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是什麼命
【文/觀察者 專欄 李泉】
去年5月25日，美國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遇害。他被以膝蓋跪地方式頸部超過8分鐘之后死亡，現場路人拍攝的引發軒然，導致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廣泛的潮。
按照《》的統計，各地的在6月6日達到更高峰。那一天，多達50萬人走上了街頭，重點城市比如費城和芝加哥的人數分別超過了5萬和2萬人。而從5月26日到6月6日，總計超過1500萬到2600萬人參加了，大致相當于美國成年總人口的6%到10%。
目前涉事的4名中，主犯肖萬經過州的審理之后于今年4月20日被判定三項和過失罪名成立，將會于6月25日宣布刑期。5月7日，在聯邦層面，大陪審團也通過針對肖萬和另外三名的起訴，將進入審理階段。如果也被定罪的話，肖萬的刑期就還會。
以弗洛伊德為觸媒，美國發軔于2013年的“黑人命也是命”這一運動得以席卷全國。運動的源頭是在2012年的時候，羅里達州一名走訪親戚的17歲黑人高中生在和社區安保志愿者發生沖突后被殺。案發時該高中生并沒有攜帶任何武器，但最后方被無罪釋放。居住在加州的一名工 Alicia Garza首先在自己的臉書頁面上貼出了“黑人命也是命”（BLM）這一口號。
通過檢索新聞媒體數據庫（GDELT）可以看出，相關媒體對于“黑人命也是命”的報道在2013年出現一個高峰之后就基本歸于沉寂。直到弗洛伊德出現，在2022 年六月份高點和今年四月份肖萬被宣判的時候各自出現兩個高峰。
如果把檢索時段拉近至去年，可以看出在2022 年8月底和11月中旬的時候還出現過兩個小高峰。前一個是因為在8月底的時候威斯康辛州一名黑人在自己的車邊被射殺，當時他的三個小孩在車里目睹了整個過程；后一個則是大選期間 種族問題的爭論。
如果把美國媒體和英國，中東，，德國以及日本的媒體相比較，可以看出美國之外的這些主要媒體大致是從2022 年才開始 這一運動，報道比例總體也低于美國自己的媒體，顯示出這更多還是一個美國的內部問題。
就弗洛伊德本身來說，隨著肖萬被定罪以及最后量刑，基本就將畫上句號。不過圍繞“黑人命也是命”這一運動本身所激發的各種爭論在美國卻會延續下去，中長期不會看到根本的解決方案。
最能反映出美國國內對立的一個表現是在“黑人命也是命”的過程中間出現了“白人命也是命”以及“所有命都是命”的對立口號。雙方爭論的焦點在于到底如何整體評價美國的執為以及美國現在是否還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
執法，特別是在使用的情況下不同族裔所受到的影響，《》有專門的數據庫追蹤。下面這張圖顯示黑人中每百萬人被槍擊的比例是36人，裔是27人，白人是15人。也就是說發生在黑人身上的幾率是白人的兩倍多。
不過分歧和爭論也由此而起，而且直接關系到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系統性歧視的問題。正方會將上述數據視作歧視黑人的證據，反方則認為上述數據只不過是黑人群體中行為率更高的一個結果，和執法尺度無關。
判斷系統性歧視是否存在，個人在美國生活的主觀感受很難成為判斷的依據。筆者在這里只舉兩個體系層面的例子。
美國80年代的時候泛濫。1986年馬里蘭大學籃球校隊的明星球員Len Bias在NBA選秀大會上被波士頓凱爾特人隊挑中之后幾小時就死于過量，引發了媒體的廣泛報道。(cracke)進入大眾視野。
作為向宣戰的一部分，美國國會在幾個星期后就通過了反濫用法(the Anti-Drug Abuse Act of 1986)。不過吊詭的是，在該部法案中，持有5克的更低刑期是5年，而如果是換了粉(powdere)，則只有在持有500克的時候才夠得上5年的量刑標準。兩者的量刑標準差距是100:1。
個中緣由就在于的純度不夠，價格相對低廉，使用者主要是黑人和窮人。普遍更有錢的美國白人更多地時候購買的則是純度更高的粉。
美國2006年的一個報告顯示，也就是在該法案通過20年之后，雖然黑人在美國使用的人群中占比是15%，但是在因為持有而被逮捕的人中占比達到37%，因為而被定罪的人中占到59%，被判入獄的人中占到74%。即使單純在的使用人群中，雖然黑人占比只是34%，但因為而被定罪的人中黑人占比卻高達80%。這種不平衡現象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到了2000年，被判入獄的黑人的數量超過了接受大學教育的黑人的數量，直接加劇了黑人社區和家庭的解體和衰敗。
類似這樣的并沒有有效遏制當時美國的率，所以到了1994年的時候，美國國會進一步加碼，又通過了控制暴力和執法法（the Violent Crim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 ）,不僅增加了可以判的60條聯邦控罪，還添加了連續三次之后直接判的規定，俗稱“三振出局法”。這樣一來甚至出現了小偷小摸有案底的人第三次被抓住之后，僅僅因為就偷了一個幾百美元的高爾夫球桿也被判無期的現象。不出所料，受到該沖擊更大的群體又是黑人。
