顯均跟醫生打聽：捐獻者是男是女？多大了？“雖然不能知道他叫什麼，但心里有個感激的方向，不是完全憑空想象。”他萬萬沒想到捐獻者是外國人，一年后才從那里聽說。叔父跟他開玩笑，“外國人的，看我們還認不認識哦。”朋友們也逗他，“你現在不得了了，中西合璧。”
現在，陳顯均吃飯時總是離桌子遠些，火鍋下菜時就側過身。做完手術后，他需要服用一種藥物。2022 年肺炎疫情期間，他購藥受到影響，沒按醫囑用藥，眼睛里又出現了白點，但已比以前好了許多。他決定放棄開車，在表哥承包的地上除草、犁地、做監工，夏天太陽，他戴上眼鏡保護眼睛。
十幾歲時，他就愛車。他騎摩托車到處跑，聲音轟鳴，從老家出來，整個村都知道。有一次馱著媳婦摔到田里，他忙忙去扶車，沒管人，老婆說他喜歡車比喜歡她多。到了需要賺錢的年紀，他去開大車，“看著更威風”。他原先夢想當職業車手，現在這個愿望被平移到兒上。
重慶霧蒙蒙的一天，陳顯均開著自家小車從大足穿城而過，車里放的是Beyond的唱片，他想起同樣熱愛音樂的菲利普。“有的老人家，說把給你，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他握著方向盤說，“但愿它能跟著我把這一生走好。”
另一只眼
重慶奉節縣甲高鎮九洞村在曲折的山里，提到換，村民換的是狗的眼睛，“哪有真實的人的眼睛換給你嘛，誰相信。”
譚道必的家在山腳，與高山隔著幾塊田，洋芋、紅薯、苞谷種在坡上。她1966年生，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她生在中間，一天書都沒讀過，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也講不來普通話。
六七歲在山上放羊，羊啃了莊稼，她要挨打。她沒出過遠門，沒見過世面，唯一的愛好是繡東西、做鞋子，能做枕頭和背娃娃的包裙。21歲，她帶著自己做的十幾雙鞋嫁了人，“婆家窮得連個板凳都沒有”。丈夫很早就外出打工了，掙來了兩層的房子，養活三個孩子。他今年58歲，跑得遠，修高鐵，修了十幾年，“他說打到60歲就不干了，工地上年輕人嫌棄老人。”
27年前，二女兒兩歲的時候，譚道必的眼睛開始有點“污”，到后來穿針也不行了。婆婆說她“眼睛那麼大一雙，怎麼會看不到”。
老房子改成了豬圈，有兩個臺階。她養了兩頭豬，一天喂三頓，一次喂食，看不清臺階，豬食“嘩”地一下潑了一地，她身上也是。做飯切菜刷鍋，她經常將手割得血長流。挖紅薯的時節，她先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刨，“大的摸起來，小的根本摸不到”。種菜弄了一身泥巴也不曉得，“看不到鏡子，照進去，一點影都沒有。”
她起初能看電視，只是“男娃女娃”分不清，后來只能看到屏幕的一點亮光。她掃地，剛把掃把放下，回頭就找不到了，只能蹲在地上摸，老公說她找得到這樣、找不到那樣，不如干脆把做飯的刀、洗鍋的刷子都背在身上。
后來是頻繁地摔跤，一次種苞谷，她從坎上摔下來，“暈死了”，爬起來又摔了，“嘴巴，手也抬不起來”。女兒來接她，她迎出去，女兒故意沒叫她，走到她面前，“我都沒認到是我女兒”。還一次，她去女兒家，找錯門口，走到別人屋里了。
自己做不了鞋之后，“娃娃給買了多麼好的鞋子”，她一下就踩到水坑里。一位親人深夜去世，她趕過去，別人說她像從泥巴里滾過去的。她盡量不去吃酒席，“前面是什麼菜不曉得，我從來不揀菜，別人給我就吃點。”
