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和兔到底誰克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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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一天，按照往年慣例，母校要請所有畢業生吃一頓晚餐，既是鼓舞，也是告別。高三有十四個班，每班七十多人，光是在食堂前排隊入場，教導主任就吹著口哨指揮了半小時。同學們曬得汗流浹背，但都滿臉興奮，東瞧瞧，西看看，像在等待一場盛大的喜宴。食堂大門處立著一座雙龍戲珠的充氣拱門，鼓風機正呼呼作響，像所有盡責的老師一樣，在六月的高溫中賣命工作。
班主任鮑老師對我們說，同學們，這是祝大家明天鯉魚躍龍門，啊躍龍門。高考就是你們辛苦三年龍門一躍的好時機，我們應該感謝高考，啊感謝！鮑老師說話喜歡重復，停頓時喜歡用“啊”（第二聲）表示提醒，強調或勸服。兩年來，耳濡目染，我們有些同學宛如鮑老師嫡親的孩子，遺傳了他這種辨識度很高的講話的腔調。
鮑老師教我們。他四十五歲左右，顯老，因發胖和腳型外撇，走路有點搖晃。他的差不多。而且內心深處，我們都很——“愛戴”這個詞老舊得像落滿灰，但是這麼說很合適——我們都很愛戴他。他教得很好，日夜為我們付出。為了求學，我們離開父母，成為老師手里懂事順從的好孩子，迫切想要求得好的分數，去討好校園里朝夕相處如父如母的老師。尤其是尖子生們，哪怕在做全校體操時，我們也能輕易辨識出另一個陌生的尖子生身上所具備的氣質：克己，沉默，過于強烈的責任感，還有一點兒令人討厭的自視甚高的英雄。這所高中的校風是追求優秀，老師給予尖子生流光溢彩的贊美，還有明目張膽的偏愛。那些晚自習發放的純牛奶、煮雞蛋和核桃麥片，永遠都沒有差生的份，似乎差生不需要補充營養，因為他們還遠未到身體發育的年齡，用這些好東西澆灌他們休眠的身體，完全是一種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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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子生和老師是學校的財富，也是。老師們普遍兢兢業業，毫無一絲懶惰的習氣，周末無休，6:00-22:00之間，你永遠可以在教學樓找到任何一個你想找的老師。學校還鼓勵男女老師相互通婚，以校為家。或許正因如此，這個偏僻隔絕的小山村里的高中，才得以取得一流的本科升學率，名聲沿著山重水復的地形和迷宮似的的山路傳播到全省。學校是一個高考大省的省重點高中，也理所當然成為高考的考點之一。因此，我們免除舟車勞頓，能夠在自己熟悉的教室考試，住自己熟悉的寢室，吃自己熟悉的食堂，面對熟悉的監考老師，確實是一種幸福。
不過，等我們去吃這最后一頓晚餐時，食經不是我們熟悉的樣子了。那些脫漆的藍色長條餐桌不見了，大廳里擺滿幾十張桌，桌上鋪著酒紅色的絨布，金色的流蘇落在光滑的圓凳上。落座后，異常豐盛的菜更是令我們瞠目結舌：雞是整只，魚是整條，牛肉和蹄膀剁成大塊，各類雜碎冷盤也十分精致，難以置信的是，還有一道別開生面的蒜蓉扇貝。在這深山老林里面，他們得費多大力氣，才能弄來一道海鮮啊。要知道，我們的食堂宣傳標語上寫著“搭配”，最常用的，卻是豬血搭配咸菜啊。
我被母校的隆重和大方所震懾，一時很難適應，興奮之余，忽然體會到一種荊軻式的悲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是一頓因送行而變得格外奢侈的晚餐，這祝福的背后意味著期待，意味著我們將要付出的努力和必須取得的成果。與此同時，我生平之一次體會到某種重大的使命感。
