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的第一樁“大事業”，是與改天換地有關的。
明代中期的陸容在《菽園雜記》里說，他“嘗聞父老云：太宗初無入承大統之意，袁珙之相，有以啟之”；又說“太宗之有大志久矣，（袁珙之相，特決之耳”。
太宗即永樂皇帝朱棣，太宗是他的廟號，即在皇族宗廟里的尊號。一般開國后的第二個皇帝都習慣稱太宗。“太”是極尊的字，如太極、太上老君，只有參與“打天下”，有汗血之的兄弟或孩兒，才能榮幸地得到這個尊號，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趙匡胤、元太宗窩闊臺、清太宗皇太極等，皆是。但朱棣并無“開創”之，他在童蒙初開時，就已經榮封燕王了。明代的制度，非嫡長子（即正母所生年長的孩子不能繼承皇位，那麼王的封號，對于野心勃勃的朱家老四，貝別具一層悲劇含義，即若非篡奪，他將永遠與天子無份！朱棣后來起兵，硬奪亍他親侄的寶位，．這便有了“開創”之——從此皇位由其長兄懿文太子那一枝轉到他老四這一房來了。他的后代始終感激涕零，直到嘉靖時，猶覺“太宗”二字無以報稱，又改口尊他作“成祖”了。
朱棣發動以爭奪皇位為目的的“靖難之役”，是明初皇室搶班奪權的一次大內訌。陸容說他“初無入承大統之意”，未免作態太惺惺；說他“有大志久矣”而不敢輕決，則正得其實。在民間伸手來酋搶已故兄長的遺產，都不是一件輕易能行的事，何況上篡天子之位！有沒有良心，朱棣自不必去摸，但在動手前，他卻不得不好生掂量一下自己的實力夠不夠、命運濟不濟。在歷史上，從未有過太平盛世時，一位藩王以一隅封地的實力對抗天下，當朝皇帝的八字 胎元先例！
這幕歷史劇演到此處，山窮水復，正在作難時，神相袁珙出場了，他一言定策，幫朱棣解決了這個大疑難。
袁珙在元朝末年名氣已震。《明史》傳記中的材料，
墓志說袁珙之獲袍術，
洪武二十三年（年九月，時在北平（即北京潛邸的燕王朱棣，專門差人來請，袁珙一請即踴躍，當即“拜受，沐浴戒行李”而就道。
袁珙此行，出自姚廣孝的推薦。姚氏本為和尚，法名道衍，他在赴北平侍奉朱棣之前，嘗游嵩山寺，在那里與袁珙初識。袁珙一見之下，即大呼道：“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劉秉忠是前代名僧，為元世祖忽必烈所倚重，官做到太保。袁珙乍見道衍和尚，不預言值蔣西矢得法，卻謝他性嗜殺，又拿他來與半僧半俗的劉秉忠比，而道衍不以為忤，偏偏還“大喜”，二人氣味頗為相投。
現在姚廣孝在燕王手下很吃得開，便舉薦了袁珙。袁珙就是來給燕王相面的，姚廣孝記道：
及見上，大悅，先生于是肅恭而前，凝神佇思，俯仰，一目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圣上太平天子也，龍形風姿，天廣地闊，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洪鐘，實乃蒼生也。但年交四十，須長過臍，即登寶住。”時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錫賚殊厚。
這還在洪武二十三年！袁珙竟敢亂鼓舌簧，吹噓四朱棣為“蒼生”，將置其父其兄于何地？柳莊可謂膽比身粗！他不單相朱棣為“太平天子”，就是那王府近臣，他也一概“目為公侯”，誰近身送誰一頂高帽戴！