村里有人說她“懦弱”，是“沒得用的人”，“你帶起三個娃娃，眼睛也看不到，老公又出去打工，他是看不起你嘛，自己一家人都看不起呢。”她說自己“像個呆呆一樣”。
二女兒14歲就出去打工了，如今在廣州和人合伙開美甲店，今年專門給母親文了眉。大女兒在深圳，最初在廠里裁褲管，手都變形了，灰塵又重，現在進了一家電子配件廠。小兒子17歲時生了一場病，還要視力不佳的母親照顧，病好了，也出去打工了。村里二十幾戶人家只剩十幾口人，房子好，人都不在了。
多數日子，這個視力不好的女人都是孤單的，她看不了電視，村里也沒有幾個人能說得上話，她無法出遠門，唯一的消遣是沿著公路往前走，路邊開著野花，冬天也有，她歡喜看到它們模糊的影子。“怎麼生存嗎，哭啊，誰來照顧你，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生活，哪個撐起這個家。”譚道必說，“沒了一雙眼睛，跟死了沒得區別。”
小兒子還在地上爬的時候，譚道必之一次去縣里看眼睛，醫生說：“這種情況見都沒見過，怎麼治？”
等到她小兒子到鎮上讀中學，鎮上的大夫說能治好她的眼睛，開了100服中藥。她喝了，不見效果，去找了五六次，要繼續開藥，最后大夫都生氣了——一般病人見沒效果就不來了，她怎麼還來？
2005年，譚道必的聽說重慶萬州一家醫院不錯，哥哥帶她去了，醫生說“你這個必須換角膜”。一打聽費用，20萬元，她家建房子才花了3萬元，哪里有這麼多錢。
又過了兩年，譚道必的公公去世，丈夫回家了，帶她去重慶看病。“重慶的醫院，被我們農村吹得，能把你的頭換了。”譚道必的兒子來說，他們去了西南醫院，“就相當于我們的清華北大。”
夫妻倆來到西南醫院，連要掛號都不懂，去眼科轉了一圈，就被一個醫托騙走了，“一個老頭子開了很多中藥，貼眼睛，花了5000元。”他們帶了7包藥回去，認認真真地貼，感覺有那麼一點效果，又打了一次錢過去，“家里全是眼貼的袋子，我記得最深刻。”來說。
在來眼里，母親的眼睛幾乎是“永遠好不了的”，“是從小根深蒂固的事實”。小時候，他衣服破了，母親看不見，總是縫得很丑。
2022 年春節，一個遠方親戚在重慶醫科大學附屬之一醫院換了，不貴，向譚道必推薦。“我老公說，別人的眼睛跟你的眼睛不一樣，怎麼換。我說管它行不行，我要去檢查，我心也甘。”家人怕花冤枉錢，“他不讓我診，我就哭，還是哭，把他心哭就帶我去看。”
聽說她要去“上面”檢查，老家的親戚嘴巴眼睛擺起來，那意思是“就她，眼睛能治得到哦”。她看不見，但她的孩子看見了。
元宵節時，譚道必和家人去了醫院，醫生說“可以換”。
“當時那個心情，你不知道，一種不可能的事情突然變成可能，我爸眼角都濕潤了。”來回憶。他留下手機號，讓他別關機、別停機。過了3個月，突然打來。
那天來正巧在老家，母親在剝豌豆，天就要黑了，他接了。“問我們換不換，我說肯定換。”
譚道必用大鍋燒水洗了澡，做好了豬食，把鑰匙給了鄰居，第二天天見亮，就跟兒子出發了。
他們走了兩公里山路，坐小面包車到鎮上，再坐中巴到縣城，又坐車到萬州，最后乘高鐵到了重慶，一路上兒子拉著母親，譚道必高一腳低一腳，到醫院已經下午5點了。
手術時，她的眼前原本是黑的，只聽到夾的響聲，等到角膜放上，她就看到手術燈“在轉”。
復查時，她見到卡車司機陳顯均，互相搭話，都不敢說做了移植，不想隱私。想不到，兩個人的角膜出自同一個人。
