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資料大全
導讀：“在回歸前，甚至回歸后，并沒有有系統的愛國教育，反之，一項在學校推動國民教育的工作就被別有用心的人和傳媒大肆污名化，并借此學生對的觀念和認同，可以說是遺害甚深。” 這是7月10日，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出席愛國教育高峰上用普通話發表致辭時的一段話。也讓外界直觀了解到目前所處的境地。 而今年又是建黨百年，以此為契機，我們梳理出了百年來中國和這座城市的歷史脈絡，也借由此看清了發展變化的軌跡。隨著安法的落地，我們也更加相信：在中國的帶領下，會越來越好。
【文/觀察者 專欄 常洛聞】
之一任駐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在2000年上任時曾經說過，“是本難懂的書。”回歸到現在二十多年過去，隨著內地的發展，很多書中的難題已經有了答案。但這一章，在仍然是禁忌中的禁忌：反對派聽到如蠅見血，普通人聽到避而遠之，建制派聽到欲言又止。
其實與中國的距離比很多人印象中要近得多，甚至很多新中國和中國歷史上的大事就發生在。那麼，與紅色拐點如此接近的人，為什麼對“中國”的認識，會是今天的這個樣子？
1921-1945 黑暗中飄揚的紅色
1920年代，作為自由港，法制，經濟發達，內地的紛亂對港英殖民的也影響有限，這個特殊大都市不自覺的包容性，給了各種力量閃轉騰挪的空間，其中就包括新生的。歷史上很多的高級、高級將領都在的起伏中借助過的特殊環境化險為夷，戰爭、戰爭中，更是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可以說從1921年建黨開始，維港之畔就一直飄揚著看不見的紅旗。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開，中國在歷史舞臺上正式亮相。會上通過的《 集中力量工人運動的決議》中指出：“產業工會為我黨基本任務。凡擁有一種以上產業部門的地方，均應工會；在沒有大工業而僅有一二家工廠的地方，可建立適合當地條件的工廠工會。”同時，成立之初的中國還不能在上海進行合法公開活動，黨急需成立一個可以公開工人運動總機構，于是在1921年8月11日，“英美煙廠”勝利第二天，在上海北成都路19號（今成都北路899號）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部。并在《》月刊第6號發表的《中國勞動組合部宣言》中指出：“是由上海——中業的中心的一些勞動團體所發起的，是一個要把各個勞動組合都聯合起來的總機關。”而且預言：“將來的世界一定是工人們的世界”。
當時雖處于英國殖民之下，但與內地之間往來緊密且邊境管制寬松，三教九流都能找到容身之所。由于殖民和英資企業的壟斷和壓榨，本地勞資矛盾尖銳，本質上是英國政商壟斷集團和本地買辦為代表的大資本家，與產業工人、海員為代表的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利益沖突。當時華人海員長期遭受英資公司與包工頭的殘酷剝削及種族歧視，與洋人海員同工不同酬，工資不到洋人海員的五分之一，還常遭受、及克扣工資，沒有職業保障可言。所以從建黨開始，就全力在發展工人階級，并且為維護海員的利益，了工會和斗爭。
港英殖民人口普查資料，1922年在冊人口不過63萬余
1921年9月和11月，渣甸和太古船務兩大英資公司的華人海員兩次向資方要求加薪被拒。1922年1月12日，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者中有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人身份公開活動的員鄧中夏，海員工會會長）第三次向資方提出增加工薪，工會可以介紹工作，簽訂合同時工會有權代表工人等三項要求，遭到船務公司拒絕后，工會宣布。短短一周內，123艘輪船、6500名海員參與，致使往英、法、美、日、荷的遠洋航線和廣州、江門、梧州等內河航線完全癱瘓。
