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初2陽歷多少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鄭偉
近年來， 王國維（1877-1927）的學術史資料及考證研究都有諸多成果刊布。就王國維書信而言，如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以下簡稱《未刊》）， 馬奔騰先生在該書“輯注說明”里說道：“這批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為王國維先生去世前有選擇保留下來的，現存圖書館所收的王國維手稿之中。”《未刊》共收錄約四百五十封書信。除了有九十八封是王國維寫給長子王潛明的家信以外，其余都是他人寫給王國維的，共涉及六十余位中國近現代史上學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其中以中國學者為主，另外亦涉及藤田豐八、鈴木虎雄、狩野直喜等日本學者及明義士、伯希和（Paul Pelliot）等學者。
2022 年出版的有房鑫亮先生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書信日記》”），祖艷馥和達西婭·維埃奇-羅斯編著《史與物——中國學者與法國漢學家論學書札輯注》（：商務印書館，以下簡稱《史與物》），以及《唐蘭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書信日記》是在《王國維全集·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的基礎上補訂而成，《史與物》《唐蘭全集》分別收錄了王國維致伯希和函二封和唐蘭致王國維函五封（另收有王致唐函八封）。據《唐蘭全集》（第十二冊，12頁）所作的說明，這五封唐致王函均從《未刊》一書中照抄。
2022 年也有兩種王國維書信集出版，一是馬思猛先生輯注《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以下簡稱《往來書信》），該書收入王、馬兩位先生的往還書信共八十余通（馬致王函四十七通，王致馬函四十通），原件現于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和魯迅博物館。原件影印本也盡錄于該書，對于讀者重新閱讀《未刊》《書信日記》等無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二是圖書館古籍館編《圖書館王國維往還書信集》（：中華書局，以下簡稱《國圖》），材料更是豐富。洋洋六大冊，且所有函件均為存真的彩色影印件，拿它來校讀已刊的各種王國維往還書信集，十分方便。
陳寅恪先生《王觀堂先生挽詞》有“許我忘年為氣類”“風義平生師友間”兩句（陳寅恪《陳寅恪集·詩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 年版，17頁），是陳、王二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學術上互相啟發、相互影響的生動寫照。下文我們將選擇沈兼士（1887-1947）、容庚（1894-1983）、馬衡（1881-1955）、唐蘭（1901-1979）幾位與王國維先生之間研擘學問的往還信函為例，對近來幾種出版的王國維書信集在系年、內容、文字等方面提出一些學術史層面的討論，以此觀照王國維先生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考釋殷書開盛業，鉤探商史發幽光”（《陳寅恪集·詩集》，15頁）的學術魅力。限于學力，如有理解失當或以不誤為誤之處，祈請指正。
一
《未刊》（131-133頁）共收錄容庚致王國維函四封（均未標年份）。其中列在之一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439-2440頁）的容致王函提及“查封泥中皆云‘里坿城’”“則十七簡志掌（尹）官威臧里附城（爵）訢（名），蓋無可疑。推之十六簡，則掌大尹（官）播威德子（爵）……”等，皆是容庚先生《樂浪遺跡出土之漆器銘文考》（刊于《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1926年第1期）中討論的內容，而容氏在此函中所謂“奉手示訂正拙稿之誤，至謝”即應指該篇。