雖然只有右眼恢復了視力，譚道必現在能看見天上的飛機、地上的臟東西、手機上的號碼，從重慶回家的路上，她就不用人攙扶了，“看得多麼清楚，心里好高興”。
她的外孫女上幼兒園了，以前在屋里竄來竄去，她想去抱，但看不清，只曉得她穿藍色的還是紅色的，現在她終于看清了小女孩的眉眼，“衣服上的花也顯出來了”。
她重新開始繡鞋墊，復雜的紋路上有兩個字，她不認識，照著圖案繡上了，后來才知道，那兩個字是“幸福”。
“我過了一輩子，沒想到有今天。”譚道必沒做手術的眼睛還在頻繁地出淚水，但好的那只看上去是明亮的。村里有人以為她換上了“狗的眼睛”。她跟人解釋，“這是菲利普的眼睛，他是一名外教，生病了就把捐出來，這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是個很能干的人。”
怕等不到，又怕來得太快
事后，伍軍想起來，他是見過菲利普父母的。去做手術那天，他在隔壁房間看到一對外國老人在簽同意書。如果還能見到他們，他想當面說聲謝謝。
伍軍是成都一家小醫外科醫生，常做疝氣、闌尾和膽囊手術。他留了平頭，戴邊框細細的眼鏡，說話利落。妻子說他是個堅強的人，在手術室里躺了6個小時，傷口從胸口拉到肚皮，又向兩側延伸——夏天去游泳要用上衣遮住，“不然會被當成”——從他臉上看不出緊張和害怕，衣服、床單、枕頭都被汗打，他也沒哼一聲。
他很早就知道自己肝不好，腹水使他肚子看起來和妻子懷胎9個月的一樣大。他一天跑好幾次廁所，有時候吃著飯就要去，晚上睡不好，接連發燒。他一度以為是肝癌，想著不治了。后來妻子懷了二胎，他想生下來吧，陪著老大，自己怎麼也要把孩子養大。
別人不會從他的臉上瞧出病人的氣息，他的情緒很少有大的起伏。妻子認為他唯一一次流恐懼，是去醫院接受搶救。
2022 年一個夜里，伍軍上消化道，吐出一碗血，這是肝硬化晚期的嚴重并發癥。在另一處照顧孩子的妻子夜里12點多手機響了，伍軍告訴她，他又吐血又拉血，自己做了處理，喊了哪些人，已叫救護車，讓她不要擔心。
第二天妻子把老大送去上學，背著去了醫院，剛一進門，伍軍就說一定要去做肝移植。當時不過早上8點，他已給醫學老師打去求助。
妻子當時并不十分同意丈夫做肝移植，“手術風險很大，有可能今天看得到他，明天就……”但丈夫很執著，他常翻手機，看肝移植的存活率有多大、需要多少費用、哪里有。他加入醫“肝友會”微信群，聽到別人做成功了就高興。
伍軍告訴妻子，消化道的情況出現一次，很可能會出現兩次、三次，很危險。他此后不再吃硬的東西，魚也要避開，怕細小的刺刮了胃。妻子專門把電飯煲帶去單位，中午煮很軟的米飯給他。
伍軍從2022 年開始登記排隊，他的孩子一天天長大。“很多人死了也沒等到。”他的心情復雜，既想趕快等到，又怕運氣來得太快而自己籌不到錢。
2022 年5月的一個下午，伍軍在診室接到，知道有了。那天陽光很好，他記得清楚。妻子在診室對門上班，負責掛號和收費，他走過去告訴了妻子，她的神情不是很急切，也不是很反對。
去做手術時，之一天只交了2萬元押金，手術一做完，賬單一下變成41萬元。“從他進去手術到出來，我都在考慮資金的問題，當時我想挨家挨戶去打籌錢，也不現實。”那個晚上，丈夫在重癥監護室，妻子在酒店住了一晚，思來想去，趴在燈下手寫了一份，請同事幫忙周轉。第二天，她去看望丈夫，他問她的之是“去交錢了嗎”。
伍軍心里有數，錢不夠。他有一幫關系很好的同學，但他不愿意告訴他們。“他可能自卑，自己是個醫生，得了這麼嚴重的病，不想打擾別人。”妻子說。最終從單位、親戚、朋友處借來了錢。