動筷子前，頗懂人情的班長起頭向鮑老師敬茶，大家紛紛舉杯，靦腆卻赤誠地拜謝師恩。鮑老師紅紅的眼圈，大家受離別的感染，眼眶潮熱，一時沉寂，有幾個女生忍不住低聲抽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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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晚餐后，大家回各自的寢室休息。早聽說鮑老師要來看望我們，少女們都覺得有些羞怯，關好間的門，穿戴齊整地坐在桌前等待。我們班的女生都在六樓，沒有電梯，鮑老師爬上來時，胖胖的身軀喘個不停，那模樣讓我們既好笑又心疼。那天他始終微笑著，嚴父變成，只叮囑我們別著涼，別熬夜，就說不打擾大家休息了。下樓時，他問我是否愿意陪他走上一段，我當然說好。
鮑老師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宿舍樓是老樓，墻皮剝落，燈光昏暗，階梯又窄又高，沒有扶欄，我們貼著墻，小心地一步一步往下。鮑老師問了一些我的情況，這陣體沒有不舒服吧，晚上睡得著嗎，胃口都好吧。我諾諾地應答著。
出了宿舍，我們走進田徑場。天色已晚，三十七八度的高溫，沒有風，田徑場上沒什麼人，顯得分外的空曠和幽靜。走在沙石跑道上，我感覺腳底被小火烤炙。鮑老師突然說，我是想找你說個事，希望你不要見怪。
我說，老師請講。
你知道的，王斌、趙昀、徐蕓和楊大成都是我們班上那種擦著二本線的同學，啊，擦著二本線，多幾分就上去了，少幾分就落下了。有沒有這幾分，他們的一生可謂云泥之別！有沒有這幾分，也不一定完全是由他們自己決定的。
鮑老師停頓了一下，繼續說，有沒有這幾分，完全是由你決定的，所以我說，你是他們命中的貴人。
老師？什麼？我不明白。
我把這四個同學安置在你的前后左右桌，你記住了，王斌的語文，楊大成的英語，趙昀的數學，徐蕓的地理，是需要你幫忙照顧一下的，啊照顧一下。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你體諒一下老師。你不要顧忌，監考都是自己學校的老師，校打過招呼了，只要不太過分，不被他們抓到實實在在的證據，他們是不會為難人的。都是自己學生，都是為了學生，啊為了學生。
這話聽得我頭腦嗡嗡，心里一咯噔，手心不安地發了燙。我模擬考時，做題如縫衣，循序漸進很自在；一面做題一面眼觀八方，這我還從沒模擬過。我的腦子飛速運轉，拿不定自己該怎樣“幫忙照顧”那四位同學。遞紙條？太危險。把紙條彈簧筆？好復雜。在橡皮上寫選擇題答案？并不高明。我琢磨著耳聞過的計謀，生怕會露 腳。我也很怕這種“生怕”的感覺。有一次，我跟男孩在田徑場笨拙地接吻，那種驚險的甜蜜令人記憶深刻。那個吻過于漫長，我生怕被巡查的教導主任發現，就在我“生怕”的念頭一起，教導主任的手電筒就晃到了我的臉上，嚇得我推開對方，不止。
我從小就是那種老實的小孩，撒個屁大點的謊也會緊張得臉部神經，像個面癱。我預感自己要考砸。我討厭不好的預感，因為我的預感總是很準。
鮑老師拍拍我的肩，那溫厚的手掌帶來的感覺不似平常，很別扭。每天晚自習，鮑老師都會給我端來一杯的牛奶，有時里面還加了一個剝了皮的煮雞蛋。他從教室后門進來，走路像貓一樣毫無聲響，我從來沒有察覺到他什麼時候 到了我身后。他把牛奶放在我的課桌上，拍拍我的肩，大概是以示關懷和鼓勵。他只給班上前幾名的同學加餐，就像種殊榮，寵耀，加冕。日復一日，我周圍的同學都習慣了，等他們習以為常，不再盯著牛奶意味深長的笑容，我才會松一口氣。
