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羊男與屬什麼女婚姻最合適
魯薇薇
【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歷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人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歷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 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歷史研究成果的與傳播。
本期邀請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元崇與三位年輕學者一同討論新著《再造：1616-1911的滿鮮關系》（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本文為第三篇書評。
自費正清提出“朝貢體系”這個概來，東亞世界秩序成為學術爭論的焦點。單就近世而言，新清史普遍 游牧地區，強調清朝中的內亞面向，以反對費正清的“傳統中國”朝貢秩序；而特拉華大學教授王元崇的著作《再造：1616-1911的滿鮮關系》則將目光投向東方。本書以清-朝關系為線索，全面考察了宗藩體系下雙方在禮儀、、經濟、外交層面更為復雜的互動，挑戰了“朝貢體系”狹隘的經濟內涵，并將清朝置于這一復雜的東亞世界秩序之中，認可了清朝努力利用與的模范宗藩關系將自己打造為文明中心的中華面向。
《再造》共分為兩部分，之一部分時間跨度為清朝初期至中期，講述了從尊明為宗主國、到與清朝結為兄弟、最后轉變為清國首個屬國的過程。一開始以“華夷之辨”為據，將滿洲視為蠻夷，但在兩次戰爭中為清朝擊敗，陸續結為兄弟、臣屬之國。在明朝滅亡后，雖然國王臣屬清朝以求存，但私下里反仍尊奉明朝，高舉明與的君臣父子關系，以儒家名分為自身正名，確立作為“小中華”相對于“蠻夷化”中國的文化優越性。那時《燕行錄》中常常可見士人在出使清朝時對當地習俗衣冠胡化的鄙夷，但隨著清朝的穩定，出使中國的北學/實學派士大夫親眼目睹了清朝經濟上的繁榮，他們在與清朝文人的交往中，也意識到了漢族人對于清朝繼承中華正統的認可。這些發現使得他們或多或少扭轉了“華夷之辨”的二分法，開始倡導向清朝學習，認為滿清終究還是中華，雖然保留了大明衣冠，在發展層面依然是蠻夷，是另一種有趣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與葛兆光等人提出明朝滅亡后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秩序逐漸走向分崩離析不同，本書 認為盛清時代，的有識之士在目睹了清朝的鼎盛后，認可了滿清作為中國的身份，東亞世界秩序重新出現了“中國向心”，依然是中華宗藩大家庭中的穩定成員。
清-朝關系的前半段既有對中國的“蠻夷化”，也有清朝對的“蠻夷化“。在宗藩體系下，清朝用恰當的禮儀彰顯屬國的地位，一方面以作為“小中華”肯定清朝自身中華正統的身份，另一方面，清朝在《皇清職貢圖》和其他 海外諸國的知識話語“蠻夷化”，來確立自己的文明中心身份。面對作為東夷的，清朝實施“懷柔遠人”的，對國王和使者大加恩寵，對邊境糾紛往往輕輕放過，顯示出其作為中國的仁慈。清-朝父慈子孝的模范宗藩關系，也成了清朝、、、、琉球、越南、諸番的模板。在宗藩原則主導下的清-朝關系中，清、朝雙方都試圖以對方來定義自身在東亞世界秩序所處的位置、進而定義自我，雙方皆用宗藩關系為自己謀取利益，宗藩是一個雙向的體系。