手術很成功，妻子覺得他更有朝氣了，“看上去比過去年輕了10歲”。伍軍常把傷口給孩子看，孩子摸一摸，覺得好奇。他父母隔幾天就來看看他有沒有來上班，確認他身體是好的。
伍軍的生活恢復了正常，開始出診。醫院是以前的職工醫院，不大，在一片居民社區里，診室里的時鐘停了很久。
他在白大褂的口袋里裝著藥，鬧鈴一響，他一手擰開水瓶，一手把藥嘴里，全程不過兩秒。他后來也做了捐獻登記，“肝不好使，還有可以用。”
一個27歲的在他48歲的身體里運轉，他覺得自己很幸運。菲利普告別人世的那個下午，伍軍是肝移植候選名單中的第二位，排之一的受捐者因為時間趕不及而錯過了移植，不知現在是否重獲健康。
一對“雙胞胎”
37歲的莫麗體內現在有三個腎臟，她還多了一個“雙胞胎哥哥”。
她吃著花生，悠閑地走在四川遂寧蓬南鎮的街上，像小鎮里的女主角，性格，哼著歌游蕩在灰暗的老街。手機里收到陳景鐘（應受訪者要求化名）的微信，“歪人，在干嘛？”
“歪人”在當地話里是“狠人”的意思，他們經常互發微信。
莫麗的微信頭像是她生病前的樣子，扎著馬尾，眼睛大而明亮，對著鏡頭笑。她33歲時，疾病找上了她，將她的希望、活力、健康一并打碎了。
一次感冒，她去醫院檢查，查出，“是電視里的東西，我怎麼會得？”腎病常常不易發覺，醫生告訴她，“你這個病就像一個車子沒有剎車，用鋼絲繩索在拉。”
她告訴丈夫，醫不好也不要告訴她。心里卻想，“腌制的肉怎麼把它弄成新鮮的嘛”。
那一年生日，她請了一條街的人來吃酒，在街邊擺了10桌，殺了兩頭羊，買了幾十斤魚，大家都祝她身體健康。
到2022 年，莫麗已經到了需要透析的地步，造瘺手術已做好，突然接到腎移植通知，“我當時心砰砰跳，懷疑是不是”。
第二天一早，一家人到醫院，莫麗之一次見到“哥哥”陳景鐘。“他皮膚很好，看不出是病人，我還問他們一家三口哪個做手術。”陳景鐘說自己已經透析一年多了。
需要簽手術風險知情書時，莫麗又緊張了，開始猶豫。陳景鐘則積極得多，他每次透析要4個小時，第二天就沒力氣了，第三天又要透析，吃夠了苦。
移植手術當天，莫麗還沒起床，陳景鐘就給她去了，“怎麼還沒到，醫生喊我們簽字了”。她記得那天家人都來了，“我不敢看我媽，我媽也不敢看我，只要喊一聲，眼淚就要掉下來”。她被推走時，頭也沒敢回，一路上看到房頂到處是鋼管，轉來轉去，終于到了一扇不銹鋼門前，她進去了，醫生開始說話，她才平靜了些。
手術做了4個小時，她聽到有人喊她起來，“手術很成功”。50多歲的陳景鐘在另一間手術室也完成了手術。莫麗移植了菲利普的左腎，陳景鐘換上了菲利普的右腎。
做完手術回到病房，那天風很大，吹得窗簾響，“還好有他陪著我”，剛做完手術的莫麗想。
陳景鐘對她說過，“我們現在是親兄妹，我一定要到你家里去玩的。”
兩家相隔四五個小時車程，莫麗去了陳景鐘家里一次，陳景鐘來到她家兩次。每到一個地方耍，陳景鐘就給她寄來特產，有些水果知道寄來要壞，還是要寄。
出時候，他們跟醫生合了影，一起乘電梯下樓，不知道是缺氧還是餓了，莫麗忽然有點 不住，她丈夫兩只手拎著東西騰不出手抱妻子，陳景鐘的妻子馬上替他接了過來。
后來，兩個人復查也約在一起。“我們這個關系怎麼淡嘛，有共同的話題，淡不了。”
2022 年1月，陳景鐘肺部感染住院，莫麗身體也出現了狀況，她對他說“你不珍惜身體，我也跟著病了”。別人說他們是雙胞胎，有。莫麗跟陳景鐘的外甥開玩笑，“我跟你舅，比都親，因為我們流著同一個人的血。”