海員爆發后，中國勞動組合部伸出援手，聯絡協調全國予以支持，并以廣東支部名義發表《敬告海員》書，號召工人群眾堅持到底、團結一致、嚴守秩序、注重自治，使斗爭能夠有理、有節地進行。各行業工人為支持海員斗爭，運輸工人、產業工人等也加入同盟總。到3月初，總人數超過十萬人，從蔬菜米面到交通運輸全線告急的港英管治陷入癱瘓，連港督府都只剩下兩名華人傭工，威爾士親王在4月訪港的行程也被迫推遲。
廣東支部發表《敬告海員》書
1922年1月，海員大爆發
期間，港英治下的資本家企圖在上海招新工人到，頂替海員的工作，海員工會急電中國勞動組合部，促請設法勸阻上海工人來港。部李啟漢和進步海員朱寶庭等人深入上海海員當中，宣傳“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能壞工人的事”，了資本家的陰謀。在北方，勞動組合部發動京漢、京奉、京綏、隴海、正太等鐵路工人起“海員北方后援會”。他們開大會、發電報、廣為募捐，積極支援海員。京漢鐵路工人在火車頭上豎起寫有“援助海員”6個紅字的大旗，從一直飄揚到漢口，又從漢口飄揚到。
當時的港督司徒拔面對采取強硬手段，宣布海員工會為“團體”，頒發令，封閉海員工會會所，逮捕，限制工人離開時所攜帶的現金金額。3月4日，因為火車停駛，工人步行返回廣州，途徑沙田時，遭到英警射擊，致使6名工人喪命，數百人受傷，史稱“沙田”。案發后鼎沸，繼續擴大。迫于形勢，港英當局不得不于3月8日接受海員提出的要求，這場震撼中外的五十六天大以工人的全面勝利結束。
海員大是星星之火，隨后，上海、武漢、廣東、湖南、直隸等省市和航運、鐵路、采礦等行業工人的斗爭風起云涌，合計一百余次，參加人數在三十萬以上。
1923年6月，三大在廣州召開，大會強調做好產業工人工作，使之成為反帝斗爭的強大力量，并決定在港成立黨。
1925年5月30日，五卅發生，中國各地旋即爆發反對英的浪潮，并成為誘發省港大的主因。再次委華全國總工會鄧中夏、海員工會會長等組成團隊，召集各工會，聯合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會”，并在會中組建為核心的黨團會，同時在工人中大力發展。
6月19日起，海員、電車工人、印刷工人首先，接著其他行業的工紛紛響應，有逾十萬名工人在等人的率領下返回廣州。會運用、排斥英貨、三項有力武器與英作斗爭，工人糾察隊在各海口駐防，東起汕頭，西至北海，對千里海岸線實行，使經濟活動陷于全面癱瘓，航運停頓，進出口貿易銳減，商業蕭條。
6月中，藍裕業、周文雍奉派到港，協助青年團發表《援滬宣言》，并成立“”發動學生。皇仁書院、保羅、士提反等書學生紛紛響應，連同其他各中小學共有三十所學校的教師及學生近萬人參加了斗爭。身為青年團廣東區委執行、宣傳的藍裕業，還協助地委編印《學生》月刊，并擔任《工人之路》周刊的總編輯，宣傳政見主張，團結指導學生、工人參加反帝。
全心全意為港人謀福祉的也得到各階層的大力支持支持，在、經濟等方面都給予港英當局以沉重打擊。僅11、12兩個月，宣告破產的商店達3000余家，股票、地產急速貶值。港英當局財政收入，1925年財政赤字達58萬英鎊。
為了支持北伐戰爭，1926年10月初，工表大會決定停止。10日，會召集群眾大會，宣告勝利結束，并宣布停止對的。這一世界工運歷史上最長時間的歷時16個月，根據《》在1927年4月作的估計，省港大給港英當局造成了1億英鎊的經濟損失。
當時在內地還不能公開活動，在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掩護，港英治下的報紙、也不會給的活動和的成果留下正面的描寫。當時各個階層自發動員支持，工人、小商販積極投身工運，學生、進步青年全面同情支持工人雖然是不爭的史實，但他們對的認知應該還相當有限。反而是英國人嘗到了的厲害，見識了中國內地、廣大的真正力量。