本書的第二部分則著重考察了近代以來法和概念影響下的清-朝關系演變。人在戰爭后打開了中國市場，但不滿足于此，他們想更進一步打開這個“隱士”。然而國王屢屢以“屬國無外交”的原則推辭，高舉清朝的宗主國身份，拒絕與使節談判，使只理解與殖民地體系的人對中-朝關系一頭霧水。總體上，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宗藩仍在清-朝關系中占據主導地位。但隨著和日本在半島的深入，清朝也不得不調整了與屬國的關系，在宗藩體系下宗主與屬國的禮儀互動之外，還建立了與、對的外交渠道，清-朝關系正式進入宗藩-外交時代。由于宗藩是一種等級制度，它強調宗主國對于屬國的優越與掌控，這一體系與名義上平等的國與國外交關系具有本質上的沖突。因此，我捫既能看到清朝在制度下幫助“友邦”進行近代化，建立海關，訓練學生，同時又能看到駐扎的清朝大臣努力在禮儀中顯示中國之于的上國屬性，凸顯自己與其他駐朝大使身份的不同。也一方面既向清朝派遣朝天使的禮儀，一方面又在節慶喪死等儀式中悄然改變了接待中國和使節的態度，逐步朝著雙方更平等的方向發展。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前后，隨著日本顯示出了更多侵略的野心，清朝也不得不打破屬國內政自主的傳統，向半島出兵，索要租界，增強自身在半島的存在感，以制衡半島的力量。面對西洋和東洋對的競爭，中國派士大夫提出“救我”的口號，要求清庭保護這個最重要的藩屏，少數清朝甚至提出過將郡縣化的理論，雖然最終并沒有實施，但體例為清朝將、郡縣化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隨著局勢進一步惡化， 中日開戰，日本獲勝后斷絕和中國的宗藩關系，清朝與的關系則完全轉變為平等外交。失去了各個屬國的清朝逐漸從無遠弗屆的轉變為邊界清晰、領土與文化邊疆重合的，清朝在定義自己與的關系中完成了由帝國向、由朝貢向外交的現代化轉型。
1637年-1644年的清明宗藩關系示意圖
第二部分對一些學人提出的清殖民敘事提出了有力的挑戰。清朝與的關系往往被近代人視為只具有儀式上的意義，所以清朝后期加強對的控制則自然而然成了一項行為。然而，本書拒絕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分析前現代的東亞世界秩序，相反地，在詳細考察了中國在的租界、獲取治外法權等行為后， 認為租界和治外法權不一定是殖義的標志，的租界權和治外法權都是雙向的。 在觀念上區分了疆域意義上的清帝國和文化意義上的清帝國：疆域意義上，清帝國即 了滿漢蒙回五地的政體，而文化意義上，清帝國則包括了宗藩關系主導的下的清與周圍的屬國，兩者共同構成了大（第10-12頁）。清朝后期對的控制，或多或少都是宗藩關系在文化層面的延伸。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無解的、令人迷惑的清-朝關系和行為，其實放在雙向的宗藩體系下很好解釋。
本書的理論貢獻之一是以“宗藩”替代了“朝貢體系”，借用中國自身的天下秩序理念分析前現代歷史。費正清當年提出的“朝貢體系”這一名詞中的“貢”，主要指朝貢使團的 禮物，因而這一理論體系重視國與國關系的經濟職能而忽視其他層面的互動。宗藩體系則以禮儀和儀式為中心，展現了之間交往的內涵：宗主國絕不僅僅只對屬國施加經濟或名義上的影響，其真實運作機制是雙方借助宗藩話語背后豐富的思想來劃定的彼此的名分，通過定義他者來定義自我。用“宗藩”取代“朝貢體系”的遙遙應和了柯文教授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提倡的“中國中心史觀”，即用中國自身——而非的經驗和概念——理解中國史。
本書同樣也是對“新清史”所提的清朝內亞性理論的一個回應。新清史學派時常強調內亞對清朝的影響。米華健認為，管理事務而設立的理藩院后來演變成了管理西北諸疆的機構，這代表了“”對清朝統帥諸番的表率作用。而許多學家則宣稱，清朝支持、乾隆皇帝把自己塑造成“皇帝”、王，這些舉動都意味著清朝將征用為意識形態，以此穩定和的關系、鞏固對的人的。無論是還是，內亞始終是清朝賴以為繼的重要。本書則認為，并非清朝最早使用的模板，作為清朝征服的之一個屬國，對于確立清朝“中國”意識具有重要意義，也對清朝處理朝廷和東南藩屬國關系提供了經驗，在風雨飄搖的清朝末年，的前例甚至還為內亞的郡縣化提供了理論支持。所代表的中華世界秩序和，歷史早于，也比影響深遠。在承認清帝國的內亞面向的同時，清帝國的中華面向也絕不可被低估。