袁珙替王府官吏相面，我猜大概是后人虛構敷衍的。朝廷在北平耳目眾多，這一番鼓噪，有何意義？況且人的命太貴，竟至跡涉于僭擬，輒更不可聲張。燕王大老遠把神相請來，一定只供自己密室，絕不會大開堂會，與眾賓齊饗的。
除了袁珙，姚廣孝還向朱棣推薦了另一位“卜者”金忠。他同時請來兩位有名的算命先生，文攻武衛，異口同辭，皆稱燕王有非分之命，豈不是硬把挾持了往反叛的路上送？大概朱棣一心奪嫡，蠢蠢欲動，畢竟信心有時不滿，甚或還思退卻，八字 胎元幾乎令姚廣孝做不成劉秉忠，只好借這兩位朋友來助陣，大吹大擂一番，一定要讓朱棣信以為真，從此一條路走到黑，不做“太平天子”不罷休！這其實是一種精神法，現在叫勵志，而后世和民間就傳開袁珙“嘗決成祖當有天下”的了。
據此事的謀劃人姚廣孝的記載，朱棣當時“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厚贈遣還。但多年以后，終登，“因感先生昔言之驗，若券”，即敕內宮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待以特禮。這位相面先生鼓舌半生，終于卷回一頂官帽。朱棣的畫像今存，其頤下兩綹長髯，的確彷如龍須。這種須鯉魚有，鯉魚跳龍門，化身為龍，便是龍須。但此須鯰魚也有，設若不小心沒跳過龍門，撞進火鍋里，化作齏粉泥湯，也是有的。假如朱棣起兵失敗，論起反叛之由，一旦把袁神相供出來，怕也脫不了入獄滅身之災。所以一班挾術遨游的古今“”們，實是在于奇險中掇富貴，非有十成技能，再加上十分運氣，真是會“玩兒”趴下的。
幸好朱棣坐上了皇位，這位新皇上還很念舊，不僅給他官做，還賜給他京城的居第，說是為了“以便其老”，其實是為了就近召見咨間。袁珙從此“近于天光”，成為天子寵信的近臣。
朱棣會拿樣的疑難求教于神相呢？
永樂七年（年初，朱棣第一次北巡，回到了已升作北京的龍飛故地。到十月間，突然急召袁珙趕赴行在。袁珙當時已經歲高齡了，獲命后不敢耽擱，“即日就道”。監國的皇太子朱高熾（即后來的仁宗“念其衰老，非霜露所堪”，特賜其貂裘。
太子此舉，并非普通的優老，一個六品的太仆寺丞還夠不上皇太子親自關照，太子其實是借此表達對袁珙的感激。因為永樂初年，朱棣一度在立嗣問題上舉棋不定，“意有所屬，遲回累年”。這侖到袁神相出場了，他先端端正正給皇長子朱高熾相了一面，道：“天子也！”與當年相其父如出一轍。又相其子（即未來的宣宗道：“萬年天子！”于是，“儲位乃定”。此事亦見于袁珙墓志，比較可信。朱高熾做了太子，還要爭取在太子的寶座上坐定，不能不對袁先生多方籠絡。
朱棣對袁珙之術與品都非常放心，遇重大難決之事，都會參考他的占語。那麼，這回發生了事，要如此急促地召見他呢？，墓志沒有交代，只說袁珙“既入覲，獎論有加”，不久得請歸鄉，展拜祖塋，次年就病故了。而事情的緣由，可從當時的時局加以考察：此番朱棣北巡，并不是簡單的巡行，他準備親自坐鎮北京，回擊屢屢來犯的韃靼人本雅失里。這年七月，他任命靖難臣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以武成侯、同安侯火真為副，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興師北征，結果在臚胸河大敗，一公四侯皆死。一時邊警如火，朱棣遂決意親征。就在這當口，他遣專使召袁珙北上，肯定與北征軍務有關。而一個相土將如何分君之憂？大約朱棣深深震撼于不久前的慘敗，對于親征并無勝算，希望借重神相的占卜，以決大計。