港督司徒拔深信是在背后，一直要求英廷出兵，武力威逼有人參與的廣州，還要求英廷向中國行賄，剿滅內地的反英活動，均遭到英廷駁回，不久還把任期屆滿的司徒拔撤換，派出了與中國人打交道更多的金文泰出任港督。這肯定不是因為英廷有意對新生的中國開一面，而是英廷在思考中國內地與的關系，思考能否用武力之外成本更低的方式，更長久地霸占。
隨著大進程的起伏，在歷史上的角色也越來越特殊。1927年，寧漢，發動四一二，汪精衛發動七一五清黨，等人的南昌爆發，后部隊轉移到廣東，遭遇軍包圍，部隊被數倍于己的敵人打得慘敗，當時還患了嚴重的瘧疾高燒，葉挺、等通過潮汕將周送到，扮作上海商人，居住在尖沙咀廣東道，后來將周送進德肋撒醫院治病，修養完好后，才返回上海參加機構的工作。
1927年下半年開始，為躲避的白色，廣東省委、南方局相繼搬遷到。當時的群眾基礎良好，特務有所顧忌，機構能得到有效的保護。1927年上井岡山建立蘇區，設在上海，上海和蘇區的聯絡，就是靠經過的秘密交通線維持，中南方向有四條支線，全部從上海經后再分散至汕頭、深圳等地。而且作為英治自由港，給收集信息、護送人員、購買藥品、運輸武器提供了巨大方便。
電視劇《絕密使命》描寫的“中華蘇維埃的血脈”紅色秘密交通線
1928年，以南方局的名義到達，總結的左傾路線對于廣東和斗爭的危害，吸取經驗教訓。他曾經到過中環、旺角、油麻地的基層開會布置工作，并且部署了廣州的計劃。他還居住在中環荷李活道75A的木匠工會，了解基層生活狀況。還到過堅尼地道130號分局機關，西環羲皇臺23號廣東省委機關。在1929年和1931年兩次到過，分別與設立在的廣東省委和商討在廣西百色發展紅色根據地的規劃。
紙醉金迷的浮華表象和港英貌似森嚴的殖民，曾不止一次地被作為開展活動的保護色。但這些建筑和遺跡，由于改建、城市發展等多已不存。
戰爭爆發之后，又多了團結海外華僑、廣泛促進統一戰線發展的前哨這一角色，派遣等人赴港籌建駐辦事處；市委先后建立工人、學生、知青、街坊等47個支部，團結民眾參與救亡運動。海員工委及海員團體動員1.6萬名海員停止為日本船只工作，海員回鄉繼續參加活動，前后有1萬多名海員戰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進攻，駐港英軍在突襲下，潰不成軍，12月25日晚7時，時任港督楊慕琦于半島酒店3樓的戰斗室向第二十三軍官酒井隆無條件投降。
1941年12月18-25日，島攻防示意圖
1941年淪陷，“入城式”
1942年2月3日，廣東游擊隊港九大隊在西貢黃毛應村的教堂宣布成立，由曾在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罐頭廠當過工人的蔡國梁任大隊長，廣州大學經濟學系學生陳達明任政委，下轄隊、隊、海上中隊、城區地下武裝隊（市區隊）和隊等五個中隊。
從初創開始，廣東游擊隊從層到基層指戰員中就有大批大中學生，游擊隊總隊長曾生，大學學生，副員兼參謀長王作堯，是廣東軍事學校畢業的大專生，部主任楊康華是大學學生。港九獨立大隊同樣是一支高學歷的武裝，而且與東縱其他部隊相比，港九大隊的很多乘員從小接受的是當時更高等的全英文教育。例如曾為曾生擔任翻譯，后擔任東縱部敵工科副科長的林展，是著名的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的畢業生。
正因如此，港九大隊在戰斗之余十分注意半半殖民地化帶給的各種陋習。例如除了日寇的侵略掠奪，本地的魚欄主采用大秤進小秤出，逼迫漁民借，不準漁民女眷上岸，甚至到1942年仍在享受對漁民婦女的所謂“權”。港九大隊海上中隊漁民合作社，利用鮮魚到內地換購糧食和；同時發動“漁民協會”與魚欄主進行斗爭。海上大隊隊員還在漁船上開設學校，教授漁民子女讀書。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在邊界附近行軍。（檔案處，1945年）
經過這些行動，港九地區的大批漁民受到現實教育，主動積極協助，加入海上中隊打擊日寇。據不完全統計，截止1944年海上中隊共俘獲日船43艘，擊沉7艘，俘獲36人，50多人，殲合計近兩百人，繳獲1門山炮、5挺、50支長，奪得一臺發報機以及約100噸物資和藥品。