見我久久不吭聲，鮑老師停下腳，故作地笑起來。他的手掌摩挲著我的肩說，對你我很放心，所以你也要對自己放心，啊放心。你閉著眼睛也能考上重點大學，我教了二十多年書，像你這樣優秀的學生屈指可數。
后來，鮑老師又說了些別的東西，他已經兩個月沒回家見兒子啦，畢業后要多回來看老師啊，學校劃給每個班的二本指標啦，等等。我的心思游離到別處，很少搭腔。分開時，鮑老師定定地看著我說，老師這個忙你不會不幫吧？那四位同學也會像老師一樣感念你的。我跟他們打過招呼了，明天他們會見機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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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鮑老師，我心里很不平靜。我想去找林曉聊一聊。林曉不在我一個班，她是我的初中同學，成績非常優秀，當初考上了省里更好的高中。不過，我們這所高中為了搶奪優質生源，提出減免她的學費，她很高興就來了。她的因一次中風喪失了勞動能力，母親不堪重負外出打工，再也沒有回過。林曉的家境很差，忍饑挨餓地讀完高中。我經常叫她一起去食堂吃飯，見她每次都帶瓶老干媽豆豉醬，只買米飯不買菜，我總會多打一份菜，一面埋汰學校的伙食不如豬食，一面風風火火地把菜撥進她碗里。
一個初夏的傍晚，我們吃完晚飯，打算去田徑場散散步。食堂的門前有一條筆直開闊的下坡路，路的盡頭是。忽然，林曉拉著我的手一路狂奔，又一口氣跑到宿舍頂樓。我從沒來過頂樓。一片破亂的遺忘之地，生銹的水管、幾把斷齒的鐵鍬和裝過砂石的水桶橫七豎八地堆置在水泥地上，沉滯的積水散發出比潲水更難聞的氣味。但是這里十分隔絕，清凈，耳畔只有風呼呼而過。極目四望，風景如畫。遠處高山林立，層巒疊翠，的水霧如如歌，在山谷間游蕩，也游走進人溫熱的內心。群山與我們之間，是無邊無際的平原，碧綠的稻禾隨著風勢起起伏伏，如奔走的云團，如自由的大海，發出潮水般動人的聲響。大地開闊的景象喚起我的少年志氣，我沉浸在對輪廓漸清晰的未知遠方的想象之中，心里充滿了向往。
這時，我聽見林曉唱起《感恩的心》。感謝有你。讓我有勇氣做我自己。歌詞直白，抒情。這是之前學校要求每個班排練的手語歌，人人都會。
林曉微笑著握著我的手，對著天空，投入地大聲唱這首歌，她的歌聲因情緒上的激動顯得不很流暢，但依然格外動人。我看見她的眼眶里溢滿了淚水。
我很詫異，因為林曉是一個極少表露感情的女孩。她剃板寸，裙子，崇尚理性，認為感性思維、內心和女性特質的情感豐富，會對訓練我們成為一臺精準專一的學習機器有害無益。我從沒見她大笑過，這也是我之一次見她流淚。我知道這首歌是唱給我和我們的友誼。她那張流淚的臉和宿舍頂樓那個寂靜的傍晚，成了我少年時代永恒的記憶。
我們 在頂樓眺望著，憧憬前程和未來，直到夜幕四起。房屋零散的村莊籠罩在深藍色天空下，像我們一樣，仰望著遙遠的閃爍的星星。林曉手掌撐住我的雙肩，額頭頂著我的額頭，雙目如炬：“只有登高才能望遠啊。我們要盡己所能地刻苦學習，無愧于自己和家人的苦難。”
求學路上，林曉很對得住自己的受難。她自尊心和好勝心極強，學習極其勤奮，我們學校勤奮的學生不少，但像林曉那樣，天一亮就起床讀英語背，熄燈了還躲在被窩里打著手電筒做數學題的，很難找出第二個。很多農村女孩，老師只要告訴她，“笨鳥先飛”，“勤能補拙”，“酬勤”，她都會深信不疑，鄭重其事地寫在日記本上，化為行動。
林曉的成績穩居年級前三，在班上則從未拿過第二，總是遠遠超出第二名。以老師們的話來說，這種尖子生，就是清北的“種子選手”。學校給每屆考上清北的學生十萬塊獎金，相當于當地普通農民家庭三年的收入，可謂“巨款”。毫無疑問，林曉有信心去爭取這筆巨款。