袁珙如何應對，屬機，無從考知，而觀其勢，當時親征之舉已如箭在弦，圓通老道的袁珙一定不會去揪龍須、觸霉頭。說出不吉利的話來。次年二月，朱棣親提六師，北征大漠，七月凱旋班師，十一月回到南京，不久袁珙的死訊也到了。朱棣立刻賜予他極為優渥的哀禮，不僅賜鈔贈官，宮營葬事，遣內臣祭于其家，還特命姚廣孝親自為這位老朋友撰寫墓志銘。這或許便是對其“密贊”之的回報吧。姚廣孝在墓志中，將袁珙之侍奉成祖朱棣，比作唐代著名術士袁天罡與唐太宗的關系。事實也是這樣，在相學史上，袁珙與漢代許負，唐代袁天罡、風等人并駕齊驅，皆稱相學。
袁珙因為年老，雖然到了北京，也未扈從，而由他的兒子袁忠徹在軍隨侍。事見王鏊《王文恪公筆記》，該書“皇甫仲和”條載：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文皇北征，袁忠徹以相從，仲和以占從。
過去的方生、術士們，雖然多尤擅一能（如袁氏以“相人”為長技，常亦兼有他學，好比這位皇甫仲和，精于天文推步，即占星之術，在相學上也有較深的造詣。《王文恪公筆記》記了這樣：—件事：一日皇甫氏出朝，有個衛士一定要請他相一相，他偏頭瞧見屋上有兩鵲在斗，立刻說出此人的妻妾正在家相斗不解，讓其趕緊回去解勸，而事實果不其然。皇甫仲和挾藝從征，本身就是其技藝和榮寵的證明。
這次進軍并不順利，大軍在廣漠中搜索久之，總不見虜騎，兵馬疲憊不堪。朱棣“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
（仲和曰：“今日未、中間，虜至。”（朱棣曰：“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卻，終必勝。”召忠徹問之，皆如仲和之言。
然而君威難測，當皇甫仲和與袁忠徹對敵情做出相同的卜測后，朱棣竟發怒了：“汝二人朋比欺我乎？”立刻下令將他們抓起來，警告說：“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所幸午后不久，一如所占，韃靼兵馬大至，朱棣才平息怒氣，賜以幣帛。
這是袁忠徹參贊北征軍務僅見的一例，雖然險象環生，但兇光去后，益顯其手段。
袁忠徹，字靜思，生卒年不詳，他也是明初有名的相士，只是他的成就被其父的光芒所掩蓋，在相術界和民間傳說中的地位遠不及“柳莊神相”。
忠徹。幼傳父術”，繼承了袁珙的衣缽，并且從小就見識了大場面。洪武二十三年，他曾隨父北行，謁見了燕王。《明史·袁珙傳附袁忠徹傳》載：“王宴北平諸文武，使忠徹相之。”有趣的是，朱棣令他父子相入，袁珙相的都是燕王部下，個個有公侯之相；他相的是朝廷在北平的守臣，如都督宋忠、耿瓛、布政使張昺、都指揮謝貴、僉都御史景清等，卻個個不濟，“于法（按法指相法皆當刑死”（這些人當燕王起兵時皆被殺害。故此，“王大喜，起兵意益決”。朱棣登基后，將他父子一并召來，都授以官職。以后凡鑾輿征巡，袁忠徹都扈駕從行，成為袁珙死后朱棣最所倚重的術士之一。
《明史》忠徹傳載：“帝嘗屏，密問武臣朱福、朱能、張輔、李遠、柳升、陳懋、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原吉、蹇義及金忠、呂震、方賓、吳中、李慶等禍福，后皆驗。”這是袁忠徹為皇帝用人提供相術方面的參考。相人術又稱風鑒，本來就是用以鑒察識人的一種手段。此事令人聯想到，朱棣亦嘗寫出蹇義、夏原吉、劉俊、鄭賜、李至剛、黃福、陳瑛、宋禮、陳洽、方賓人的，命閣臣解縉用簡單的幾句話注出各人的長短；而前此于儲位未定時，亦嘗就立嗣之事密問解縉。