時期，九龍新界有650個左右的自然村，港九大隊的敵后武工隊員每天走村串戶，建立起強大的秘密交通 。在城市游擊戰中，港九大隊中涌現出一大批威震敵膽的游擊英雄。隊在隊長黃冠芳和副隊長劉黑仔（劉錦進）帶領下，與1942年秋冬之際在獅子山下伏擊并殲滅了一個班，在牛池灣摸掉哨所，全殲日偽16人，在九龍市區化裝成偽擊斃肖如九。1943年乘夜突入啟德機場，炸毀油庫和一架飛機。甚至高級特務正之和日本憲兵部的陸姓翻譯，都被隊處決。
除了劉黑仔之外，日偽對于港九大隊城區地下武裝隊（市區隊）的隊長方蘭同樣是又懼又怕。方蘭原名孔秀芳，1938年11月年僅十八歲的方蘭加入中國，并擔任灣仔的兒童團團長。1942年1月中旬，方蘭奉命回廣東參加游擊武裝斗爭。1943年秋天，方蘭從東莞游擊區調往港九大隊擔任城區地下武裝隊（市區隊）中隊長兼。親切地稱她為“方姑”，因此市區隊又被稱為“方姑游擊隊”。
被稱為“方姑”的方蘭
“方姑游擊隊”最經典的武器是。這些可怕的“紙彈”是市區隊自己編印的《地下火》，它們總會出現在日偽最不愿看到的交通要道甚至單位門口，向不甘心做奴的同胞傳播的火種，很多經歷過那段歲月的市民都會回味當年看過后興高采烈地告訴親朋好友“老友（游）神出沒”的情景，這些現在看來如《地下交通 》一樣戲劇化的故事，都是當年市民全心支持的注腳。
1943年12月2日，為適應反戰爭和國內形勢發展的需要，在的指示下，廣東游擊總隊在惠州坪山宣布正式改名為廣東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東江縱隊）發表《東江縱隊成立宣言》，公開打出中國的旗號。
1942-1943年，東江縱隊一共從救出了50多名英國人、54名人、2名挪威人，1名蘇聯人和1名菲律賓人。戰后英國方面于1946年在倫敦向東江縱隊人員頒發了勛章。1944年5月26日，5名美國B-25機組成員因為東江縱隊的幫助順利返回內地。
東江縱隊和港九獨立大隊屢立奇功之后，盟軍方面開始主動東縱接洽，商討聯合作戰問題。由于獨特的地位，港九獨立大隊設有由黃作梅擔任組長的工作小組，主要負責營救被扣押的盟軍人員，向盟軍報告的各種。
港九大隊成立三年多之中，前后粉碎10余次全港九規模大掃蕩。從草創時期的上百人發展為一支800余人的敵后勁旅。同時，港九獨立大隊也是我黨下的各武裝中最善于進行城市游擊戰的部隊，其市區中隊擁有 各行的300多名戰士，甚至有隊員滲透到日本憲兵總隊特高課內部。
1945年8月30日英國海軍駛入維多利亞港，9月1日英國重新接管，港九獨立大隊奉東江縱隊命令撤離。在撤離時，港九獨立大隊代表東江縱隊發表了宣言，對三年零八個月的浴血做了這樣的總結：“三年零八個月，冒出生入死之險，不惜重大犧牲，救護盟邦人士，肅清土匪活動，敵偽，保護利益，確實盡了我們應有的努力，并做了許多成績。”
雖然英國人始終把更大程度上奴化殖民地放在了之一位，從1946年4月楊慕琦重建港英開始，直至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黯然離任，港英當局始終不承認下的東江縱隊和港九獨立大隊在的功績，不給予這些英烈以應有的歷史地位，但是如果沒有市民的踴躍幫助和無私支持，東江縱隊不可能生存壯大，日寇勢必在造成更大的。港英的歷史書中雖然沒有東江縱隊的勛章，但的山山水水都飄揚著看不見的紅色。
回歸之后，1998年10月28日，特別行政區儀式，紀念為保衛而捐軀的烈士，寫有115名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烈士姓名的戰士名冊，被正式安放在的紀念龕內。120多名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老戰士和家屬出席了儀式，時任特區特首的在儀式上代表市民，向所有在二戰期間為保衛而捐軀的軍民和家屬致敬。這標志著中國人自己的特區終于以廣泛追認的方式，表彰了在戰爭期間為保衛而戰的東江縱隊和港九獨立大隊的近千名英雄。
新界烏騰蛟英烈紀念碑，東江縱隊總隊長曾生題寫碑名
1945-1967 新中國閃光的紅色焦點
1945年9月，戰爭勝利。重慶談判召開，雖然和談取得了結果，但一面召開，一面調動進攻區。