做完手術，莫麗穿上高跟鞋和連衣裙，又走在老街上。當別人投來眼光，她知道那種眼光跟自己做手術前是一樣的，“但在我心里感覺不一樣”。
莫麗和家人在電視上看過菲利普的故事，9歲的外甥喊“菲利普是哪個嘛”，莫麗說“他的病治不好，決定做點好事，他把腎捐給我，所以我們就認識了”。小男孩思考了一會，轉著眼珠，認真地問：“真的哇？”
雙生樹
2022 年5月7日，重慶市捐獻協調員米智慧接到菲利普的案例。在、西南大學、醫院和澳大利亞的見證下，菲利普的父母簽署了捐獻文書。
第二年的清明節，米智慧再次見到彼得，“（他）起碼瘦了10斤，滿臉胡子，完全變了樣”。他拿著菲利普的小相機，不停翻看，不住流淚。他的兩只胳膊、胸前、背上都有大面積的文身，有菲利普出生和逝世的時間，有他的中文名，有他的肖像，有他的吉他。“無論我去哪，他都跟著我。”
他還提到了菲利普對音樂的熱愛。重慶市有意請來5位受捐者，組建一支臨時樂隊，為紀念菲利普而演出。不過，受捐者忙著不同的營生，也未必有音樂基礎。
譚道必的兒子來當時正在游泳，接到米智慧的，“說我眼睛是誰給捐的，是一個外國人，很熱愛音樂，想為他建一個樂隊。”他當即應下，那時才知道，“菲利普捐獻（幫助）了這麼多人”。陳顯均也接到了那個，“這個到底是真的假的？”掛了，他又打過去確認了一遍才放心，“他也喜歡音樂”。
5個人之一次見面是在機場，“都不陌生的感覺”，莫麗說。他們先問候身體，又聊到孩子和生活。陳景鐘的兒子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陳顯均說“接媳婦的話我們都來熱鬧一下”。
錄音棚里，陳顯均穿上了皮衣，他和伍軍彈奏從沒摸過的吉他；陳景鐘反戴棒球帽，拿著手鈴；莫麗把頭發燙成波浪，她和譚道必負責沙錘。所有的服裝上都印著一個標志，它由菲利普的名字和一把吉他組成，不同的是，五個人的衣服，在不同位置畫了不同的輪廓。
樂隊取名叫“一個人的樂隊”。
“只在KTV唱過歌，對詞不懂，譜也不懂，把錄音棚老師急得，好搞笑，汗水都急出來了。”莫麗說。
譚道必不會唱歌，歌詞只記得一些，回家后，她讓孩子幫忙在手機里歌曲，反復聽，直到后來“點不出來了”。正式演出的時候， 在臺下對她晃著亮光的手機，告訴她什麼時間停、什麼時間搖、什麼時間張嘴。
他們參加過一些演出。演唱的一首歌叫《感受生命》，舞臺上出現菲利普的虛擬影像，表演看起來像是6個人完成的。完全沒有英文基礎的5個人還唱了英文歌《You Are My Sunshine（你是我的陽光）》，靠漢語諧音記詞。
菲利普的父母在看過演出直播。5個看到，他們家里擺滿了菲利普的照片，因為聽不懂英文，他們并不知道彼得說了什麼。幾周后，陳顯均等在電視旁看演出，“看他爸媽到底說的什麼”，節目配上了字幕。莫麗一遍一遍看著回放，大聲念出翻譯。
米智慧很少見到“這麼陽光的受體”，許多人接受了，但不愿張揚。她是重慶市之一位參與捐獻的專職協調員，已經做了9年，參與了近500例。
這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說得直接點，人家都要走了，你還把‘零件’取走，在中國很忌諱。”起初，她接觸20例，只能做成1例。4年前，12例中能成功1例。
她總結出一些經驗：出事的前兩天不要去找家屬，3天之后，家人會被拖得疲憊，進重癥監護室一天動輒上萬元，很多家庭支撐不了。他們下鄉做推廣，在每個有呼吸機的重癥監護室外留下。