我去找林曉時，她正沖完頭發，準備洗澡。我把她地拉出宿舍，避開其他人，告知了鮑老師委托我的事情。林曉聽完，提綱挈領地說，我跟你一樣，也不止我倆這樣；這是我校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每個班前五名的同學，都被指派了幫扶的對象，一到六人不等。
最后，林曉在我耳邊低聲說，陽奉陰違呀你懂不懂，這種時候，命運攸關，誰顧得上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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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堂是語文。坐我前排的王斌是個溫和內斂的男生，美術特長生，文化課只要求一個基準線，大概因此，他行動起來并不急躁，只有等監考老師從我們身邊溜達過去，他才微微側身，轉頭眺望一眼我的考卷。（我有點吃驚地發現平素裸眼的王斌，戴了一副寬邊黑框眼鏡。）剛開始時，他看一眼卻并不填寫什麼。他從最后部分的作起。那麼，他是在觀察我的進度？之一部分是選擇題，12道，36分，ABCD的答案在答題卡上，姓名和考號下面的方格列成一排。我花二十分鐘做完，謄寫答案時，王斌回頭一瞥，迅速把考卷翻到前面，跟著填完選擇題部分。這一行動在兩分鐘內完成，監考老師絲毫沒有察覺。
考完語文，我松了口氣，心想自己考得還行，同時也盡完了自己四分之一的義務，對鮑老師的承諾。我覺得林曉“陽奉陰違”的建議實施起來更有難度，因為一切沒有設想的那麼難，幫扶一下并不會產生多大的干擾。我只要照常做題就好了，只要在他們瞥我的考卷時，不那麼小氣地捂起來就行了。我自顧自地這麼琢磨時，絲毫沒有想到這四個同學的性格、處事方式和影響力，有多麼不同。
下午考數學前，趙昀來找我。當時，我正趴在桌上午睡，精神比較疲塌。我有點氣惱被人打斷休息，趙昀卻笑嘻嘻，大方地問我，我們要不要商量一下，待會兒怎麼合作啊？
他一點也不避諱周圍同學，這一點讓我很反感。我反感他可能給我惹麻煩，但不知更大的麻煩還在后面。我問他，你說呢？你有什麼想法嗎？
你寫紙條，傳給我。
不行。
為什麼不行？
這還要問嗎？你以為我是豬腦子嗎？
那你說怎麼來。你不是答應鮑老師了嗎？會負責我的數學？
你不是坐我左邊嗎？我可以把考卷往左邊挪挪，當做不注意，考卷會沿桌面垂下來，我把答案寫在最左側，你抓緊時間抄。
可以，但是，你什麼時候挪？
趙昀是個塊頭很大、性子急躁的田徑短跑體育生，要命的是，他缺乏頭腦又自以為是。考場上，他以各種他能想到的信號給我暗示，提醒我，促我。假裝咳嗽，用筆頭敲擊桌面，轉筆，筆掉在我們課桌中間的過道，他彎腰去撿，直接找我借橡皮，使出哀求、焦慮或氣憤的眼色，后來，舉手，說要去廁所，鞋底蹭著地面發出不滿的聲響。終于，他以過于頻繁的反常動靜引來監考老師特別監視，監考老師把板凳搬來，在我們中間坐完了這堂考試。
而我，我花費五成精力做題，五成精力控制情緒。我勸自己一定不要氣惱，不要心生怨恨。我在一張草稿紙上，寫上巨大的“冷靜”“專注”四個字，放在桌子正上方。一定要穩定心態，因為壞情緒一旦從一個小口子釋放出來，將會如決堤奔放的洪水，一發不可收拾。如果我去罵對方，對方，只會引發更多事端，我自身將要耗費更大的力氣去平復。權衡下來，除了不采取任何行動，單純借助意念的力量自救，我別無他法。
交卷時，我還有最后一道大題沒做完，但是，做完的，我都有把握。數學是我的優勢，可我不再期待自己更大地發揮了優勢。但是，高考還沒結束，我告誡自己堅守一顆冰冷的心，不許惋惜，更不許退縮。
第二天上午，考完綜合科目，那位學聲樂特長的漂亮女孩，私下對我說了一聲，謝謝。那是我收獲的唯一“謝謝”，聽得人心里非常苦澀。我要怎麼回人家呢，不客氣，很樂意？