1947年2月，幾次勸諫不得要領，同時對越來越不滿的元老李濟深以回鄉掃墓為名，乘輪離滬轉赴。到達后，李濟深發表了《對時局的意見》，呼吁“停止內戰，廢除黨內”，并提出解決時局的七項主張，引起強烈反響。當局惱羞成怒，第三次開除李濟深黨籍。
李濟深在促成建立了、民促南方聯合執行部，并親任執行部 ，實現了內兩個派的初步聯合。1947年5月起，他多次邀請何香凝、蔡廷鍇、彭、李章達、陳其瑗、朱學范、陳此生、鄧初民等人士在他寓所聚會，商討建立新的派問題。
經過長時間的籌備和醞釀，11月12日，派之一次聯合在召開。1948年1月1日，民革正式宣告成立，明確提出要，成立聯合。大會李濟深、何香凝、馮玉祥、、蔡廷鍇等16人為常務會，為會名譽 ，李濟深為 。
1948年1月，民革部分同志在影。前排左起：朱蘊山、柳亞子、蔡廷鍇、李濟深、張文、何香凝、彭、王葆真；中排左第二人起：鄭坤廉、梅龔彬、劉遐翚、張克明、馮伯恒、李子、陳其瑗，右一為周穎
1948年4月30日，發布“五一口號”。李濟深積極響應號召，5月2日就聯合沈鈞儒與在的各代表，熱烈討論了“五一口號”，一致表示擁護。
由于李濟深地位特殊，很多都想借助他維持自己的利益。1948年6月， 長宋子文親自到與李濟深面談，希望與之合作，在廣東另組，替代，直接與談判，被李濟深拒絕。1948年秋，美國副派遣曾任建設會的蔡增基專程來港，想說動李濟深出面一個新，由美國給予支持，代替蔣，由李濟深出面與談判，實行“劃江而治”。李濟深表示：“中國應該統一，劃江而治是將”，會造成“內戰永無寧日，大好形勢任人擺布，萬萬不能”。
在此期間，港英殖民在明，將李濟深作為“反對派領袖”加以監視和保護，港督派出親信，時不時到李宅探聽動靜。同時國、共兩黨在暗，都派人到了，在李濟深左近等候機會。據李濟深女兒回憶，當時因為李濟深身份特殊，每天忙于奔走呼號，家庭沒有收入，所住的羅便臣道三層宅邸租出去兩層，后來才知道一樓住的是特務，三樓住的是特工。后來李濟深等人士為新中國的協商、外交等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說是新中國的策源地也不為過。
1949年，局勢明朗，包括李濟深在內的一批在港人士北上區，到了10月，廣州，門戶。10月17日，斗志昂揚的中國第15揮師南下，打到了深圳河北岸，兵鋒直指。面對僅一河之隔的熊虎之師，英國發出死保的信號，大大加強防御力量，將在的駐軍由5000人急增到3萬人，調運裝甲部隊和空中支援力量，以及一支編隊到港，并緊急修筑防御工事。
就在時任港督葛量洪忙于練兵備戰的時候，一封 北方的信送到了他的辦公桌上。在這封信里，中國提出了“三項條件”：之一、不能用作反對的軍事；第二、不許進行旨在威信的活動；第三、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信中還強調，只要做到這三條，就可以維持現狀。
其實在1946年12月，戰爭爆發不久后，在會見記者時就談過問題：“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于要這塊小地方干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新中國外交方針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用形象化的語言所闡釋的“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也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負責對外貿易和港澳工作的向等人提出了“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建議。在內部談到的問題時，也曾說：與其讓英國拉著美國一道來共同防衛，就不如把留到英國人手里，這樣對我們比較有利。
現實的英國人沒有等太久就給出了回報。1950年1月6日，當時的英國艾德禮不顧美國反對，宣布正式承認為中國合法，愿意在平等互利及尊重領土的基礎上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正式承認。