容庚致王國維信函影本
《書信日記》（709頁）一封日期標作“1925年1月下旬”的王致容函，開頭便說“手教并漆器銘考敬讀悉，譯文誤處謹志于紙側”，可見此封王致容函一定和上述容致王函相承接。《書信日記》的編者在這封王致容函下加注說：“此札所釋十六、十七兩簡，與容庚正月四日來函內容承接，當書于稍后；又容、王考釋類書札集中于甲子、乙丑年，姑系于乙丑年正月上旬。”這里信函的往還順序恐怕正好相反。按理應先有王氏給容氏《漆器銘文考》初稿作“譯文誤處”之訂正，然后再有容氏回函說“奉手示訂正拙稿之誤”才對。《容庚北平日記》（：中華書局2022 年版，77頁）于1926年2月16日記：“九時趙萬里來，攜回《樂浪郡漆器銘文》稿。王靜安于譯稿頗有改正。覆靜安信。”可見，《書信日記》將王致容函的日期定于1925年1月下旬可商。
《未刊》（131-132頁）容致王函（該組第二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441頁），日期署作“11月廿九日”。該函所談主要是容氏給王氏轉致新莽嘉量影本，并且準備到滬訪王雪丞等事。容氏該函中說“庚下月底南歸，上海，欲訪王雪丞先生……”。而顧頡剛于1924年8月4日致容氏函尚有“歸家后想必安好。……何日來京？西湖要去否？下半年要挈眷到京否？”等文字（《顧頡剛書信集》第二卷，：中華書局2011年版，165頁），容庚于是年年底已經回到北平，因此《容庚北平日記》自1925年1月1日開始。可見，此函落款11月29日顯然當在1924年，若換作公歷日期則為12月25日。
《未刊》（132-133頁）容致王函（該組第四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448-2450頁），日期署作“二月初六日”。容氏此函末段有“《國學季刊》第2卷第1期欲出一考古學專號，羅（叔蘊）先生已有題跋數篇，命庚趨謁臺端，欲得大作，以為光寵”云云。據顧頡剛于1924年2月25日致容庚函云：“二卷一號（引者按：指《國學季刊》）如兄能更作一文，并邀（商）錫永、（馬）叔平先生亦作一文，使此期帶些考古學專號的色采，更好。（羅）叔蘊、（王）靜庵兩先生處，兄能覓得文字否？”（《顧頡剛書信集》第二卷，162頁）又容氏此函談及“金文中‘迺’‘乃’二字絕不相混”，而王國維于1924年3月12日的回函云“金文‘迺’‘乃’二字有別，誠教”（《書信日記》，706頁），可見容函日期應定于2月28日。
二
《未刊》（208-213頁）收錄唐蘭致王國維函共五封。其中之一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485頁）未標寫信日期。唐先生在此函中說道：“蘭于專修館已卒業，頃在無錫羊腰灣無錫中學任教務。”唐蘭先生于1921年就學于無錫國學專修館，“師從唐文治，攻治小學，漸及群經”（唐復年、唐益年編《唐蘭年表》，嘉興市文史資料會編《嘉興文杰》，：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528頁）。“1923年末，唐蘭在畢業考試中獲之一，時稱‘國專三杰’之首”（《嘉興文杰》，485頁），其他兩位則是王蘧常和吳其昌。
唐蘭致王國維信函影本-1
《書信日記》（684頁）錄王國維致唐蘭函（此函日期為1924年4月21日）說：“聞大駕北來，甚為欣喜。五月中有京師之游，尤所歡迎相見，暢談一切。”可見，此函應作于1924年5月之前、唐先生尚未北上之時。更進一步說，應作于是年4月上旬之前。理由之一是下文將論及的《未刊》（213頁）所錄唐致王函（該組第四封）有“五月間至京當更奉謁”；第二點是這列在第四封的函件中（《未刊》，210-211頁），唐蘭先生對王國維的“五聲說”表示質疑，“惟謂《聲類》《韻集》當為陽一陰四，則竊有二疑焉。……”王氏則于上述復函中做了如下的回應，“前拙撰《五聲論》疑《聲類》《韻集》之‘五聲’即陽聲一、陰聲四，亦不過擬議之詞，尊意在反證此事，亦未得確證。……”（《書信日記》，683-684頁）所以說，唐致王函之一封必作于1924年4月7日之前。