本書采用了跨國、多語言材料，王元崇教授游曳于漢文、滿文、日文、韓文、英文等文獻之間，旁征博引，令人欽佩。多語言的材料還帶來了多元的視角，之一部分精彩的清-朝國書分析（1627-1637）尤其讓人印象深刻：在之一次清-朝戰爭后，大清和兩國結為兄弟之邦，互送國書，互遣使節。國君不得不以平級稱呼滿洲君王，但仍不愿意在國書中稱兄道弟；而清朝的滿文檔案則和漢文記載相沖突，滿文檔案中清朝以兄自居，這尚且還算平等而有差別，漢文檔案卻是直接把來的使節當作來朝的貢使，通過征用宗藩話語詞匯來突出新生的清朝的中心地位（第34-37頁）。滿、漢、朝三個視角的文獻揭示了東亞舞臺上的不同參與者對世界秩序的不同理解，這一文獻對比閱讀的也被廣泛應用于其他跨文化、跨邊界的史研究中，例如中古史學家將唐代的闕特勤碑、回紇磨延啜碑的語碑文與漢文碑文、新舊《唐書》對讀，發現、回紇對夷夏關系和秩序的理解與漢文材料記載截然不同，呈現以自身族裔為中心的觀點。這些對比閱讀使得我們意識到語言、譯介和視角本身作用，進而把天界秩序視為一種辭令，一種可以供雙方挖掘的思想——盡管這一辭令在實踐中更為復雜、更有彈性。
在沉浸于佳作的同時，我也不免產生了一二疑惑。首先，本作有新意地將劃為-文化意義上的一部分，即宗藩體系下清朝的邊疆前線。為了顯示與清朝的親密， 在文中反復強調清朝人認為等同于漢地諸省，而國王上表時也往往認為自己如周之諸侯，三韓之地本屬中國，只是皇帝命他們而已。在第二部分，我們也可以常常看到，為列強鯨吞蠶食所警的士大夫們往往指出，一旦中國失去了，、、也就面臨著被瓜分的風險。換而言之，在本書中，作為文化上的的一部分，與疆域意義上的——尤其是、回疆、諸內藩——無比接近，甚至時常被諸人混淆。既如此，除了內亞地區屬理藩院管理、而屬禮部這一區別外，為何不能被視作帝國疆域的一部分？又或者，為何內亞地區不是與一樣歸為文化意義上帝國的一部分？大致以現代的現代邊界為劃分兩個帝國的依據，是否屬于一種我們的后見之明？總之，在強調的中國認同后，疆域中華與文化中華之間的分界被模糊了，這樣的分類看起來不再是一種不言自明的事實，不知王教授能否多為自己的劃分提供一些解釋。
其次，本書的副標題是“滿洲與的關系”，但似乎在文中的體現并不完全。滿洲與的交往這一內容在之一部分表現最多，而第二部分中，滿洲與清帝國、中國三個稱呼則相互混用，滿洲的、滿族等詞匯甚至逐漸讓位于中國等指代，模糊了這三者的區別。 似乎是想借此表示，滿清通過不斷漢化，重新定義了“何為中國”。然而，在清朝后期與的中，滿洲與滿族是否全然無影無蹤、不帶任何、地方色彩呢？另外，標題里，滿清與的關系是相互的，既然滿清利用完成了從帝國向的轉型，那麼是否也利用了反清情緒完成了的構建？的視角是什麼樣呢？和之一部分相比，色彩和他者視角在第二部分相對缺失，這成了看完副標題后意猶未盡的 。
最后，不知道王教授在思考清-朝關系對清朝塑造自身的作用的過程中，是怎樣看待清-朝關系與前代宗藩關系的繼承與斷裂的？雖然清朝是之一個利用由夷入夏的征服王朝，但它對于的許多處理并非沒有先例。比如將“蠻夷化”那一章（第83頁）的《皇清職貢圖》，顯示身著明式官服的士人為“國夷官”，這一繪畫主題和將作為諸夷之首的排序，其實反復出現于明代 海外知識的商業印刷品中，成了明代人想象世界的天下觀的一部分，這一點何予明老師在她的書籍史專著《家與世界：在16至17世紀的雕版印刷物中編輯“皇明”》已有論述。此外，遼金元這些前代征服王朝也將高麗納為屬國，這些宗藩關系與清-朝關系有何異同、有無借鑒傳承關系、以此為基礎的比較史學能否成為未來的一個研究方向？清朝利用再造了中華，清朝在定義了自身的同時，是否也或多或少定義/改變了自身與前代的關系呢？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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