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圣孫。”謂宣宗也。帝頷之，太子遂定。
解縉所對與袁珙如出一轍。但是解縉兩次應對，得罪了不少人，沒爭上太子之位的漢王朱高煦尤“深恨”之，終不免為人傾陷慘死。雖然作為密勿之臣，上有所問，下當盡忠答之，但處之不可無術。譬如靖難之役后，朱棣久為建儲問題困擾，他的三個兒子各有其黨八字 胎元，競爭激烈。當皇帝以此事下問時，就不是簡單的文臣獻謀，或術士秀“技術”了，它更像一種表態與站隊。假如袁珙如淇國公丘福一樣，是漢王高煦之黨，他相人的結論將完全不同。如何既以近臣之忠直答君間，又不致為己樹敵，遭叵測的命運，確實需要極高的智謀與生存技巧。拿袁氏與解縉兩比而觀之，袁珙父子終永樂之世不失帝意，他們的伴君之道、周旋之法，比兼為狂者和才子的解學士要得多。
我們不當朱棣密問諸臣禍福時，袁忠徹是怎麼回答的，今人也無法從其著述中找到蛛絲馬跡。袁忠徹正統年間致仕歸家后，曾纂輯《古今識鑒》一書，泰二年（年奏進。該書冠以作泰二年四月十六日的自序，自稱奉敕而作。這是一本相學實戰大全，正文分卷，以三皇、三代、列國為一卷，、東漢為一卷，三國、東晉、西晉為一卷，南朝、北朝為一卷，唐、宋、元各為一卷，第八卷為國朝（明，末后附袁忠徹自撰《人象賦》，其后是陳敬宗所作的后序。
《國朝》卷首列太祖、太宗和仁、宣二帝，以下為文武官員及內官、僧官，其中絕大多數為袁氏父子所相，間有為其他術士所相者。共計人，名如下，凡非袁忠徹所相者，皆于名后括弧內注出：
太祖（鐵冠道人、太宗（袁珙、仁宗（袁珙、宣宗（袁珙
常遇春（“客相之”，徐達（少遇僧秋月相之、鐵冠道人相之，湯和（袁珙，沐英（陜西僧相之，方國珍、方明敏、方明鞏、方明謙（明敏等三人為方國珍子侄、李景隆、徐輝祖、許方、陶凱、程涂（按應為程徐、詹徽、茹嫦（方國珍以下皆袁珙所相
姚廣孝、李至剛、劉季篪、呂震、吳中、李慶、方賓、胡儼、張泌、井泉、張信、孟驥、陳俊民、錢性、孫迪、曾寶、易英、韓公茂、李貫，王觀童、王義、王忠、、（觀童為王保保弟，王義等四人為王觀童子侄
內侍王安（不花都——小名，下同、（狗兒，鄭和（三保、田嘉禾（哈喇帖木、李謙（保兒、孟驥（添兒、云祥（猛哥不花、燕琦（王定住、福山
僧溥洽、道成、一如
袁忠徹一生所相，絕不止此數，比如為該書作后序的陳敬宗，《明史》有傳：“敬宗與李時勉八字 胎元同在翰林，袁忠徹嘗相之。曳二人并列曰：‘二公他日名相埒。’敬宗儀觀魁梧，時勉貌稍寢，后終明世稱賢祭酒者，日南陳北李。”這既是一段相學佳話，也是闡發相術復雜之理的絕好例子，不知為何《識鑒》刊落不錄。
朱棣密令袁忠徹所相的人，除了姚廣孝、方賓、吳中、李慶，余者也都沒有載入。雖然在書成時，這些人物均已去世，似乎袁忠徹仍有忌諱，他在書中絲毫沒有透露朱棣命他為大臣相面之事。兼且所列人物混雜，很難了解袁忠徹取舍的標準是。書中袁忠徹渲染他父子神乎其技，使該書國朝卷很像他父子相人的成果匯編，人何時遷官，何時生子，名幾品，享壽幾何，無不在其父子的料中。這些內容自然與世間所傳袁氏軼事一樣，沒有多大價值，真實性亦無從考證，不可視作信史。該書前七卷“采古來相人有驗者”，更被《四庫全書》的編者譏為“笑具”。
但僅就卷八而言，還是有一定史料價值的。如《明史，程徐傳》載：元朝兵部尚書程徐降明，“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進尚書，卒。”《明史》言其卒，未明其所以卒。《古今識鑒》則謂其“歸款，降吏部侍郎，被誅”。該書還記錄了鄭和等名出身燕府宦官的面相及相應之運命，是難得的獨家材料。