《未刊》（208-209頁）唐致王函（該組第二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490-2493頁），寫信日期只標作“十一日”，未見年月。據此函所提到的下面三點，可推斷其應作于1922年年底。之一，此函開頭說“承惠借《文存》（引者按：即鄒安編《周金文存》），感激之至”，此處所涉為是年8月《觀堂集林》印就事。第二，函末說“歲將單矣，十九或二十當返里，便過上海”，為唐氏當時就學于國學館期間。第三，又說“雪堂先生頃聞在申，未審何日首北？”據羅繼祖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壬戌年（1922年）所記羅振玉先生行止，“十月三日，沈子培（引者按：即沈曾植先生）卒于滬，年七十三。翌月，鄉人赴滬吊之”（羅振玉《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十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430頁）。
《未刊》（209-213頁）唐致王函（該組第三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497-2499頁），未標寫信時間。從此函末署“回示請寄天津英界……唐立庵”來看，應寫于1925年唐蘭先生寓居天津之后。其次，此函開頭說“昨聞主講清華，衷懷勃勃”，即指王國維先生任清學院導師。據儲皖峰《王靜安先生著述表》：“乙丑夏，先生由京師黃瓦門移居清華門”，同年9月，“時先生為研究院經史小學導師，每周為諸生講《古史新證》一小時，《尚書》二小時，《說文》練習一小時”（袁英光、劉寅生編著《王國維年譜長編》，天津出版社1996年版，432、436-437頁，以下簡稱《年譜長編》）。再次，唐氏此函還提及，“同學有王蘧常者，……夙日仰慕先生學術至深，本欲報名與試，以人事罣誤，竟至愆期，而明歲又以種種關系萬難求學。乃以蘭曾辱一日之知，囑代轉詢左右，可否設融，許其補考入學？” 而《書信日記》（684頁）王國維致唐蘭函（編者所署寫信日期為1925年8月1日）說“貴友□君□□事昨已與當局者商，云‘現已考畢，所取學生名單亦于今日發表，礙難再行補考。’自系實情，望轉致□君為荷”。顯然是王氏就上述唐函的回復。據此推斷，唐先生此函應寫于1925年夏。
唐蘭致王國維信函影本-1
《未刊》（210-213頁）唐致王函（該組第四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500-2509頁），寫信日期署作“三月四夕”。此函篇幅極長（上文在討論列于唐致王函之一封時已涉及此函），內容主要圍繞陸法言《切韻》等中古韻書展開。唐氏在信中談到了自己對漢魏以來韻書的種種看法。據《唐蘭全集》第十二冊（395-396頁，1924年4月11致唐函，此函亦見于《書信日記》，683-684頁），王國維致唐蘭函論及李登《聲類》、呂靜《韻集》、王仁昫《切韻》等韻書（《唐蘭全集》第十二冊，395頁）之“五聲”，也涉及明卞令之《式古堂書畫匯考》所收孫愐《唐韻》，以及王氏自撰《五聲論》等內容，都是王國維先生針對唐蘭先生此函的具體答復。另外，根據唐函“五月間至京當更奉謁”和王氏復函“聞大駕北來，甚為欣喜”等證據，說明此封唐致王函的寫信時間應為1924年4月7日（農歷三月初四）。
《未刊》（213頁）唐致王函第五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510頁），也沒有署寫信時間。該函提及，唐蘭當時正“頗留意小學”，并請教王氏唐寫本《切韻》、蔣斧《唐韻》等韻書問題。據《唐蘭全集》第十二冊（326-327頁，1922年8月15致唐函，此函亦見于《書信日記》，679頁），據王國維先生對于唐氏“先治小學，甚佩甚佩”及“唐寫本《切韻》（系弟錄本）乃京師友人集資印之，以代傳寫”，可知此函即為對唐致王函的回復。說明此函應作于1922年8月下旬前后。
三