“我跟家屬說，捐獻跟正常人生病做手術一樣，一個切口，之后會恢復遺容。能救活一個人，就是救活一個家庭，像他還活著一樣。”
“捐獻，你看那些盲孩多可憐，對捐獻者來說只是一層薄薄的角膜，一點影響都沒有，但受捐助的人能帶著你親人看他沒看見過的世界。”
“這麼珍貴的東西，比黃金還珍貴，對要走的人來說，燒了是一把灰，埋了是一把土，人家說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是上天給你做好事的機會，有人想做都沒有這個緣分。”
很多時候勸說是有效的，但家屬也會臨時反悔。一次，受捐者已經得到通知，供體在推往手術室，家屬突然叫停：“我昨晚接了一晚上，要是捐了，七大姑八大姨每人一口唾沫都把我淹死。”
米智慧有時需要去村里參加葬禮，代表機構發言：“捐獻者是好人，捐獻是無償的，救活了多少人，你們村是好人村，他在天上看著你們，你們平平安安。”這樣，能減輕捐獻者家屬的壓力。
重會人體捐獻管理中心主任周學躍說，這些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愿意捐獻，在當地志愿登記的人里，30歲以下占65%，30-45歲占24%。實際捐獻者中，大部分是意外死亡的，外賣員出車禍和年輕人突發腦血管疾病的情形越來越多。
2022 年1月1日起，中國停止死囚使用，公民逝世后捐獻成為唯一合法 。人體捐獻工作發展10年里，累計捐獻志愿登記了251萬人，完成捐獻的有3萬多人，他們捐獻的挽救了9萬個生命。“但每年有30萬人在等待，大部分在等待中去世。”周學躍說，供需懸殊。
“一個人的樂隊”之一次演出后，回到重慶，5個人提出要到菲利普的“”看看，所有人都憋著眼淚。
彼得很想要一件樂隊的演出服，而且雖然知道語言和距離是障礙，很想面對面擁抱5個人。他對記者說：“當我見到他們，就像見到菲利普，這五位是家人的一部分。”
“明年5月，就是菲利普離開3周年了，我們仍然不能走出傷痛。”彼得流著眼淚對中青報·中青 記者說。
他家門前種著3棵樹，象征著3個孩子，屬于菲利普的那一棵仍然茁壯生長。他們為紀念菲利普又一棵，“我們用眼淚澆灌它”。
菲利普的骨灰一部分放在家中，架下，豎著“P.A漢考克之靈位”的木牌，旁邊放著彼得買的小房子，房子的門始終敞開。另一部分骨灰埋在城邊最悠久的，周圍有瀑布和棕櫚樹，墓碑上寫著“He lived his short life to the fullest（他把短暫的生命活得盡致)”。
在重慶市人體捐獻紀念園，人們為這位澳大利亞公民立了一塊紀念石，上面嵌著他和大熊貓的合影，旁邊還立了一把金屬吉他。“他的生命在5位中國人的身上得到了延續。”石刻銘文上說。
那里有同樣的寧靜，綠草茵茵，一棵大樹靜默佇立，那是一棵大葉榕和銀杏的合體。紀念園說，銀杏即將枯萎之際，大葉榕環繞它長出，銀杏于是延續了生命。
（田文生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青報·中青 記者 楊杰 ：中國青年報 （ 2022 年12月16日 05 版）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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