1954年日內瓦會議兩 之一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前往中國代表團駐地拜訪
沒過多久，抗美援朝戰爭爆發，10月入朝參戰后，美國對中國及、澳門地區的出口，實行全面的許可證制度。英國在1951年也亦步亦趨，宣布對華實行全面禁運，出入口的物品有13類190種之多。不僅囊括了所有戰略物資，而且上至汽車、電子產品、橡膠、機械設備、化學品、一般鋼鐵產品，下至“容量四加侖以上的桶”、“紡織品及衣料”，統統納入禁運范圍。
有一個例子，足以說明禁運的嚴厲，當時出口到美國的臘鴨，是由中國的鴨蛋在孵出后制成的，它到底屬不屬禁運范圍？英美煞有介事，函電交馳，最后達成協議：“孵蛋的時候，要有一位在場，他要為剛孵出來的小鴨在腳上烙上印。長成后再另加記號，這樣才可以把宰掉．曬干運往美國。”
按港英當局的規定，凡違禁出口，一律屬觸犯“未得署準許證私運禁品出口罪”，一經定罪，貨物與交通工具，均要沒收，罰款10萬元，并可判三年徒刑。但當時港英實際上對留了口子，船只在域航行并不，出了公海也不追截。顯然是基于英國自身利益的現實考慮，這樣的嚴刑峻法生了等一批與船有關的愛國商人，使中國的戰略壓力大大減輕。但也是由于戰爭、、破舊立新等種種原因，內地關系開始發生變化。
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因為各種原因，通過毗鄰深圳邊境的周邊區域發生了大規模的偷渡到的。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發的4次大規模逃港潮，逃港人數50多萬人。
逃港者中有一種是從前就開始，由于潰敗，不愿意或者不能去的達官顯貴。這些人中，有上海、天津的資本家，有、廣州的達官貴人，有躲避土地、清匪反霸的地主豪紳，更多的是躲避戰火的老百姓和敗兵。一些著名的資本大亨，像唐炳源、王云程、榮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這個時期從內地逃到，以至于當時的半山不允許華人居住，從內地到港的上海人紛紛住進九龍塘區，上海話一時之間成了最時髦的方言。
另一種逃港者是因為特殊時期的饑餓從內地逃亡。當時，寶安縣一個農民一天平均收入大約0.7元，而農民一天平均收入為70元港幣。當地流傳的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意思是花8分錢郵票寄信到叫親屬回來。
1952年，戰爭爆發后，位于羅湖橋的內地邊境開始收緊。隨后的數年中，很多文人逃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后期，隨著很多知識青年感到迷茫和絕望，許多有地位有能力的人踏上了逃亡的道路。曾有人統計過，上世紀末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1979年5月6日，由于有人造謠將在英國伊莉白女王誕辰當天實行大赦，滯港3天即可入籍，深圳邊防關口，爆發了最后一次大規模逃港潮。
1978年，主政廣東后，經過大量的走訪，親身感受到了當地居民對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識到，光靠嚴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須另想治本的辦法。1980年8月26日，深圳成立了中國之一個經濟特區。負責廣東特區籌辦、曾兼任深圳市委之一的吳南生回憶道：“在特區條例公布后的幾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樹林中準備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彼時港英殖民當局為強化，不允許中文、中國歷史科目進入學校，港人不知道1949年之后神州大地上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只知道南逃而來的親戚朋友種種可怕的故事，這也影響了一代人。