《未刊》（59-61頁）收沈兼士致王國維信函共三封，只有列在第三封的信函署了月日。其中第二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390頁）說“大著《五代監本考》收到，謝謝！當由本期《國學季刊》登出”，又說“教育經費風潮現在已將告一段落，陽十月初當可開學”。按王氏此文刊于1923年1月出版的《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再據提及“陽十月初”云云，說明寫信時間必在公歷1922年10月之前。再據《往來書信》（86-93頁）王國維于1922年8月24日致馬衡函（此函末所署日期為農歷七月二日）云：“《國學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監本考》一篇，錄出寄奉。”而1922年9月27日馬致王函云：“尊著《五代監本考》及賜書扇面均拜領。”可見，沈兼士先生得讀馬衡先生轉去王國維《五代監本考》文，應在9月27日之后，進而沈致王函的寫作日期也當在此之后，很可能是在9月底、10月初之間。
《未刊》（59-60頁）沈致王函之一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391-2393頁），從其內容推斷，應置于第二封之后。理由至少有以下數端：之一，函中有“《國學季刊》第本月中旬可以出版”云云，按第的出版日期是1923年4月，可見此函的時間應在4月上旬。第二，有“沈子培先生遺稿前問孟劬兄言已由先生擔任整理”云云，據《永豐鄉人行年錄》（《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十二集，428-429頁）所記：“十月三日，沈子培卒于滬，……靜安書言其遺著書眉及廢紙所記，頗可纂輯成數卷，其成書亦有數卷，詩文大致已有清本，合之可得二十卷。此事維當任之……”可見此函必作于1922年10月上旬沈曾植先生過世之后。第三，沈氏函又提及“昨叔平兄由滬回京”，指的是馬衡先生在農歷新年后由滬返京事。若此函確實作于1923年4月，那麼馬衡先生“由滬返京”的時間也應在該月。但是，《往來書信》（100頁）1923年3月12日馬衡致王國維函說“在滬晤教，甚快”，說明馬衡在這一天之前已經回京，至晚應在3月上旬。兩種資料的日期出現了矛盾，有兩種可能，要麼是沈致王函所說《國學季刊》第2期的實際出版日期比馬氏在信中提到的時間晚了一個月，亦即預計是在1923年3月出版的，此函也作于當月；要麼是《往來書信》的這封馬致王函的時間3月12日為農歷，公歷時間則為4月27日。一時難以遽定，姑記于此。
《未刊》（60頁）沈致王函第三封（影印件見于《國圖》，2395頁），說“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同人謹訂于本月九日（星期日）午后二時在后門內漢花園本校之一院開會歡迎先生”。按王國維先生于“五月廿五日，由上海乘船北上，廿八日至天津，卅一日到達，出任遜帝溥儀之‘南書房行走’”。在此之前，1922年1月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沈兼士先生任國學門主任。1923年1月出版的《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第196頁的附錄之一“國立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記載“研究所國學門……校外學者則已聘請羅振玉、王國維兩先生為函授導師”（孫敬恒編《王國維年譜新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08、120頁，以下簡稱《年譜新編》）。對照1923年6月以后的日期，可知這封沈致王函所述“本月九日（星期日）”指的是1923年7月22日，則此函寫作日期為1923年7月17日。
《年譜長編》（348頁）記：“（1922年）11月，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要求王國維為研究生提出研究的問題，先生遂為之提出研究題四目。”所指即為以下一封王致馬函，內容有：“研究科研究題目已擬就四條，并覆兼士先生一函，乞轉交。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文講座？……”按《國學季刊》第1卷第3號（563-567頁）刊登了“研究所國學門 學術之通信”之王國維致沈兼士函，并附王國維撰“研究發題”四種，即“《詩》《書》中成語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學中連綿字之研究”“以前年代之研究”，寫信日期署作“十一·十·十八”，即十一年農歷十月十八，公歷為1922年12月8日。而《書信日記》（650頁）此函日期署作1922年10月14日，編者出注所持理由是“致沈兼士函刊于《國學季刊》之一卷第三號，署十一年十月，故系于該月”，看來是把“十月”誤當作公歷日期，所以才定此函日期為10月14日。