進入21世紀之后，這些不平衡現象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國會在2010年對持有的量刑標準做出修改，但也僅僅是把之前100:1的差距縮小到了18:1而已。
第二個例子和住房有關。在美國1954年從層面開始逐漸廢除種族隔離之前，各地曾經從1909年開始通過了大量的住宅區限制法案(zoning laws), 黑人和白人之間進屋買賣，在事實白人居住區和黑人居住區分隔了開來。
聯邦更高在1917年的Buchanan v. Warley一案中，判定這類法案違反了內戰之后制定的第十四修正案對契約自由的保護，從而無效。但各地很快找到了變通辦法，將大量住宅用地規劃為只允許建設獨棟別墅，而不允許建設聯排別墅或者公寓樓群。
從價格上來講，獨棟別墅的價格遠遠高于其他類型的住宅，這樣通過利用白人和黑人之間歷史形成的經濟收入差距，在事實上也達到了盡可能將黑人排除在所謂高檔住宅區之外的效果，盡管不是之前那樣百分之百。
另外，由于美國公立學校的一部分資金 于所在社區的房產稅。房價高，稅收就高，學校的資金就充裕，就有更好的辦學條件和師資。黑人買不起獨棟住宅區的房子，自然也就無法在好學校里面就讀。沒有良好的教育就談不上在就業市場上拿到更好的薪水，他們的后代也就一樣好學區，上不了好學校，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即使是自詡在理念上支持種族平權、反對種族歧視的自由派當中，一旦遇到是否愿意向低收入群體自己的高檔社區，混合居住這樣的問題，一樣存在言行不一的情況。
這兩個例子只是目前美國在和制度層面依然沒有清除種族壁壘的冰山一角。雖然相比上世紀60年代以前，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但是隱性和間接歧視依然是籠罩在包括亞裔在內的美國少數族裔群體身上的一張難以穿越的大 。
在目前的討論中，很多美國人已經意識到僅僅是技術上的改變,比如讓佩戴執法記錄儀和給黑學錄取加分這些策略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種族沖突。但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在這次“黑人命也是命”的運動中并沒有出現。一些地方號稱要徹底撤銷局的方案反而把討論引入了道德化的死胡同。
事實上早在30年前，E.J. Dionne Jr.在展望美國20世紀最后10年的時候，就已經指出二戰之后形成的自由與保守兩派意識形態陣營正在失去指導實踐的功能。面對1970年代滯漲出現之后的各種經濟和問題，兩派的家都沒有太多有效的解決辦法。
佩洛西等人在國會大廈單膝跪地，向弗洛伊德默哀。
在當中，為了動員搶奪更多的選票獲勝，只能夠日益訴諸各種道德化的標簽和選民情緒。具體福利問題演變成了支持“大”還是“小”的立場之爭；什麼情形下允許墮胎的問題演化了成了是支持女權還是維護傳統家庭價值觀之間的對立；增減稅這樣的財政技術問題變成了仇富和保衛市場經濟之間的對決。
如此種種，其間雖然有冷戰紅利以及互聯 技術帶來的繁榮，但上的和道德化不僅讓更多的問題更加積重難返，也忽視了亟待解決的新問題，比如放任美國公司在全球化中逐利而導致國內制造業和中產階級空心化的問題。由此導致的經濟焦慮進一步引發在文化和議題上的更多對立，才在2022 年給了可乘之機。
回到弗洛伊德所引發的“黑人命也是命”運動，在目前美國的國內氛圍中，實際上很難展開實質性的討論。 具體情況下如何掌握執法尺度的探討很容易就能上升為試圖抹黑或者支持歧視黑人這兩種無法調和的立場之爭。
這也就難怪《》一位編輯在弗洛伊德一周年之際的反思 中，借一位 之口提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如果美國的制度只有依靠不平等才能生存，只有依靠一個底層階級才能生存，那麼美國大公司內部現在正在對員工們如火如荼開展的反種族歧視教育還能夠幫助到哪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嗎？
參考資料：
【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investigations/police-shootings-database/
【2】https://www.aclu.org/sites/default/files/field_document/cracksinsystem_200610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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