1962年的幼稚園
另一方面，敗退海上的當局一邊籌劃利用（如策劃克什米爾公主號行動），一邊給困守西南各地的殘軍畫餅，成了容納散兵游勇的重要緩沖。葛肇煌的14K、向前的等幾大團體都是脫胎于。加上戰后港英派出的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任總督前后二十多年，仍然是，，收買高等華人，基層社團的殖民地套路，人漲帶來的經濟、住房矛盾無人解決，底層市民生活難以為繼，以及世界范圍內左的風向給英帝國帶來的威脅，種種力量最終把推向了歷史的分水嶺。
在期間，在建立了完善的、 絡，戰后還建設了一批學校、出版社、公司等文教機構。《大公報》和《文匯報》轉移到后，在分社的下，按照統一戰線思路，創辦《新晚報》、《》和《晶報》等立場中間的報紙，增加大量副刊，刊登人喜愛的、狗經、武俠和內容。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俠更先是在《新晚報》上刊登出來，此后《大公報》、《文匯報》也刊登了武俠，開新派武俠的先河。在“”之前，受分社或影響的報紙發行量，占報紙發行量近三分之二。
1966年11月，澳葡市民，引發澳門，在內地與有關部門積極配合下，澳葡全盤認輸，澳門變成“半個區”，紛紛到澳門取經。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向發布了指示：
“不能照搬內地，內外有別，不搞。在宣傳上千萬不要使同胞以為也將席卷。至于我們黨政企業內部，不搞，不搞群眾運動，不搞揭發。務必避免我們在的黨和各企業機構自己內部大斗，發生大亂子，毀掉長期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轉引自張家偉：《七內情》，20頁）
1967年，負責港澳事務的外事辦被派，完全失去權力，本地主導了本地的工作思路，“”被提上日程。
小組控制的于1966年5月15日在京召見英國駐華，對港英的表示強烈并發表聲明。在內地的支持下，成立了“港九反對港英斗爭會”，手持毛 語錄，佩戴毛 像章，采用貼、會和斗爭會的形式，正式向港英發起斗爭。
1967年5月，六七（五月風暴）爆發，由最初的、，發展至后來的、路邊和槍戰。在港英當局指令下，驅散、和拘捕。最少造成包括十名警員在內的51人死亡，包括212名警員在內的802人受傷，1936人被檢控，涉及1167個。
1967年港英群眾
1967年8月22日，首都一萬余人，以“港英瘋狂愛國新聞事業”為由，在英國駐華處門前召開“首都派憤怒聲討英帝罪行大會”。會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復最后通牒為由，沖進英國處，放火，造成英國離任回國。
五月風暴觸動了港英的核心利益，港英當局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進行大規模的拘捕、羈押，動用了淚彈、、宵禁等手段，矛盾進一步激化。發動、、，港英在確知沒有收回的意圖后，肆無忌憚地全面，查封報紙、關閉學校，大規模地逮捕人士。
而此時內地“”方興未艾，外交、港澳、工作幾乎全面癱瘓，的激進行動使大批工人被解雇，生活陷入困頓。港資和外資公司迅速占領市場，大量內地中資公司和公司倒閉。左報取消副刊、武俠、“”這些“封、資、修”的內容，再加上港英的，導致銷量大跌。功能完全喪失，公司及其經營的，也在極左文藝路線下紛紛倒閉。
運動極端化，引發了市民對的不滿和恐懼。眾多本來就對沒有善意的市民階層對港英的信任空前高漲。港英也從此調整了通過“高等華人”代管行政，壟斷市場掠奪經濟的殖民地思路，開始通過強化行政管理，系統性地改變人的認知。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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