如此，則上述王致馬函的寫作日期必在12月8日之后，《年譜新編》（114頁）、《年譜長編》（353頁）及《往來書信》（94頁）均將此函署作1922年12月12日，應當與事實相。近閱劉夢溪先生《王國維與陳寅恪》“王國維先生學術年表”部分（時代華文書局2022 年版，432頁）也指出“12月，建言北大開滿蒙文講座”，日期不誤；只是該書第二章“王國維思想學行傳論”（83頁）卻說“是年季秋，先生即致信給北大國學門主任沈兼士，擬出‘研究發題’四項……”，顯然也是把農歷十月當作公歷了，才有了“季秋”之說。
《史與物》（144-156頁）收錄了王國維致伯希和二函的影印件，細勘原件，可知《書信日記》（496-497頁）在編校時亦間有錯漏，如496頁第13行“承”字前漏“曾”字，497頁第2行“二國”誤作“兩國”，第4行“敬祈”誤作“敬乞”。另外，《史與物》（151-156頁）王致伯函第二封的所署日期似有誤。函中有“富岡君于去歲逝世”云云，該書（146頁，附注13）已明確指出日本考古學家富岡謙的卒年為1918年，而仍將該信日期誤定為1920年8月13日。《書信日記》（495頁）所定王致伯函的日期為1919年10月6日，則是正確的。
四
《未刊》一書內容非常豐富，而信函原件又因書寫、字跡等辨認不易，難免會有一些問題。此處不能一一臚列，為了方便讀者鑒別，茲舉若干如下。
一、文字方面
129頁4行，“Hsiao Tun-en”（即小屯）后字拼寫應作“Tuen”。
131頁倒1行至頁132第1行，“古《西清古鑒》”衍“古”字。核《國圖》（2441頁）原函影印件，“西”字前“古”字乃王氏錯寫，并已劃去。《未刊》未細審原件，直接照抄了衍字。
132頁17行，“稱蔡”為“陳蔡”之誤，且二字（皆為國名）之間應用頓號相隔開。
164頁倒10、倒7行，“句鑊”均為“句鑃”之誤。
171頁3行，“末”字當作“未”。
208頁4行，“蔽”當作“敝”。
209頁2行，“《說文》”二字后原函尚有“奇字附后……本字不見若呼下” 夾注兩行（《國圖》，2490頁）。
209頁4行，“軍器考”后漏夾注“此以吉金器形考之”（《國圖》，2490頁）。
210頁18行，“裴務”當作“裴務齊”。
211頁2行，“法□”當作“法言”，即《切韻》 陸法言。
211頁10行，“何者為是”，“是”為“食”之誤字。
211頁15行，“《與兄機書》”，漏一“書”字。
211頁倒8行，在“此為一類”后漏錄原函夾注“即八音也。本出于樂，即后世之雙聲也”（《國圖》，2504頁）。
二、標點方面
如150頁16行，“書于其上一面”，當在“上”“一”二字之間斷開。
209頁2行，“說文類考，擬分三門”，應斷為“《說文》，《類考》擬分三門”（《類考》為唐蘭先生擬編著的專書之一種）。
210頁20行，“夏侯，該等”，此處無需頓號。夏侯該為人名。
210頁倒6行，“唐升在江下”與“又只一百九”之間應斷開。“一百九”實際指的是該韻書韻目的數量。
210頁倒2行，“《韻學》余論”應作“《韻學余論》”，且更準確的名稱應為王國維先生所著《韻學余說》。此書曾作為《學術叢編》第四冊于1916年出版。然王先生于1923年3月2日致唐蘭函說：“弟于有唐一代韻書均有考訂，初為《音韻余說》《唐韻別考》二種，后改為《續聲韻考》一書……”（《書信日記》，680頁）此處提及的《音韻余說》，當為《韻學余說》。
211頁1行，“聲類韻集”，應作“《聲類》《韻集》”。156頁倒11行，“西清古鑒”；211頁17行，“四聲切韻”；212頁19、20行，“聲類”“釋文”；212頁23行，“均集”，也均當加書。《未刊》整理本在應加書而未加處甚多，這里只能略舉幾例。讀者應時時留心，注意辨別。
211頁8-9行，“梁武帝”之“梁”字前應加前雙引號，“哲也”一句應改用單引號，并應在“也”字后另加后雙引號。同頁18行，“宮”字前漏一逗號。
212頁倒1-2行，“《經典釋文分類》”，“分類”二字誤入書名之中。
責任編輯：黃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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