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十二生肖圖表
王翔
近日，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發布了2022年度QS亞洲大學排名。其中，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分列中國內地大學前五位。
而前不久，U.S. News也發布了最新的大學排名，前五名是清華、北大、、中科大、浙大；幾乎同時發布的泰晤士世界大學聲譽排名，則把清華、北大、、浙大、復旦列為前五名。
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榜單中，不僅進入前五名的中國大學不盡相同，即便是公認的北大清華兩所名校，它們的排名時而進界前十，時而僅位列前五十。
大學排名：僅供參考
不同排行榜上大學排名之間的差異，主要 于評選指標的不同。例如：排名更多采用客觀數據還是主觀評價？客觀數據降低了出錯和造假的可能，但是數據難以覆蓋大學評價的所有維度。主觀評價能夠體現那些難以量化的無形價值，反映了人們對大學的整體印象，但是也更容易出現偏見和縱。
再如，排名更加重視規模還是人均？一所大而全的大學和小而精的大學是各有利弊的，要想在一個榜單中科學地進行排名，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又如，排名更加重視研究、教學還是就業？、學生和大學自身對于這三者的重視程度各不相同。大學可能更看重科研，而學生可能更看重就業。即便僅針對其中一項，視角也會有所差別，例如學生對教學水平的評價就可能與外界不同。
再以大學排名中常見的指標——錄取率為例，如果一所大學的錄取率比哈、耶魯還要低，是不是證明這所大學太優秀了，只有最頂尖的學生才能考得上？事實上可能只是這所大學的宣傳做得好而師資和校舍又不足的結果。前兩年國內熱議的深泉學院（Deep Springs College），號稱錄取率低于哈，其實只是一所教學理念比較特別的大專院校而已。
論文被引量也是大學排名經常使用一個的指標。如果一位學者的論文得到了同行的大量引用，是不是證明他是這個領域的權威？真相也可能是他的論文得到的大多是批評——同行要批評他的研究，首先要引用他的論文而已。
眾所周知，不是所有能計算的東西都重要，不是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可計算。越是宏大的東西，越難以用指標量化和排名。哈商學院出身的麥克納馬拉在擔任美國長期間，曾要求部隊層層統計上報數據指標，例如空軍轟炸的次數、炮兵發射的炮彈數量、步兵獲取的敵軍遺體數量，等等，從而使美軍陷入了“量化的泥潭”，引起了前線將領的普遍反感，因為“對戰爭而言最重要的恰恰是最難以測量的，即敵軍繼續作戰的意志”。
另一個例子是，很多研究把擁有大學學歷者的百分比，作為衡量一個或者地方“人力資本”的指標。而新的研究表明，在創新越來越成為發展驅動力的今天，經濟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取決于國民的平均教育水平，而是取決于那些擁有頂尖知識和技能的人。這些人既可能是知名學者，也可能是在自己領域深耕多年的工匠，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再是有效的測量指標。
由此可見，“上大學”作為一項指標的經濟意義是十分可疑的。而“上大學”的意義，例如社群感、成就感等等，卻又是數據難以測量的。
指標的誤解與欺騙
其實，在生活中，數據和指標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給我們帶來誤解或者欺騙。試想，如果一位醫生做的手術成功率接近百分之百，是不是證明他的水平非常高？那也可能只是因為他不做那些風險高的手術。如果簡單地以手術成功率來衡量醫生的水平，醫生很可能就會勸說那些風險較高的患者不要做手術，或者推薦他們去看其他醫生。
數據原本是為了彌補人們經驗直覺的不足，但當數據成為指標，問題就出現了。英國經濟學家哈特提出了著名的“哈特定律”：指標一旦成為制定的依據便不再有效。因為人們會犧牲其他方面來刻意強化這個指標，從而使這個指標不再能反映真實情況。就像美國學者杰瑞·穆勒的著作《指標陷阱：過度量化如何威脅當今的商業、和生活》中引用的評論：“諸多情況下，指標的唯一結果，就是帶來更多的指標”。
美國法學排名與錄取分數這一指標有關，因此一些法學院就以“非全日制”或者“預科”的名義來錄取那些分數較低的學生，或者讓分數較低的學生先到其他學院就讀再轉學過來。還有一些美國中學，為了應對門的評估，把成績較差的學生劃入人行列，或者不讓他們參加考試，從而改善學生的平均成績。英國門曾經用候診時間作為考核醫院管理的指標之一，對候診時間超過4個小時的醫院進行懲罰。于是，有些醫院就把來就診的患者放在門口的救護車里排隊，直到醫院確定病人可以在4個小時內看上病才讓他們進去。“指標固戀”的危害杰瑞·穆勒寫《指標陷阱：過度量化如何威脅當今的商業、和生活》一書的初衷，是他自己的親身體驗。他是美國一所大學的歷史系主任，除了研究和教學，還要負責系里的行政事務。他發現，需要向上級部門提交的各種統計數據和評估量表逐年增長，如學生的成績、畢業率、就業率、薪酬水平以及教師科研的相關指標，等等。穆勒用于搜集和整理這些數據的時間越來越多，而用于抓教學科研的時間越來越少。不但如此，各個院系之間還陷入了“數據的軍備競賽”，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內卷化”。穆勒發現，一位系主任花了大半個暑假的時間編撰了厚厚一本數據，還加入了很多漂亮的圖表，只是為了說服院長增加一名教師。而學校為了處理越來越多的報告，只能聘用更多的數據專家，甚至指定一名副校長來負責此事。出現這種內卷化的原因是美國的一項規定，要求對高校收集更多的指標數據，并且根據這些指標來對高校進行評估考核。于是，指標在教育系統中層層下放，最終落到穆勒和他的同事們身上。穆勒指出，美國的并非特例，而是現代的一個通病——“指標固戀”。“指標固戀”的泛濫造成了指標的“”，我們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這個“”的受害者。例如，美國曾提出讓所有美國人都上得起大學的倡議。這一倡議看起來很美好，因為大學生的平均收入確實比中學生要高。從個人層面上來講，上大學的確具有經濟意義。然而，放大到層面就未必如此了。因為擁有大學學歷的人越多，大學學歷作為一種篩選指標的價值就越低，結果很多大學生干的是那些原本高中生就可以干的工作。而更多的人升入大學之后，由于大學畢業率的指標影響了高校排名和經費，因此大學普遍降低了畢業標準，反而降低了大學生的質量。再如，美國緝為了提高抓捕罪犯的數量，更樂于抓捕那些街頭巷尾的低級，而不愿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偵破那些涉及大梟的案件；英國部門為了達到設定的“率降低20%”的指標，便對罪案進行和降級，例如把記錄成“遺失”，把入室記錄成“擅自進入”。一言以蔽之，指標并非無用，但過于追求指標可能適得其反。“常喚不醒錯過風雨人潮，青苔斑駁聞訊而不知曉。人生不能太過，求而不得未必是遺憾”（陳粒），“承認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是智慧的開端”。有些事物可以測量，有些事物值得測量，但有些可以測量的東西未必值得測量，有些測量的結果反而扭曲了我們對事物的認識，進而使人們的行動背離了測量的初衷。重要的是用我們的經驗來評價指標而不是相反。如果我們要用指標做到什麼，首先要知道它做不到什麼。本期編輯 周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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