最后一堂英語，給我帶來了災難。首先是我感到自己情緒上的反感，必須鼓動起所有積極的情感和意志去忍耐。再就是，我的后排坐著一位極其自私的同學。為了提醒我照應他，他幾次拿筆芯刺我的后背，而我又是一個生理上對疼痛非常的人，有一次，我因突然的刺痛叫出聲來。監考老師過來問我怎麼了，我隱忍地含淚掃了那位同學一眼，搖搖頭什麼也沒說。
一堂有史以來最簡單的英語，我學得得心應手的英語，最后連作文都沒寫完。
一切都結束了。我一個人在散場后空蕩蕩的教室里坐著，不知坐了多久，林曉出現在門口，她怒目通紅，滿臉哀戚，看樣子哭過很久了。她咬著嘴唇說：“那群畜，怎麼甩也甩不脫，真把我害慘了。”說完大聲慟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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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天后，我查到了成績。考得不盡如人意，但上個重點大學沒有問題。鮑老師當初說得沒錯，發揮再差，我也能過一本線。重點大學與名牌大學，放在學校的升學率前毫無差別，但放在個人身上，就很能引起心理落差了。如果按照一年來的縣級模擬考成績，我可以穩當地考個全國前幾的大學，可現在這個結果，委實不能讓人高興起來。
我想起應該給鮑老師打個。接通，鮑老師一聽是我的聲音，就興奮地大聲說，恭喜你，啊恭喜，你考得很好，你過了一本線！我們班也考得很好，二本率是全校更高的！
我平淡地說，謝謝老師。（看來老師明白我的實力，卻不懂我的雄心。）
鮑老師繼續高聲說，你沒有失手。其他班，那些“之一名”都失手了，他們大多上了二本，個別連二本也沒考上。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
這話讓我心下緊縮。我驀然想起林曉，忍不住一陣擔憂。
鮑老師說起我在班級和學校的排名。考了無數次，這是最差的一次。但鮑老師口氣輕描淡寫，塵埃落地，聽不出一絲平日的嚴苛和不滿。
鮑老師好像失憶了，或是為了強調什麼，扶正什麼。他悠悠地跟我感慨說，我們學校的尖子生啊，像入了什麼，啊。屆屆都這樣，平時好好的，大考普遍不行，還是性格脆弱，心理素質不過關。
我諾諾地應著，不多說便掛了。
我給林曉打了很多次，都沒有人接，后來才知她一考完就跟著她小姨去珠海的拉鏈廠打工了。她剛過二本線，既不好填學校，分數低，學費就高很多，更主要的，我想，是她心有不甘吧。她一直待在那邊，沒有回來。我每次返鄉也只作短暫停留，再也沒有遇見過她。讀大二時，我終于找到她的號，發送驗證過去，她沒有加我。沒有哪位同學有她的 方式。她似乎決意要把那段過往通通抹除掉，去一個公正的地方，重新開始。
高考過后，我們填志愿，取檔案，都找學校的行政人員，師生之間，再沒有非要見面的場合。普通同學之間，原本關系疏遠，于是互不打擾，情愿關起門來大睡十天。那些落榜的同學，三五成群，收拾行囊，一聲不響地去珠三角的工廠流水線打工了。大概這就是我們在高考前一天齊聚一堂，趕著吃頓那麼豐盛的謝師宴和散伙飯的原因。
多年過去，我經歷了比當年的高考更有挑戰性的事，也不再相信單憑高考就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是窮途還是坦途。我換了大學，換了城市，兜兜轉轉地換了很多種處境，把高考和很多東西都看淡了，但是很難說清楚為什麼，總之，我始終沒有回母校看望當年視為的鮑老師。
本期見習編輯 常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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