袁忠徹在該書自序里說，他所閱兩京“王公達人，下至甿隸，其貴賤休咎，未有不符其相之說者，其可以木而視之哉”！他自述己精于業，并非為“資賈鬻，規聲利”，即相術在他看來不是贏利之具，而在“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強調了相術輔治的用。袁珙在這方面可謂典范，《明史·袁珙傳》說他“相人即知其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于善，從而改行者甚多”。袁忠徹似乎也有效尤之心，《明史》載：
帝（朱棣識忠徹于藩邱，故待之異于外臣。忠徹亦以帝遇己厚，敢進讜言，嘗諫外國取寶之非，武臣宜許行服，衍圣公誥宜改賜玉軸，聞者韙之。
這是袁忠徹于相術之外效其臣子之職（他仕至尚寶司少卿。但《明史》本傳又說他“性陰險。不如其父，與群臣有隙，即緣相法子上前齮齕之”。畢竟倚寵驕恣，好以術馭八字 胎元人，性情失之于刻薄。仁宗在時，就很討厭他和另一位以醫術蒙寵的盛寅（字啟東。盛寅為此非常憂懼，袁忠徹居然密告以“仁宗壽不永”（王鏊《王文恪公筆記·盛啟東》。其為人可見一斑。至于他相兵部尚書“面無人色，法曰瀝血頭”、大學士王文“目常上視，法曰望刀眼”，恐怕是因為與于、王二人不和，故借占以施惡咒，未必有神技如此。
又如他說太監鄭和下西洋，是他以相術薦賢的結果，此說亦可疑。鄭和本為靖難臣，早在永樂元年就曾出海，而同時出西域、下西洋的內臣頗多，難道都是依據相法推出來的？況且與下西洋比起來，和更為強勁的對手蒙古人較量，于國之利害休戚更大，擇將更宜慎重。然而丘福不當此任，兵敗漠北，造成朱棣稱帝以來最為嚴重的危局，亦何以事先不相之？
今天我們基于科學的觀念，對袁氏父子無不奇中的“神相”表示懷疑。古代的術士，多為雜家，往往將占相、堪輿、風水、神煞、易數、星平、祿命等說相互竄入，糅為一法，縱其口舌，以轉圜之說、變幻之辭，使人不知不覺墮其術中。而袁氏父子又不同于一般街頭擺卦的游街相士，他們的成，有其特定的條件。試舉《古今識鑒》一例：袁忠徹一日在內廷偶遇升任諭德不久的胡儼，待胡儼走開后，袁忠徹不經意地對人說：“胡諭德旬日內又升。”旁人將此話告訴胡儼，胡儼不信，但日后果然就有傳升國子監祭酒之命，這下不由不服了，忙向袁忠徹請教。袁忠徹解釋說：先生本是清貴之像，“向值子時，紅黃之氣見山根印堂，騰上甚速，故知遷擢不出旬日也”。山根、印堂在人的眉間眼角之中，是相家重點關照的部位，但紅黃之氣于子時（夜半時分升騰，這樣的征兆其實是很難捉摸的。然應驗如響！我很懷疑，袁忠徹借他近臣的身份，常從禁中預得先聲，當他獲知某項人事變動時，就借相面故作玄虛，提前透露給當事人，以收驚驗之效。《古今識鑒》中有好幾例都是袁氏主動替人相面，預言之準，令人不可思議。當然，袁氏閱歷豐富，老于世故，兼之游歷于公卿士夫之門，人脈廣泛，官員們不敢輕忽之，亦愿意從他們那里獲取信息。這都使其無形中成為信息傳遞八字 胎元的介質，他們對情態與官員之運勢，能有獨到的見解和判斷，故此常一語中的。至少，這種經驗能為他的“神相”提供更多的保證。
也許是因為袁忠徹不善持盈，也許是仁、宣以后，隨著皇權的削弱，以及科舉出身的文官勢力的擴張，方士之流漸被斥做“佞幸”被堅決地排除在朝紳階層之外，無法再公開、傲然地出入帝王之家、公卿之門。袁忠徹的仕途也變得坎坷多蹇起來，他在正統年間-多次“坐事下吏”，告老還鄉，退閑二十多年而卒。
